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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1日 星期五

人類文明的審判(第四章):第一節上 結構與過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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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網2012年11月17日】

第四章 文明屬性與使命分工

第一節結構與過程(上)

一、關於結構與過程的關係

在前一章最後一節的最後一個標題七中,我們在討論關於“發展”的問題的時候,本人使用了關於結構體三部分的理論。大家可能會感覺得有些陌生。其實在初稿的版本中,第三章最後一節原本並沒有“論發展”這個標題。這個標題是本人在文字修訂的時候後期加入的,覺得在那個位置上給大家討論關於“發展”的話題比較合適,對於全章可以起到一種提升與概括的作用。


其實結構與過程是密切相關的,相當於一件事物的兩個方面。而且兩者可以是互相應證、互相支撐的。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結構體都需要過程才能夠形成。任何一個結構體都存在着成住壞滅的過程,你稱之為發展規律也好,你稱之為生命周期也罷,反正結構體的生成與存在離不開過程,就連結構體的解體消亡其實也都離不開過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過程既可以形成結構體,也可以摧毀結構體,其實完全取決於哪一種“過程力”居於主導地位。如果由意志管控力為主導,那麼過程就可以促生一個結構,並走向結構體的成熟;反之,如果由自然耗散力為主導,那麼過程就可以解體一個結構。這其實很像是信息論中那種“流量”與“存量”之間的那種相互關係。當“流量”的輸入量(input)大於輸出量(output)的時候,“存量”就增加;當“流量”的輸入量(input)小於輸出量(output)的時候,“存量”就減少;當“流量”的輸入量(input)等於輸出量(output)的時候,“存量”就守恆、就處於一種動態平衡的狀態。

人類文明的三大階段也是如此。當正向力量大於負向力量的時候,往往也就是當精神力量大於物質力量的時候,也就是當意志管控力大於自然消耗力的時候,實際上也就是物質要素稀缺、精神導向飽滿而清晰的時候,其實也就是人類文明處於初期階段的時候;相反,當人類文明處於物質財富飽滿的時候,同時也就是正向精神力量衰退而被埋沒的時候,也是負向精神、自利思想操控人類文明的時候,這就是人類文明在末期的典型表現,一切都是唯物質論的,物質的“量性”規模淹沒事物的一切屬性、本性,也就是淹沒一切“質性”,導致人類文明走向迷失,茫然不知巨難風險之所在,只知道末日狂歡;然而當人類物質力量與正向精神力量平衡的時候,所對應的就是人類文明的中期階段,特別是0.618的黃金分割點附近。

我們這裡所說的由甚麼樣的過程力主導性能夠決定結構體消長、決定人類文明進程演化的這種觀點,與信息論關於“存量”與“流量”的相互關係是一致的。說是一致,其實還是從表面上看,只是做一種類比而已,其實還是有很大差異的。信息論所講的還是一種“量性”思維。“流量”、“存量”還都屬於一種“量性”。而本人關於人類文明三階段的轉換在本質上屬於一種“質性”分析,不是簡單的“量性”分析。“量性”分析其實是第二位的,“質性”分析才是首要的。

也就是當過程由正性的意志管控力主導的時候,實際上的“凈過程力”才展現為正值,那麼結構體就趨向成長,在“質性”方面其實就是為“生的機制”所主宰;然而過程由自然耗散力為主導的時候,也就是“凈過程力”為負值的時候,結構體就趨向消亡,在“質性”上也就是“滅的機制”、“克的機制”在主宰結構體。

其實更進一步的講,只有由“善的意識”或者“善的能量”或者“正向意識”主導結構體的時候,結構體才能夠走向一種意志生法的過程,結構體才能夠越來越完善、越來越美好;而“負向意識”或者“惡的能量”、“惡的意識”只能導致結構體的解體或者散漫,因為缺乏意志凝聚力的存在。而所謂的自然過程力或者價值觀中性其實也無法促成結構體的形成。這些都是“水結晶實驗”早就已經發現的規律。

結構體離不開過程屬性。反過來講,過程也離不開結構的變化。結構是事物存在的另外一方面。任何純粹意義上的過程,也就是任何與結構體成敗消長相脫離的過程其實也是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的。也就是說,過程的存在意義就是在於結構體不斷的變化,不是正向的就是負向的的改變。結構體的變化就屬於衡量時間過程的參考系。

如果過程只是單純的把時間走一遍、耍一遍的話,而不引起事物結構體的變化,那麼“過程”就簡單的等同於“時間”了。過程的真正的意義也就消失了。這其實,這也就是過程不創造價值的另外一種表述而已。

比如中國五行循環論表面上屬於是一種過程,然而五行生剋關係其實具有一種結構體把控機制的意義,是用來調節結構的,使結構體盡量處於一種動態平衡狀態得以在時間過程上儘可能的延長。五行觀其實這就是這樣一種動態平衡觀,是相對靜態固化的“結構”與相對動態流性“過程”的一種完美結合。也屬於事物存在的硬幣兩面,是不可能被人為分開的。《五行論》屬於一種動態平衡論。“動態”屬於“過程”,而“平衡”其實屬於“結構”。兩者缺一不可。“過程”可以看做是一種“因”,“結構”看做是一種“果”。兩者因果相關而又具有反作用。不同的結構機制決定了不同時間尺度與時間規律的選擇。在結構體《內核》導向階段,需要以時間大尺度規律看問題,比如將“天子時代”初期的“百家思想”的爆發與“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宇宙尺度相關聯。又比如人類文明在結構體《內機》主導的中間階段就必須以中通性的、多輪迴可變性的眼光看問題,此乃多維度、多聯通、多節點的時間中尺度規律,是由於結構體中間機制所決定的。而當人類文明走向物質表象外向型《外殼》導向階段的時候,時間規律的選擇那就是短線的“點思維”的一種線性延伸,而且是剛性的、絕對的、連續的時間屬性。

無論是《過程論》還是《結構論》,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話題,本人原本計劃是與本文並列的各自獨立一個章節的內容,計劃至少也是要20-30萬字的文字才能夠講得清的,因此並非三言兩語的事情。所以這裡只能夠把相關要用到的幾個原理給大家提出來借用一下而已。

二、關於結構體三部分

想必大家已經習慣了本人的三分法的方法。關於三分法與二分法的關係,以及三分法形成的原由,就像《結構論》或者《過程論》一樣,本文也着實無法給大家展開詳盡的討論,那是原本計劃兩個獨立章節的內容,那也是當年本人寫作論文(dissertation)時的核心方法論,當然那也不可能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說得清的。我們這裡也只能夠把一些結論性的東西拿出來使用而已。

從第二章開始,本文比較系統的使用本人認知體系三部分的方法,而且在第三章中,我們還討論過了關於時間大尺度過程的三組成問題,以及所對應的三種時間尺度的不同機制,也就是三種不同的《決定論》——《終點決定論》、《節點決定論》與《起點決定論》(作者註:我們“項目管理”使用的是一種《起點凝聚論》、《起點巔峰論》)。

其實本文的全文也是按照三分法的邏輯所構築的,其中第一第二兩章屬於第一部分,屬於確立本文思想思考基點的部分;第三第四兩章則屬於本文的第二部分,是建立本人分析邏輯、分析方法的部分;再後面的四章,也就是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章這四章,則屬於對於人類文明這個具體項目管理分析與論證的部分,屬於結論性的內容。

所以本文也屬於這種三段論邏輯,一種三分法的結構。古希臘三段論邏輯是三分,中國傳統的“天地人”思想也是三分,即便是建立二分法邏輯的笛卡爾本人的研究成果其實也是一種三分。下面就讓我們使用三分法的方法正式給大家論述一下關於結構體的組成問題。前面可能已經給大家多次提到過,多次打過照面,但是還沒有正式給大家系統介紹過。

按照三分法,其實任何一個結構體,我們都可以將其劃分為這樣的三個部分。(1)結構的核心部分,簡稱《內核》,也就是結構體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決定結構體“質性”的部分,可以看做是一個結構體的原點或者叫做定位,本人稱之為結構凝結核;(2)結構的外表的形態部分,簡稱《外殼》,也就是結構體表皮表象的部分,也就是事物存在的外部邊界,決定了事物的外部體量規模,也就是能夠裝載最多物質可能性的部分,也就是“量性”所體現的部分;(3)結構體的《內核》與《外殼》之間中間的填充部分,屬於一種第三要素,本人稱之為《內機》,我們也可以叫做實體、肉、機制、脈絡、中通、秩序、規矩、制度等等,是結構體真正發揮本體機能、功能的部分,也就是連接《外殼》與《內核》的聯通部分,或者反過來講,屬於核心向外部邊界擴展生長的部分。但是對於無論任何擴展或者儲存資源的一種外用而言,都不能夠超越結構體《外殼》所定義的外部邊界,都必須被《外殼》所包裹。另外關於《內機》的中間空間部分也可以看做是從外部“獲取物”、掠奪物的一種儲存空間。這是從《外殼》的角度看待內部,把內部認為是“黑箱”倉庫的一種方法,然而站在結構體《內核》的角度,或者站在純粹《內機》的角度上去看,卻不一定如同《外殼》角度的看法。

需要在這裡給大家說明一點的就是,二分法思維的人們總是喜歡說這麼一句話,甚麼“透過現象看本質”。特別是那些被唯物論洗過腦的主義者們總喜歡這樣說。然而本人對於這句話是持完全批判態度的。按照本人三分法的觀點,其實在現象表皮之內的是兩部分,而不是籠統的一部分內容。這內部的兩部分,一類是核,另一類則是肉。那麼那些主義者們籠統所說的那個事物的本質到底又是指甚麼呢?很籠統,說不清,根本就是混淆一片。

“透過現象看本質”這句話其實只有在二分法的邏輯上才能夠成立,不是現象的,與表面不同的那就一定是本質。這是“非此即彼”的01邏輯、黑白邏輯。其實“本質”絕非像二分法“非此即彼”邏輯所認為的是事物內部的單一部分。那麼那些個“透過現象看本質”的主義者們知道這個道理嗎?《外學》不進入事物的內部。內部屬於一種“黑箱”的範疇。又怎麼能夠知道呢?

實際上“本質”所對應的應該是事物內部的兩個部分,一個叫做“本”,就是結構體肉的部分;另一個則是“質”,也就是結構體《內核》的部分。“本”應該看甚麼?應該怎麼看?“質”又應該看甚麼?應該怎麼看?這些主義者們明白這些道理嗎?!還“透過現象看本質”呢!整個一個瞎掰。

我們以前多次給大家講過關於“質性”與“量性”的問題。其實事物的“質性”所對應的就是結構體核的屬性,決定着事物最本質的DNA屬性,也決定一個結構體與其它事物在“質性”方面的差異。然而“量性”實際上就是那個包圍核的那個肉的部分。因為“實證科學”屬於《外學》不入內,當然就不理解事物內部的核與肉之分、“量性”與“質性”之分了,也就不明白事物真正的“本質”了,也就認為研究“量性”就等於知道了決定事物規律的全部了。而且西方的“量性”研究其實是基於《外殼》外觀的角度的,認為《外殼》的規模有多大,裡面包着的就一定是多少肉、包子的外皮裡面都是餡、都是肉,不可能有空餘的地方。這就是西方人思想的實在之處。

另外這裡順便再給大家分析一下關於到底“是英雄創造了歷史還是群眾創造了歷史”的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也屬於是“物質是第一性還是精神是第一性”那個哲學“偽問題”的一種延伸或者翻版而已。

那些主義者們聲稱的是所謂的“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實際上這個問題就屬於混淆了“質性”與“量性”、混淆了“核”與“肉”的關係而提出的一種謬論。“英雄”就屬於決定事物根本屬性——“質性”的“核”,而“群眾”雖然眾多,其實只不過是“量性”的一種填充物而已,只是那個肉的部分,並不決定事物的“質性”。關於這個“決定作用”其實也涉及到決定事物的“質性”叫做“決定”呢?還是決定事物的“量性”應該叫做“決定”呢?到底決定甚麼?到底甚麼才應該叫做決定?

舉個例子,張三過去體重230斤,他是張三。現在他減肥了,體重降到了160斤,但他還是張三。因為一個人的體重改變了,一個人就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人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到屬於東方主義的相對性認知了,並不應該屬於《西學決定論》意義上的認知。然而東方的相對性思維所針對恰恰的就是外形的意義。事物外形的意義只是相對的,不能夠用事物外象的差異來定義事物。真正決定事物本質的是《內核》屬性。

還是回到張三這個問題,我們講,到底是因為張三的個性屬性決定了他是張三呢?!還是因為張三的體重決定了他是張三呢?!

那麼就再給大家舉一個企業結構的例子吧。也就是說一個企業到底是由員工引領呢?還是由企業老闆或者職業經理人的高管團隊來領導呢?當然企業員工可以有成千上萬,那隻不過是執行層面的事情、屬於一種戰鬥層面,但是企業真正做決策、選擇決定企業戰略發展方向的問題,其實也就是那麼三五個人的事情,充其量至多也就十個八個人而已。這幾個人的團隊其實才是這個企業真正的《內核》,是企業的核心團隊。

其實2080法則所揭示的也就是這樣的規律,那些關鍵的“少數”決定着事物整體的成敗。實際上,在也就是說,儘管在“量性”之中,有些因素可以起到超越自身“量性”而對於系統更關鍵的作用。這就是“核”的作用——具有一種放大性、擴展性或者說叫做超級彈性。也就是說“核”必須具有超越自身範圍、超越自身物質場對於更大場範圍的一種影響能力,這樣才能夠構築出一個結構體“核”的存在意義,也才能夠具有吸引彙集周邊其它物質的一種向心能力——一種《核心》的正向凝聚力。

在人類的社會組織中,這種凝聚力往往叫做個人魅力。任何一個成功的企業都能夠在其企業領袖身上看到這種個人魅力——也就是作為一個組織核的能力。所謂的成功人士往往都具有這種個人魅力,具有凝聚團隊的這種能力。

因此請大家一定記住,任何一個結構體的形成,首先必須要有一個凝結核。這個凝結核必須具有一種超越自我範疇的屬性。因為具有這種超越屬性,所以才能夠彰顯出來對周邊外部要素的一種凝聚力,因此才能夠把一些必要因素聚集起來形成一個結構體。換一種說法,這種超越個體的本質也可以使用經濟學上的彈性概念來描述。

然而作為結構體的中間填充物的那個“肉”,雖然可以具有一定的彈性,但是不具備超越的屬性,比如東方屬性的生法“木”屬性。那麼這個中間部分其實也可以是非常剛性的物質,比如代表西方收斂物質的剛性“金”屬性。剛性物對周邊沒有多少正向擴散影響,能夠管好自身就已經可以了、就已經很不錯了。為了避免剛性物相互之間的衝突,所以特別需要制度、規範這些秩序的存在。這實際上就是西方物質文明所走的道路。

其實在前一章我們介紹霍金斯教授能夠“能量層級”時所講到的那個宇宙萬物的能量值中的那個數值200,也就是那個人生意義從負向轉向正向的那個臨界值,其實也就是劃分某一事物只是作為某個結構體內部的填充物而已,還是作為一種可以超越自我個體存在、可以產生正向對外影響的那個臨界值。但是西方文明幾百年以來數值總是徘徊在190左右,徘徊在一種負值的水平,實際上也就是反映了西方文明不過只是一種自私的物質文明而已,沒有超越私我的部分、沒有超越個體需求的放大作用。

三、再析人類文明《周期三段論》特徵

以上我們簡單的為大家講解了一下關於結構體三組成的問題。下面就讓我們再來為大家講一講關於結構體三組成與過程三階段的關係問題。這是我們本節的中心問題。這實際上是從《結構論》的角度對於人類文明的項目管理進一步所提出的一些“需求”,屬於人類文明關於“應聘者”在“需求”方面的進一步補充。

在任何項目管理的初期階段,實際上就是需要有打造項目結構體凝聚核的時期,比如我們在前一章給大家介紹項目管理時候所講到的那個關於項目啟動階段的那些工作:比如授權啟動項目,任命項目經理,組建項目團隊,確定項目利益相關者等等。其實這些任務其實都屬於為項目結構體建立一個初始的凝結核。

這些工作實際上就決定了一個項目的屬性、也就是項目的“質性”。其實這個凝結核能否建立已經決定了一個項目是否可以成功的一半。那麼結合人類文明這個“項目管理”的需求,在人類文明之初需要一種比較關注結構體《內核》屬性的文明,也就是需要一種屬於《內學》的文明,而且這種文明還必須具有一種超越性、生長性和生法性。其實這就是東方文明為甚麼在人類文明之初可以崛起的原因,也是人類思想在“起點就是巔峰”的原因所在。

按照項目管理的邏輯,當項目進入到中期階段的時候,也就是進入到項目真正實體性、物理性實施、執行的階段、也就是項目主體的實施運行階段,這個階段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能量物質轉換的過程,開始出現了物質果實以及物質果實填充的過程,也就是各種果實在結構體的中空部分開始堆積的過程。這就是結構體在實體方面開始體現價值的那個所謂“中間過程創造價值”的結構體打造與豐滿的過程,使一個皮囊在內物方面充實起來、加持以成《外形》、《外象》的過程。

實際上,任何一個結構體的存在觀察那都是先有《內核》與《外殼》在“質性”方面的產生,而後才發生中間部分填充的過程。只有當中部充滿的時候,《外殼》在“量性”的形態規模方面才能夠完全彰顯出來,才能夠被加持成形,就像吹氣球一樣。否則《外殼》就只能夠是一具空空的皮囊。

也就是說,一個結構體的《內核》與《外殼》其實是設計者或造物主一開始就設計好的,而且《內核》與《外殼》在“質性”方面是相互配套的,具有一種所謂的“先天”屬性,非“後天”人力可以改變。

然而對應於結構體那個中間的部分,則屬於人力應該努力的部分,是屬於“事在人為”的部分,具有一種“後天”屬性。用現代術語講,中間部分就是屬於能量填充的部分,就相當於汽車裡面裝載汽油的那個油箱。

汽車本身屬於“先天”的屬性,是出廠前就已經設計完了、已經生產好了,不可能被用戶隨意的改變。然而給汽車添加汽油,那可就是用戶自己的事情了。就是這麼個道理。結構體中空的部分,選擇權在用戶。想加甚麼型號的汽油、加多少汽油,其實選擇權、決策權那完全在於用戶。

對於人類文明而言,這種中間階段的填充過程實際上就屬於一種成果積累的過程,屬於一種積累的邏輯。當然積累並不僅僅是物質的積累,還包括技術、知識、制度等方面的積累。

另外,中間過程還具有與佛家因果報應、生命思想有關的那種業力的積累,佛教稱之為“惡業”。當然有“惡業”也就有“善德”。“德與業”在生命生生世世的輪迴過程中積累並承傳,而根本不是像一生一世那種思想所設想的:做了壞事一閉眼就沒事了,就可以不還了。其實根本沒有那麼簡單。

中國《易經》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其實講的也就是這個關於中間階段的積累過程。然而積累的最終結果其實是為了“最後的審判”為目的的,過程那不是為了積累而積累,生命也不是單純的為了輪迴而輪迴。

我們以前給大家講過關於人類右腦的功能,也就是所謂《內腦》功能,其實就是幹這個用的——積累生生世世龐大的生命數據,而且是以一種全息的、3D格式的方式儲存的,是無法被抹去的。因此右腦的容量是“實證科學”所使用人類左腦容量的1萬倍以上。當然這些機理是當今人類科學根本認識不到的。

然而真正儲存人類多輪迴的生命數據,還不像僅僅一個右腦功能那麼簡單。還涉及到多重空間的問題。我們這裡所說的“多重空間”還不是指的超越人類更高宇宙層級的那些層次空間,而是指的人類空間層次中的多重空間的問題。然而人類的“實證科學”根本意識不到這些,也根本分不清關於高層空間與人類空間層次之間多維度空間的相互關係與區別。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這也是當今人類絕大多數成員所認識不到的,就是關於面對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時候每個人的角色選擇的問題。因為絕大多數人還無法意識到關於“最後的審判”的意義,甚至根本還不承認人類文明將會有“最後的審判”的出現,也根本就不承認人類文明現在正處在最後階段的一個最後的子階段,還一心在想着甚麼“物質的巔峰”,還一心想要進一步的“發展”呢,因此根本不會想到在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時代關於角色選擇的問題。

或許這些生命只有到了站在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的審判台的時候,當聽到判官宣判自己判詞的時候,才會猛然間為自己辯解——為甚麼自己被安排了那麼一個不光彩的角色,為甚麼在人類文明的最後終極階段自己被安排做一個負面的角色。這種安排似乎對於自己太不公平了。因此這些角色會抱怨:其他那些生命為甚麼被安排了那樣正面角色,而不是自己?

其實在人類文明最後“終極時代”的角色,那是每個生命自己的選擇。然而這種選擇卻不是生命一生一世的意義。其實每一個生命在“終極時代”角色的選擇,那其實是由某一個生命在多輪迴的生生世世過程之中所積累下的生命能量數值總值所決定的。就像霍金斯教授所發現的萬物能量數值,但並不是一生一世的意義。

假設某個生命,在第一輪迴生命中是一個很傲慢自大的人,那麼他這一生所積累下的生命能量值應該是175。霍金斯教授發現驕傲(pride)的能量值就是175。那麼到了下一世呢?如果這個人的下一生是一個怒氣衝天的人,那麼他的人生能量值就是150憤怒(anger)。那麼兩次輪迴下來,這個生命的平均能量值就是162.5。

如果這個生命多次輪迴下來,生命能量值的平均水平只有100。那麼這樣的生命,帶着這樣的能量值,那麼到了人類文明的“終極時代”,各位覺着他能夠得到一個正面角色嗎?因為正面角色的數值需要在200以上,可他的能量水平只有100,離正向零點200的水平還差遠去了,那麼這個生命就只能夠被安排成為一個負面角色。

那麼,如果有另外一個生命,一直充滿了寬容、關愛與智慧,一直是一位利他之人。那麼多輪迴下來,比如說他生命能量的平均值在300以上,遠遠高於正向零點200的水平要求。那麼這樣的生命到了人類文明“終極時代”的時候又應該對應於一種甚麼樣的角色呢?難道不應該是一種正面角色嗎?

那麼某個生命在人類文明“終極時代”的角色到底是被別人安排的呢還是自己生生世世的選擇與積累呢?其實這就是“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的真正意義所在,也就是人類文明中間過程關於積累的意義所在。其實宇宙意志的智能安排主要體現在人類文明的整體方面,而不是針對於個體生命的安排或者拿來拿去。關於個體生命的所為,那其實完全是一種自己的選擇與善惡的積累。

那種能量平均值300的生命,那就屬於是“積善之家”,而生命能量平均值只有100的生命那就屬於“積不善之家”。那麼在人類文明“終極時代”的角色不就是每個生命自己生生世世的行為表現所積累下來的一種結果嗎?

誰也怨不了別人,其實都是自己的選擇。每一個生命生生世世都在做選擇。有人一直在努力提高着自己生命的能量級別,而有人卻一直在漠視自己生命能量數值的降低。其實都是自己的選擇。其實這就是結構體生命周期中間過程的意義所在——積累,或者積累善,或者積累惡。這就是生命的一種中長線邏輯。

關於布勞德爾所劃分的“個人時間”、“社會時間”與“地質時間”這三種時間尺度,按照生命多輪迴思想以及生命具有宇宙之根認識,我們可以略微做一個名稱上的調整。小尺度時間可以叫做“個體時間”,屬於一生一世的;中尺度時間則改為“文明時間”,對應我們本次人類文明,對應於某個生命生生世世的多次輪迴;大尺度時間則應該稱為“宇宙時間”。我們前面所說的生命在人類文明中期階段的積累過程實際上屬於一種中尺度的時間規律。

關於結構與過程的關係,如果我們觀察此次人類文明幾大古老文明的地理方位其實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本人在《地球、海洋與陸地》一文中其實已經給大家論述過。上一期人類文明的中心是現在地球上歐亞大陸的中部中亞地區。那個時代地球環境比較溫暖濕潤,因此人類文明選擇遠離於海洋。

在我們本次人類文明之初的時候,地球的氣候逐漸變冷,於是中亞文明開始向東南西三個方向進行遷徙。華夏文明選擇了向東,奔向太平洋的方向,成了東方文明;另一支則選擇向南,成就了古印度文明,為人類締造了佛教文明;再一支則選擇向西,成為了西方的古希臘文明。其實向南也可以看做是東中西的中段。於是古華夏文明在東,屬於頭;古印度文明在南,屬於中段;古希臘文明在西,屬於尾。

可見肩負着人類文明中段機制的“佛教”多輪迴思想其實就由居於東西方之間中段的古印度所產生的,然後再傳遞給中原的東土文化,因為中原文化需要負責人類文明的初期與中期,但是又沒有時間把兩種機制在東土同時產生。如果那樣的話,人類文明的歷史時間是不夠用的。因此那就術業也專攻唄,古華夏負責一種,古天竺負責另一種。

但是東土文明還是產生的《易經》,既與中間過程的變化邏輯有關,也與結構發生的“生機制”有關。其實這也是道家思想的貢獻,只有具有超越人類“出世”的部分,才能夠真正的具有“生的機制”——一種超越於人類空間“生的種子”、“生的機制”。其實佛教“出世”思想的部分也有這方面的意義。關於“出世”的“思想種子”,這一點我們會在第五章的“十論”中再給大家進行詳細的討論。

因此關於人類文明“過程”中的多輪迴機制就分給了古印度文明來負責,然後到了需要之時再由古印度傳給東土。如果傳過來的力量還不夠,那麼就派玄裝和尚去取經。這完全符合項目管理的分維度進行然後在進行子項目集成的邏輯。同時也再次印證了愛因斯坦關於“上帝不擲骰子”的那句話。上帝真的沒有時間陪人類玩。同時也印證了關於《宇宙智能論》超越自然《進化論》的意義——不可能有時間等待自然去進化,宇宙沒有時間等待。

然而當項目管理進入到第三階段的時候,也就是進入了收尾的階段,也就是到了要見到項目終極成果的階段了,那麼就必須走入一種成果主義的思維模式,進入了一種短線思維物質果實文明,因為也中長線思維確實已經意義不大了,項目即將結束了,再往長線想就超越了項目本身的需求了。已經無需“遠慮”只需考慮“近憂”就可以了,不用再奢談甚麼“發展”了。

因此項目管理進入到了第三階段,就只需要一種短線的思維邏輯、一種成果主義的思維方式就已經足夠了。如果我們把過程與結構體的打造結合在一起來看,這個時候主要聚焦的是結構體的《外殼》部分,比較容易做到,因為《外殼》已經被物質填充物完全撐起來了。這個時候結構體就容易是一種《外殼》導向、一種成果思維。

結合人類文明的項目管理,這個末期階段就需要有一種擅長於《外殼》,擅長關注事物表層的物質文明思維。這也就是西方近現代文明必須崛起的原因,誰也攔不住。詭異的1644年也與此有關。西方文明確實就屬於一種結果文明,一種成果主義,一種“收斂性”的收尾文化。也與此西方文明就必須是一種關注事物外表的《外學》。一種結構體的《外殼》導向也。

以上我們給大家介紹了關於人類文明項目管理三個階段的需求特徵,我們通過與《結構論》的結合給大家進行了分析。這些分析對於我們在後面深入理解東西方文明的不同使命、責任與意義都非常重要。“過程”與“結構”是密切相關的,是一個硬幣不可分開的兩個面,這就是我們看待人類歷史的主要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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