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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0日 星期四

人類文明的審判(第二章): 第七節《進化論》給人類文明造成的終極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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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網2012年10月14日】

第二章    進化論還是智能論

第七節《進化論》給人類文明造成的終極風險

前言

前一節我們根據認知體系三部分的框架分析了關於達爾文《進化論》思想對於人類文明所造成的多方面的負面影響,包括了《進化論》對人類“思想基點”的影響,也包括了對關於事物“分析邏輯”的影響,以及對人類末世“行為方式”在“結果”方面的影響。但是無論這些影響如何,其實都是屬於對人類文明在“末期”的一種階段性的影響而已。其實還有一種影響是超越了這種對人類文明一個階段的影響,我們稱之為“終極風險”。關於這個“終極影響”,可能讀者現在還未必能夠體會本人要表達的意思。或許只有到了讀者閱讀到本文的最後一章——第八章關於《終點邏輯與文明的最後審判》的時候,大家才能夠真正理解人類文明“終極風險”的意義所在。關於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的原理,也只有到了第八章,我們才能夠真正的給大家展開來講。我們本節這裡只是提及一些《進化論》對於人類所造成的影響中那些與“終極風險”相關的一些內容。


一、機會成本

我們講當今的人類社會,在“實證科學”300多年以來物質文明的塑造下以及物質慾望的驅動引導下,無論是關於人類思維還是人類行為,甚至包括人類所依賴的生存手段都已經非常的物質化了,那麼我們也就只能夠使用已經現代物質化的思維方式給大家論證《有神論》的存在,論證關於“神信仰”對於人類文明的必要性問題。我們已經無法回到人類文明之初的那種“神性”思維給大家直接論述了。本書的全篇實際上使用的就是這種《外腦》分析思維,以西方文明所擅長的分析邏輯來表述本人的觀點,以適應當代人類的思維方式。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再從戰略學、決策學的角度給大家做一些相關的論證,因為決策思維與戰略思維有關屬於是當代人所熟悉的思維方式,特別是中國企業家即便根本不知“戰略為何物”,就像不知道“科學為何物”、不知道“哲學為何物”的那些痞子“磚家”們一樣,中國企業家們那要素談論起所謂的“戰略”問題,那可都是口若懸河的一套一套的。其實那些口口聲聲說這個“封建”那個“封建”的人們也根本就不知道“封建為何物”。

大家知道,決策學講求的是一種選擇性,一種方案選擇性,所謂的最佳方案;而戰略學講求的就是一種所謂“趨利避害”。戰略學上一直反覆講這樣一句話;也就是“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的這句話。因為孤注一擲那樣風險會很大。因為萬一這一個籃子漏了,那麼所有的“雞蛋”不就全都完了嗎?所以在所有的實體運作層面,也就是在“用”層面,都存在一個有效規避風險的問題,也就是萬一自己看錯了、看走眼了、判斷錯誤了的問題。

因此在決策學中,經常談論一種備選方案Alternative的問題。決策上必須基於一種多項方案的選擇,而且即便最後選擇了某一個方案作為決策方案,但是仍需要有一個備選方案,或者叫做預備方案。這就是在戰略學上必須有戰略預備隊的原則。這才是真正在戰略層面思考問題。然而在當今的中國社會裡,特別是在中國企業家的圈子裡,alternative的觀念似乎很少為人所知。在中國,決策就是領導、老闆拍腦門的孤注一擲,就是老闆說了算,根本就沒有方案選的概念,決策可以沒有方案,決策可以不基於方案,只是孤注一擲,只是賭上一把。賭贏了就贏了,輸了就輸了。贏了不知道怎麼贏的,輸了也不知道怎麼輸的,根本沒有甚麼alternative的概念,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決策方式。我們講,如果選擇的方案消失了、沒有了,alternative沒有了,那麼決策也就不再具有選擇的意義了。決策也就不再具有戰略層面的意義了,決策就只剩下拍板了,“決策”就只剩下“決”了,“策”已經沒有了。“策”就是方案。於是中國式的決策就成了所謂的“四拍”模式——拍腦袋,拍胸脯,拍大腿,拍屁股。於是決策就成了一場豪賭,賭輸了就走。這或許就是為甚麼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充斥的都是東方賭客,因為東方人具有一種“天生”的賭性。其實與東方文明的特徵也有關,是一種東方特徵走入文明“末期”的一種反映。

其實沒有了alternative的決策本質上就屬於是一種“不得不”做的決定而已,那麼決策關於選擇的意義也就已經不存在了,也是決策關於戰略層次的屬性意義完全消失了。因為“決策”與“決定”在戰略學的本質是有根本差異的。我們這裡就不展開講了,畢竟這裡不是在寫戰略學專著。

人類的能力是有限的。這是本書的一個基本假設。因此在這個世界上,並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人們可以控制的。然而如果在決策中沒有了這種備選方案alternative的時候,也就是沒有另外一隻戰略籃子的時候,那麼一旦意料之外的“不可控”情況發生的話,那麼人們就將失去一種可以泰然應對的能力。實際上失去應對能力就是戰略的消失。這種戰略的消失,實際上就意味着,在使用的維度上戰略思考能力的消亡——在戰略的棋盤上你已經無棋可走了,戰略的主動權完全喪失了,於是就只能隨着外部事物或者對手而起舞了,也就是“決策”只能夠“不得不”這樣做了。在圍棋上講,這叫做失先手。在對弈上,往往一手失,則手手失,想要扭轉敗局,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競爭遊戲中,一旦喪失主動權,就只能是我為魚肉,任由刀俎所為了,滿盤皆輸。大家想一想,這種喪失主動權和應變性的結局難道不可悲嗎?難道不可怕嗎?其實對於人生規劃而言,喪失主動權、喪失選擇權這也算作是一種敗筆。

用經濟學的術語講,採用某種方案而放棄選擇其它方案的做法一定會帶來一種“機會成本”。所謂選擇的合理性,只有那個被選擇方案的確定性收益或者實際收益大於放棄其它方案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的時候,這種被選擇的確實性方案才被認為有意義,才屬於一種“理性”或者最佳選擇。否則備選alternative方案不應該被輕易放棄。

大家都聽說過,中國的老話講:“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句話到底是甚麼意思呢?其實這句話裡邊包含有一層“機會成本”的道理,含有一種經營人生的戰略性思維的考量。因為信不信神,可以說這是人生中的一個最大的“機會成本”,一項最大的戰略選擇,如果非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了,那麼如果……

相信神,對於任何一位遵守道德規範的好人而言,其實不會造成任何額外的人生成本,就像西方二分法一樣,你weekdays該幹甚麼還可以去幹甚麼,只是weekends你去教堂洗滌靈魂,或者權且當是一種社交吧!實際上許多人也確實是這樣想的,這樣做的,把去教堂當成了一種社交活動。因此信仰神,不會帶來甚麼額外的人生“機會成本”。但是反過來講,如果神確實存在,如果你不幸的選擇了不相信神的存在,那麼這種對於神佛的“不信仰”就可能或者說就一定會成為人生中的一個最大的“機會成本”。那麼當在人生錄像回放完畢之後你被帶到了神明審判的公堂之上的時候,你想想你那個時候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情,你的人生完全奮鬥錯了方向,你的雞蛋完全放錯了籃子。

信神,如果神不存在的話,其實並沒有甚麼真正意義的人生額外成本;然而不信神,但是神如果確實存在的話,那麼就會導致人生最大的“機會成本”。那麼站在決策性的立場上進行選擇,根據“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似乎我們也應該選擇“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樣的一種選擇。在戰略學上,就應該是這樣一個決策原理。這就是完全站在物質人的角度,站在為了您人生個體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也就是從“趨利避害”的戰略思維的角度,我們幫助大家分析了一下信仰的問題。當然如果站在《有神論》的角度,這種“比喻”未必恰當,未必尊敬。因此還敬請神佛原諒。當然這也只能算是本人的一家之言吧。也就是想個辦法幫助大家降低一下人生的“機會成本”。

以上我們給大家講述的是關於《無神論》(包括《進化論》的人類動物來源)會給人生造成“機會成本”的問題。其實“機會成本”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風險意識,就是關於人類對於“不可控”因素的一種應對方法。風險意識其實與我們所說的大尺度、大方向有關。戰略與決策其實就是在人類認知層面幫助解決大方向迷失問題的一種知識。然而“實證科學”在本質與使命上都不擅長大尺度的的方向問題,容易造成大尺度、大方向的迷失。但是在這方面,《進化論》或者所謂的“唯物哲學”不僅沒有想辦法去彌補“實證科學”在這方面的缺失,反而恰恰利用了“實證科學”的這個弱點將“實證科學”有意的引入了迷途,在迷失中走得更遠,從而為人類文明製造了巨大的文明的“機會成本”。

其實“實證科學”實際上所擅長的是在一個既定點上的效率問題,因此“實證科學”所建立的文明就只能是一種物質效率文明。還是戰略學上的那句話;“在錯誤戰略方向上任何成功的戰鬥,只能使戰略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而且越是成功的戰鬥就越是如此”。也就是說,在錯誤的方向上,越是有效的行動,實際上所造成的損失或成本也就越大。這種“損失”或“成本”其實已經不是在決策階段“機會成本”方面的意義,而是實實在在真實發生的成本。在這方面,物質文明的有效“戰鬥”對於人類文明而言也確實起到了一種“輔助”有效增加成本和加大人類風險的作用。

二、關於放大效應

說實話,西方“物質文明”的崛起其實只是這300多年以來的事情,而當今中國社會真正全面步入這種“物質文明”的“市場經濟”發展方式,充其量也只是這30年的事情。如果以“天子文明”3000年的時間尺度來看,或者再加上之前的“神傳時代”3000年的話,“物質文明”其實不過是人類文明的一個短暫階段而已,也就是“天子時代”“末期階段”的後半段,當然這或許需要等到讀者們閱讀完本書之後才能夠真正了解關於“末期階段”的真正意義。然而從實際的時間尺度上來看,“物質文明”充其量不過只有之前人類文明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的時間而已。然而就是這短短的十分之一時間,西方近現代的“物質文明”所消耗的地球物質資源,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別是當今中國所謂的“市場經濟”所採用一種資源消耗導向模式,並且是一種低效能的過度消耗模式,其實也是有原因的。那麼這其中的必然性,這其中的文明使命的安排,其中所隱含的道理,也只有到了本書後幾章的分析中,我們會站在《宇宙智能論》、《文明使命論》與《歷史安排論》的角度為大家逐漸的揭示開來。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都是本人的個人觀點。

我們在這裡需要給大家特別提出來的是,為甚麼西方“物質文明”能夠這樣做到這一點呢?為甚麼西方文明用300年做了過去人類看似3000年才能做的事情呢?西方文明為甚麼能夠做到呢?這就是因為西方“物質文明”有一種追求“效率”的本質,西方文明是一種“效率文明”。這種“效率文明”是一種建立在“工業文明”之上的“商業文明”。也就是說,西方近現代的這種物質效率,在物質形態上其實是一種“工業文明”與“商業文明”的疊加與放大。也就是“商業文明”對工業“物質文明”所起到的一種效果效率放大的作用。其實“商業文明”古以有之。商業是關於流通的,是關於物的周轉率。因為商業周轉,1元錢就可以當做10元錢來使用。這就是周轉率。這也就是對物的一種“放大作用”,也可以叫做一種“乘數效應”。“乘數效應”的本質就是一種放大。所以西方近現代“物質文明”雖然在時間上,可能只有本次人類文明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的時間,但是由於其所具有至少10倍的“放大效率”,因此只有十分之一時間的西方物質文明不能夠被小覷。然而大家都已經知道了,西方近現代文明這種10倍的“放大效率”其實主要表現在對地球物質資源的消耗方面,並不是表現對人類生命本源的回歸方面,屬於是一種迷失了進取方向之後奔跑的效率。關於“工業文明”與“商業文明”的效率疊加與放大,這裡涉及到一個沒有給大家講過的機理,那就是,機理疊加或者因果疊加這是“項目管理”關於在項目“末期階段”的一種機理。我們在後面的第六、第七章中會給大家專門講述這個“效果疊加原理”。

關於物質效率“放大效應”的危害,就如同“戰略機會成本”一樣,往往是物質之人所意識不到的,因為人的本性已經被物質包圍了、淹沒了。因為物質屬性的一大功能就是淹沒精神、淹沒本性,讓人類迷失本性。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全球整體的“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由金融手段所操縱的。金融手段對物質文明而言就是一種放大的槓桿——以小撬大,以少撬多。這就是效率放大作用的槓桿作用。

可以這樣的歸納,人類文明已經為走了一條“思想物質化→物質資源化→資源資本化→資本金融化→金融槓桿化”的道路。現在的“市場經濟”實際上已經完全背離了“商業文明”原本的金本位時代的“硬貨幣總量與市場商品總量對等”的原則。這種對金本位的廢除實際上就是為“物質文明”開放了一個可以不設上限的槓桿作用或放大效應。

實際上,這種金融槓桿效率的放大作用也反映出了當今時代人類思維只朝向單一的方向想問題的問題,已經犯了一種“只知進而不知退”的兵家大忌。這也是《進化論》推波助瀾的一種線性發展模式的必然——發展只是從低級到高級的一種單向線性過程,特別是在當今中國,商業或市場的生命周期也只是被認為是一種單向性的規律——只有高漲,沒有蕭條。一旦經濟蕭條到來,那麼中國經濟與中國企業就完全不知道應該如何應對。只知道有高漲的思維與世界是全可控的思維其實是一致的。好似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都沒有意外,一切都是人們期待的成果,而不是風險。因此槓桿效率的放大作用也被認為,對於滿足人類的物質慾望方面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這種單向思維,只看到硬幣一面,而不知事物兩面性,不知硬幣還有另一面的思維,如同我們前面反覆講過的,其實是在戰略學上最最應該避免的一種思維方式。戰略學最忌諱的就是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只知進,不知退,只知高漲,不知蕭條,其實這是缺乏風險意識的最為典型的一種表現。

然而孤注一擲的風險實在是太大了。萬一,只要有一個萬一,甚至只要有一個風吹草動,可能全部雞蛋就完了,滿盤皆輸。單方面的思考問題其實這就是一種絕對化可控論的思維方式。這種可控性其實只有在小尺度的戰術點上集中資源才有可能做到。這也是關注小尺度的“實證科學”所擅長的。但是這種絕對化的可控性,一旦離開小尺度的範圍,一旦向大尺度延伸的時候,人類對事物的可控力就不再有任何保證了,不可控的風險就會出現。風險性而不是可靠性就會成為事物的主導力量。在這種情況下,那麼槓桿效率的放大作用所放大的就不再是人類所期待的收益或自我慾望的滿足,而是一種事與願違的對負向風險的放大。

比如,當今一個小小的希臘所發生的債務危機就可以撥動全世界人們的神經。試想一下,在經濟全球化之前,一個居於歐洲一隅的小小希臘經濟與中國人的腰包又會有甚麼關係呢?!所以我們講,槓桿效率的放大作用放大的可能是一種風險而不一定是人們的預期收益。但是這必須得大家站在同一個事物具有兩面性的思維基點上看問題,才能夠看清楚事物“利害相雜”的這個屬性。似乎本次全球化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的金融界也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考慮如何將金融手段“去槓桿化”的問題。

這裡需要給大家說明的一個問題是,避免單向性思維,事物具有硬幣兩面性的這種思維,與數學“對稱性”以及“時間之矢”的時間單向性並不是同一個範疇,切忌混同。時間單向性與人們的單向性思維是兩回事。而且恰恰是因為有時間單向性的存在,有時間尺度的變更,才會有生命周期的出現,才會有經濟“高漲”與“蕭條”情況的出現,有事物“可控”與“不可控”情況的出現,也有運營“收益”與“風險”的出現。也就是說,時間與過程是兩回事。時間是單向的,然而過程是有漲落的,是雙向的。

三、終極風險

我們在前面要點中給大家講解的是關於《進化論》如何給人生造成巨大的“生命機會成本”的問題。其實“機會成本”在本質上就是一種選擇風險——方向性的選擇。一旦選擇完畢,一旦人生決策選擇了錯誤的人生方向,《進化論》那個由低向高的單向發展思想還起到了一種在錯誤戰略方向上有效戰鬥的效率放大的作用,也就是一種風險放大的作用。其實在人類空間的層面上,所謂的由低向高的所謂發展根本就不存在,因為人類整體上所處的是一種水平空間,只存在水平維度的一種線性延伸。在這種水平維度上的所謂上下,其實只能夠叫做一種波動,並不具有真正層級上下的意義。對於這種波動,似乎生命周期的稱呼似乎更為合理一些。《進化論》的出籠實際上就是否定高層宇宙意志的存在。否定了高層宇宙意志的存在,那麼人類實際上也就失去了向高處去的歸屬。

對於金融危機小尺度的點方面的觀察而言,似乎人類還有反思的機會,還有調整一下人類思維方式的機會,比如考慮金融系統如何去槓桿化呀。當然這種機會是否真正的存在,本人是持保留意見的。但是,顯然當具有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屬性的這種人類文明的終極時刻一旦到來的時候,人類就不再具有任何可以調整態度或者轉變思維的機會了。這才是“最後的審判”的關於甚麼是“最後”的真正意義之所在。這是我們在本書最後一章重點要給大家講解的內容——那就是甚麼叫做“最後”、甚麼叫做“終極”?在這方面,《進化論》起到了有可能阻礙人們回歸真理大道的最後希望,給人類造成一種永遠都無法彌補的“機會成本”,也就是一種不再有任何下一次機會的“終極成本”。

其實當今的很多人,也許或多或少的意識到了人類當今所面臨的一些風險,甚至“有病亂投醫”的尋找各種人世間的解決方案或者所謂的濟世良方。雖然這些人使用了一種反對《進化論》的思維方法,也思考出了當今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一些巨大問題,但是這些人並沒有能夠真正徹底的認識到“物質文明”的本質問題,因此在危機的解決方案上,依然使用了一種《類進化論》的方式,也就是仍然把人類自己假設為萬物的主宰。即便是發了一些善心,但是這些人仍然無法看到真正的“天意”與天救人的“標準”是甚麼。這些人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代替了“天意”。這些努力其實皆是一種小道所為,並非通天之大道。說實話,這些小道其實能夠自救都很難,更別說甚麼救人了,更別說拯救人類了。

所以說,一切小道小法其實根本就找不到挽救人類危機的出路。甚至小道小法所意識到的人類危機其實也只不過是一種表面危機而已,因此小道小法是絕對認識不到與“最後的審判”尺度所對應的人類文明的真正危機的。小道小法也只是憑藉著過去的歷史經驗而已,而真正意義上的“最後的審判”在人類歷史上從來都還沒有發生過。我們說這種“從來都還沒有發生過”,還不僅僅是針對本次人類文明意義上的“從來沒有”,而可能是宇宙自創生以來意義上的“從來沒有”,而且還不是“實證科學”所能觀察到140億年物質小宇宙意義上的“從來沒有”,而是神佛眼中兆劫宇宙意義上的“從來沒有”。在這樣意義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最後的審判”,那麼小道小法又如何能夠知曉呢?!在這個意義上,任何小道小法的努力對於能夠拯救人類的真正正道大法而言其實都是一種干擾。我們這裡就不展開相關的分析了,日後如果有機會,本人會單獨撰文論述。

以過往歷史經驗看未來,其實這屬於一種《起點決定論》的思維。而我們講的“最後的審判”其實屬於一種《終點決定論》。這是一種“項目管理的邏輯”。我們會在第三章中重點討論這些問題。

然而無論現在知曉與否,人類社會的每一位成員,也包括人類文明歷史上的每一位角色其實都必須面對“最後的審判”,特別是在人類文明最後階段的最後一期的角色們的表現就尤其重要。但是當今人類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包括我你他她,在最後一期的角色,所發揮的作用,無論是正向的,還是負向的,那麼都會永遠被釘在宇宙歷史的“功過柱”上,永遠都不會再有甚麼下一期角色的變更與調整。這就是“最後的審判”與人類文明“階段性審判”,或者與每個人每一生錄像回放後的“人生的審判”在本質上不同的地方。比如,中國讀者非常熟悉的《封神演義》。《封神演義》中的《封神榜》實際上就是一種“階段性審判”,是人類文明發展進程到了某一個階段完結了的時候的那種階段性的審判。實際上在《封神榜》發生之後,東方文明就正式進入了“天子時代”。

其實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古老民族都有上古時代的《史詩》。其實這些《史詩》之作反映的都是這種人類文明在初期階段完結之時的一種“階段性審判”的內容,並以文學《史詩》的方式記錄上古人類的重大事件。只不過現在大家都是當做一種“神話小說”或者“神話傳說”來閱讀而已,並不了解《史詩》存在的真正意義。應該說,這些《史詩》也確實屬於是一種“神話”,但不是一般人意義上的“神話”,而是神意義上的“神話”。是“神”告訴人類的“話”。“神的話”當然就是“神話”。西方文明有《史詩》,東方文明沒有《史詩》,很多人不能夠理解其中的原因。還有一些中國現代文人一直在努力填補中國沒有《史詩》的缺憾。其實都是不知道在《史詩》存在意義的一種表現而已,因為東方文明的歷史使命決定了東方文明不需要《史詩》這種記錄方式。東方文明所需要的是一種在“天子時代”連續的歷史記錄方式。其實任何“存在”還是“不存在”都是宇宙意志對於人類的安排,根本不像人類所認知的那麼簡單。又何需要人為的去填補這個填補那個呢?!

《封神榜》屬於一種明清通俗小說體。然而《封神榜》所反映的那是關於3000年前所發生的事情了。那是對中華文明在完成了第一個3000年的“神傳時代”之後所做的一個總結,就是給中華文明畫上一個階段性的句號。在這個階段性的句號之後,被開啟的就是中華文明又一個3000年的所謂的“天子時代”。然而我們在第八章中要給大家所重點分析的“最後的審判”與《封神榜》所揭示的“階段性審判”在機制上那可是完全不同的。在“階段性審判”的時候,針對於一個時代的完結,那些核心人物,無論是正面人物還是負面人物,都可以榜上有名,比如人人知曉的《封神榜》中的那個“掃把星”。因為無論正面或者負面人物,在完成了“階段性”使命之後,還可以有在下一階段被從新安排的可能性,還可以從新調整、選擇角色或者改過自新、從新做人。然而“最後的審判”就不是這樣了,所謂的“最後”那就是沒有下一次機會了。那麼在“最後的審判”中,被判定是正那就是正、是負那就是負,正負的判定無論如何那都會被永遠定格在那裡,審判的“判詞”那永遠都不可能在宇宙歷史中被改變了。

另外,關於“人生審判”、“階段性審判”與“最後的審判”的關係,我們打個比方,就相當於人類司法體系中的“初級法院”、“中級法院”與“高級法院”。“高級法院”的裁決往往叫做“終審裁決”,是不可改變的。因此“最後的審判”與“階段性審判”和“人生審判”還是有區別的。無論對於甚麼生命而言,“最後的審判”那都是無法逃過的、無法改變的,那就是生命長河之後一錘定音的蓋棺定論。

其實如果要真正理解“人生審判”、人類文明“階段性審判”與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的屬性,那麼我們人類的認識就必須站在《有神論》的基點之上,而且還必須站在人類生命需要多次輪迴的過程因果的基點上來考慮,人們才能夠把人類《文明使命論》與《歷史安排論》的真正機制徹徹底底的看清楚。因此,物質主義的人們會說,這些各種“審判”與我們個人的日常生活又有甚麼關係呢?

四、生命輪迴說

關於《生命輪迴說》的意義,其實這是東方佛教思想的一種認知思維。基督教思想並不這樣認識生命。有熱心讀者給本人提供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反饋信息,“西方基督徒本來也是相信輪迴的。基督教歷史上最有影響的 《聖經》學者奧利金(Origen)就是輪迴現象的積極宣傳者。但在公元553年受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濫用王權的反對和排斥,連奧利金主張的輪迴也一併受到王權的壓制,以後的很多基督徒便逐漸地‘忘記’了自己輪迴的歷史。”確實“忘記”這個詞彙非常的說明問題,一切不歸文明使命所肩負的責任一定會被“忘記”。人類文明中被神佛選擇的各個古老民族的上古傳說就是這樣,需要被保留的就流傳下來了,不屬於使命的就被“遺忘”了。有些時候為了讓人類“忘記”甚至不惜發生讓人們所不理解的一些事件,比如秦始皇焚書坑儒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濫用王權也應該算是一例。

東西方主流思想的這種所謂的認識“分歧”其實是由於東西方文明所肩負的不同使命分工所造成的。西方文明負責人類文明的末期,而“輪迴”邏輯的真正使命在於人類文明的“中期”,所以“輪迴”邏輯並非西方文明的使命,所以必須被西方的“中世紀”所“忘記”。而在1927年英國學者埃文斯・文茨編着了《西藏度亡經》之後,西方人中開始相信輪迴轉世的人數上升到四分之一的這個現實那就屬於東西方文明在人類文明末期“終點”機制交匯的事情,完全屬於另外一種機制了,與東西方文明在“中世紀”的使命就沒有甚麼關係了。

在本書的第一章中,我們已經給大家講過的關於“瀕死經驗”、“人體攝像機”、人生“錄像回放”等等這些認識,其實我們都是依據佛家關於人生多輪迴的思維進行推理的。還是按照中國的那句老話“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那麼為了避免人生最大的“機會成本”,我們奉勸大家,最好還是“寧可信其有”吧。然而我們需要說明的是,從人類文明的角度上講,《宇宙智能論》、《文明使命論》與《歷史安排論》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回到具體的人類社會的每一個具體成員的時候,我們就必須再加上《生命輪迴說》。

那麼生命多次輪迴到底具有甚麼樣的意義呢?這就是本人在這裡想要給大家分析的話題。一個生命可以有多次的輪迴也就是說可以有多次人生修正的機會,也就是說,如果犯了錯誤那麼還可以有下一次改正的機會。這是理解生命輪迴的意義的一個方面。那麼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也就是說,歷史上的多個角色可能都是共同的一個“我”所扮演的。那麼在人類文明歷史長河中的這種多個“我”在相互之間就一定有某種因果關聯的相互性。這些關聯關係在佛教中就叫做“業力輪報”。也就是歷史上的“我”所有的“功過”都會被下一個“我”所承接。這種“功過相承”的多輪迴積累,不僅僅決定了下一世“我”的角色,積累的最終結果也決定了最後的“我”——在“最後的審判”時代到來的時候那個“我”的角色。因此在“最後的審判”時代到來的時候,“我”的角色,那可不是憑自己隨意選擇的,可不是“我”想幹嘛就幹嘛,而是一種在歷史長河的“業報功德”積累的一種必然。我們前面講過的“末期”疊加的法則、放大效應,其實也有一種“積累”的意義。

就像演員演電影一樣,如果“我”一直都是一位群眾演員,但是下一部戲的“我”卻想要演個“主角”,而且是演好萊塢大片的“主角”。一般而言,這是邏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在“最後的審判”時代到來時候的那個“我”的角色,那隻不過是千萬年以來所有“我”的角色多次輪迴的“功過積累”而已。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主流“理性主義”思想體系中並沒有多少關於生命輪迴的研究,西方思想屬於一種典型的01邏輯,忽略中間過程,關注重要是一種“終極”結果。即便是在宗教思想中,要麼升天堂,要麼下地獄,講述的也是一種“終極結果”,這與西方“理性主義”思想主要關注結果而忽略中間過程的思維方式是完全一致的。西方思維更關注結果。基督教關於“最終的審判”與關於或者“升天堂”或者“下地獄”的思維其實都可以看做是一種“結果導向”思維。其實“終極結果”、“最後的審判”這是西方文明對於人類文明最大、最重要的思想貢獻,特別是人類文明到了“終極時刻”的時候。

然而《生命輪迴說》在總體是而言,以前對於西方主流人群而言,還算是一種比較陌生的概念。但是從佛洛依德所建立“精神分析方法”以來這種情況就開始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其實心理學研究對於西方主流“理性主義”物質思維而言其實是一種重大顛覆,使現代西方人也開始逐漸意識到了生命輪迴的意義。然而非常滑稽的卻是中國人在黨文化的“培育”下卻越來越不相信“命”了、越來越不相信“輪迴”了。

比如,“前世催眠回溯治療”的典型人物,美國著名預言家埃德加•凱西(Edgar Cayce)所做的催眠回溯治療,發現了當今人類許許多多奇奇怪怪病症的病因,一些用西醫病理學原理至今還不能夠解釋的病症的病因,其實都與某個人的前世因果有關,並非是今生今世因果所導致的疾病。

比如說,有些人經常犯神經性頭痛的怪病,通過催眠回溯治療發現,這些人在羅馬帝國時代曾經參與過鎮壓基督徒的事件,或者在觀看迫害基督徒的獅子吃人的角鬥場的觀眾席上曾經拍過巴掌、喝過口彩。催眠回溯治療發現了許多對於西方世界無法認知的生命多輪迴現象。也因此,對於認知生命的本質和內在規律,因此現代心理學的許多精神分析方法在西方文明中起到了一個巨大的認知革命的作用。

因此,在西方國家裡,現在有這樣的一種邏輯,如果你有了身體的病、生理方面的病,那麼你就先去醫院看醫生,去進行病理診斷;如果醫院看不好了,那麼你就去看心理醫師;接下來如果心理醫師還看不好,那麼你就去看神父吧,你就去向上帝懺悔吧。就是這樣一個邏輯次序。

所以在西方世界中,《科學》與《上帝》並不是對立的,而是分工不同的。甚至在軍隊裡面,西方軍隊都配置了牧師,負責士兵升天堂的事。然而在中共的軍隊里,配置的卻都是甚麼指導員、教導員、政委或者書記等。或許這也是一種命中注定吧!軍隊裡配置牧師,士兵們準備去見上帝。軍隊裡配置政委,於是黨徒們準備去見馬克思,因為馬克思是“撒旦教”門徒,那麼去見馬克思,實際上也就是下地獄去見撒旦。

另外需要跟大家說明的一點就是,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其實已經走出了《西學》作為《外學》的研究領域,進入了一種《內學》的研究範疇。只不過佛洛依德的這種跨越《西學》的邊界,與那些“不知科學為何物”的“泛科學”的“越界”不同。佛洛依德改變研究目標之後,他的研究方法論也隨之發生了改變。其實馬斯洛的心理學也是如此。因此根據本人的觀點,佛洛依德-馬斯洛的意義,應該像巴科斯特的“植物意識實驗”與江本勝博士的“水結晶實驗”一樣,成為人類“新科學”的里程碑。

五、再論右腦功能

下面就我們再來談一談關於生命多輪迴“業報功過”如何“積累”的問題——也就是,人的“業報功過”在生生世世的輪迴中是如何被積累下來的?人體中到底有沒有這種我們以前還沒有認識到的、負責生命中長線多輪迴因果的“積累”的功能?那麼下面本人針對這個“積累功能”的問題給大家展開進一步的分析。

記得在本章前面的論證中,本人給大家講述過“初識右腦結構”這方面的論述,並且批判所謂的關於“右腦開發”的這種不靠譜的說法。關於人類右腦功能的研究,人類社會近年來似乎非常熱衷。因此現代科學已經發現了人類左腦與右腦在機能與容量方面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異。然而西方“實證科學”所使用的實際上主要是人類的左腦功能。左腦的特徵往往善於分析、邏輯、數字、關注表層事物,而且左腦的記憶能力屬於一種短時瞬間記憶,這些特徵與我們論證的“實證科學”擅長小尺度、短時效規律的屬性完全一致。因此“實證科學”對應於人類的左腦功能。因為《西學》屬於一種《外學》,所以對應於《外學》屬性的左腦,本人就稱之為《外腦》。

然而人類右腦的功能,對人類而言,對“實證科學”而言,是相對陌生的。但是據說,人類右腦的容量是左腦的1萬倍。所以許多人就天真的認為,既然右腦功能還沒有為人類所認知和利用,那麼我們人類就“開發右腦”功能吧。“右腦開發”的概念就是這麼來的。其實“右腦開發”的概念是非常幼稚的、膚淺的,甚至是十分荒謬的。“開發右腦”這只是《無神論》、《進化論》的一種想法。其實人類沒有使用的右腦深層功能,看似沒有給人類所利用,但那並不等於沒有被使用。就讓我們以計算機數據信息存儲空間的例子給大家做一個類比說明。

比如,人類的左腦相當於一個存儲容量只有1-4G的U盤,是留給“實證科學”短時使用的,也就是留給人類今生今世日常記憶所使用的,只有一種短期使用的權限(一生一世的使用權限),生命擁有者可以在存儲表面上經常的進行刪刪改改(作者註:其實人生今生的全部數據還都在U盤的深層數據空間中儲存着,只不過大腦表面保留的記憶數據可以不斷的刪刪改改而已)。

然而人腦的右腦呢?人腦右腦就相當於一個三、五千G容量的人腦大硬盤,其容量可以達到左腦U盤容量的千倍萬倍。這個人腦大硬盤其實是用來存儲本次人生之前的多輪迴生命數據的,可能既包括這個生命體從宇宙起源到生命在宇宙中層層下走人間的數據,也包括下到人間以後多次輪迴生命中所有的數據。所以人類右腦的容量必須足夠大。但是人類右腦的這些容量那根本就不是留給人體表面功能使用的,也就根本談不上甚麼“右腦開發”的意義。這是我的認識。

當今人類所開發的電腦技術都已經發展到了對於數據可以使用不同儲存方式對待的程度,比如磁介質存儲、激光介質存儲等等。據說瑪雅人的水晶頭骨就是數據信息存儲介質,那麼由高於人類能力的神佛所創造的人體難道就沒有更高級的信息數據存儲方式嗎?!我們在第一章中給大家提到過“人體攝像機”的概念,想必大家還有記憶吧。我們不妨把這個“人體攝像機”的概念再往前推論一步。

想必大家現在都已經習慣了使用筆記本電腦laptop了吧,而使用台式計算機desktop的人則越來越少。那麼筆記本電腦的好處到底在哪裡呢?大家知道,筆記本電腦屬於一種移動辦公,可以隨身攜帶,比固定台式機要方便許多了,而且現在大多數的筆記本電腦都配置有“電腦攝像頭”。那麼既然人體可以帶有“人體攝像機”,那麼請大家不妨可以更大膽的想一想,人體為甚麼就不能夠有自己的“人體計算機”呢?也許“人體攝像機”就是“人體計算機”的內置“攝像頭”而已。難道這種可能性不存在嗎?如果這種“人體計算機”一旦存在,那麼這種“人體計算機”不是比筆記本電腦更方便嗎?這或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隨身攜帶。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所謂的“上帝造人”所說明的不就是上帝使用其所掌握的更高級的“宇宙生物技術”創造了人類生命嗎?!按照這種推理,難道“上帝造人”就只能是“神話”而已嗎?難道“上帝造人”就沒有任何“科學”依據嗎?

上帝造了人。其實上帝在造人的時候,上帝給人類所設計的左右腦功能是有不同分工的。這就像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在人類文明使命中的不同分工一樣,人類的大腦左右功能其實也是各有不同分工的,左右大腦因此各有各自的擅長、各有各自所肩負的不同使命。

人類左腦主要負責今生今世的短時記憶,主要注重事物的外部性;左腦擅長於短線分析,具有短線記憶能力。也就是所有今生今世的數據信息都存儲在左腦U盤之中。一旦生命的今生結束了,那麼就需要將生命U盤的左腦記憶信息從新格式化,清除所有的人生數據,以備下一輪迴生命的使用。而左腦中原本儲存的所有本次輪迴的人生信息數據在被格式化之前,就會被轉移儲存到右腦的超級大硬盤的信息數據庫之中永久性的封存起來,因此每一生的信息數據並不會丟失,以備日後使用。因為在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的時刻,對於已經多次輪迴了的某個生命體,這些數據信息還會被調用出來使用,就像最後判定是否頒給大學“畢業證書”一樣。各科成績必須一起看,而不是只看最後一學期的成績。

也就是說,人生多少輪迴的信息數據會被長久的存儲在人腦右腦的大硬盤之中了,也因此右腦的容量必須是左腦容量的一萬倍。這是說對了。但是甚麼“右腦開發”呀,那可據說大錯特錯了,因為根本就不存在“實證科學”所認為的那種“右腦開發”的可能性。因為右腦裡面那一萬倍的容量,其實根本就不是空白區,根本就不具有右腦被開發出來的那種意義存在。其實右腦的容量根本就不是為了人類今生今世所準備的,那是封存人生多輪迴信息數據的存儲空間,那是已經被封存了的空間,那是留給上帝為人類做審判之時所使用的空間。其實右腦中所包括的生命數據,還不僅僅是人類在人類這個層次中各次生命輪迴的全部數據,甚至還包括高於人類輪迴的,生命在宇宙下走過程中,在宇宙高層空間所經歷的宇宙生命輪迴中的生命全過程的全部數據。

其實佛家所說的“開悟”,就是打開生命原本儲存在右腦信息庫之中的數據記憶以及與儲存這些記憶相對應的宇宙層級中的宇宙智慧。也就是說,右腦之中保留的智慧具有某種“先天性”屬性,並不是“後天性”的人世間的智慧。當然以上這些觀點都屬於本人個人的一些的認識而已,本人並不想以本人的個人觀點強加於人。

我們在第一章中給大家所分析的那個“瀕死經驗”與人生鏡頭的全場景瞬間回放,那是屬於某個人的人生階段性審判的一種場景,是對於某一個生命體今生今世的所作所為的僅僅這一次輪迴的“人生審判”。那麼在這個審判之前,先要將左腦U盤中所有的人生深層數據進行人生錄像回放,之後再把這些人生信息數據轉移的右腦之中,然後格式化左腦U盤。然而這種“人生審判”畢竟只是人生階段性的審判而已。審判的結果決定了某個人生下一輩子的去處與下一生的命運安排或角色轉換。這就是左腦U盤儲存人生數據信息的意義所在,然後左腦U盤就可以數據格式化了——也就是說,某人下一輩子的安排可以進行從新調整,根據人類文明總進程與生命總進程的進度關係進行調整。然而人類右腦中的生命大硬盤所儲存的人生數據信息可不是幹這個用的,那是不能被調整的,因此右腦的信息應該叫做“封存”,比叫做“儲存”更正確。那是已經被貼了封條的,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夠隨便進得去的。沒有授權根本就進不去,甚至可能連那些階段性“人生審判”的判官們都進不去的,因為那是留做用於“最後的審判”時才能夠使用的,或者作為系統安排人類文明的極高極高的宇宙大覺者才能夠看得見的。

另外,因為左腦U盤在每一人生終結的時候被格式化了,全部信息數據都被刪除了、沒有了,因此擅長使用左腦U盤的西方文明就只能看到人一生一世的信息數據,就看不到在今生今世之前的生命輪迴數據。因為生命輪迴的數據都儲存在人的右腦之中。而右腦屬於一種《內腦》,是西方《外學》根本不擅長的,是《西學》根本就不知所措的。所以西方文明不講生命輪迴。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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