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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0日 星期四

人類文明的審判(第三章):第一節 《自然論》與《管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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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網2012年10月20日】

第三章    自然起點論與管控終點論

第一節《自然論》與《管控論》

前言   信不信由您,說不說在我

我們姑且可以把對唯物質論、唯自然論的《進化論》本身的正誤判斷先放一放,本人在前一章中已經為大家討論過了,如果接受了《進化論》的觀點,那麼可以使人類思想產生一系列在思維方向或者在思維邏輯方面的迷失以及行為惡果,並極大的增加人類文明的“機會成本”以及人類文明的“終極風險”。我們在上一章中也多次給大家提到在戰略學方面的那個原理——那就是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因為那樣做的戰略風險會非常大。孤注一擲雖然有時可以一榮俱榮,物質槓桿可以放大收益,但是一旦風險來襲的時候,這種放大效應也能夠導致一損俱損,玉石俱焚。所以在戰略上就有這樣一個分散風險的原則,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


如果借用《孫子兵法》的話講,那麼在戰略思維的順序上,應該是“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要有制敵的風險意識。因此在戰略學上,風險意識超越戰術手法,是最至關重要的。所以《孫子兵法》在開篇第一話中就講到了這樣的話,那就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然而“實證科學”擅長的短小尺度的事物與規律,對於大尺度的風險可以說是茫然無知的,所以在“實證科學”的認知之外,聽一聽別家之言,應該對於任何一個當今人類社會的成員而言,相信不會有甚麼壞處,因為這可以極大的降低各位人生的“機會成本”與“終極風險”。正所謂“聽人勸吃飽飯”嘛,何必一條路走到黑呢?!何必非要一棵樹上弔死呢?!別忘了“實證科學”是一種“黑箱原理”,迷失方向那是避免不了的。中國老話講“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其實也是一種分攤風險的意識。這也是本人寫作本文的初衷。

另外,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不是總是將人類降格為動物來看待嘛,其實即便是在生物學上也有這樣一個風險或者安全原理,那就是說,物種的多樣性是維護種群結構或者生態結構安全性的一個必要前提條件。過度單一的種群結構很容易被特定的風險事件徹底擊倒。所以站在人類文明安全的角度上講,人類文明的多元性——也就是拒絕被某種單一性思想所統治或者拒絕某種所謂主義思想的壟斷灌輸,對於任何一個生命的抗風險意識而言其實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是幫助讀者能夠從與《進化論》相反的思維角度思考一下人類生存的問題,也就是基於一種徹底的《有神論》的角度,來幫助大家分析一下關於人類文明的邏輯與安排(作者註:這只是本人個人的一些體悟而已,寫出來與大家分享,絲毫沒有想替代神佛意願的想法,更不敢意猜偉大創世主的真正意志),也就是為大家提供可以分散人類文明“終極風險”的戰略性思維的另外一隻籃子而已。因此,本人也並不想強迫各位讀者非要認同本人的個人觀點。本人就是想幫助大家找回那些被“實證科學”所丟失的一些重要信息,或者幫助大家了解一下在《進化論》思想統治下所想不到的一些思維觀點。因為站在分散風險的基點上看,多了解一下其它的思維與觀點,對於大家應該還是有益處的。如果本文能夠幫助大家打開一下思維的方式,拓展一個新的思維方向,想必無論是從我們上面所講的“戰略安全”的角度還是從“生物種群”生存的角度而言,其實都是很有必要的,因為誰都不願意因為忽略了一些原本不應該忽略的思維與建議,去承受或者淪為人類“滅種”的結局吧!

這裡不妨給大家舉這樣一個例子。這也算是戰略學上的一個經典實例。就是為了幫助大家說明一下如果人類喪失了戰略思維將會造成一種甚麼樣的後果。故事是這樣的,在第二次大戰之前的法國,年輕的戴高樂將軍出了一本只有10法郎的、關於討論坦克戰新思維的小書,然而卻沒有引起法國軍方和最高領導集團的認同與重視。法國人仍然延續着第一次世界大戰那種“取勝”的思維,一直努力加固被認為“固若金湯”的馬其諾防線,認為這樣就可以一勞永逸、高枕無憂、萬事大吉了。

然而二次大戰歐戰爆發之後的結果大家可能都已經知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西線戰事一爆發,德國強大的裝甲兵團,正是按照戴高樂所倡導的那種集中使用的方式,快速穿插不設防的阿登高地將英法聯軍首尾斬為不能相顧的兩段。馬其諾防線於是就成為了絲毫派不上用場的一堆廢銅爛鐵。如果不是因為“人理”根本無法解釋的希特勒的突然叫停,衝向敦刻爾克的古德里安的裝甲部隊就會把退守敦刻爾克海灘上的32萬英法聯軍給包了餃子。那麼接下來的結果呢?這個不重視戰略思維與戰略思維的結果又是甚麼呢?大家都已經知道了,接下來法國就迅速的戰敗了、亡國了。德國人輕而易舉的雪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之恥。事後德國人說,他們只花了10法郎就買到了最有價值的思想。然而對於法國人而言,這就是忽略戰略思想、忽略戰略風險所付出的代價!一個亡國滅種的代價。

然而,本人本文今天所要警告大家的這種“滅種”的風險,還不僅僅是所謂的“亡國滅種”這個程度的風險,而是更大風險的關於“人類文明”可能發生“滅種”的那種風險與命運。本人這個論斷絕非是一種危言聳聽,當今人類社會中的許多成員或多或少的都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也發出了拯救人類文明的呼聲,但是人類大多數成員卻依舊是置巨難來臨於罔聞,依舊是“今朝有酒今朝醉”,醉生夢死混人生。然而信不信由您,說不說可是在我。這是本人的職責、使命之所在。因此本人就必須把“實證科學”所丟失的宇宙信息與《進化論》所忽視的人類風險給大家講出來。而且連10法郎也不需要收您的,您可以在網絡上免費閱讀,因此本人也特別由衷的感謝《正見網》給本人這個能夠與大家分享的機會。

另外跟大家講,本書文字書寫到本章這裡,按照我們一直以來所使用的認知體系三部分框架,前一章(也就是第二章)我們與大家所討論的內容基本上屬於“思想基點”的部分,也就是關於部分#3的內容。接下來在這一章我們需要為大家討論的就屬於是“分析方法”、“邏輯方法”的內容了,也就是屬於部分#2的問題了。因為大家以往所使用的思維都屬於一種物質化的思維方式,也就是按照自然過程發生的那種邏輯思考問題。那麼這裡先請大家注意一下,本文這裡講的是“思維方式”而不是“思維基點”。因為在“思維方式”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思維基點”其實就只能夠被稱為是一種“思想基點”或“思想原點”而已,因為“思想”還沒有被結構化、邏輯化,所以“思想”還不能夠成為一種被相對固定下來的“思維”方式。

那麼,如果我們依然使用物質主義或自然主義的思維邏輯思考問題,繼續使用這種“進化”的思維方式思考問題的話,那麼我們篩選出來的思維結果,當然也一定是物質化、自然化的思維成果而已。這些事物即便是與人有關,並非是純物質性的事物,然而我們能夠看到的所謂“規律”,其實也只能夠是與“人”物質屬性相關的一方面而已。那些超出人物質性一面的信息就可能已經被過濾掉了。實際上物質化思維所過濾掉的不僅僅是精神屬性的一面,甚至連生命體“生的機能”的一面(即便屬於生命體在物質身體機能方面的一面)也可能都已經被過濾掉了。剩下的也就只能是人在物質方面的空殼了——有思想活生生的人就成了一具真正的行屍走肉了。那麼關於人的所謂規律其實僅僅就是這種物質化了的人的規律而已,對於人類與生命的真正意義又能夠有多大的意義呢?!

所謂“種甚麼樣的因,就結甚麼樣的果”。就是這麼個道理。既然我們在前一章已經系統的批判了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特別是已經批判了《進化論》作為某些人“思想基點”的那個方面,那麼我們為甚麼不徹底改變一下思維邏輯呢?換句話說,既然我們已經明確的表明了本文是站在《有神論》基點上看問題的這個根本態度(作者註:基於《有神論》這個“思想基點”,那麼擴展開來,其實這就是一種《宇宙智能論》+《文明使命論》的基點思考問題),那麼在我們“思維基點”已經發生了改變以後,我們就必須建立一套與我們“思維基點”相匹配的一種新的“思維方法”或者“分析邏輯”。如果我們仍然還是在延續《進化論》自然主義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按照所謂的唯物主義的“思維方式”去想問題,那麼我們這個認知體系也會長成一棵“歪脖樹”來。或者說,這就等於是從牛身上長出一個馬腦袋來。就是這麼個比喻。所以《宇宙智能論》就需要建立起一種有別於《進化論》自然主義的“思維方式”或者“思維邏輯”。也就是說,只有建立在《有神論》這個“樹根”與《宇宙智能論》“分析邏輯”這個“樹榦”之上,我們才能夠得出我們所期待的《文明使命論》的“果實”來。因此本章的內容對於全書通篇而言就十分重要,因為本章在邏輯上起着承上啟下的連接作用——從《有神論》的思想原點連接到人類《文明使命論》各種具體的結論與警示。同時在論證邏輯方面,本章也具有由破轉立的意義。說句實話,破一個事物並不太難,能夠在破之後再建立起來一個新的邏輯才真正是最難的。

這也就是我們為甚麼在本章開頭部分需要再給大家反反覆復嘮嘮叨叨的意義所在。畢竟全書的篇幅確實還是比較巨大的,所揭示的內容對於一般讀者而言又屬於一種完全的新思維。因此對於許多讀者而言,本書的內容、本書的邏輯相對而言應該還是比較陌生的,所以關於全書整體的結構、整體的邏輯,我們還是需要反反覆復的給讀者們提及。其實就是希望讀者們的思維不要太過於局限到那些具體的論證之中。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忘記了本書的整體結構與立意。畢竟本書不屬於“實證科學”那種“細節學術”。本書的意義在大而不在小。

一、“天理”與“地理”之分

東方文明側重如何溝通“天理”,西方文明則比較注重適應“地理”。其實我們使用“天理”與“地理”這種劃分是為了符合西方二分法的思維邏輯。如果真正站在東方的思維方式上講,我們並不應該是這種二分的提法。東方思想在道的層面屬於一種“合一論”。如果需要分開“為用”的話,東方思想使用的是一種三分的方法。老子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由“三生萬物”,而不是“二生萬物”。因此東方思想在使用的“術”層面用三而不用二。

那麼根據“用三”的邏輯,則“天理”與“地理”之間還應該有一層“人理”的層次。中國傳統思想講的是“天地人”三分層次。有人會說西方二分法思想講“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所講的不是“人神之分”、“天人之分”嗎?確實是這樣。“實證科學”的二分法在最初的時候確實是基於一種“人神之分”、“天人之分”的假設。但是恰恰是因為這種“人神之分”、“天人之分”的原因,人似乎就可以脫離神佛的約束了,因此人的思想就往下掉落,人就一直被降格為動物、降格為物質體來對待。其實也就是把“人理”向“地理”降格進行處理。因此人理就被由“物理”或“地理”所主導。這實際上就是由於“天人分離”的二分法所造成的一種必然結果。

然而東方思想屬於“合一論”,也就是“天人合一”論。因為“天人合一”,所以“人理”就必須向“天理”靠攏,人類的思想與行為就必須接受“天理”的制約。因此按照東方文明的傳統認知,“人理”不是被降格,不是退變為動物或者物質屬性,而是要求升格,不斷的向上提升、不斷的向更高宇宙層級的標準靠攏。按照道家思想,稱之為“返本歸真”,其實是返回人類生命原本在宇宙中的家園。

按照西方的學術傳統,有人說,研究關於人的學問那是人類認知中最高級的學問。對於“學問”或者“研究”而言或許是這樣。但這實際上只是站在西方思想的基點上考慮問題而已。因為西方文明關注的是“地理”。如果能夠擺脫“地理”、物質之理的束縛,進入關於人的研究層面,當然就會認為自己的研究層次已經很高了,已經很超越了,已經超越“地理”的束縛了。比如西方的哲學就自認為是如此,因此“哲學”在西方世界一直被當做人類智慧皇冠上的那顆明珠。其實這只是局限在西方文明之中的想法而已。基於“地理”的認知,當然“人理”就已經很高超了,甚至被認為已經屬於一種超越了。因此在西方認知體系中,如果“地理”可以被看做是“起點”的話,那麼關於“人理”的研究當然就應該被認為是“終點”了。

然而在東方傳統思想體系中,認知人(作者註:我們不使用“研究”這個詞,因為“研究”這個詞是屬於“知行分離”的西方學術詞彙,而東方思想屬於“合一論”,講求“知行合一”的踐行,單純的“研究”沒有意義,所以我們使用“認知”這個詞彙)其實只是認知的“起點”,並不是“終點”。“人理”是“起點”,通天道、達到“天理”的層次才可能是“終點”。因此東方文明就屬於一種“天理”導向,東方思想有“出世”的使命。

大家應該已經都知道了,主宰西方近現代文明、主導西方主流思維的“實證科學”起源於“二分法”。當然“二分法”與“二元論”思維還是有差異的。“二元論”思維還是屬於思想的層面,一直停留在思想的層面,一直不能夠真正下到實體執行層面上來,因此“二元論”對人類的物質文明、物質創造、物質資源消耗方面,並沒有造成大面積或者大規模的影響。但是自從有了“二分法”這個方法(作者註:方法論層面的方法,而不是技術層面的方法)或邏輯以來,人類認知與行為方式就集中專註於物質使用層面,人類物質世界的面貌從此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需要說明的是,“天翻地覆”這個詞語其實非常恰當的描述了西方文明的作用,但是並不一定是一個褒義的好詞,不一定起着正面的作用。那麼“天翻地覆”這個詞彙的意思到底是甚麼呢?其實就是“以地為天”的意思,就是把局域、局部的“地理”當成了“天理”的意思,就是一種“反理”的意思。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給大家詳細的講。

大家知道,“實證科學”擅長的是小尺度的局部規律,就是關於“地理”,地上的理,物質的理,自然界的理,等等等等。反正都屬於“地理”。“實證科學”也確實是“天翻地覆”。因為太擅長“地理”了,所以“實證科學”的300年就已經把地上的資源幾乎給攪和沒了。其實所謂的“以果為因”、“以終為始”都是“天翻地覆”的這個道理。道家把這種現象叫做“陰陽反背”。張果老的“倒騎驢”其實也有這個意思。

告訴大家這樣一個理吧,無論多麼精通“地理”,“實證科學”也“無法”把人類送到神佛意義上的“天上”去的。要上天,那得符合“天理”,那得懂得“天法”。如果不知道“天理”、“天法”,那麼就只能夠是“無法”了。

玩“地理”的人們就只能夠永遠的待在“地上”。如果“地上”的資源用盡了,那麼人類文明也就“玩完了”。其實“天理”與“地理”既與我們前一章跟大家討論過的關於思想基點的問題相關——你是選擇“天”(或者《有神論》)作為終極目標,還是選擇“地”(《無神論》、《物質論》、《進化論》)作為生活的意義?其實上與我們本章需要討論的思維邏輯、思維方法論的內容也有關——選擇《天理》還是選擇《地理》?

其實關於“思想基點”與“思維邏輯”的稱呼,我們使用的是一種符合西方思維習慣的一種術語,而《天理》與《地理》只不過使用的是符合東方思維的一種“學術語言”而已。雖然表面“術語”不同,然而其背後所揭示的道理卻是相同的。這也佐證了曹凱在《進化論,一個錯誤的信仰》文章中的那句話——“如果一個理論是正確的,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能證實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證明互為補充。相對論的證明和證明基因是DNA 分子正是這樣。”其實牛頓與萊布尼茨同時發明微積分的方法也是如此。

另外再給大家補充一點。“二分法”關於“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邏輯實際上就是把人類能力“可控”的部分與“不可控”的部分分開而已。實際上人類“可控”部分就屬於“地理”,“不可控”部分就屬於“天理”。前面我們給大家講過的關於“戰略風險”或者“終極風險”的問題在本質上就屬於人類能力“不可控”的部分,是超越人類能力與預知的。人類文明怎麼能夠控制的了高層宇宙神佛的意志呢?!那不是痴心妄想嗎?!

然而“實證科學”那種“翻天覆地”的邏輯反轉,而給人類帶來的最大風險就是:當“翻天覆地”以“地理”代替“天理”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把人類認知能力“不可控”的部分給翻覆、掩蓋了,於是那些來自宇宙的信息、那些被“實證科學”所丟失的系統信息、那些對於人類而言性命攸關的信息就被徹底的掩蓋、淹沒了。那麼這種人類“掩耳盜鈴”的方法給人類自己所製造的“戰略風險”、“終極風險”難道不可怕嗎?!

二、初論“起點就是巔峰”

往往那些抱有《自然論》的人們會說,人類科技進步是人類自己努力的結果。人類的科技好像都是人類自己所創造的,與上帝的意志與安排無關。不妨給大家舉個例子吧。也許大家都清楚牛頓在數學微積分方面的貢獻。牛頓的思想與西方近現代的物質技術的突破密不可分。

如果按照《自然論》的觀點,那麼似乎只是因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了那個地步了,科技發展已經演化到了那個程度了,牛頓才能夠發明出來微積分方法與“萬有引力”定律。受唯物論、《進化論》思維培養起來的人們一定都是這種認識。都屬於一種所謂的“自然發展觀”,自然過程決定一切。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沒有宇宙的智能、沒有上帝意志的參與、把控與安排。

那麼就再給大家舉這樣一個例子,說明這種“自然發展觀”的觀點是不能夠成立的。根據最新的科學發現,據說早於牛頓發明微積分1800年前,古希臘的阿基米德就已經發明了微積分方法。那麼請問,古希臘那個時代的人類社會為甚麼沒有開創出像西方近現代的物質文明呢?為甚麼還要等待1800年以後由牛頓與萊布尼茨再次發明呢?而且決定阿基米德能夠在1800多年前發明微積分方法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物質基礎又在哪裡呢?這些問題“自然發展觀”根本就解釋不了。其實這裡就存在着宇宙智能安排人類文明所存在着一個“起點就是巔峰”的現象。比如在中國春秋那個“百家時代”,中國出現的老子、孔子、孫武,還有古印度出現的佛陀釋迦摩尼。他們為甚麼出現在人類的同一個時代?其實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三代師徒在時間上與中國的“百家時代”也相去不遠。那麼這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到底都是為了甚麼呢?我們不能總是以一個“自然的巧合”來規避問題的本質。如果我們使用生命輪迴的佛家思維的眼光來看,阿基米德與牛頓-萊布尼茨發明微積分背後或許還存在着某些長線的因果關係也未可知,比如阿基米德屬於一種提前的預演。關於人類文明的提前預演,我們在本書的第五章中會有更多的論述。

其實關於這個人類文明“起點就是巔峰”的現象。恰恰就是宇宙智能對人類文明安排的一個非常明顯的證據。不知道一些人為甚麼總是喜歡把自己解釋不了的現象歸之於“自然”。連自己的智慧、自己智能都回答不了的問題,卻認為那個無意識的物質“自然”可以有能力辦到,那不就等於是承認“自然”的智慧超越人類的智慧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這種有智慧的“自然”還能夠被叫做甚麼“自然”嗎?!有智慧的《自然論》與《宇宙智能論》難道還有甚麼本質性的差異嗎?!只不過起一個不同的名字而已,那隻不過就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文字遊戲而已!

其實關於人類在那個“百家時代”出現的“起點就是巔峰”的現象,關於那個春秋“百家時代”造就人類思想巔峰的問題,與我們在前一章給大家所提到的關於“寒武紀生命大爆發”的現象有着極其相似的地方——都屬於突然式的某種現象的大爆發,一種屬於生物物種的大爆發,與從外太空、從宇宙的深度空間向地球發射生命的種子有關;另一種則屬於人類文明的思想大爆發,這或許屬於從地球之外向初期人類文明所進行的“思想大播種”有關。

那麼為甚麼總是要發生外部源泉向地球上、向人世間進行“播種”的現象呢?這種“外部播種”現象其實就是《宇宙智能論》存在的最強有力的一種佐證。為甚麼要“外部播種”呢?因為依賴“自然”的演化過程,如果“自然的進化”存在的話,那麼等待這個“自然過程”能夠自己開花結果的時間那實在是太漫長了。就象使用概率計算結果所展示的,一個單一物種的進化就需要10106年,我們人類科技能力所生存的這個宇宙、這個物質小宇宙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宇宙年齡。

“宇宙沒有那麼大的年齡”,換一種說法又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說,“宇宙沒有時間等待”,就是“宇宙沒有時間等待自然進化的發生”。其實還是愛因斯坦的那句話——“上帝不擲骰子”。上帝有上帝需要做的事情,上帝沒有時間與興趣跟地球人玩,沒有時間等待地球自己進化出物種與生命,也沒有時間等待人類文明自己發展到人類文明“最後階段”所必須具有的那些表面文明。形象的說,依賴人類自身有限能力的“自然發展”,人類的文明程度不可能在“宇宙智能”事先給設定的一個“指定時刻”,拿到人類文明能夠肩負起宇宙責任的那個“畢業證書”。即便是人類文明自己可以等,但是宇宙不能等。

按照東方傳統的思維講,人類社會處於一個叫做“三界”的空間層次之中。佛家、道家思想都講“三界”,儒家不講“三界”。因為佛家、道家都有“出世”的部分,能夠在廬山之外看清人類社會的真面目,而對於儒家思想,人們一般所知道的都是其“入世”的部分,屬於“廬山”之中。

其實人類社會也就只是“三界”中的“一界”而已。“三界”在本質上來講是因為肩負了宇宙使命而被創生出來的。如果“三界”之內的生命完全忘記了所肩負的宇宙使命,那麼“三界”存在的必要性也就沒有了,那麼“三界”就會從宇宙中徹底消失。這就是“三界”當今所存在的最大的“終極風險”。這也就是我們站在《宇宙智能論》的角度所認識到的人類文明需要面對的最大問題,與《進化論》“自然發展觀”所揭示的人類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前景完全不一樣。當然本人的這些觀點您完全可以不相信,那是您的選擇、您的自由。還是我們本章開頭說的那句話——信不信由您,說不說在我。

三、二分法的起源邏輯

接下來,下面還是讓我們幫助大家分析一下關於“二分法”的思維邏輯。大家都知道,“二分法”的邏輯可以追溯到笛卡爾-牛頓的貢獻。沒有這兩位科學巨匠,那麼“二元論”思想永遠就只能是一種思想。因為這兩位科學巨匠的工作,“二元論”思想才可以演變成為“二分法”這種分析方法、分析邏輯。因為有了“二分法”的建立,“二元論”思想才得以落地,得以開創出誘發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技術手段,才得以給地球帶來了“翻天覆地”變化的今日。所以“二分法”對於人類文明在最後一個階段的真正啟動,起着無法替代的作用。“二分法”可以說是西方近現代物質文明思想之中的中流砥柱。從“翻天覆地”開始,再到“以地為天”的選擇,最後就到了一種“無法無天”的地步。西方物質文明就走了這樣一個大體的“發展路線圖”。

我們這裡想針對“二分法”的源頭邏輯再為大家做一些解釋說明。其實“實證科學”在“二分法”的源頭上並不具有與《神創論》或《上帝論》信仰對立的意思。正所謂“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那麼在上帝之外,“歸凱撒的”到底是一種甚麼屬性呢?大家知道凱撒有一句名言:“我來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這就是“凱撒主義”的本質——我征服了。“凱撒主義”的核心就是征服,其實就是控制。

那麼“二分法”的本質到底又是甚麼呢?就是一分為二,把宇宙萬物分成兩大部分,一部分屬於可以被人力所控制的範圍,另一部分則是不能為人力所控制的範圍。這其實是因為人力有限,人類的控制能力有限,所以能夠被人力所控制的部分就歸人管,也就是歸人類的“實證科學”管。而對於那些無法為人力所控制的事物,那麼“二分法”就把這些範圍、領域劃歸給上帝管吧,因為上帝具有更大的能力,具有更大的控制能力,無所不能。那麼人力控制不了的,神力可以控制的了。

因此“二分法”在本質上是一種非常“實用主義”的方法,把宇宙萬物做了一個二元的劃分,一方面把能夠為人類自我所控制的部分划給了自己,劃歸了人類管轄,實際上就是劃歸了“實證科學”的領域與範疇;另一方面,把那些人類不可控因素拿了出去,把無法為我所控制的,無法為人力所掌控的部分拿出去,劃歸給了上帝的管控範圍。

因此“二分法”在邏輯起源上,根本就不是“反上帝”的,而恰恰是基於對上帝的信仰與信任,並尊崇“上帝是萬能的,人力是有限”的這個基本假設才進行了二分的劃分。與所謂的《自然論》根本沒有關係。恰恰相反,“二分法”在本質上應該屬於《管控論》的範疇。只不過是把人的管控範圍與上帝的管控範圍做了一個劃分而已。完全沒有“反上帝”的意思。這種管控範圍的劃分,在項目管理上叫做“範圍管理”。因此“二分法”在起源上應該屬於一種管控思維,屬於一種《管控論》而不是《自然論》。而《管控論》在思想本質上屬於一種《意識論》、《智能論》,絕非無意志的《自然主義》。只不過不同的《管控主義》,其背後的管控意識與前台的管控能力不同而已。“實證科學”管控的背後屬於一種人類的意志,是基於人類的有限管控能力;而《宇宙智能論》的背後則是神的意志,基於神佛的無限能力。

其實就是因為神佛具有無限的管控能力,所以沒有必要進行管控的二分劃分,神佛甚麼都在掌控之中,而且神佛的管控是無私的、隱性的。然而“實證科學”的有限管控能力急於把自己那份領域劃分出來,恰恰反映了“實證科學”自私利己的初衷。

既然“二分法”的本質就是把為人力可控因素拿進來,或者說把不可控因素拿出去。那麼“二分法”具體到底又是如何做到拿進來與拿出去的呢?實際上“二分法”首先在三個維度上做了分割。

第一個維度就是人與神的劃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些人類管得了的歸人類,人類管不了的歸上帝,“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比如大尺度的宇宙拿出去歸上帝。

第二個維度,也就是回到人的這個層面,因為並不是人身上所有的方面人力自己都可以管得了,比如我們前一章講到的人類的右腦功能其實就不歸人類自己管轄。所以“二分法”在第二個維度上的“分割”就是關於人身體肉體與靈魂(或思想)的劃分,也就是身體、肉體方面歸科學管,靈魂方面仍然劃歸上帝管,因為精神方面的東西太複雜,而且還藏在人體大腦的內部,不太容易管得了。所以人的思想與精神不歸“實證科學”管。而且人的思想在本質上就應該是自由的,因此一切妄想管控人們思想的企圖其實都必將是徒勞的,也註定會失敗的。一切試圖管理人類思想的世俗企圖其實既是“反科學的”也是“反上帝的”。

那麼“二分法”的第三個維度是甚麼呢?就是人們最喜歡辯論來辯論去的那個哲學問題——也就是關於物質與精神的二分問題。“實證科學”關注的是物質,也就是“地理”,而不是精神。在人類表面知識上,研究精神、思想那屬於所謂哲學的範疇。如果使用東方傳統思想的語言,人的精神應該屬於“人理”的範疇。然而無論從第二個還是第三個維度上講,其實“哲學”與“科學”根本就不是一個研究範疇。也就說,當哲學背離“唯心”的時候,當哲學走入“唯物”的時候,當“哲學”打起“科學”旗號的時候,這樣的“哲學”就不再是甚麼“哲學”了,就只能是一種“偽哲學”了。

區分上帝與人,區分靈魂與肉體、區分精神與物質,然後“實證科學”把人、肉體、物質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完全是基於一種管控的目的與人類有限的管控能力的現實,與把物質推崇為高於精神的第一性的想法根本沒有絲毫關係。因此基於人類有效管控能力的“實證科學”方法其實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而已,並不是一種甚麼最好的辦法、最高級的方法,因為“二分法”這種“切分”方法很可能“切斷”了宇宙事物原本存在的“完整性”。

那麼“二分法”為甚麼要冒着“切斷”事物“完整性”而造成丟失系統屬性與宇宙信息那麼大的風險而依然那樣魯莽行事呢?這就是因為人類被自己的慾望需求所驅動的原因,因為有的時候人類的慾望來的太急。人類沒有耐心等待的時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了能夠滿足人類短線的眼前慾望,“實證科學”就做了這種短線“切割”的行事。因為被“切割”後事物在物質的一面所呈現出來的效果快、見效快,可以立竿見影。西方文明在本質上屬於是一種效率文明,快速見效是衡量這個文明的一個標準。無論是正向效果還是負向效果,西方文明都要求要見效快。所以奧林匹克精神就講“更高、更快、更強”。最後連人類的餐飲文化都變成了一種“快餐文化”。

可見“二分法”的初始邏輯是把管不了的事物推出去的一種邏輯,管不了的就不管。人類自己不管的那麼就歸上帝管。就是這樣一個劃分“範圍管理”的邏輯。但是到了牛頓之後200或300年的時候,許多人已經完全忘記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二分法”的這種初始邏輯,結果就把長期不歸人類“實證科學”管控的事物就等同於沒有管理者了,就認為根本就不存在了,滿眼之中就只剩下人類近代工業革命以來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了,於是人類的精神與大腦思維完全都被物質財富所淹沒。進而一些人就認為人類自己所管控的世界就是宇宙的全部了,完全忘記了還有一個不歸人類管控而是歸上帝管控的更大的宇宙範圍的存在。於是人類的認知就完全進入了一種“掩耳盜鈴”的境界與“井底之蛙”的思維邏輯之中了。然後又有一些狂徒開始把“實證科學”所管理的小領地規律按照技術思維的方法肆無忌憚的推向了原本人力管不了也不該人力管轄的領地上去了。於是“泛科學”的大旗漫天飛舞,人類興高采烈的進入了一個“夜郎國”時代。於是連“實證科學”源於管控的本意都已經忘掉了,於是“自然發展觀”的《進化論》就得以橫行起來,於是“意志管控論”就消失了。

四、實證科學的有限管控論

概括的講,西方“實證科學”具有以下特徵,

擅分不擅合;

擅小不擅大;

擅表不擅里;

擅事不擅人;

擅物質不擅精神;

擅結果不擅過程;

擅可控事物不擅不可控事物。

這些方面比較清楚的給我們表明了,“實證科學”其實屬於一種“有限性”認知,“不能夠包打天下”,也不能夠“一泛到底”。在下一章關於《文明屬性與使命分工》中,我們會基於《文明使命論》對東西方文明進行對比分析,那個時候我們會具體而詳細的為大家進行相關的討論與論證。其實西方“實證科學”的許多特徵,我們在以前的章節中可能都已經多次為大家提到過,比如小尺度問題,“黑箱”原理,《外學》問題,等等等等。我們這裡只是通過博客式的文體,把幾個現在想到的問題先行為大家提及一下。因為東西方文明比較這個話題實在太過於龐大,而且本文所使用的關於東西方文明的比較方法與以往那種一較高低的比較方法又完全不同,所以有時候本文就必須想到哪裡就為大家先寫到哪裡,以免過後遺忘。

關於“實證科學”擅分不擅合的屬性,也就是西方“實證科學”擅長“拆分”的這個問題,本人記的托夫勒在給普利高津《從混沌到有序》那部名著所撰寫序言的開場白中曾經這樣的寫到:“在當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發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問題分解成儘可能小的部分。我們非常擅於此技,以至我們竟時常忘記把這些細部重新裝到一起。”這是托夫勒的觀點,本人在當年閱讀這部著作的時候,非常認同托夫勒的這個觀點。但是本人現在的觀點卻與當時讀此書時的觀點不盡相同了。那麼這到底是為甚麼呢?

本人當時認同托夫勒的觀點,那是在本人還沒有意識到東西方文明各有使命的時候。然而當本人意識到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各有使命之後,本人才意識到了西方文明擅於拆分,然而西方文明沒有能把拆分之後的零部件再回裝系統的能力。西方文明根本就不存在甚麼“忘記”了回裝系統的問題,而是西方文明根本就沒有“回裝系統”的能力,根本就不會、不擅長回裝。因此那根本就不是甚麼“忘記”的問題,即便是沒有“忘記”,西方文明一樣回裝不回去,因為西方文明並沒有被塑造出那種“回裝系統”的能力。因為關於“系統”,那根本就不是西方文明的使命。西方文明屬於一種“要素主義”,擅分不擅合。其實“合”那屬於“系統主義”,是東方文明所擅長的,那是東方文明的使命。

其實凡事有所擅長就必須有所不擅長。這就是硬幣的兩個面——看到一個面就必定不能夠看到另一個面。這也就是佛家思想關於事物“善惡同在”的理——一種在“二分法”之上的更高層級的“不可分”的理。這也是我們在後四章論證東西方文明使命時所需要採用的“多維度因果不可分割”的原理。

關於“分”與“合”,這是中國兵法思想中在實際操作層面上非常重要的一組概念。只擅於“分”而不擅於“合”,或者只擅於“合”而不擅於“分”都是不行的。“分”與“合”是兩種互補的操作手法。甚至還不是互補關係那麼簡單,其實就像“善惡同在”的“不可分”原理一樣,“分”與“合”其實也可以看做是硬幣的兩個面——在某一個層面上選擇了“分”,那麼在另一個層面上看或許就表現為另一種的“合”,比如“實證科學”的“分科”研究在研究方法論的層面屬於“分”,但是對於學科“分工”後的某一位具體科學家而言,他所有的研究精力就只能夠專註於某一種具體的學問上,那麼他的這種集中精力專註於一點的這種方式實際上又可以看做是另一個層面上的“合”——合力於一處的一種專註、聚焦。《孫子兵法》稱之為“並敵一向”。其實這種分合關係也這就是我們以前給大家所提到的:“實證科學”是“對越來越少的東西知道的越來越多”的一種方法,既少又多,既分又合。就是這樣的一種關係。

關於“實證科學”擅長小而不擅長大的問題,本人想給大家列舉一個叫做“神秘點”的例子。那麼首先請允許本人引用一位大陸網站上某位驢友的描述。

在舊金山往1號公路走,有個非常有名的海濱城市Santa Cruz。不過,我們並沒在這裡停留,關於加州的海濱美景,我計劃去17英里,然後沿着1號公路一直開到LA(註:洛杉磯)。在Santa Cruz停留是為了一個小景點:Mystery Spot神秘點。這就是傳說中世界上兩大萬有引力定律不成立的地方。在這裡,指南針會失靈,瞬間人能變高變矮,水往上流球往高處跑。相當的不可思議。

……

這裡是不能自己遊玩的,每半小時一個團隊由導遊帶着進去,順便幫你解說。否則就你自己看,看不出很多名堂的。就是這樣山谷里幾間簡陋小木屋,名氣可不小。連許多科學雜誌都專門介紹過它。

就像這位網友所說的,舊金山附近的這個“神秘點”許多專業的科學雜誌都做過介紹。由於無法從所謂的“實證科學”的科學知識方面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來,因此對於在這個“神秘點”所發生的一切違反“萬有引力”的現象,人們最後的結論性解釋就是“神秘點是地球上違背萬有引力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地點”。似乎對於這樣一個解釋大家已經得到滿足了,大家都接受了這麼一這個不能夠成為答案的答案。

我們講,“實證科學”認知體系必須遵從所謂的“客觀事實”為依據的出發點。如果證據類的事實與作為思想基點的“假設條件”不符合,那麼這樣的思想只能以“假說”的身份存在,而不能夠成為判斷事物的標準或者作為可以群體分享的思維邏輯。我們一直以來,把牛頓所發明(作者註:是一種發明而不是發現)的宇宙結構的數學模型稱之為“萬有引力”模型。其實牛頓的數學模型是一種“重力模型”,只不過是牛頓使用數學模型來描述宇宙。翻譯成中文就成了所謂“萬有”而不在是關於宇宙的數學模型。描述“宇宙”的模型似乎一下子就變成了“宇宙”的本身。

現在好了,“神秘點”的出現,徹底挑戰了所謂的“萬有引力”的萬有屬性。說是地球上的某個點或者某些點上存在着可以不符合“萬有引力”的現象。如果小小的地球上都可以發現一些不符合“萬有引力”的現象,那麼“萬有引力”還能夠在浩瀚宇宙之中“萬有”嗎?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神秘點”與地球上的普適規律不一致,那麼在浩瀚宇宙上的一個小小的“點”——地球上的所謂規律為甚麼就能夠推演到那個浩瀚無垠宇宙的規律上去呢?難道地球不可能也是浩瀚宇宙當中的一個“神秘點”嗎?那麼即便是在地球乃至太陽系這個“三界”中呈現為規律,那麼就真的可被宇宙所“萬有”嗎?或者換一個角度說,也就是“實證科學”所發現的所謂規律、那些小尺度方面的規律、在宇宙中一個“點”上所發現的所謂規律,難道就一定要被宇宙的意志所認可嗎?這就是“神秘點”給我們的啟示,也就是關於小尺度規律與大尺度規律之間可能存在的邏輯關係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有限認知進行一種無限延伸,那麼這種延伸不危險嗎?難道不會迷失誤導人類嗎?難道“實證科學”給人類所帶來的恰恰不就是這樣的問題嗎?!

關於“實證科學”擅長表不擅長裏的那種《外學》“黑箱原理”的屬性,以及左右腦的分工問題,我們在上一章中曾經有過大量的論述,這裡就不再贅述了。另外關於西方“實證科學”在“擅事不擅人;擅物質不擅精神;擅結果不擅過程;擅可控事物不擅不可控事物”這些方面的問題,本人想把這些相關的討論放到本章後面幾節中去闡述。這裡也就不先費筆墨了。

五、《自然論》對《管控論》的違背

可以說,西方“實證科學”的思想是把宇宙萬物的結構當做一種“機械結構”來看待的,這與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文明所享受到的一種史無前例的自豪感與自封為自然界主宰的意識密切相關,工業機器成了至高無上的東西。

由於“實證科學”在骨子裡屬於一種管控思維、一種管控模式——感覺似乎地球上大自然中所存在的一切無不在人類科技的掌控之中。於是在這種物質文明成就的陶醉之中,絕大多數的人,包括“實證科學”群體中的絕大部分人,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實證科學”所基於的“二分法”邏輯的初衷,只看到“實證科學”給人類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物質結果——其實只是一種短線的因果而已。

這就是“實證科學”給人類思維所建立起來的一種《宇宙機械論》的思維模式。因為工業革命的物質成果被認為都是機器帶來的,所以西方思想就認為“萬物都是機器”,連生命體本身都是一種機器結構,所以才有後來的所謂機器人(robot)或者奧特曼(automan)和變形金剛等等的風行,就連轟動一時的電影《阿凡達》其實也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人體機械化的思維模式而已。

然而與西方“實證科學”關於“萬物皆是機器”的思想不同,東方思想所認為的卻是“萬物皆是人體”的思想。佛家所講的“萬物皆有靈性”與道家關於“人體就是小宇宙”的思想,其實講的都是一種“人體模型”。西方思想是“機械模型”,東方思想是“人體模型”。這就是東西方文明對於宇宙結構根本認知的不同。

然而《機械論》在深層的本質上仍然屬於一種管控思維,只不過是為人類技術所掌控的管控思維而已。出於管控的目的,所以萬物都被假設具有“實證科學”意義上的規律存在。其實這種管控也是為了滿足人類自私的慾望與需求而存在的,認為人類科技能夠hold得住宇宙的一切——人類被假設成為萬物的主宰。

其實“實證科學”研究規律的初始目的就是出於一種人類管控慾望的目的。因為唯有事物具有規律,事物才能夠為人類所掌控、所利用。就是這樣一個邏輯。把人能夠管轄的範圍從神所管轄的宇宙範圍之中劃出來,也是為了趕快把人類管轄範圍之內的成果拿到手——這實際上是一種出於滿足人類私慾的一種狹隘的管控目的,一種有限的狹義《管控論》。

有限能力與私慾目的,人類有限能力與滿足人類私慾掛上了鉤。使用股票投資的術語,這種儘早拿到短線利益的方式叫做“獲利回吐”或者叫做“落袋為安”。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短線“私利”的邏輯。然而無論怎麼說,有限也好,短線也罷,或者是“落袋為安”,反正“實證科學”的《決定論》、《機械論》在本質上屬於是一種《管控論》——《人力管控論》,是建立在《人類意志論》的基礎之上的,與所謂的《自然論》或者《自然發展觀》根本沒有絲毫關係。其實所謂的人類“發展”也只不過是按照人類自我意志的一種發展而已,都是為了滿足人類自身需求與慾望,並不存在超越人類的宇宙意志。

正所謂,宇宙有秩序,事物有規律。其實《宇宙智能論》在廣義上也屬於《管控論》。只不過是《宇宙智能論》的管控基點與“實證科學”的管控基點不一樣而已。“實證科學”所建立起來的《機械管控論》是基於人的基點,基於人的有限能力,基於“實證科學”在小尺度規律上建立起來的技術能力。因此“實證科學”的《機械管控論》其實屬於一種《有限管控論》,與《進化論》的“自然發展觀”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然而《宇宙智能論》或者《上帝論》、《神創論》則屬於是一種《無限管控論》,是基於神的無私基點與神佛的無限能力的,是一種大尺度上的無限管控能力。也就是說,《有神論》的這種《無限管控論》基於一種超越人類科技能力的更大尺度《管控論》的視角。

基於《管控論》的思維與基於《進化論》自然主義的思維那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基於《管控論》的思維,我們對人類文明的考察就需要一種“管控的邏輯”,也就是需要一種管理的思維——管理人類文明的那種管理思維,而不僅僅是那種基於企業規模上的管理思維。因此基於管控思維,那麼我們做任何事情就必須有目標、有藍圖、有意志、有設計、有安排,不可能讓事物放任自流、讓各種資源無限浪費。因此對於事物不僅僅需要有管控的問題,還需要有一種管理的邏輯,也就是使管理必須行之有效。德魯克作為現代人類文明的管理學大師,他一直在強調關於管理的效率問題——“管理必須卓有成效”。管理效率這就是管理的本質,這也是西方近現代物質文明與效率文明的本質,也是工業時代與工業革命的本質。

其實“二分法”當初把“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這種二分的方法還算是有自知之明,知道人類自己能力管不了的那些事情還是應該“歸上帝”管轄。然而無論是歸誰管,是“歸上帝”,還是“歸凱撒”,在本質上其實都屬於是一種《意志論》、《智能論》、《管控論》,並不是無意識、無管控的《自然論》。“二分法”並沒有說“科學的歸科學,自然的歸自然”。其實自然萬物原本就有“管控者”,只不過是被二分法強行切割開來了而已,強行的劃分了哪些歸“實證科學”管理的那個管轄範圍,哪些超越了人力所及而必須劃歸上帝管理的那個管轄範圍。這種“二分法”的劃分其實說明的是這樣一個道理:不歸人力所管理的範圍其實並不等於沒有管理者。然而《進化論》的自然主義發展觀實際上偷換了這個管理範圍劃分的概念。否定了不歸人力管轄範圍的原本的宇宙意志的存在,於是就把人力管不到的區域說成是意志管理的空白區域——就是一種完完全全的自然區域了。

“實證科學”屬於一種有意識的管控論,屬於一種有限性管控論、有限決定論,而自然主義則屬於一種無意識論。因為人們已經忘記了“二分法”的原始邏輯,忘記了那個長期不歸人力管轄區域的屬性,所以《進化論》才有了可乘之機,才鑽了這個空子。於是《自然論》、《進化論》的無意志思維就代替了宇宙《意志論》、《智能論》的角色,趁機鑽到了那個不歸“實證科學”管理的領地之中,為所欲為的招搖撞騙起來。這種鑽空子其實也只能夠發生在人類的表面層面。

不歸人類意志管轄的區域並不等於沒有意志,這就像我們前面講過的人類的右腦功能一樣,人腦沒有被人類自身所使用的區域並不等於是沒有被使用。人類的左右大腦那是有分工的。達到哪樣的生命層級,應該使用甚麼樣的大腦分區。那都是有規則的,不是想怎麼著就能夠這麼著的。就是這麼個道理。

最後讓我們概括的講,我們在批判了《進化論》或《進化論》的自然主義邏輯之後,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新的《有神論》或《神創論》的分析邏輯(作者註:不是指那種信仰邏輯,而是用於分析的世俗邏輯)。其實真正的《有神論》所講的不僅僅是關於上帝或神佛造人那個人類文明遠古的初始事件,還包括神佛安排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的每一步,也就是宇宙意志管理人類文明的每一步。這就是《有神論》從《神創論》到《宇宙智能論》再到《文明使命論》再到《歷史安排論》這個人類文明“全過程”的邏輯。其實這就是一種意志管控邏輯,一種管理邏輯——一種我們後面要重點給大家分析的人類文明“項目管理”的管理邏輯——管理人類文明這個宇宙項目的整體邏輯。這就是本章所需要確立起來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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