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小岩
【網2012年10月21日】
第三章 自然起點論與管控終點論
第二節 談談過程的意義
一、以結果看待事物的方法
由牛頓創立起來的“實證科學”體系，在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之前一直走的是一種決定論determinism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也就是一種絕對的“二分法”的邏輯，也叫做01邏輯或者黑白邏輯。這種“非此即彼”的絕對邏輯，不承認在黑白之間有中間的過渡狀態。另外，在發現熱力學第二定律引入“時間之矢”之前，時間的作用與空間的作用相比，在這種機械決定論的世界中，出了參照系之外，兩者並沒有多少實質性的意義，時間與空間的屬性似乎也沒有多少本質差別，只是作為一種事物存在、或者事物描述的參考系存在而已。比如在笛卡爾平面直角坐標軸體系中，x與y軸無論是作為空間軸，還是以時間t軸代替空間x軸，在本質上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上的差別，只是作為一種事物度量的參照系而已。
因此這種絕對化、物化、固化的思維方式同時又屬於一種靜態思維方式。也是由於這種靜態思維方式所決定的，事物發展的動因或者內部動力機制在“實證科學”中還沒有成為真正的研究對象——在那個時代，或許事物的機制還是歸屬為上帝意志的管轄範圍，牛頓這些“實證科學”的奠基人們並沒有表現出任何的對上帝權威的僭越之心。當時的“實證科學”，其實更多關注的只是事物存在性的描述與表面性的規律方面，只是便於對事物認知而已。其實西方“實證科學”這種絕對化的認知方式也是有其使命原因所在的。關於這一點，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我們會有更加清晰的闡述，比如第八章的第三節中關於“滅的機制”的討論還有最後一節關於“終極”的意義。
這種決定論看待事物的方法就決定了或者說加固了西方思維那種關於“結果的導向”。其實“結果導向”本身並不存在甚麼問題。這個觀點我們以前闡述過。因為所有的《意志論》或者《管控論》其實都關注最終的結果，比如“最後的審判”，人類文明的終極歸宿，或者宿命論、命運論也都屬於是一種“結果導向”。因為“結果導向”與《意志論》是相伴隨的，《結果論》隸屬於《管控論》。其實“最後的審判”這個概念可以說是西方文明對於人類文明最大的貢獻，因為西方文明將“最後的審判”這個上帝的叮嚀一直流傳給今日的人類，無論風風雨雨，無論潮起潮落，能夠流傳到今日，這就是功不可沒、大功一件的事。這對於本人寫作本書也是非常重要的啟發之一。
“結果導向”的差異只不過在於，結果應該放在甚麼樣的時間尺度上來看，也就是結果應該放在甚麼樣的坐標參照系中來衡量。如果放錯了尺度或者參照系，或者說把需要某種尺度進行衡量的事物，違背了其原本屬性而人為的進行了錯誤的“切割”的話，那麼人們就非常可能，應該說是百分之百的可能，把事物真正的因果關係給“切割”斷了，或者完全給弄顛倒了，弄出來一個人為的“偽因果”、“偽規律”來。把不是“果”的事物當成了“結果”；或者把應該承擔的“結果”給切割否定掉。因此看問題的尺度或許比“結果導向”的本身更重要。“實證科學”擅長在小尺度方面看問題，因此所能夠看到的所謂的“果”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這就是說，真正的果，只有放到大尺度上或許才能夠看得清、看得對。
因為看不清事物真正的因果，看不到推動事物發展的真正“內部”機制，所以“實證科學”最初還算是比較有自知之明，只是把自己作為一種《外學》而存在，並不進入事物的《內機》——只是作為一種“旁觀者”，只做一種事物的壁上觀，不參與到事物之中，不攪亂上帝的意志與宇宙的規律。
所以“實證科學”的所謂“結果導向”，包括靜態思維、固定化、絕對化的區分事物，這些特徵與“實證科學”將自己“定位”為不進入事物《內機》而只是觀察事物的《外學》“旁觀者”密切相關。於是事物的內部機制，對於“實證科學”而言，永遠都屬於一種“黑箱”。所謂的《外學》就是不以事物的內部因果邏輯或因果關係看問題，比如，達爾文觀察物種時就是以物種表面相似性或差異性這種《外學》的方法作為判斷標準，而不是以物種的內部DNA結構來劃分物種的，完全是一種外部邏輯、表面邏輯，以短線因果關係來看問題。然而達爾文並不了解“實證科學”作為一種《外學》的屬性，所以就把觀察到的外部現象推理成為事物的內在機制規律了，甚至說成是甚麼事物的發展規律了。
在這個意義上，“實證科學”在最初時期與上帝的“管轄範圍”是“涇渭分明”的，屬於“井水不犯河水”。只不過是到了達爾文這裡，這個“不知科學為何物”的“博物學家”替“實證科學”動了“不應該動的奶酪”。遺憾的是，後來的“實證科學”群體，不知道為甚麼有那麼多人也跟着這個狂妄的“博物學家”一起忽悠，忘記了“實證科學”的本意，忘記了“實證科學”的邏輯初衷，忘記了與上帝的約定與承諾。
認為人的生命只有一生一世，否定生命的多輪迴因果關係——否定因果報應的存在，其實也屬於“實證科學”這種小尺度的短線思維。實際上多維度的因果關係已經被人為的“拆分”成為了許多段小尺度的短線因果關係來對待。也正是因為多維度的因果關係被人為的“拆分”了之後，人們才會感嘆或抱怨當今世界、當今的人類社會或者當今的人類文明為甚麼存在着那麼多的問題——而且那麼多的問題似乎還都沒有答案、沒有解決之道。其實當今世界上所存在的問題都只是一種以往的“因”所積下的“果”而已。一種中長線的“果”。
那麼當今人類社會為甚麼找不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呢？這就是因為人類文明在過去的300多年裡，一直在人為的“拆分”許多事物的因果關係，因此關於當今人類社會的許多問題，我們才找不出真正的原因所在，也就是當今社會的許多問題都成了一種“無頭案”，於是人類就把這些存在的問題又當成了新一輪的思維起點，只是在表面上努力找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而不是把這些“無解”的問題看做是這300多年以來人類行為所積攢的一種因果報應。
按照人為“拆分”之後的短線邏輯，“問題”不再被認為是過去人類行為方式的一種結果，被當做一種應該反思原因的結果來看待，而是變成了下一輪行為的起點或者目標。這就是“現代管理”喜歡使用的一種“以終為始”的邏輯，一種陰陽反背、因果顛倒的邏輯——就是我們前一小節講的陰陽顛倒、翻天覆地的邏輯，也就是以《地理》代替《天理》的一種邏輯。
“實證科學”這種絕對化、固化的思維方式，這種將外部表象與內部機制強行“拆分”的邏輯其實走的就是一種“量性”的道路。“拆分”的假設，絕對化的存在意義，以及只關注事物結果的“成果主義”，這些思維實際上都是基於一種事物可以被“量化”的假設——一種“量性”關係、一種“量性”結果，而不是基於事物不可“分割”的“質性”。因為唯有物質的數量屬性，“拆分”才有意義，“拆分”也才有可能，包括事物外表與內部機制的拆分，也包括多因果維度的“拆分”，也包括將硬幣的兩個面的“拆分”。“量性”事物就是把事物存在的全部關係、全部規律都簡單看成是一種數量關係的思維。這種簡單思維也就是將“質性”降格為“量性”的方法。其實將“人性”看做“物性”，將“人類”當做“動物”來看待，也都是使用了這種“降格”的方法。另外，也只有基於這種可以“量性”降格的方法和假設，事物的所謂規律才可以通過數學手段、通過數學模型來研究。其實就是這麼個道理。西方文明在本質上對於事物“質性”的研究，以及對於事物“不可分”屬性的研究則完全是無能為力的、無從下手的。因此“實證科學”只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根本就不是甚麼最好的辦法，更不要說是甚麼宇宙“真理”了，那簡直差遠去了。實際上西方文明的“實證科學”只不過是在完成人類文明的末期使命而已。
“實證科學”以上這些強行“拆分”的方式，人為的製造出了許多因果顛倒、以地代天、以外代內、以“量性”替代“質性”等等諸多無解的問題。整體上這些問題都屬於一種“顛倒”與“替代”的範疇。其實“實證科學”所存在的更大問題還是在於強行“拆分”系統之後那些重要屬性（質性）與信息的人為丟失方面。
“實證科學”的邏輯發展路線圖實際上所走的就是“拆分→丟失→顛倒→替代→忘記”這樣一個大的思維邏輯流程。在丟失的這個環節之中，“實證科學”最重要的丟失之一那就是時間過程。比如“實證科學”在最初建立的時候根本沒有時間的真正意義。因為沒有時間的真正意義，事物屬性才能夠被固定下來，才能夠由“量性”來衡量。因為事物的“質性”人為假定是不變的，同一種事物永遠是同一種事物。這種事物的同“質性”保證了事物固定化、絕對化的屬性。那麼同“質性”事物的差別就只能夠是一種數量關係了——外形上從小到大的差異與衡量。因此在這個意義上，《進化論》的發展變化觀與“實證科學”關於事物固定化的假設其實是不一致的。
給“實證科學”真正引入“時間意義”的還應該是克勞修斯或開爾文的熱力學第二定律——找回了“時間之矢”的意義，找回了關於時間的“不可逆”屬性，使時間區別於空間變量的“對稱性”屬性。克勞修斯的貢獻還在於揭示了所謂的自然發展過程最終必須走向“熱寂”的結果——這就是自然過程的“熵增加”原理，而不是甚麼進化與發展。克勞修斯關於宇宙的“熱寂”等於是從物理學理論的角度徹底否定了達爾文關於自然主義《進化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自然主義或物質主義的演化絕不是甚麼結構上的“進化”，而完全是一種“退化”的結局。這種發展《退化論》，與物質宇宙最終的“熱寂”，與釋迦摩尼佛所講的人類社會走向“末法”時期（作者註：法之末也，也就是沒有法的時期，沒有道德約束的時期），與張果老在發現了人類發展《退化論》之後的“倒騎驢”行為，以及我們在後面第五章要詳細分析的“起點就是巔峰”的說法，其實完全都是一致的。這也符合關於真理的多維驗證的說法——就是曹凱在《進化論，一個錯誤的信仰》文章中的那句話——“如果一個理論是正確的，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能證實其真理性，而且不同方面的證明互為補充。”
克勞修斯為“實證科學”找回了“時間之矢”。那麼接下來就應該說一說愛因斯坦了，因為愛因斯坦看到了事物的相對性屬性，而且這種相對性屬性愛因斯坦首先是從“時間維度”這個角度入手的。這就是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的學說（作者註：至於愛因斯坦將相對性屬性推導向固化性程度更高的“空間維度”的認識——也就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以及向難度更高的、存在於時空參照系之上的物質本身引進相對性的問題——也就是愛因斯坦的“質量能量”方程，關於這兩方面的相對性問題，我們就不在本文中進行分析了）。因為時間代表的是一種過程。有時間，有過程，就會有變化。因為有了變化，所以事物的屬性就不可能一成不變了，所以事物就不再像《決定論》或者絕對化的那種認知所假設的了。事物的屬性就只能夠是一種相對意義的了。因此以短線結果的眼光看問題的方法就未必能夠看到事物的全部意義，特別是當這些結果並非作為一種大尺度時間過程結果的時候，而只是被人為“切割”成為小時間段的結果的時候，那麼這些結果所引發問題的可能性也就會加大，因為這種小時段“分割”法可能完全混淆了“過程”與“結果”在機制劃分方面真正的因果意義。
因為“實證科學”所關注的是事物的短線規律，按照“實證科學”所走的這個“拆分→丟失→顛倒→替代→忘記”這樣一個大的思維邏輯流程，在“丟失”這個環節中，“實證科學”完全忽略了“過程”的真正意義與真正邏輯。比如在西方微積分的短線《結果論》中，時間規律的衡量是dx/dt。請大家先記住這個小段時間意義的dt。
首先，在笛卡爾的平面直角坐標系中，t與x、y一樣只是坐標軸而已，只是對事物的一種衡量尺度，並不代表事物的本身。然而研究事物規律真正的意義還應該是事物的本身，而不是衡量事物存在形式的坐標軸。也就是說，真正有價值的是事物，人們所應該關注的是事物的實體。想必笛卡爾也應該是這樣看的。
接下來，牛頓-萊布尼茨是在笛卡爾平面直角坐標系的基礎之上發明出了數學微積分的方法。這種微積分方法實際上是研究事物本身存在的規律，而不再是關注衡量事物的坐標系或參照系了，也就是進入了關於事物本身的存在意義與規律的研究。大家或許還記得dx/dt吧。時間在這裡所起的作用是分母。請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分母，時間的作用是分母，而不是分子。因為在分式中真正具有價值意義的應該分子而不是分母。時間分母在這裡所起的作用是分攤或者分割。又比如衡量效率的指標是速度，速度公式v = s/t，t在效率或者速度衡量中也是分母。分母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講可以說是用來充數的，真正有價值創造意義的應該是分子。
其實即便是在“時間之矢”加入到坐標系中，時間與空間作為指標參照系的角色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仍然只是起着一種分母的作用，dt或者dx。然而事物的本體才應該是價值所在，無論怎麼樣去衡量。只有到了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時代，空間與時間超越坐標系的意義才真正的彰顯出來。而在“實證科學”的《決定論》思維之中，時間與空間只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參考系而已，只屬於參考系，不屬於事物的本身，因此時間與空間也就不具有實質性的價值。
其實西方“實證科學”關於小尺度思維屬於一種“點思維”，這個點既可以反映在時間維度上又可以反映在空間維度上。即便是線性規律，表面上被叫做“線規律”，其實也只不過是“點規律”的一種延伸軌跡而已。放在真正的過程當中看，線性規律不過還是一種“點思維”而已，這也就是微積分邏輯的本源。其實這也屬於一種“降格”的思維方式——“線”被看做是“點”的運動軌跡，“面”被看做的“線”的運動軌跡，都是降低維度的研究方法——都是向下“降低”的方法。西方文明的方法實際上就是向下的方法，而不是向上。這才是本質。
然而與西方的“點思維”不同的，東方思維則屬於一種“過程思維”。而真正的過程並非“線性規律”可以簡單描述，因此也就不可能由“點思維”延伸而來。因此說，在西方思維中，時間的作用與過程的意義其實都是缺失的。西方思維是以結果、結局區分認定事物。所以西方文明被安排在人類文明的末期、放在人類文明的最後階段，這與西方文明的特徵也不無關係。西方文明具有結果性、收斂性的屬性。西方文明專註於物質文明，而且是一種剛性物質屬性，因為物質具有一種收斂屬性，特別是剛性物質收斂性極強，而真正的思想或者精神所具有的則是一種發散屬性。另外需要跟大家說明的是，“點思維”其實也就是“要素主義”思維。東方思維屬於“系統主義”，西方思維則屬於“要素主義”。其實也唯有“要素主義”的假設，西方“二分法”的“拆分”方法才能夠成立。否則“拆分”就必定是一種人為的“強拆”。
二、以過程看待事物的方法
以事物的過程或狀態的角度上看待事物。這話聽起來好像很簡單，其實不然，並不是像大多數人所設想的那樣，就是站在一種事物所謂的發展眼光上看問題。其實還不是簡單這樣的，那種認識只不過仍然是站在事物存在本身的角度看問題，只不過增加了一個時間度量維度而已，時間仍舊只是坐標系，仍然是分母的意義，並沒有真正打開“時間”本身創造價值的意義。
其實增加“時間維度”的這項工作，克勞修斯的“時間之矢”早就已經完成了。因此增加“時間維度”這算不上甚麼新鮮的東西。我們所講的“以過程眼光看待事物的方法”是徹底顛覆“實證科學”對事物固態劃分的方法。比如，一位15歲的少年叫張三，到了20歲的時候，他還是張三。無論他是20歲，還是30歲或者40歲，他始終都是張三。這就是一種以固化結果看事物的方式，只不過增加了一個時間衡量維度而已，15歲，20歲，30歲還是40歲，區別的只是年齡，而不是事物。永遠都只是張三這個人。這就是一種以固化結果眼光看事物的方式。大家已經習慣了這種固化看待事物的方式。其實“固化”屬於人《外眼》“天生”所具有的一種功能。
我們這裡所指的“以過程看待事物的方法”完全不是這樣。我們所指的“以過程看待事物的方法”借用前面張三的例子形象的說，就是15歲的張三，與20歲的張三、或者30歲40歲的那個張三，我們完全不能夠當做同一個人來對待，我們必須把他當做不同的人來看待。這種看事物的方法大家可能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完全無法理解。就是這種讓大家不可思議、無法理解的認識方法，才是我們所講的“以過程看待事物的方法”。大家可能聽說過“人不可能兩次掉入同一條河中”的這個說法吧？這個說法可不是“吃一塹長一智”的那個意思——第一次人掉進一條河，那麼就吃一塹長一智吧，下一次這個人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人不可能兩次掉入同一條河”這句話其實根本就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人不可能兩次掉入同一條河”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到底是甚麼呢？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即便你兩次掉到了同一條河裡，也不能說是掉入了同一條河。以動態過程的眼光來看，那叫做兩條河。因為隨着時間與河水一去不復返的流失，今日這條河已經不是當初的那條河了。今日與當初它們完全屬於是兩條河。這就是以動態過程的眼光看待問題的方式——時過境遷。而與這種“時過境遷”的觀點相反的認知，那就是“刻舟求劍”那個成語了。那麼時過境遷、刻舟求劍與“人不可能兩次掉入同一條河”所反映的道理是甚麼呢？是說，如果我們身處一個動態參照系中，我們不能再以固化的眼光或思維想問題。其實是這樣一個道理。“以事物的過程或狀態的角度看待事物”不是說所要研究的僅僅是事物本身的運動（作者註：只需要增加一個衡量事物的“時間維度”而已），而是指衡量事物的參照系、坐標系都在發生運動，那個認識事物的“思維基點”、原點都處於一個動態變化之中。
舉一個形象的例子，如果有兩輛汽車以120公里/小時的同等速度同向奔馳，那麼如果你靜止的站在地面上觀察，你會感覺兩輛車呼嘯而過。這就是以靜止固定化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方式。那麼如果你是坐在快速飛奔的兩輛車其中某一輛車上觀察另外一輛車的話，你會發現另外一輛車相對你而言是靜止的。這就是所謂的“以事物的過程或狀態的角度上看待事物”。這就屬於一種相對論的觀點，不是絕對論的觀點。
大家知道，“實證科學”是站在小尺度的觀察角度，那麼又如何能夠判斷出“實證科學”的判斷基點是靜止系統還是動態系統呢？“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實證科學”所處的小尺度基點根本就判斷不了這些問題。比如本人在討論關於《瑪雅預言》的那篇文章中就已經給大家講過，我們當今人類文明所使用的曆法是關於地球以太陽為中心圍繞轉動的曆法。而瑪雅曆法所描述的卻是太陽系圍繞着我們銀河系中心運轉軌跡所建立起來的曆法。關於銀河系這個尺度的規律，“實證科學”其實已經完全不知道了，更別說更大天體體系或者更大宇宙的運轉規律了。其實即便是關於地球自轉，我們人類都會有“天轉地未轉”的一種錯覺。我們一般人根本感覺不出來地球每日自轉4萬公里的速度。
那麼“實證科學”關於《決定論》靜止參照系的理論保證又在哪裡呢？其實我們人類根本就無法判斷我們自己所建立起來的這種參照系實際上的動態流動速度，那麼我們又如何能夠保證人類地球上所觀察到的規律放大到宇宙中去就一定是正確性的呢？比如我們人類現在還堅信所謂的“光速不變的假設”，難道就不可能是我們坐在運行汽車中所看到的一種“相對速度”嗎？事物存在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愛因斯坦的偉大貢獻就在於認識到了人類文明或人類文明的認知水平實際上只是處在一種相對性的位置上而已。
以上這些，其實還只是針對物質自然界的相對性而言。實際上關於人類社會中的相對性認識其實對於人類而言更加重要。小因果關係、短線因果關係疊加在更大的因果維度上，這就是相對性在多維因果邏輯方面的一個表現。個人努力疊加在歷史尺度的過程性之上，其實這也是因果相對性的一種表現。這其實也是人們常常提到的命運論、宿命論與因果論、努力改變論之間的一種相對性關係。只不過一條是經線，另一條是緯線而已，一個是車在動，另一個則是在車上動的人。命運與因果，宿命與改變，並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關係，而是在互為相對性的發生變動。
有一種說法，叫做歷史的長河。大家可能已經聽習慣了，把人類文明的發展稱之為“歷史的長河”。如果歷史如長河，那麼就像我們剛剛談過的那句話——“人不可能兩次掉入同一條河”意義，人類歷史其實也是一個動態參照系。本人本文所揭示的人類文明的使命，實際上就是幫助大家建立起來一個人類歷史動態參照系而已。只有建立起人類歷史的這套動態參照系之後，大家才便於用這套人類歷史動態參照系的長線因果關係來衡量每一個人的個體行為、個人因果以及每一個歷史事件，與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之間的關係。
以過程的方式看待事物，或者說以“時間流”的方式看待事物，不再是一種固化絕對的坐標系，而是一種流動式動態的坐標系。中國傳統經典的《易經》其實就是這樣一種認知方式。比如《周易》的八八六四卦所描述的就是事物從始至終的一種“全過程”。然而還不僅僅如此，把事物放在過程之中去認識。更重要的是甚麼呢？六十四個卦象不僅僅代表一個事物的循環發展“全過程”（作者註：循環發展觀而不是線性發展觀），而且過程中的每一種狀態，也就是每一個卦象，都作為一種獨立的事物來對待。這就是以過程看待事物的方式——事物動態變化中的每一個狀態都被當做一個獨立的事物來對待，但同時又不失與“全過程”的聯繫。
《易經》就是這樣一種以動態過程來定義事物的思想，而不是以靜止的結果來區分事物，因為在動態過程中，在過程還沒有終止的情況下，是無法確定甚麼才應該是結果的。所以《易經》是建立在動態過程參照系之上的一種事物規律研究體系。
《易經》、《易經》，中國人這樣叫久了，大家都忘記了《易學》的本意。比如《西學》才短短的300多年，大家就已經忘記了“二分法”的初始邏輯了，那麼3000年以前的《周易》呢？那麼《周易》的初衷已經被人們所遺忘也就不足為奇了（作者註：《周易》源於3000年前文王“後天”八卦的推演，但是《易經》或《易學》比《周易》可要源遠流長。《周易》不過是周朝《易經》的簡稱而已，之前還有《歸藏易》、《連山易》等等那些更為古老的《易經》、《易學》）。本人當年年少初讀《周易》時其實就是如此，只把《周易》當成了一種書名而已，一下子就鑽到數術算法之中了，而無法得知《易學》的本意，就像天天做數學題，而忘記了微積分方法的哲學本意一樣。
或許本人愚鈍，當本人看到《易經》英文標題book of change的時候，本人才一下子意識到《易經》的本意。易者，變化也。《易經》的本意就是“變化之學”。這是東方思想看待事物一切方法的基礎——所以《易經》才會被尊為《六經》之首，群經之首。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之中，所有思想卓著者，一般都同時是《易學》之大家，上至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中至諸葛孔明，下至邵子邵雍、陽明先生等，都是如此。據說陽明先生當年被貶龍場之時，隨身之書唯有《周易》而已，然而就足以成就《陽明學》“龍場悟道”的壯舉了。
以“時間流”的動態過程方式看待問題，這是一種有別於西方“實證科學”《絕對論》、以結果看待事物的方法。西方思維的這種《有限結果論》（作者註：其實並不是終極意義上的結果）是建立在小尺度的眼光之上的，而《動態過程論》實際上是在更大的眼光上看問題——以“全過程”的尺度、以全生命的尺度、以人類我們的尺度。而《終極結果論》那是站在宇宙尺度上看問題，這時的“結果”其實才具有真正的意義，才符合事物的“完整性”，而不是人為“切割”出來的那些“結果”——那種被人為的斬斷了多維度因果關係的表面結果。因為《西學》不入事物《內機》，也只能是表面之“切割”而已，所以即便是人為“切斷”了事物的《內機》，自己卻未必知曉。因此《西學》這種“無心之失”也應該算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吧！皆是使命使然。然而那些不懂得《西學》乃《外學》不應該進入事物的《內機》的那些狂徒、狂魔們，自以為發現了甚麼事物的發展規律，其實就觸動了那個《外學》本不應該動的“奶酪”，完全忘記了“二分法”當初與上帝的約定。那可就是大錯特錯了。如果還是出於“別有用心”的目的，那麼就絕非是一種“無心之失”了。那麼當到了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的時刻，那一定就應該是“徹底清算”了。
也就是說，“以固化結果的方式看待事物”與“以動態過程的方式看待事物”屬於兩種完全不同看待事物的方法，兩者各有各的適用尺度。換句話說，其實西方文明的《結果論》還是非常有意義的，特別是對於人類文明的終極階段、對於人類文明“最後的審判”的意義而言，那是絕對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說，西方思想的《結果論》只有放在應有的尺度上才能夠體現出來對於人類文明真正的意義。
以“時間流”的動態過程方式看待問題，這屬於東方認識事物的思維與方法。《易經》就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中國的《五行學說》其實也是如此，都講求一種過程狀態的平衡，而不是追求絕對數量的增長優勢，因為東方思維認為絕對數量沒有意義，相對量才有意義。東方思想追求的是一種系統效果，講求的是一種“質性”平衡關係，五行的平衡狀態就是如此。而“狀態”又必須基於一種“流”的眼光去調整，以一種動態的眼光來平衡。其實不僅僅五行八卦的思想如此，東方文明中還有甚麼天干地支、十二運勢等等都是如此。因為動態思維這是東方思維的一個根。
愛因斯坦突破了西方“實證科學”決定論思維的框框，提出了《相對論》的概念，然而能夠更加充分意識到“流”概念意義的還應該追溯到上世紀中葉老三論之中的《信息論》理論——也就是關於“流量”的概念。隨後的電腦技術、IT信息革命可以說是那更加的推波助瀾——“流程”這個“流”flow的概念得以迅速普及開來。
在《決定論》的思想體系之中，獨立存在的量都是一種固定量（作者註：即便叫做變量，也只是“量性”之變而已）。變量與變量之間的相互關係不作為獨立存在的變量來考慮。但是現代《信息論》徹底顛覆了這種思維。在《信息論》中，可以獨立存在的量叫做“存量”，“存量”與“存量”之間的“關係量”成為了一種新的變量，叫做“流量”。
如果我們站在單一某個“存量”的角度上看問題，一個“存量”的兩端一般至少與兩個“流量”相連接，流入“存量”的那個“流量”叫做流入量或者input，而從“存量”流出的那個“流量”叫做流出量output。當流入量input大於流出量output的時候，“存量”就會逐漸的發展變大；當流入量input小於流出量output的時候，“存量”就會減小，甚至最終走向消亡，“存量”就不再存在了；當流入量input等於流出量output的時候，“存量”就保證一種看上去靜止不變的狀態，但是這種靜止不變與《絕對論》的那種“固化值”的靜態結果還不一樣，因為這種因為流入量input等於流出量output的所導致的“存量”靜止不變的狀態屬於是一種動態平衡狀態，是一種動態靜止。結構量與過程量掛上了鉤。
IT領域這種關於“流量”的定義使西方文明真正意識到了“流”的意義，也就是意識到“動態過程”與“相對狀態”的意義，然而應該說明的是，《信息論》還是基於“量性”的“量化關係”看問題，事物的狀態還是通過“量性”思維來描述的，還沒有學會像《易經》那樣將“量性”思維向“質性”思維的轉變——每一個狀態、每一個卦象都代表不同的“質性”、代表不同的屬性、代表不同的事物。因為這涉及到西方思維中一直沒有意識到的“陰陽”雙屬性與關於“位”的概念的問題。我們這裡暫且先不詳細的講解了。
三、關於過程是否創造價值？
大家知道，“實證科學”原本是忽略時間作用的，時間是絕對意義上的參考系而已，與事物本身屬性無關。這也屬於是一種時間的“量性”化思維方式，甚至連“時間之矢”不可逆性的深層意義都不太容易看得出來，因此事物時間軸上的多維度因果關係可以被任意的人為“切分”。“切分”之後，多維度因果關係那種相互纏繞的特徵就更不易被意識到。
“實證科學”擅長的是短時間性、時間小尺度上的規律，也就是時間點dt上衡量事物的時間其實只是一種參照系指標，衡量事物的刻度似乎越精確越好。這就是小尺度看問題的基點，時間是絕對意義上的，因此時間單位就被等權重的看成了一種線性的、均質的、連續、固化剛性的“量性”衡量尺度。至於甚麼時間的彈性、質性、非均質、系統離散性與時間彎曲等屬性當然是看不到的。
這種忽略時間屬性的短線思維還會導致一種甚麼後果呢？那就是以dt小線段的眼光，因為看不到時間的“全過程”，也就不可能看到事物長線發展的那種循環結構，也就不可能理解事物《循環發展論》的真正意義，因此就只能夠是一種線性發展觀。其結果就是使人類的短線思維只能夠建立在一種資源消耗型結構上——其實這才應該是耗散結構的真正意義所在。因為是能量消耗型結構，就不可能建造真正意義上的“自組織結構”。因此當今人類社會各種組織結構體就不可能最終擺脫對外部資源的依賴性，也因此控制人類文明最後進程的資源時鐘才能夠發生作用。因為按照“項目管理”的邏輯，“項目管理”解決的就是在時間維度或項目過程時間節點上的資源配置問題。只要資源配置能夠管控的住，那麼“項目管理”一般就不會發生偏差或者項目失敗的問題。其實人類文明這個大項目也是這樣“被管理”的，人類文明這個“系統工程”在前期更多的是通過“精神資源”的注入（作者註：包括人類文明為甚麼“起點就是巔峰”的現象）；而進入後期末期階段以後，人類文明則更多的是通過掌控地球“物質資源”的方式來進行收尾的。因為物質的收斂性更好，所以人類文明在最後階段就必須納入一種物質文明之中。這也是300多年前外星文明返回地球之時所不能夠理解的。這與我們第七章《物質文明的末期階段》必須要談及的“詭異的1644”這個話題有關。不過關於“詭異的1644”這個話題我們還是要等到到第七章的時候再敘吧。
如果站在過程的眼光上看，一個過程應該由三部分組成（1）起點，（2）過程，（3）終點。這與我們在第二章使用的認知系統三部分的體系邏輯是完全一致的。我們常常說的#1部分就是這裡的“終點”（3）；我們所說的#2中間分析邏輯方法就屬於中間“過程”（2）；我們所說的“思想基點”就屬於“起點”（1）。
那麼“實證科學”的短線時間眼光是如何看待過程這三個部分的呢？因為“實證科學”是短線看問題，真正意義上的“過程”並不存在，只是從“起點”（1）開始的一種小dt的向前線性延伸。整個“過程”與一個小dt沒有甚麼“質性”區別，因此整個的中間過程（2）在實際意義上是消失的，於是“起點”#（1）與“終點”#（3）就可以並點了，就可以合併了。於是“起點”就等於“終點”，“終點”也就是“起點”，中間“過程”的意義消失了。這就是西方管理上“以終為始”的邏輯，於是真正項目管控意義上的《終點決定論》就由《起點決定論》所代替（作者註：關於《終點決定論》與《起點決定論》這是我們後面要討論的重點概念），因為“終點”的結果只不過是“起點”的線性延伸而已。這就是“中間過程”在實際意義上消失所造成的必然。
關於過程的邏輯，也就是上面講到的狹義的中間過程#（2）實際上可以分成兩大類，一種是沒有意志存在的“自然過程”；另一種則是有意志設計、有智能操控的“可控過程”。後者存在着過程的操縱者——也就是有那麼一個關於“誰”的意志在決定着整體過程的設計與安排，包括決定“全過程”的起點、終點與中間狹義過程的各個關鍵節點。
“自然過程”的一個最顯著特徵就是過程不創造正向價值。熱力學定律關於“熵增加的原理”所表述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法則。自然過程所發生的實際上就是能量有效性的喪失，用經濟管理的語言，自然過程所發生的就是成本與費用，是價值的流失。這也就是“時間之矢”不可逆作用的真正意義，喪失時間流、喪失過程的正向價值。
按照這種“自然過程：的屬性，過程並不創造價值，過程充其量只是能夠轉化或者傳遞價值而已，或者作為一種因果關係的原封傳遞。《信息論》意義上的“流量”實際上就是起着這種原封傳遞的作用。從某個“存量”流出的output是多少，那麼所對應的注入其他“存量”的input之和也就應該是多少，過程不增不減、流量不丟失。其實這也就是“能量守恆”原則，化學方程的配平實際上也是這個原理。
更或者可以認為“自然過程”只是在喪失價值、在流失價值，因此過程只是實現目標的一種成本、費用或阻力。這就是人類行為過程的一個物質維度、自然維度的意義。人類的生理過程似乎也是如此，需要消耗物質資源能量來維持一種生命結構體的存在。這就是任何生命結構在物質層面方面的一種表現。過程只是一種消耗和成本，不存在正向價值。因為“自然過程”意義上的過程沒有價值，於是中間過程#（2）的意義就消失了，於是起點（1）與終點（3）就可以並點了。否則對於當今利益導向的人類而言，怎麼能夠輕易把有價值的“中間過程”輕易的扔掉呢！其實我們前一章那個“反覆拷貝空白磁盤不可能拷出一部《紅樓夢》”的例子，也符合這個道理，就是說，任何不付出意志努力的“自然過程“都不可能創造價值。
但是除了“自然過程”之外還有另外一種過程。這種過程是可以創造價值的。然而這種創造價值的過程必然與“自然過程”無關。這種創造價值的過程屬於那種有智能意識把控的過程。高層意識向過程之中注入“善的能量”（作者註：屬於注入結構體的“先天”意志、“先天”能量），然後同等層次的意志體（作者註：“後天”意志、“後天”能量）隨後再在過程中付出有目的的努力，於是這種被意志滲入了的過程就會不斷的創造出新的價值。於是這種意志的過程實際上就成為了一種“價值創造”的載體，而不僅僅是被動“價值傳遞”的載體。反過來講，任何有價值創造的過程那一定是有意志滲入與智能把控的過程。也就是說，任何價值創造都必須來源於意志活動，然而任何沒有意志活動的“自然過程”那隻能是一種費用或成本的過程，也就是負向價值過程。普利高津《耗散結構理論》關於向“結構體”注入“負熵流”的想法，其實反映的是同一個道理，只不過普利高津還沒有意識到“負熵流”的本質到底是甚麼而已。
對於“中間過程”這種可以創造正向價值的過程，如果功利主義者們能夠意識到的話，那麼就絕不應該把這個“中間過程”隨意的丟失掉。如果“中間過程”不被丟掉，那麼過程的起點（1）與終點（3）就不可能發生並點的現象，那麼“以終為始”的邏輯就顯然不能夠再成立了。那麼也就是說，“起點”必須按照“起點”的邏輯，“終點”也必須按照“終點”的邏輯，而“中間過程”也就必須按照“中間過程”的邏輯了來進行安排。就是這麼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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