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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0日 星期四

人類文明的審判(第二章): 第五節 從系統結構意義上對《進化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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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網2012年08月19日】

第二章    進化論還是智能論

第五節 從系統結構意義上對進化論的批判

前言

本章關於《進化論還是智能論》這部分的論述相當於《人類文明的審判》全書認知體系#3思想基點的部分。本人《人類文明的審判》這篇文章在整體上也是按照認知系統三部分的結構給大家進行論述的。我們全書上下篇的結構如下:


上篇理篇

第一章,引子

第二章,進化論與智能論

第三章,起點論與終點論

第四章,文明的分工與使命

下篇論篇

第五章,思想巔峰的起點階段(暫定)

第六章,三教確立的中間階段(暫定)

第七章,物質文明的末期階段(暫定)

第八章,終點邏輯與文明的最後審判

當然,“引子”的部分還不能夠算作真正正題的部分,還不能正式納入認知系統結構,只是給大家一上來先有個開場的交代,畢竟全書的篇幅比較大。我們真正進入正題論述應該說是從我們本章第二章《進化論還是智能論》開始的,或者我們也可以把第一章與第二章看做一個“思想整體”來對待。這屬於本書認知系統的第三部分,也就是“思想”的部分——從對達爾文《進化論》思想展開系統批判開始,同時也表述本書關於“智能論”的思想基點。接下來的第三章——《起點論與終點論》就是建立與本人“智能論”相對應的分析方法論。因為《進化論》是基於一種《自然論》的思維方式——基於物質性與物質可分性的思想基礎,是物質“切分”之後所進行的是一種所謂的自然選擇、自然篩選的過程。相對應的,我們“智能論”的思想基點就不能夠再使用《自然論》的思維邏輯了。我們就必須使用一種與我們“智能論”相匹配的《意志安排論》的思維邏輯,不應該再是《自然發生論》的邏輯。就像我們在本章第二節中,在概率計算方面已經給大家着重的論述過的,進化自然所能夠發生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存在,物質宇宙根本就沒有那麼大的宇宙年齡,根本無法提供物種自然進化所需要的足夠時間。然而對應於神佛存在的意志宇宙而言,即便擁有足夠的以“兆劫”或者“億劫”來計算的“無窮”的宇宙時間,然而宇宙意志“超能力”的存在,也根本就不再需要等待“自然進化”發生的過程,也就根本不存在等待自然進化的“必要性”。因此在邏輯論證方面,如果《進化論》存在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都不存在了,那麼《進化論》又如何能夠站得住腳呢?《進化論》存在的充要條件皆已消失。

關於如何建立起一種新的、有別於“自然邏輯”的“意志邏輯”的問題,這其實就是我們在接下來的第三章——在《起點論與終點論》的部分需要給大家展開討論的內容,也就是本文這個認知體系所對應分析邏輯的部分,也就是#2的“理論”部分。其實第三章的分析邏輯,從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宇宙智能安排論》對於《人類文明使命論》所提出的一種要求或者需求。第四章我們着重討論東西方文明的各自特徵,可以看做是東西方文明“候選人”對於《人類文明使命論》的一種“應聘陳述”,也就是互為差異性補充的東西方文明特徵介紹。加在一起,一二三四章整體構成本書的上篇,也就是“理”的部分,既包括“思想”基點#3也包括“邏輯”方法#2。

接下來的五六七八章就屬於針對人類文明發展這個具體問題所分析出的一些“具體結論”#1部分的闡述了。下篇這四章可以看做東西方文明作為滿足《人類文明使命論》要求的文明“聘用者”被“聘用”之後的實際表現與我們對於這些表現的評述。從中我們能夠看出《人類文明使命論》的真實所在。這些就是《人類文明的審判》全書相關的整體結構與整體邏輯。我們這裡只是幫助大家梳理一下,以方便大家日後能夠展開有效的閱讀。

那麼本章關於《進化論還是智能論》的論述,在大結構上,本人也是按照認知系統三部分的結構為大家展開相關分析與論述的。大家已經看到了本章前三節的內容分別是:

1、《進化論》生物學意義上的批判,#1部分——也就是實體證據;

2、《進化論》在理論上的錯誤,#2部分——也就是分析理論與方法;

3、當科學變成了信仰,#3部分——也就是思想基點。

因為本書討論的主題比較巨大,但本人又很急迫的想把這些內容寫出來與大家分享,所以就無法在寫作的表述結構上為大家反覆的推敲與深究。為了加快寫作的進度,本人就採用了一種博客式或專題式的寫作方式,寫作起來有時有些隨性,有時可能會有一些重複或絮叨,但是這樣寫作起來效率很高。因此在能夠保證本書整體結構和理論邏輯通暢的前提條件下,博客式寫作方式可能就無法避免一些重要分析要點會突然的插入。

本節內容我們就可以看做是一種插入。本小節可以看做是對《進化論還是智能論》前三節分析要點的一種補充。雖然叫做補充,但本人認為這些要點其實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必要給大家單獨提出來進行分析。因為這些觀點主要是基於系統與結構方面的(當然不一定全都是),所以在認知結構上大家可以將這部分內容歸屬於#2對《進化論》理論批判的部分。因為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在“實證科學”的“拆分”認知體系中,“系統屬性”是被丟失的,所以我們就必須把《進化論》放在“系統與結構”的方面,為大家單獨的進行相關的批判與剖析。

一、從水結晶實驗談起

談起“系統與結構”,西方“實證科學”的相關認知實際上是相當膚淺的,只是一種皮毛、一種幼兒園的認知水平。因為“西學”屬於《外學》而不入事物《內機》,所以我們並不應該責怪“實證科學”關於“系統與結構”方面的無知。“系統與結構”原本就是應該擅長《內學》的東方思想所負責的。然而關於“系統與結構”這個話題其實也並不是我們三言兩語就能夠解釋清楚的,真正要是討論起來,恐怕至少也得要五、六十萬字的篇幅。

熟悉本人以前文章的讀者一定還記的,本人在《耗散結構理論與水結晶實驗》一文中重點討論過關於結構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水結晶實驗”,可以作為認知一些重要結構屬性最為直觀的入門方法。相比之下,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對於缺乏“非平衡熱力學”基礎知識的普通讀者們而言,確實有些難度。那麼首先,就讓我們結合日本江本勝博士的“水結晶實驗”的發現來闡述一下關於結構形成的機制問題,也就是給大家揭示,所謂結構形成的“自然論”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性。“水結晶實驗”其實是以實驗事實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了“自然論”是如何違背結構形成的真實“機制”的。另外也讓我們在本節中順便的闡述一下關於“結構屬性”與“結構機制”的形成特徵。

日本江本勝博士所做的劃時代的“水結晶實驗”是這樣的。首先當你給“水樣”展示“智慧”、“你好”、“愛”、“天使”的字條或者可愛“小女孩”的照片,甚至播放“古典音樂”這些正向的、善意信息的時候,“水樣”就會形成非常美麗的六邊形結晶。也就是,正向信息、善信息造就“結構的形成”;然而當你給“水樣”展示“混蛋”、“惡魔”、“希特勒”、“重金屬音樂”甚至“命令”等這些負面惡性信息的時候,“水樣”的結晶結構就會散亂、離散或者解體,就不會有水結晶結構的形成,往往會呈現出一種中心黑暗如黑洞一般,水分子被從中心向外推的一種離散狀態。

江本勝博士這些“水結晶實驗”所發現的現象,大部分人聽到之後,都只是作為一種飯後茶餘的趣事在談論,很少有人深一步思考其中的意義。即便是那些信仰的人士,也只是從“水是意識體”、“物質也有意識”這方面進行認識,很少有人從“系統與結構”的角度進行更深一層的理論分析。那麼就讓本人站在“系統與結構”的角度給大家進一步的分析分析。

其實江本勝博士的上述發現說明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即便是對於一個純粹物質性的結構體——水結晶而言,只有在善的屬性下才能夠形成結構。在《耗散結構理論遇到水結晶實驗》一文中,本人把這種現象叫做注入“善的能量”。如果沒有這種“善的能量”的注入,其實任何結構體都無法形成,即便是在看似純粹“物質性”的“水結晶”結構之中。因此“水結晶實驗”的重大意義其實在於完全顛覆了“實證科學”的根本假設——物質沒有意識,物質就只是一種價值觀中性而已。關於注入“善的能量”能夠促成結構體形成的這個原理,本人在以前《商業模式》一文中給大家討論過。在本書的第五章關於人類文明“起點就是巔峰”的討論中還會使用到這個原理。

其實,可以這樣講,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可以看做是某種結構的存在,都一定是“善的能量”注入的一種結果,也就是說,只要有結構,那麼結構的背後一定就具有某種意識的把控,只是一般人從表面上看,能不能夠看得見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而並不是物質背後“意識”有沒有或者存不存在的問題。因為任何事物都是一種結構功能的存在,都以某種結構作為事物存在的載體形式。因此有存在就有結構,有結構就有意識,那麼有意識就一定有價值觀。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實驗”還揭示了這樣一個現象,給“水樣”看“宇宙”這個詞,與給“水樣”看“智慧”這個詞,所形成的水結晶幾乎一樣,都是非常完美的晶瑩透徹的六角形形狀。這不就是從實驗的角度證明了“宇宙”是有“智慧”的,“宇宙”與“智慧”是一種同義語。然而我們這種外形想象以《進化論》以外象判斷的方法是不一樣的。《進化論》是基於外觀之“果”而不知“因”的方式,而“水結晶實驗”注入“善能量”是在“因”上給結構體注入《內機》動力。這一點我們必須在這裡加以說明。

“水結晶實驗”為我們提供了《宇宙智能論》的某種證據,屬於體系#1的部分。於是我們更加確認《宇宙智能論》的存在。然而“水結晶實驗”為我們揭示出來的還不僅僅這些。“宇宙”不僅有“智慧”、“宇宙”不僅有“意志”,而且“宇宙的意志”還是“善良的”。“宇宙智慧”屬於一種“善能量”。

然而“實證科學”是關於純粹物質性的世界。而且物質性被“實證科學”認為完全是一種價值觀的中性,是不需要區分善惡、好壞與對錯的。其實這只是把“物質性”從“精神性”分離出來的一種認識——一種“實證科學”所假定的認識,所以在“唯物主義者們”看來,物質就只是物質,物質沒有精神,物質也沒有意志。這只不過是“實證科學”分析方法的一種人為假設、假說而已。這也就是笛卡爾平面直角坐標系關於“正交軸”的基本假設。然而大家知道“假設”並不一定能夠成立,“假說”也不一定能夠等同於“真理”。“實證科學”的邏輯假設只是一種推理方法而已,一種簡化、減化的方法而已。其實“實證科學”的認知並不一定能夠成為判斷事物本身是否正確的標準。實際上“水結晶實驗”就是在顛覆“實證科學”的地位,顛覆“實證科學”對事物判斷的權威。

大家或許會問,那麼“惡能量”能不能形成結構體呢?“水結晶實驗”所展示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是一種大趨勢、一種終極結果。然而在現實生活當中,許多人會發現“做壞事”、“做壞人”似乎也可以有所成就。那麼這又是怎麼回事呢?其實“惡能量”所形成的只是一種短線因果,而不是終極因果。我們不是經常講壞人做事沒看見報應只是因為“時候未到”嘛。“時候一到,一定要報”。其實這就是短線因果與長線因果的區別。這個邏輯涉及到“多維因果律”的問題。關於“多維因果律”,我們這裡暫時先不講。我們可能會在第六章的中間部分會着重分析這個“多維因果律”的問題。在本節這裡,我們着重還是希望針對“實證科學”的相關特徵來討論一下“水結晶實驗”的意義,特別是針對“實證科學”關於物質價值觀中性的假設我們進行相關的分析。

“水結晶實驗”告訴我們,如果沒有了“善的力量”,只有純純粹粹的物質系統是不可能形成任何一種“結構”的。這裡再給大家舉一個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實驗”所發現的例子。有一次,一組日本小學生做“水結晶實驗”,可是在實驗期間,孩子們把一組“水樣”給忘記了。這個無意間的遺忘——既沒有給“水樣”施加任何正向的“善的意志”,也沒有給“水樣”施加任何負向的“惡的意志”——一種完完全全符合“實證科學”的價值觀中性的狀況,實驗結果所發現的,在於本人而言,恰恰是一種意義非凡的結果。“水樣”所呈現的結果比你施加“惡意信息”、比“罵它”、“詛咒它”的結果還要還糟糕,“水樣”徹底變質了、腐敗了,也就是說,任何水結晶的結構都全然消失。這就是所謂的價值觀中性的“無意志論”給物質結構所帶來的真實的結果——物質變質了、腐敗了。也就是說,那種被“實證科學”所假設的“物質價值觀中性”其實根本就不存在。“水樣”不就是一直被人們認為是一種純純粹粹的物質嗎?但是“水”卻有意識、有智慧、有價值判斷。如果缺乏了這些,“水”不會形成結構體——水結晶。那麼物質世界中所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結構”恰恰說明了在大千物質世界的背後一定存在着某種意識,而且是具有價值判斷的“善的意識”——宇宙是由“善的意識”所主宰的。如果缺失了精神,缺乏了關愛,那麼物質體就會變質與腐敗,物質結構就將走向解體與毀滅。或許這就是在當今中國社會中大家所看到的現狀——老人摔倒無人扶。另外這個實驗發現也說明,無意識的“自然過程”只能夠起負向作用。這與我們以前所論述的“基因突變”不可能是“正向意義”的論斷完全一致。所有“正向”創造的背後一定有意志、有目的、有藍圖,也就是由一種聚焦的方向。

“水結晶實驗”所揭示的就是這樣一些規律,本人斗膽歸納一下:

n        “善性的意志”可以讓一個結構體形成,無論是對於物質性的結構,還是對於精神性的結構而言,這一點其實都適用;

n        “惡性的意志”很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結構。因為“水結晶實驗”所展示的是一瞬間結果性的狀態,其實如果深入思考下去的結論應該是這樣的,終極意義上,“惡性的意志”一定導致結構的解體;

n        價值觀中性則與結構體無關,或者說“價值觀中性”比“惡性的意志”對結構體的破壞性更大,可以直接導致物質的變質與腐敗,也就是“自然力”所起的作用一定是“負向”的。

那麼我們人類所能夠看到的物質世界,小到地球上萬物結構、大到宇宙星系的運行結構,這多彩萬千的存在與秩序井然的宇宙恰恰證明了宇宙一定有其意志的存在,而且這種宇宙意志一定是善性與慈悲的。否則克勞修斯的宇宙“熱寂”早就展現了。我們人類所能夠看到的宇宙,套用應用軟件的邏輯,其實只是一種前台的景象,一種表象而已。人類還沒有能力或者還沒有授權看到宇宙的後台結構,人類其實只是在宇宙的《外殼》上周遊而已。英國物理學家霍金不是也有宇宙“膜”理論嗎?!“宇宙膜”其實就是宇宙的《外殼》。

其實即便是回到人類社會的存在尺度,大家都會發現,人類只要是專註於所謂的經濟建設的時代,也就是人類文明由“善念”主導的時代,地球上的人類文明結構就會井然有序、蒸蒸日上。因為關注於人類經濟就屬於是一種人類層面思維上“善的意志”的表現。而每每當人類社會被戰爭行為所主導的時候,也就是人類文明由“惡念”主導的時代,地球上所展現的就都是硝煙戰火瀰漫,於是人類智慧與人類文明在地球上的許多結晶,包括建築與城市文明就會大量的被摧毀,社會結構就會發生動搖,社會秩序就會蕩然無存,人們四處奔波、顛沛流離,也就是人類不能夠被“結構化”的固定下來。20世紀所發生的人類兩次世界大戰其實就是最好的例證,兩次戰後的歐洲都是千瘡百孔、一片廢墟。成千上萬的城鎮——地球上人類文明所創造的最典型的物質結構體,於是就從地球空間中被徹底抹去了、完全消失殆盡。這就是“惡念”摧毀物質結構體的最為典型的事例。

講到這裡了,那麼就讓我再多說上兩句。其實“水結晶實驗”的真正意義,在人類認知思想史上對人類的衝擊,許多人,或者說絕大多數的人,還很難真正的意識到。其“水結晶實驗”的意義絲毫也不遜色於笛卡爾—牛頓在“實證科學”中所起的作用。“水結晶實驗”或許是在幫助人類開創一個全新的認知時代。當然本人的這個觀點只有那些可以縱觀“實證科學”思想史的人們才能夠真正意識的到。也就是只有那些知曉何為“科學革命”的人們才能夠真正意識的到。其實本人的這個論斷絕非誇大其詞。希望大家耐心的聽我解釋一下。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不得不從巴克斯特植物學研究關於牛舌蘭花的發現說起。巴克斯特的發現比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實驗”的發現要早。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人巴克斯特用實驗手段偶然發現了植物所具有喜怒哀樂的情感,以及植物所具有的感知、認知、思考和判斷的能力。植物甚至還超越當前人類具有超前預知和異體超感功能。巴克斯特的發現實際上已經顛覆了人們對生物界的劃分,顛覆了所謂高級生物與低級生物之間的界限。

大家知道,達爾文的《進化論》是把“實證科學”所擅長的關於物質機械世界的規律引入了生物界之中。達爾文就起了這樣一個作用——一個無知而魯莽的跨界者。於是,在《泛物質化》(這是《泛科學論》的前提)之後,“生命現象”就被簡單物質化——於是“生命”也就降格成了“生物”了,而且“人類”也成為了一種特殊的“動物”。“生物”與“動物”,其實皆是“物”也。這就是《物質論》或“物質主義”所謂的科學思想的“發展”,讓人降格、退化為“動物”。真不知道這到底是一種簡化,還是一種退化?!

然而如果要是站在《宇宙智能論》的角度看問題的話,巴科斯特所發現的“植物意識論”其實在《宇宙智能論》中也起着一種里程碑的作用。巴克斯特的發現,就是把“實證科學”原本認為的只有高級生命——人才會具有的意識與價值判斷還給了被“實證科學”認為的“低等生物”——植物體。與達爾文《進化論》將“物質性”、“自然性”引入生物界相反的是,巴科斯特所發現的“植物意識論”恰恰是把“精神性”與“意志性”(或“智能性”)引入生物界,或者說,巴科斯特把“意志”從新還給了生物界。巴科斯特“植物意識論”的發現與中國民間傳說的甚麼“榆樹精”、“柳樹精”其實又有甚麼不同嗎?!與佛教的“六道輪迴說”又有甚麼不同嗎?!

這就是巴科斯特實驗發現的意義——把意志還給了生物界。這也可以算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一種批判、一種反動吧,反向而動。那麼接下來,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晰的看到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實驗”的真正意義。“水結晶實驗”的意義,在《宇宙智能論》方面或許就相當於“笛卡爾-牛頓”在“實證科學”發展史上面的意義。本人在《揭示善的力量——當耗散結構理論遇到水結晶實驗》一文中曾經這樣寫道:

而水結晶實驗的發現更是徹底的顛覆了實證科學對生命的定義。水,這個最基本的物質要素,物質形態,純物質的物質,現在卻具有了生命體的特徵,而且還是像最高級的生命體——像人一樣的生命特徵,她有認知,會思想,會創造,能溝通,能表達。更不可思議的是,她還有道德標準,有善惡判斷的能力,她天性善良,並且善惡分明。

本人為甚麼把“水結晶實驗”在《宇宙智能論》方面的意義,認為與“笛卡爾-牛頓”在“實證科學”中所起的作用可以相提並論呢?因為“笛卡爾-牛頓”作為西方近代“實證科學”的奠基人,他們使用二分法的方法把“精神”從“物質”中剝離了出去,把“意志”從“自然”中剝離了出去。然而“水結晶實驗”的意義就在於江本勝博士把被從“物質”中剝離掉的“精神”或者把從“自然”中被剝離掉的“意志”,又從新歸還給了“物質”與“自然”。所以在這個“精神還魂”的意義上,本人認為,“水結晶實驗”在《宇宙智能論》方面的意義,絲毫也不遜色於“笛卡爾-牛頓”在“實證科學”中所起的作用。

笛卡爾-牛頓把意志從物質之中剝離出來,然後達爾文再把這種被剝離了精神的物質性引入到生物界中。相反,巴科斯特先是把意志從新歸還給了生物界,然後江本勝博士再把意志歸還給了物質世界。而江本勝博士發現“水結晶”奧秘的這一年恰恰是1994年。大家在下一章第五章最後一節中會看到,美國心理學家大衛·霍金斯教授發現人類的能量級別在“負值”水平徘徊了好幾百年之後,恰恰在這一年忽然轉為了“正向”值水平。或許有整個物質世界被從新歸還了“意志”的原因吧?!

另外,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無論是“笛卡爾-牛頓”的《機械論》,還是達爾文的《進化論》都是以“理論假說”的方式出現的,然而巴克斯特的“植物意識實驗”與江本勝博士的“水結晶實驗”都是以證據類的“實驗結果”的方式出現的。屬於我們一直以來所倡導的認知系統的#1部分。那麼對於強調實證性、務實性的“實證科學”而言,顯然這些“實驗”的發現,被尊重的程度應該更高。那麼結果,“實證科學”到底是應該維護假說呢?還是應該承認實驗性的真實結果呢?其實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科學家都應該捫心自問的想一想這個問題!

其實“植物意識實驗”與“水結晶實驗”都是以實驗的方式證明了“宇宙意識”的存在。講到這裡,我們還必須再一次為大家分析一下克勞修斯關於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熱寂”問題。其實熱力學第二定律等於是從另一個方向證明了“宇宙意志”的存在。

大家都知道,克勞修斯從熱力學第二定律中推導出了關於物質宇宙“熱寂”的結論。於是許多人士就對克勞修斯大加鞭打與批判。克勞修斯推導出關於物質宇宙“熱寂”的結果,其實那是必然的。其實克勞修斯本人並沒有犯甚麼錯誤,他是完全按照“實證科學”的方法非常嚴格的進行他的研究。“熱寂”問題其實是出在“實證科學”的前提假設方面。因為“實證科學”採用的是把“精神性”與“物質性”相分離的二分法研究方法。按照一個“精神”已經被剝離的純“物質”的宇宙這條思路,於是克勞修斯就一直推理下去,所得到的終極答案就是物質宇宙一切秩序與結構的解體與消亡,最後達到一種死亡般的“熱寂”狀態。其實沿着“唯物質論”道路走下去這是一種必然的推理結果。然而人們面對的卻是一派景象繁榮、秩序井然的宇宙。那麼“熱寂”宇宙與“秩序”宇宙互相悖論的情況到底又能夠說明甚麼問題呢?其實“熱寂”與“秩序”的矛盾不恰恰說明了“唯物質論”思維與真實意志“宇宙”之間的一種相互矛盾嗎?!那麼也就是說,宇宙不可能是無意志的。因此克勞修斯根本就沒有錯。錯的只是關於物質宇宙的假設,錯的恰恰是那些“唯物論”的吹鼓手們。請大家注意,“實證科學”並不等於“唯物論”。“實證科學”是二分法,並不是物質唯一論。“實證科學”與“信仰上帝”是互為補充的,“實證科學”是承認“上帝”的。否定“上帝”的是“唯物論”,不是“科學”。更確切的講,真正否定“上帝”的是“撒旦”,而不是物質世界。只不過“實證科學”物質價值觀中性的這種“物質外衣”比較容易披在身上而已。

當然有些自作聰明的人會說,宇宙“熱寂”是克勞修斯不恰當的將機械系統的規律推演到了大尺度的宇宙大系統。這種說法其實恰恰證明了“實證科學”所認知的規律只是一種“有限性”的認知,一種小尺度的規律而已。與物質宇宙的“熱寂論”相比,這種所謂的大系統物質宇宙,不過是一種“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其實根本就沒有認識到大尺度與小尺度規律的本質上的不同。其實這種認知還不如克勞修斯的“熱寂”宇宙呢,因為起碼克勞修斯的“熱寂”宇宙從反方向證明了宇宙井然有序的現實不可能是一種純自然或純物質的產物。“宇宙秩序”的背後一定存在着某種“宇宙的意志”。其實牛頓在建立“萬有引力”宇宙模型的時候早就提醒過大家——牛頓本人從來不敢奢望猜想上帝初始創造宇宙時的意志。其實笛卡爾與牛頓從來都沒有否認過宇宙意志的存在。“實證科學”的二分法只不過是把物質與精神作了分離而已,因此對於笛卡爾-牛頓而言,“實證科學”的“物質論”與“唯物主義”的“唯物質論”(物質唯一論)其實有着本質的差異。二分法講“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而按照唯物主義的邏輯,“上帝消失了,凱撒留下了”,留下的就是獨裁者。

以上這些就是本小節我們從《結構論》的角度為大家論述的主要觀點——任何結構都是意志的產物。意志就相當於是一種藍圖、一種規劃、一種方案。離開了方案,結構是不可能被搭建起來的。離開了方案,不知道甚麼才能夠創造。

以上我們是單純從“物質性”結構為大家講解的結構的生成機制——任何“自然結構體”的形成都不可能缺失背後的意志。其實耗散結構理論也講,耗散結構的形成有賴於與系統外部的一種能量交換,然而耗散結構理論並沒有揭示這種能量交換的本質應該屬於一種“善的能量”這個內在機制。因為耗散結構理論也屬於《外學》的本質。

接下來就讓我們再從“人類社會結構體”的角度(作者註:人類社會結構體就是人類組織體,以某種社會組織結構體的型態存在的結構),為大家進一步分析關於《進化論》所假設的“自然演化”的可能性不可能存在的這個問題。因為本人是做企業的出身,在關於企業結構的設計與管理方面感觸頗多,所以接下來就讓本人從企業結構優化的角度,為大家做一下相關的闡述。也就相當於把對《進化論》在物質《結構論》方面的批判引入到“社會組織”的結構層面上。

二、企業結構不可能自然生成

當今中國社會,姑且先不論政治上的原因,社會現實是正處在一種所謂的“市場經濟”的發展初期。絕大多數中國民營企業實際上都處在一種“物質資源”發展導向的思維模式之中。當然這與中共幾十年來的《無神論》的“唯物主義”教育密切相關。讓我們先暫且借用一下西方文化中“競爭力”的這個概念。中國企業所擅長的就是一種資源競爭或者價格競爭,就是所謂的“叢林法則”、“紅海競爭”。這種資源導向的“市場化”模式把全世界資源採購價格推高了不說,然後讓全世界人民跟着買單。而且中國企業的物質資源利用率很低,所以只能夠打價格戰,也只會打價格戰,競爭的辦法唯有血拚一條路,不會其它。中國企業只有紅海,沒有藍海,就只會把所有的海水染紅。這種企業運作的商業模式其實與物質思維的排他性屬性關係極大。

中國企業為甚麼會如此這樣的行為呢?當然這有深層次方面的原因,這與人類文明的使命與人類文明處於最後階段的機制也是密切相關聯的。我們在本書的第七章(物質文明的末期階段)以及第八章(終點邏輯與文明的最後審判)中應該會有更加詳盡的解析。這裡需要給大家提及的就是,中國“市場經濟”的資源化發展模式為人類文明啟動了最後階段最後的“資源倒計時”時鐘。當然現在大家未必能夠理解本人這句話的真正意義。或許通過閱讀有關“項目控制”機制、關於“終點決定論”的機理以及“項目管理”的“資源配置”的機理以後,大家對於“資源倒計時”時鐘或許才會有更加深刻的認識。

因為人類文明進入以西方文明作為主導的這個階段,西方文明引導人類文明全面走向了“實證科學”物質文明的發展方向,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人們所不理解的是,為甚麼當今中國專制政權也必須走向一種“西化”了的“市場經濟”模式的道路呢?其實人類文明走到物質文明這個階段,在使命上必須讓中國這個東方角色來承接西方物質文明最後的接力棒,然後以“物質資源”導向的思維方式向前奔跑,從全世界獲取資源,然後再把產品輸向全世界。因此在所謂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就必須是一個“世界工廠”的角色,與整個人類文明發生關聯。讓所有拿了的都手短,吃了的都嘴軟。其實這些都有文明使命方面的原因。人類文明應該怎麼發展,到了哪一步應該怎麼向前走,人類文明的終極歸宿是甚麼,其實這些都是在更高層級宇宙意識的掌控與安排之中。

中國“市場經濟”所具有的初期特徵那麼會對中國的企業行為產生些甚麼樣的影響呢?我們講所有的“初期”特徵都具有一種“機會主義”的外部導向特徵。關於“初期”、“中期”與“末期”的不同特徵與機制這是本書在後續章節中要給大家重點討論的內容。中國的民營企業大多都屬於這二十年來“應機而生”、“隨勢而為”的產物。所謂的成功企業都比較擅長於撲捉外部機會,大多都是那些膽子大的企業,同時這些企業又都習慣於按照“唯物主義”的物質思維(唯金錢主義)思考問題,往往缺少價值觀導向的思考與各種正確道德觀的約束。所以在中國企業界,成功企業的“第一桶金”往往屬於“原罪”,似乎已經成為了一種必然。因為人人都有“原罪”,所以企業成功之後再去“贖罪”,或者主動去做慈善,或者被動去蹲監獄。也因此,中共當權者一抓一個準,比如黃光裕。

“物質資源導向”換成另外一句話說,就是企業利潤的外部來源性導向,也就是依賴、擅長資源掠奪、資源競爭的導向。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對於由內而外的內生價值創造就不太擅長了。為此大家堂而皇之的給這種資源掠奪模式找到一個屬於“資本原始積累”的借口。因為西方物質文明在一兩百年之前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那時中國似乎就是西方列強這種“原始積累”的受害者,現在不過是輪到了中國可以“還施彼身”的時候而已,所以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就必須這樣子做。中國必須把這個“丟失道德”的一課給補上。當然這些論述並不是本章節需要給大家着重說明的。我們所要闡述的就是關於這種唯物思維、外部發展導向,或者叫外部“機會主義”情結對於中國民營企業在企業結構方面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是為了幫助大家揭示“結構體不可能自發形成”的這麼樣一個道理。

因為中國當代的民營企業大多是“應機而生”、“隨勢而為”的產物,所以中國民營企業在企業結構上大多都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的致命問題,特別是中國混入WTO之前就已經成立的那些民營企業所存在的企業結構問題尤甚。我們可以非常形象的比喻,在WTO之前就已經成立或者都已經非常成功的中國民營企業,往往屬於一種“歪脖樹”的狀況——企業可能已經生長的非常茁壯了,但是生長出來的企業構架往往是歪的,但是已經很難再被矯正過來了。站在企業管理的角度上講,這種企業在生長之初,缺乏一種整體性的統一的“系統設計”。因為是“應機隨勢”成長起來的,所以企業結構(也許還不能夠叫做真正的企業結構,或者叫做企業的部門設置比較好)都是隨着外部事物的發展或需要而應急配置起來的。今天需要開展這樣一種業務,於是就設立這樣一個部門;明天又有那個機會,就再設置那樣一個部門。天長日久,部門設置的多了,看起來就蠻像一個很成功的大企業了——企業規模可能很大、很唬人,但是企業結構完全不是那麼回子事。中國早期的民營企業大多都是這樣野草式成長起來的。在結構上屬於一種“雞肋”。那麼這種按照“自然性”野草式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在結構上會出現甚麼問題呢?

這類企業所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這種企業結構因為缺乏一種整體性的統一的“系統設計”,所以如此成長起來的企業在結構上必然內耗特別大,很難產生企業整體應該具有的“系統效果”。因為它的各個部門是根據外部需要而設置的。企業有(部門)設置而沒(系統)設計。有“部門利益”,無“系統效果”。企業是部門“自然生長”、自然堆積的結果。這種“自然生長”的企業模式那麼到底還會給企業帶來甚麼樣的致命問題呢?

因為企業的部門設置每一次都是根據外部需要而設置的,從來沒有考慮過在企業結構這些部門內部的相互關係與合理性搭配問題。因為從來都沒有從內部結構應該如何產生“系統效果”的角度想過問題,所以這些“自然而生”的部門不可能保證相互之間的關係一定是正向的、友善的、合作的。儘管每一個部門當初設置的時候可能都很合理,但是把這些“自然部門”放在一起的時候,誰也不能保證這些堆放就可以“自然”的形成一個好的、合理的企業“系統結構”。企業經營管理的現實告訴我們,這種自然的系統、自然的結構不但不能產生任何企業的“系統效應”,而且一旦這種“自然部門”日積月累得多了,其結果就是,這樣的企業內部結構必將亂成一鍋粥。部門之間打架,互相之間為了掠奪資源指標打架,於是內耗不斷、辦公室政治充斥、謊言與人身攻擊四起,企業變得“永無寧日”。這就是企業缺乏整體性“系統設計”、完全按照“自然主義”的思維運轉所造成的最終惡果。因此很多企業家會認為,企業變大了,管理與運作效率降低了。認為這屬於企業發展的一種必然規律。企業變大了,不但沒有產生“系統效果”,效率降低反而成了必然。也就是說,企業在規模上發展了、變大了,但是在企業機體結構方面反而退化了。這就是自然力量的作用。企業的這種發展模式只不過是給老闆帶來的絕對利潤值增加了而已。這算是比較好的一種情形。在物質利益導向的時代,利潤值增加了就被認為是一件好事。

這個做企業管理的經驗告訴本人,任何一個合理的結構體都不可能自然或自發的產生。要形成多大尺度的結構那麼首先就必須有多大尺度的視角,也必須要有相應大尺度的關懷與更大尺度的系統設計智慧。就像我們剛剛分析的企業結構問題一樣。為甚麼合理的“部門結構”可以形成?而合理的“企業結構”為甚麼不能夠在“應機隨勢”的企業之中形成?

實際上就是因為還沒有人能夠真正站在企業結構這個視角上“系統的”關注企業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夠跳出企業的制約,使用更高的智慧看問題。站在部門結構的局部利益基點上,是不可能設計出針對企業更高共同利益點的企業整體結構的。即便是企業老闆也往往迷失在物質利益之中了。其實企業老闆往往是企業制度化的第一個破壞者。

這就是本人在企業管理的體系設計方面一直強調的一個原則——一個合理的企業結構必須經過完整的“系統設計”。也許不運營企業的人,沒有企業管理經驗的讀者,可能還是聽不太懂我說這些話的真正意思。不太可能真正理解。其實即便是表面上好像聽懂了,其實也沒有設身處地的那種親身感受。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嘛。其實即便是許多民營企業家,特別是那些還處在江湖草莽思維狀態的企業家們,也未必能夠真正知曉這個道理。那麼就讓我給大家舉一個非常形象的例子。比如,有一個包工隊,它自己完全有能力不依靠任何圖紙,只憑藉著自己的經驗,在村子裡就能夠把三間大瓦房蓋起來。這是肯定可以辦的到的。但是大家絕不會相信,一個包工隊,在沒有任何設計圖的情況下,只是憑藉著自己的經驗,就能夠蓋出一棟百米摩天高樓來。那麼大家就更不會認為,一個如此的包工隊可以在沒有地基的沙灘上蓋出一棟屹立不倒的百米高樓吧。反正本人是無法相信。這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複雜結構體都不可能沒有經過某種智能的“系統設計”,就可以通過某些局部或者要素的力量跌跌撞撞就“自然而然”的生長出來。就連只有千八百人的企業都不可能做到,那麼不知道為甚麼那麼些受過良好科學教育,有着嚴謹思維邏輯的知識人群就可以認為複雜的生命結構、地球上複雜的生命群落包括更加複雜的人類社會以及井然有序的天體星辰系統,都只是自然的、無意識的、誤打誤撞的“進化”的結果呢?換句話說,就是無意識比有意識的更聰明。有這種邏輯嗎?!

有多大的的智慧才能夠有多大的結構,才能夠有多麼複雜的結構。這其實就是我們以後要講到的“管理的邏輯”。連企業這麼一個小小的社會組織結構體都不可能自然形成,那何況乎更大尺度的人類社會系統、生物界系統以及更為複雜的宇宙系統呢?,那怎麼可能是自然進化的產物呢?!人類的頭腦真的進水了嗎?!

就像“不知科學為何物”的思想領導中國科學界一樣,這種“不知結構為何物”的思想同樣在領導着中國的企業界的思維,也因此才造成了中國企業界一股腦的以“價格戰”模式追求所謂的“做大做強”的潮流。本人在《揭示善的力量:談談成功的商業模式——兼論對唯物主義的批判》的一文開篇就專門討論過中國企業現狀關於只知道一味的“做大做強”而不知道企業應該“做好做對”的這個問題。這裡必須再為大家提及一下。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實證科學”是一種“有限性”認知。這種“有限性”認知主要來源於人類尺度有限的問題——只能夠在小尺度上認識規律。所以“實證科學”的認知,只要一旦向大尺度延伸的時候,那麼就一定會出問題,比如關於宇宙的“熱寂”就是最典型的一個延伸的例子。也因此,或者實際上講,基於西方“實證科學”的切分“划小”思維而發展起來的現代企業管理思想,並不能夠真正支持中國企業“做大”的夢想與邏輯。中國企業“圖大”的思想實際上與我們第五章要講的東方“大一統”的模式特徵有關。

三、規模經濟不等於數量法則

因為西方“實證科學”走的是一種“量化”的思維道理——二分法實際上也是只有“唯量可分”,“唯物可分”的限定。也就是說,二分法必須將事物的“系統屬性”降格退化為一種“量性”關係,也就是將與系統相關的“質性”屬性丟失。因為“實證科學”把“尺度”僅僅當成是一種“量性”關係,所以就可以忘乎所以的在量上向大尺度方向進行延伸。大家知道,西方經濟學中有“規模經濟”一詞。其實“規模經濟”的概念非常容易誤導人們的思維。好像“規模經濟”就等於“越大越好”的意思,所以中國企業就去追求“做大做強”了。因為似乎唯有“做大做強”,才會有所謂的“競爭優勢”。其實這都是在西方“爭文明”的框框中思考問題。大家可能一時忘記了,西方思維是不擅長大尺度事件的,那麼又如何能夠“求大”呢?“求大”對於西方文明而言,這本身就是一種“先天不足”。就像我們前面提到的,中國進入WTO之前的那些所謂的成功企業,只不過是一種茁壯成長的“歪脖樹”而已。其實即便是在西方經濟學裡,“規模經濟”也不等於“越大越好”。有“規模經濟”就有“規模不經濟”,超越了一定的“規模”,“規模”的負效應就會成為主導因素,“規模”的負效應就會彰顯出來。只不過“規模經濟”這個西方概念一到中國來就被念走了樣了。那些“規模不經濟”也都被以“規模經濟”的名義繼承下來了。這可能是“橘生淮北水土異也”的原因吧!其實“選擇甚麼”或者“不選擇甚麼”,“繼承甚麼”或者“不繼承甚麼”,這不僅僅是事物對象的問題,這裡體現着這決策者自己“選擇”的價值觀所在的問題。

其實,“尺度”的大小不僅僅是“規模”的問題。只有在“量性”思維當中,“尺度”才被認為就只是一種“規模”的表現,並且“規模”與“結構”無關。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吧。我們講“古埃及文明”起源於尼羅河的沃土養育。古埃及人在尼羅河上航行的時候使用的是一種平底船。因為一般河面上比較風平浪靜,因此埃及人的平底船的使用空間,使用起來也就比較有效。所以埃及人就認為水上行走的船隻就應該是平底的。後來地中海對岸的羅馬人崛起了。於是埃及人與羅馬人展開了地中海爭霸。然而海上航行似乎需要比在尼羅河上航行更大的船。遺憾的是埃及人認為“海船”就僅僅是一種更大規模的“河船”而已,於是埃及人就把在規模上放大了的平底船開進了地中海,與羅馬人展開爭霸。而羅馬人一開始就是以海上航行起家的,他們建造的是一種可以抗拒海上風浪的尖底船。於是埃及人的平底船在與羅馬人的尖底船的海上爭霸中不可避免的失敗了。其實這個史實告訴我們,古埃及人不是被古羅馬人打敗的。古埃及人只是被自己的思維方式給打敗的。古埃及人的思維錯誤就在於他們認為“尺度只是一種規模上的大小而已”,卻不知道“尺度的改變往往會引起結構的變化”。就是這個道理。既然講到這裡了,就順便給大家提一句,被黨文化教育出來的人,總習慣性的認可所謂的“質變量變法則”。似乎本人所說的“尺度的改變往往會引起結構的變化”就是一種“量變引起質變”的機制。其實我告訴大家“質變量變法則”根本就是錯誤的。本人日後如果有機會,會對“質變量變法則”給大家進行專門的批判。

人類文明“古埃及”的這段歷史給我們上了極其生動的一課,讓我們知道了“尺度”與“結構”的意義所在。然而在西方“量性”思維中,可以說,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結構”。就像理解“系統性”屬於西方文明“先天”不擅長一樣,因為這些並非屬於西方文明使命之所在。

關於企業“結構”不可能“自然形成”的問題,關於企業“結構”的形成必須經過“系統設計”這個問題,本人需要給大家補充一點,那就是?法理在企業結構系統設計方面的意義。凡是閱讀過大法書籍,都應該知道這個宇宙法理。在進行企業管理機制“系統設計”的時候,本人從這個法理中得到了許多啟示,可謂是受益良多。這也就是說,企業結構的系統設計者必須高於被設計的系統本身。因為企業原本自發形成的那些部門之間往往都是一種資源互爭與利益互爭的關係,如果“系統設計者”與這些企業部門處於同等層次的時候,那麼“系統設計者”就只能是成為原本“爭鬥”某一方的利益爭奪者,那麼原本利益相爭的各方就只能演變成為一種徹徹底底的打群架了,都打成一鍋粥了,根本妄談甚麼合理的“企業結構”。

如果企業系統設計者陷於利益衝突之中,這種企業情況就屬於這個宇宙法則一個很好的例證。這也是為甚麼許多中國企業在進行企業結構“系統設計”(或者叫做企業結構優化)的時候大量邀請國際大牌管理諮詢公司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這些諮詢公司負責企業結構的設計者們,一方面不在部門利益相互的爭奪關係之中,另一方面他們具有相對更高層級的專業水平或智能水平,可以站在一個高層次上對處於企業執行層面的機制進行某種制約。

以上這些分析都是本人的企業管理經驗告訴我的,一方面,企業的結構不可能自然自發的產生。自然而來的“企業結構”只能是一棵“歪脖樹”。企業結構的形成必須經過某種“系統設計”。因此任何結構的形成都只能是某種智能智慧的結果。另一方面,企業結構的“系統設計”必須遵從?的法理,必須要有超越系統本身層次更高的智能設計者。因此,任何“結構”的出現只能是一種智能實體化的“結果”——“結構”的形成只能是更高層次智能智慧存在的一種“結果”而已。也就是,“結構”即“智能”,而且是超越“結構”本身的“智能”。就是這樣一個原理,然而《進化論》的“自然主義”的假設與“結構性”的智能要求是徹底相違背的。連人類,這種被認為“進化”到最高水平的生命,在處理企業這種如此微小的“結構體”時,依靠“結構體”內部自身的力量都無能為力,都會搞得一塌糊塗。那麼面對如此龐大而複雜的宇宙結構或者地球生物界的複雜物種結構而言,您能夠相信一個低能的單細胞或者爬在樹上的猴子有這樣的智慧可以做得到嗎?!

您也許會說,《進化論》講的是“物競天擇”。那麼“天擇”又是甚麼意思呢?沒有意志的天又如何會做“選擇”呢?如果上天能夠“選擇”的話,那麼“上天”不就變成一種“意識體”了嘛。一個有“意識”的“上天”,你稱其為“上天”或是稱其為“神佛”,那隻不過是一種文字遊戲罷了。其實“神佛”就是高於人類的一種智慧。有人願意稱之為“神”,而中國人更願意稱之為“天”——老天爺。

四、初識右腦結構

基於《結構論》的觀點,那麼有序的宇宙現實就是對自然《進化論》最好的否定,那麼本人在本節最後願意再為大家補充一小點內容,就是關於人類大腦“右腦功能”的問題。因為與對《進化論》的批判有關。

最近在中國大陸興起了一股所謂的“右腦開發”的潮流。從“實證科學”關於人類左右腦分工的角度上講,西方“實證科學”所開發的往往是人的“左腦功能”,是比較邏輯,比較善於分析,比較關注細節,比較數字化的左半大腦發揮的作用。關於人類右腦的容量,有人聲稱是左腦容量的一萬倍。“實證科學”認為人類右腦的功能一直沒有被開發出來。然而本人認為:所謂的右腦功能開發,本人是持保留態度的,就像現代醫學認為在人類大腦松果體前半部分所存在的那隻眼睛結構只是一隻退化了的眼睛結構一樣,中國修煉界一直對關於“退化了的眼睛”的說法持有保留態度。其實這個所謂“退化”了的“內眼”——也就是中國神話傳說中的第三隻眼,這隻眼睛其實與人類所謂的右腦結構是有緊密相關的,與我們所說的認知大尺度的宇宙規律與找回已經被“實證科學”所丟失的宇宙信息也是緊密相關的。當然這些內在的結構關係並非本文當前討論的重點。

那麼如果按照《進化論》的觀點,如果生物體存在的各種有效功能都是進化而來的,那麼按照這種進化的邏輯,那些對於生命體一直無效的功能早就應該退化掉、篩選掉了,因此人體也就絕對不會進化出來一個上百萬年來人類既不知道有甚麼用途、也不知道如何使用的那些所謂隱藏在右腦表面功能之下的那些未被使用的相當於左腦一萬倍容量的右腦功能。就像現代醫學所認為的那樣,在大腦松果體前半部分所存在的那隻眼睛結構只是一隻退化的眼睛,沒有甚麼用。不用的東西就應該發生退化,而不是進化,想必這是《進化論》自己必須承認的吧!那麼按照《進化論》的邏輯,人類為甚麼會有一個一直還沒有被使用的右腦深層功能呢?未被使用的右腦功能與《進化論》的思想不是相違背嗎?那麼按照西方二分法的01邏輯,這兩者之間似乎只能有一個是對的。所以說,在這個意義上,“右腦開發”的概念徹底搧了《進化論》一記大耳光。關於人腦的右腦功能,其實根本就不存在“實證科學”所認為的甚麼“右腦開發”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們會在下一節中更詳盡的為大家進行分析闡述。敬請大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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