去年11月河內亞太經濟組織高峰會議期間，越南急速變化的經濟備受國際媒體關注，並被稱為「社會主義理想在世貿之中褪色」。一位年輕的企業家以熱衷西方奢華品牌代表著「越南的新面孔」，胡志明市（西貢）的一位美國僑民則說：「這裡的一切都是現代化。」消息背後的涵義簡單明瞭：西方資本主義正在將越南轉變成為一個自由主義的天堂。然而，這是事實還是虛幻呢？
不同於其他加入國際世貿組織的國家，越南政府對於經濟和社會政策採取了一種比較片面的領導方式，只採取領導人認為適合的外部意見。這樣導致的結果好壞參半：表現最佳的是按人頭計算的貧困率降低，較好的是教育和醫療，欠佳的是勞動力和福利，最差的是貪污和浪費。越南的一部分增長是穩定並具有生產力的，但不論是國有投資還是外資投資都將資源浪費在低品質項目上。多數越南人在某種程度上受益，但同時也伴隨著不平等的日益擴大。
此外，在自由主義煙霧的背後，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依然很強。十年的改革期間，國營工業生產份額數值實際有所上升，1997年達到47％。這裡包括越南人民軍隊，它擁有發展最快速的國家電信公司。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大衛戴皮斯（David Dapice）批評越南為「一個傾向理想化的無效投資與政策」，但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大部分地區被這場危機所蹂躪，而越南經濟則依然持續增長（另一例外是中國，其經濟體制比越南更加集中化）。因此，國家涉入和經濟增長並不一定是一對反義詞。
然而，從城市驅車一、兩個小時，來到亞太經濟組織代表們未曾落足之處則是另一番景象。越南的村落裡沒有像其他貧困發展中國家中所能看到的赤貧現象，官方報道的貧困率從1993年的58％降到今天的20％以下。可是，儘管農村經濟前景沒有惡化，但它並沒有像城市一樣如此快速的發展。水稻種植依然是農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許多家庭以增加非農業工作以及季節性遷移工作謀生。即使他們拚命工作，越南農村與城市的差距還是在擴大。隨著越南進入並與亞太經濟共同體、東南亞國協（東盟）和世界貿易組織一體化，這種差距越發增大。一部分群體，如少數民族、季節性遷移民工、殘疾人士和艾滋病患者最容易被摒棄於經濟增長的甜圈之外。
從農村的角度來看，外商的直接投資和出口貿易仍遙不可及。地方經濟關心的問題是：我的產品有無銷售市場？投資成本會上升還是下降？是否會有乾旱或者洪水毀壞我的莊稼？這些確實都是市場經濟的問題，但他們不依賴於國際投資者，而在於國內的一些私營部門，特別是農村裡中小型規模的企業。
以上情況構成了不斷增加的越美合作及其即將加入世貿組織的背景。幾乎所有越南人都願意加入WTO，而且公眾情緒樂觀，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可以克服激烈的國際競爭並提升自己的經濟狀況。特別是越南並不擔心北方的鄰居會威脅到自己。他們對中國保持著警戒，但這兩個一黨制的國家關係良好，並且越南大大受惠於中國的發展。
這樣的經濟分析幾乎都是國家層面的，而國家以下基層的情況則更為複雜。這裡不是「加入WTO 對越南有好處嗎」的問題，而是「越南哪些群體會因為加入 WTO而獲益，哪些群體不會收益？」根據經濟學理論，經濟增長對所有人都是好的，前提是優勝者給失敗者予補償。但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很少發生，因為分配是一個政治性問題，優勝者幾乎總是也掌握著政治權利。經濟增長可能為一個國家整體帶來收益，但同時也會引出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會限制、甚至超過那些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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