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高智晟 | ||
| 三妹 | ||
我一直沒有去細想這個問題，直到最近網上沸沸揚揚的拋出“高智晟悔罪書”這篇中共自暴醜態的典型黨文化產物後，才使我認真琢磨起這個問題。 我很快便明白，高智晟沒有被黨文化嚴重污染是因為他從始至終兒就沒上過甚麼正規學校，他沒受過黨文化的長期教育，所以黨文化在高智晟身上不像從小就浸在黨文化中的我們那樣根深蒂固。 稍微回想一下自己的成長過程，就會清楚，我們從小學就開始被黨文化嚴重扭曲。 在小學，小小年紀，為表現自己不比別人差，我們需要時時表現進步爭取加入少先隊。本應無憂無慮的孩子為此平添了多少的擔心，焦慮，甚至自卑。入隊只是“進步”的開始，把孩子們分成三六九等的班幹部制度進一步使天真無邪的孩子們平添多少爭鬥攀比之心。還有無休無止的各種無聊的紅色經典教育，經常舉行的隆重的隊日，激昂動情的“少年先鋒隊隊歌”，悲情痛心的階級教育課……。這種共產黨營造的早期革命啟蒙教育的文化環境使本應純真溫柔的孩子們變得共產黨式的愛憎分明。 我不知道別的農村小學是否像城市小學一樣有如此濃厚的黨文化教育。但我知道，由於極度的貧窮和閉塞，高智晟小時候所在的陝北地區的小學完全沒有這一套煩瑣的黨文化的熏陶。 1971年，我在陝北插隊落戶第三年時，正是高智晟七歲入小學一年紀的年齡。從高智晟文章的描述可以看到，他家鄉村子的狀況不比我插隊所在的村子好。我所在的村子由於地處有河的川地(見注)，屬於陝北人普遍公認的富裕地段。但是，貧困的村民仍然沒錢為自己的孩子蓋像樣的小學校，更請不起稱職的教員。政府除了不忘年年向陝北農民重稅徵糧外，從不關心當地孩子們的教育。 這個曾經是司馬遷故居的中周文化古地，竟然沒有像樣的小學校。 我們村的小學校是土坯壘成的只有窗洞的再破舊不過的一間房子，冬天冰冷難忍，夏天炎熱難當，全村所有的孩子不管幾年級都在這一間房子裡上課。老師把孩子們按歲數分成幾個不同程度的組，老師按鐘點分組教孩子，教一組孩子時，其他組的孩子做作業。孩子們買不起課本，課堂上所教的東西全靠老師自己編，村子裡能完成小學學業的孩子為數很少。我們公社其他村子的學校的狀況也是一樣的糟。多年來，我們村只能靠一個全村識字最多卻白字連篇的婆姨做老師。我們知青到村子後，自然就由知青做小學教師了。 村民告訴我們，村子的小學校從來沒有少先隊組織，村子裡的小學校更不需要甚麼班幹部，孩子們沒有高低等級之分，相處得自然和諧，這裡的孩子生活在講究厚德勤和的底層民間，養成的是和為貴的柔和的思維方式。 當城市孩子們浸浴在黨文化中，接受著繼承革命傳統，愛黨愛國的革命理想教育時，陝北的小智晟們浸浴在完全截然不同的淳樸的古地民風文化中，接受的是陝北當地千年流傳的古訓，耕讀傳家的教育。當城市孩子們要求進步要實現入隊的願望時，陝北的小智晟們要實現的是下一頓飽飯的願望。黨文化與黃土高原的這些農家孩子無緣。 城市孩子在黨的懷抱中“幸福成長”，繼續上初中、高中、大學，知識愈來愈多，黨文化也愈來愈濃，心理、思想更是愈來愈扭曲殭化。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孩子更在階級鬥爭的風口浪尖上滾過。農村的小智晟們在貧苦生活的切身磨難中，小小年齡就天然的生成了腳踏實地，勤勞隱忍，謀生養家的本能。 高智晟十歲時父親去世，十一歲時即帶著弟弟漫山遍野採集藥材賣錢養家，並自學完成小學。之後，小智晟又以超常的毅力，每天來回走二十里山路到離家十里遠的山上中學讀書，在母親的苦苦支撐和協助下，小智晟三年完成學業，成績年年都在前三名，並以優異成績考上縣重點高中。因為貧困交不起學費，高智晟只好無奈地再次面對人生打擊，於十六歲遠離家鄉去小煤窯打工獨立生活，由此也免受了黨文化的污染。二十一歲時，高智晟終於當兵進入了黨文化的環境裡。 在部隊三年中，高智晟先當司務兵，後做司務長，在這個需要處理許多具體瑣碎事務的崗位上，高智晟勝任有餘。整個童年的苦難承擔，層出不窮的的逆境閱歷，使年輕的高智晟非常嚮往部隊有飽飯吃的穩定的生活。三年努力，高智晟再次遭受打擊，聽到復員消息後，高智晟鼻腔突然出血蹲在地上，高智晟為失去這穩定的生活遺憾不已。這三年部隊生活是一直掙扎在底層，感情、性格和思維方式已定型的高智晟接受的最正規的黨文化教育。 部隊復員後，成年的高智晟從此走上賣菜為生，自學成才的道路。隨著自學成才的知識積累，高智晟的思想日臻深刻成熟，人格日趨完整。這思想性格的奠基歸於高智晟的正直博愛的母親的言傳身教和民間的厚重的文化。 陝北高原雖然閉塞，但是這閉塞的環境卻使陝北保留了其文化的厚重，民風的正直質樸。共產黨對陝北文化的破壞是嚴重的，它盜用和禁止陝北民歌，限制百姓只能唱中共盜用製作的陝北民歌，不許唱民間自然產生，長久流傳的農民自己的民歌。共產黨雖然禁了陝北民歌，卻禁不了那中周古地千年形成的語言文化和當地農民為人處世的古老哲學。 70年代初，我在陝北時，發現當地農民在日常用語中大量使用帶有古代遺風的，正規準確的，文謅謅的，古語化的大詞彙。他們是文盲語不盲，農民的口頭生活用語明顯文字書面化的現象常常把我們這些剛到陝北的北京知青逗得大笑不止。當我把陝北農民的語言現象告訴對古文化深有研究的父親時，他說，陝北那個地方由於閉塞，還大量地保留著中周音和古文化。 記得有一天，我和一個知青站在地頭喊遠處坡上的另一個知青，可是那個知青聽不到。村裡的一個老漢叼著煙袋鍋走過，順便好心地招呼我們說道，“女子，要鼓勁吶喊哩！”我們被這破衣濫衫的老漢嘴裡吐出的“鼓勁吶喊”的文謅謅的詞逗得大笑。老漢不解地看著我們，搖搖頭，又一個書面用詞脫口而出，“不知規程的女子！” 年輕時不能體會那古樸的中周文化語言，現在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自是回味無窮。聽這些樸實的農民聊天兒就像置身於唐宋年間學府裡的莘莘學子之中，只是沒有了附庸風雅的矯揉造作，有的是陝北民風那種特有的習慣用大詞的文字化口語所產生的莊重滄桑，豪邁大氣。 北京知青說“特喜歡”，村民說“酷愛”。北京知青丟了東西說“丟”，村民說“遺”，北京知青說演員“演”的角色，村民說“飾”(發音Si)。“看”場院農民叫“照”。北京知青認為應說“照相”時，村民說“攝影”。農民稱老玉米為苞谷，土豆為洋芋，香菜為芫荽。隊裡的錢糧帳務叫“經濟”。家裏蓋房叫“建設”房子。半導體收音機出了毛病，我們說“修修”，農民說“配置配置”。給下鄉幹部派飯，隊長說，“我給你動員飯去。” 就連稱呼未婚的女孩為女子，結婚的女人為婆姨也是古代遺留下來的稱呼。 我們知青和村民雙方用詞的巨大差別使農民不耐煩地說，“這些北京娃滿是些生葫蘆，說話草得一句都解(發音hai )不下(發音ha )。” 還有村民那些日常處事、立身的準則，重義講德的做人道理也是那麼古老厚重。那些至理名言在這些貧窮的，不識字的農民中間口口相傳，使他們的語言更加莊重滄桑，豪邁大氣。“厚德載福”；“勤和家興”； “家聲益振”；“讀書明理”；“做無品官，行有品事”。這些代代相傳的古語名言表達了當地農民對道德家庭的重視和對男耕女織、耕讀傳家、讀書明理的簡單生活的嚮往。 陝北幾千年形成的古老文化生動地體現在村民的語言表達上和行為準則中，這些古老文化蘊育出了高智晟的人格魅力。 高智晟的講話和文章中散發的民間才有的柔和人性，以及陝北民風文化的莊重滄桑，豪邁大氣，使我們這些厭惡黨文化的人們耳目一新，同時對高智晟沒那麼多黨文化驚奇不已。 是陝北的古老質樸的民風，是陝北百姓的正直樸實的立身處事的哲理，是陝北的厚重文化的浸浴，是高智晟敬佛行善的樸實博愛的母親的言傳身教，蘊育出了高智晟這位具有人格魅力的維權運動領袖。 但是，重義厚德的高智晟的思想真正地深化是他成為律師後，當他看到並切身體驗到中國黑暗的司法機構，腐敗的，胡作非為的政府官員，黑社會化的警察行為之時，高智晟這時才真正對中國的社會黑暗有了深刻的理性認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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