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479）：中國模式 中國經濟發展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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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面對中國經濟無知且霸道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上期節目中我們談到了中國模式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中國的高稅收、低福利。今天我們再談一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發展迅速的另一個原因。也就是中國模式中的另一核心之謎，中國經濟為什麼會發展如此之快。


草庵：談這個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很多西方國家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之快很迷惑，他們無法找出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和理由。他們也非常困惑。如果我們了解中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中國人在計劃經濟的培育中形成的劣根正在於對政府的依賴性。政府也早已習慣但當父母官的角色，歷來認為只有自己才是人民的大救星。無論是計劃經濟時代還是改革之後的今天，總習慣於替人民當家作主，也總是認為人民歡迎政府替他們當家作主。這種上下公有的劣根性就促成了今天政府合理合法用行政干預的手段對市場進行瞎指揮的局面。但從中國改革三十年的情況看，最成功的不是政府直接管理而產生的效率，而是政府在開放中放棄直接干預和管理，只用立法與建立市場規則的方法開放市場的領域。

伍凡：第一次的開放是政府放棄了用集體的、公社、大隊的直接管理方式，也允許農民進行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製的農村改革。這一改革首先解決了全國廣大農民的溫飽問題，同時逐步解決了十三億人的吃飯問題。為什麼強大的人民公社、三級管理會讓農民連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飽，而放開不管之後反而吃飽穿暖了呢？因為政府不是神仙、市場也不是政府應管的事，只要政策對頭，市場自然會調動勞動生產力的積極性而調節生產的能力，並讓投資人獲取更高的收益。應該說中國改革的成功首先於解放了廣大中國農村的生產力。

草庵：第二次的改革開放是政府放棄了對城鎮中小企業的直接限制與管理，允許在城鎮中的中小企業套用農村的承包製，解放了大量的非資源、壟斷性企業的生產力。這種大規模的簡政放權是逐步放棄商品計劃管理的前提，因此逐步改善了商品供給的短缺性波動，讓計劃管理的商品品種不是增加二十越來越少了，並且逐步實現了取消票證供給的約束，實現了商品的自由流通、和過剩中的價格下降、以及對落後產品的淘汰。如今天市場中幾乎已看不到當年憑票供給的肥皂了。

伍凡：在這個放權過程中，很重要的是放開了對非經濟的管制，首先是允許了個體經濟的存在、打破了國家與集體一統天下的就業安排，讓人們可以自由的選擇就業與創業的方式投入於經濟活動。這個放充分證明的是，國家與政府‘靠管靠包’是既管不了又包不下來的，而‘放開’更從一人僱工、七人僱工、到一百人僱工、和無限制的僱工的過渡，變成了黨文件中的毫不動搖。可見對生產力的解放不是來自於管制，而是來自於放開。

草庵：可以清楚的看到，中國的大煉鋼鐵並沒有解決中國的鋼鐵生產問題，而取消了冶金部等各種對鋼鐵等生產的政府管制之後，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大鋼國。可以清楚的看到， 中國的紡織業沒有在多個部委的管理與政府多個棉紡、紡織的工廠大量投入中解決中國人的穿的問題。但是沒有了這些管制之後，中國成了世界第一大生產國，不但滿足了國內的需求也提供了大量的出口，更提供了大量的過剩產能，讓政府不得不去削減與壓錠。同樣的例子還在工業、礦產、汽車、機床、建材、民航等等。所有取消政府管制的領域中，呈現了生產力被釋放的巨大成功。曾被稱為市長第一要務的米袋子、菜籃子的問題，並不是在政府加大投入後解決了，反而是政府不再管制的條件下解決了。每個城市市長必須優先解決種菜問題的錯誤戰略，早就被異地的蔬菜基地外送而打破了。這也證明，政府管制的能力有限，各自為政也破壞了經濟一體化的優勢與互補，政府既不是全能的，更不是萬能的，尤其不是都正確的。

伍凡：反之，我們再看看有政府管制的領域是如何呢？中國的糧食種植開放了，於是生產上去了、豐收了，但糧食的價格卻無法穩定，因為沒有放開收儲與流通的領域。中國的煤炭生產放開管制之後生產上去了；加強管理之後形成了巨大的國進民退，生產反而下去了，價格上去了。中國的銀行業被壟斷、證券市場靠審批，結果都無法滿足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可見非公共事業的生產性領域中，凡是政府放開的都是發展和成功的，凡是政府試圖靠非市場化的政府管制的方法來強制干預或直接管理的都是發展緩慢、發展畸形，或說幾乎是失敗的。市場經濟相對計劃經濟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開放程度更高的自由相對管制與約束下的審批有著無法比擬的優勢。相比之下，政府管制和期待於靠政府管制，來發展經濟型事業或市場的想法，都必然是失敗的，結果是最差的。

草庵：市場經濟並非全能，開放的市場也會有其失誤，如產能過剩的問題、惡性競爭的問題、價格波動的問題等，都會讓消費者有各種不同的意見，讓市場出現資源的浪費和淘汰。但這靠市場中看不見的手是可以解決的，無非是要有一個時間和周期。但中國的政府與民眾似乎從來就不承認這個週期，也不想看到這個週期，而只希望市場永遠只開放其笑臉的一面。但靠政府的調控與干預，就能解決這些市場中所犯的錯誤嗎？政府根本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相反，政府越干預，問題越嚴重。

伍凡：看看中國的房地產吧。 1998年的房改市場化，成為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但由於政府並未像其他產業的生產一樣放開土地——即生產原料的市場化供給，因此房地產自2003年之後就成了中國唯一一個嚴格被政府審批與管制的行業。自2003年之後，每年政府都試圖用強有力的調控手段出重拳、打出組合拳，來進行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無處不在的“監管”，並嚴防死守價格關。但結果卻是不但沒有促進生產、供給的平衡，不但沒有靠供給來保持價格的平衡，也沒有像其他放開的商品自行從計劃走向了市場，讓收入與價格更趨於合理，沒有獲得民眾的讚揚。

草庵：毛病並不是出在市場上，而是出在政府的管制上。一是出在對土地的管制，二是出在對資金的管制，三是出在對價格的管制。最大的問題更在於政府沒有將最大的工作經歷，集中於政府應承擔的提供公共產品上，而是將主要經歷放在從市場中撈取最大的利益，並試圖靠管製而限制價格。沒有人反對政府對市場應進行有效的約束與監管，但這要用法律與規則來約束與監管，而不是不斷的用行政的審批、行政的約束來直接指揮，尤其是將公權力介入於私產的分配之中。

伍凡：這就是問題的所在。所謂的中國模式，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也就是所謂的謎底，其實很簡單，只要中共放鬆了管制，這個行業就會快速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不是中共的成績，而是由於中共正在民眾的壓力之下不斷放鬆管制產生的，是百姓的力量，而不是中共的成就。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三十，不過是在人民的逼迫之下不斷放棄管制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就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所以，中國模式不可能在全球推廣，也更不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流模式。今天的時間到了，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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