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息】週刊日前刊登作者梁珍的採訪文章《隱士的砂鍋 不悔的真言》道，眼前的高瑜，比實際年齡62歲看上去年輕很多。兩次入獄，7年的監牢生活，沒有在她臉上留下痕跡，淡淡的化妝，襯托出端莊的氣質。她快言快語，針砭時弊，雖然中國大陸現在沒有一家報紙敢刊登她的文章，沒有一家媒體敢聘請她，但是高瑜作為一名獨立記者，依舊活躍在中國文壇上。為海外雜誌報紙寫專欄，成為她生活的唯一來源。
“這是歷史對我的選擇”
雖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還保留著她的訪問學者邀請，但高瑜堅持留在中國：“中共就是想把政治上不喜歡的人都趕跑，叫做掃垃圾運動。但我一定要留下來，我到死都是中國記者，因為報導真相是我的職責。”
命運錯綜複雜地安排高瑜當了記者，在被外界視為“最大的記者監獄”的中國，寫新聞報導，講真話，無異於用生命來冒險。高瑜付出了7年監牢的慘痛代價，但不改她直言的本色。去年10月，高瑜在美國紐約再次接受國際婦女基金會新聞勇氣獎時，一句“你有槍，我有筆”，“這是歷史對我的選擇”，令世界刮目相看。
中共監獄對犯人制定了必須低頭認罪的硬性規定，否則犯人入獄之後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不能減刑，高瑜寧可把牢底坐穿，也不向代表極權的監規低頭，北京監獄的警察都稱讚她：“坐監獄也這樣硬氣。”
“我是自北京女子監獄建成以來，第一個沒有低頭認罪的犯人。為甚麼？因為我沒有罪。”回憶獄中生活，高瑜這樣說道。
中國是最大記者監獄
2月2日到5日，在香港召開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20多個中國大陸作家被拒絕入境，15名作家幸運闖關，高瑜是其中一員。2月6日，會議結束後，我和攝影師兜兜轉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在地處偏僻，風景秀麗的新界西貢渡假營，和高瑜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訪談。訪談從香港開始，高瑜和香港有特別的緣份。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新聞社工作時，高瑜同時兼任香港多家報刊的特約記者，每期一篇，針砭時政。
1993年高瑜第二次入獄，中共指稱的所謂罪名，是她為香港《鏡報》寫的2篇文章，判她6年徒刑，1999年獲釋；2002年，她首次跨出國門，去泰國路經香港參加一個人權新聞獎的頒獎，香港傳媒紛紛追她。
高瑜在香港傳媒界有很多的朋友，目前被中共關押判刑5年的程翔，是她的老朋友。
高瑜披露，張思之律師為她第二次入獄辯護時，準備厚厚的一大疊香港報刊資料，是程翔特地複印的，證明所謂“洩露國家機密”的文章內容已經早在各大報紙都有刊登：“比如3月我給《鏡報》寫的專欄涉及工資改革的問題，我只是評論，這次改革幅度比較大，主要是配合公務員制度的建立，我所引用的依據是國務院已經討論通過的一項決定，這份決定在2月14日的《文匯報》全文刊登。”
沒想到12年後，程翔也因為投稿被捕。高瑜積極參與營救程翔的工作，包括真名簽名要求釋放程翔等等。命運就是如此，高瑜出來了，程翔進去了，印證了“中國是最大記者監獄”的指控。
“對記者來說，中共要扣你罪名，不需要證據，你的作品就是證據。”高瑜這樣提醒傳媒工作者。
對目前中國新聞自由的現狀，高瑜形容是中國歷史向毛澤東時代倒退的時期。
與“和諧社會”的口號不相符。“現在一個是十七大，一個是明年的奧運會。奧運會是中共有史以來最大的形象工程，現政權不能有一點點失誤的。我覺得今年對中國傳媒的限制會比過去更加嚴重，你看看去年涉及新聞的《突發事件應對法》，和今年的禁書事件，顯示政治一直在刮寒流。”
江澤民“看中”的人質
高瑜的命運，總是和中共高層眼中的大事連在一起。兩次入獄，第一次是在1989年6月3日，“六四”屠城的前一天，14個月後獲釋；第二次，1993年10月2日，北京申報2000年奧運失敗後的一個星期被捕，1999年2月15日除夕提前半年保外就醫釋放。
高瑜憶述第一次被捕的經歷：“6月3日，我在上班路途中，被國安綁架，他們抓我的原因，因為我的一篇文章被定為動亂暴亂政治綱領。”
1988 年10月高瑜剛剛從中新社調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關於時局的對話──記嚴家其與溫元凱的對話》。文中經濟方面，關於用改革來解決當時經濟過熱的問題的看法，和3年後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一致。政治方面，文章明確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特別提出中國應該有一部非常好的憲法，應該適應於港、澳、台還有整個大中華的華人，要有憲政精神，體現出對人權的保障。
採訪中對政治敏銳的高瑜，當時更大膽的假設：“明年經濟問題，會不會需要找一個替罪羊，讓趙紫陽來承擔？嚴家其一聽很激動，這樣就太糟糕了，中國應該是實行憲法權威，尤其不應該出現象打倒胡耀邦那樣的高層非程序性的權力更迭，這就成了動亂暴亂政治綱領了，給我定成倒鄧保趙。”
1989年6月8日，中共將這篇文章定為動亂暴亂政治綱領。加上“六四”前高瑜受胡績偉之托在廣場上勸學生撤退，高瑜成了北京市第一個被捕的知識份子。在秘密關押中，她患上心絞痛，14個月後獲釋。
第二次入獄，則是因為1993年9月23日北京申奧失敗，高瑜成為“中共向西方展示強硬立場的人質牌”。中共一氣之下，一個星期後把高瑜關了進去，當時高瑜正準備2天後，坐飛機去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
對於人質牌的說法，高瑜說：“它們（中共）對於政治犯，有政治需要的時候，官方就要把這個人抓起來，然後再找罪證。他們審我的時候，當聽到我向《鏡報》寫了4篇稿件，審訊的人高興得都站起來了，就說明他們的任務完成了。”
高瑜表示，1997年服刑期間，她差點作為前中共政權主席江澤民訪問美國談判的籌碼被釋放到美國，當時美國開出的8名民主人士名單中，魏京生排第一，她排第二。當時中共說，除了魏京生，別人都可以考慮。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奧爾布賴特對時任中共副總理的錢其琛說，美國最重視新聞自由。
高瑜憶述道：“監獄已經開始給我身體檢查，做各種各樣的準備，已經顯示要政治交換。”但是就因為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首屆新聞自由獎決定頒給她就立刻停止。她又成為江澤民和中共外交部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討價還價的砝碼。
據說江澤民在一個發到省市級的文件中批示：聯合國這樣一個重要的國際政府組織，居然把這樣一個重要的獎項頒給了反動分子高瑜。
高瑜透露，中共甚至以要退出教科文組織相威脅，叫他們不要把這個獎授給我。
因為這個獎，高瑜多坐了兩年牢，但她無悔：“中國太需要像聯合國這樣的支持。”
失蹤
高瑜先後兩次被捕，弄得渾身是病，她在獄中患有嚴重的皮膚病，全身長滿紅疹，奇癢無比，需要用熱開水燙才能有兩個小時的緩解期，手掌全部裂開，鮮血淋漓。
她的家庭也付出巨大代價。1989年6月3日，她突然遭綁架失蹤，高家上下亂作一團，她整整3個半月沒有消息。她的丈夫趙元康，由於要看護兒子，還要瞞著高瑜82歲的老母親，無法抽身外出尋妻，只好由高瑜當空軍的弟弟去尋找。高弟換上便衣，騎著電單車，穿過槍林彈雨的三環路，開始了畢生難忘的尋“屍”之旅。
提起當年的經歷，高瑜仍然觸目驚心。她說弟弟走遍了北京城四十多家醫院，只對她講過去的第一個醫院的情景，她就沒有再問下去了。高弟首先去最近位於長安街道上的公安局復興醫院，停屍房屍體都放不下，都放在露天的一個房間。最難忘的是打開房門，擁擠的屍房內，擠滿了40多具屍體，一具男屍“滾”出來，只聽到後面的女孩子哇的一聲哭了，高叫爸爸，原來滾出的是她爸爸的屍體。
高弟一看前面的全是男屍，只有最裡面有幾具女屍，就買了塊毛巾，勒著臉，衝進去翻看，發現裡面的兩個女屍不是高瑜，他就一個一個醫院再找，直到醫院都把屍體處理完了，變成相片了，再找再找……
3個半月後，家人才有了她的消息。第二年（1990年）8月28日，高瑜因為突發心臟病獲釋。那晚，她居住的國務院宿舍的居民，夾道歡迎她歸來：“我母親追出來，問安全局的人，你還把我女兒帶走不帶？他說，不帶了。有鄰居就指責他們，你們把小高抓走了。我住了兩個月醫院。有的就在說，你們不該殺人呀。”
高瑜憶述當時的情景，仍然很激動。高瑜被綁架之後，老母親擔驚受怕，在高瑜出獄20天後中風。高瑜眼泛淚光的說：“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有把我母親奪走，『六四』就奪走了。一年零兩個月後，她去世了，很胖的老太太瘦成一個植物人，很小很小。”而一直默默支持高瑜的丈夫，在經濟壓力下心力交瘁，近年連續中風，腦血栓引致半身不遂，現在還坐在輪椅上。高瑜心疼丈夫，去年高瑜訪美歸心似箭：“我還要回去照顧他。他為我承受得太多了。”
誓不入中共
命運對高瑜是坎坷的。高瑜也曾經有過多次衝動，想改行寫電影、電視劇本，或者寫一些軟性文章賺賺稿費，讓家人壓力小一些，但實在提不起興趣。“我非常能抓住問題的本質，長著一雙新聞眼。”高瑜這樣形容自己的選擇。對中國新聞自由，高瑜有獨到的見解：“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等都是體制派生出來的問題。中共製度不改變，中國無言論自由。”
高瑜嚮往自由，堅決不加入共產黨，成為中共官方中新社的“異類”。高瑜對這個黨的反思，來自於每一場政治運動：“每場政治運動，都在我的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就像用刀子在心中劃出劃痕，越劃越深。
7、 8歲的時候，我家居住的機關大院裡面有很多顆大樹，院子外邊還有一片小樹林，批鬥會後經常都有人上吊，把人從樹上卸下來，拿席子蓋上，我們小孩子就跑過去看。大學時發生文革，很多老師被批判，自殺，在拷打中致死，學生一邊拖著教授的屍體下樓，一邊叫罵要把這個反革命拖到大操場暴屍，我是非常反感的。往往這種學生後來都獲得高官厚祿。
高瑜的丈夫在“913事件”後第一批被捕，高瑜大著肚子等他回來，放出來的時候孩子已經8個月大。高瑜說，丈夫的遭遇更堅定了她不入黨的決心了。
高瑜用她的筆，她的文章，對抗掌握了槍桿子的強權。國際婦女基金會兩次頒給她新聞勇氣獎，高瑜分析，因為她的文章和入獄成為首位連續獲此獎項的記者，是國際社會關注在中國這種極權體制下如何走向憲政民主的證明。
11年前，和高瑜一起得獎的尼日利亞的作家，因為獲發獎項，第二年就被釋放。但高瑜仍在獄中：“這說明中共的極權專制更嚴重。”這次和她同時獲獎的有美國和黎巴嫩的記者，都是因報導反恐遭恐怖主義迫害，她說：“你們在獎勵這兩個女記者的同時，沒有忘了中國記者，對全中國人都是一種支援，說明恐怖主義和共產專制國家的共同點就是對人權的踐踏和對新聞自由的剝奪。”
隱士的故事
高瑜的律師張思之曾經對高瑜的兒子說，你媽被判6年，在走廊裡遠遠看見我們，笑著打招呼，簡直是太棒了。“為甚麼？因為在自由與獨裁、真理與謊言之間，沒有中間道路可走。我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選擇。”高瑜堅定的說道。高瑜這樣解釋自己樂觀堅強的性格：“我的性格像我母親，很堅強，老人家八十多歲時，還天天罵鄧小平，說不該殺人。”
“大隱隱於世，小隱隱於山”，母親小時候給她說的一個隱士的故事，深深的印在高瑜的腦海裡，鑄就了她的今天：“過去有一個隱士，背著一個砂鍋，砂鍋就是他唯一的財產，他可以背著它到處要飯。走著走著，這個砂鍋就掉到地上，打碎了。他頭也不回，還在往前走。
路人就覺得很奇怪，你就只有這麼一個砂鍋，怎麼碎了，你連頭都不回。他說，它既然碎了，我還回頭看甚麼呢？這個故事給我最大的啟示，我覺得要有目光，對一些事情上，要能夠當機立斷，我認準的路一定會走下去。”
對於下一步，高瑜還是會繼續在中國的舞台，發出新聞自由的吶喊：“現在傳媒是黨的喉舌，我們要把它改變成民眾的喉舌。”
高瑜小檔案
高瑜，祖籍中國河南，1944年生於四川重慶。原任中國新聞社記者，1988年10月擔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因“六四”事件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秘密綁架，一直軟禁到1990年8月28日獲釋。1993年10月2日，在她準備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任訪問學者前夕，再次被捕，經過秘密審理， 1994年11月10日，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判處有期徒刑6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1999年 2月15日，以保外就醫名義獲釋。
得獎記錄
1995年5月，高瑜獲國際報業發行人協會在法國巴黎頒發“自由金筆獎”；
1995年11月6日，首次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
1997年5月3日，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首屆吉耶爾莫．卡諾新聞自由獎；
2000年5月，獲日內瓦頒發的全球20世紀新聞自由英雄獎；
2006年6月，再度獲國際婦女傳媒基金會頒發“新聞勇氣獎”。
（註：前三次獲獎時，高瑜尚在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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