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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28日 星期一

人類文明的審判(第四章):第四節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關於結構與過程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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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網2013年01月09日】

第四章 文明屬性與使命分工

第四節  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關於結構與過程的認知

前言

分析東西方文明的特徵實在是一項太過於龐大的話題,實際上也屬於沉重與敏感的話題。一個不留神就可能又掉到了一種互相爭鬥的比較之中。只有時時堅守關於人類文明具有更高級的使命認知,才能夠真正認識到東西方文明各自被使命所塑造的那些特質。前面我們已經用了超大兩節的筆墨分析了關於東西方文明在基本屬性與思維邏輯方面的特徵。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再從結構體方面與過程屬性方面表述一下東西方文明各自的相關特徵。這個話題實際上等於是接着第一節的邏輯。


一、天地人三才結構論

從結構方面關於大尺度的認知角度來看,恐怕再也沒有甚麼結構可以超過“天地人”這個三才結構了。那麼首先還是讓我們再來提一下關於“天地人”三才結構。其實“天地人”三才結構屬於一種垂向結構,一種大尺度在垂向層級維度方面認識事物的結構,而不是在小尺度水平維度上的要素結構或者人類空間的小層級結構。到了目前這個程度,大家應該已經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本人本文使用的所有分析方法與論述結構其實都屬於一種三分法,其實都來自於這個“天地人”三才結構,這屬於一種認識宇宙“宏結構”的方法。這就是中華老祖宗留給我們人類的智慧,其實也就是“神傳”給我們人類關於認識無垠洪穹宇宙的一種基礎方法。因此“天地人”三才結構具有一種“出世”的意義。然而需要告訴大家的是,“天地人”三才結構並非“出世”層次的全部,其實只是“出世”認知的一把鑰匙而已。天地人天地人,其實天並非是最高層級。即便是在宗教意義上的那個“天”,其實是超越人類之外宇宙層級中的最低一層而已。在“天”之上的層級是甚麼?人類認知根本就不知道了。比如在如來佛之上的層級是甚麼?人類根本就不知道了。其實如來只是佛存在的一個層級。人類充其量也就只能聽說如來佛而已。

關於“天地人”三才結構,我們以前講過,對應於三種不同的事物機理,這屬於一種“質性”規律。所謂天者,“天理”也,天道也;所謂地者,“地理”也,地上之理,物質之理,物理也;所謂人者,“人理”也,人倫之理,道德之理,教化之理,或者心理也,也屬於“後天之理”。

中國文化講“天人合一”。講的就是“人理”必須向“天理”靠攏。這樣人類才能夠向天回歸,人類才能夠提升自己的層次,才能夠返本歸真。所以東方文明的提升使命實際上反映出的就是一種“天理”導向,“人理”向“天理”靠攏。因此人類的行為方式就必須“順天而為”,而不是“無法無天”。

“天理”就是對於“人理”的制約、對於“人理”的約束。甚至連“天子時代”以“天子”自居的皇帝聖旨都必須是先說“奉天承運”,然後才敢說“皇帝詔曰”。而在社會的另一端,就是強盜造反都要打出一種“替天行道”的旗號。所以東方傳統社會屬於一種“天理”導向,一切都必須“順應天意”。但是東方傳統思想中的這個“天”可不是現代物質文明時代所指的這種分子世界的“天空”。這一點本人以前在多篇文章中都曾經論述過,所以這裡就不再進行說明了。

西方文明的使命所需要關注的是關於地上的問題,而且“人性惡”的問題一直糾結着西方文明,畢竟是因為“原罪”才使人類從天上掉下來的。所以與東方文明關注人類回歸宇宙,關心“人理”如何向“天理”靠攏的使命不同,西方近代文明走的是一條“人理”向“地理”靠攏、向物質之理靠攏的道路,一種將精神降格在物質之下、將人類降格為動物的方法。

因為“人性惡”,也就是人性“負值”,那麼物質起碼被認為是一種“中性”吧,比“惡性”的“負值”要好一些。兩害相權取其輕嘛,所以西方文明在“人性惡”與物質“中性”之間就選擇了物質“中性”。因此西方文明實際上就屬於一種“人理”向“地理”靠攏的方式。當今許多已經被《西學》思維徹底洗了腦的中國人也大言不慚的口口聲聲甚麼“天人合一”。其實這些人口中的“天人合一”根本就不是甚麼“天人合一”,只不過是一種“地人合一”而已。

二、結構體三要素

以上就是我們以一種大尺度結構論的觀點,以一種“天地人”三才結構的觀點為大家闡述了關於東西方文明在宏觀結構方面的不同意義。這實際上也反映了東西方文明使命的不同“定位”。“天地人”結構揭示了關於人類文明“位”的選擇。關於“天理”與“地理”,其實我們在第三章第一節中已經給大家有過一些相關的論述。大家可以去回去參考一下。

下面就讓我們再從比較具體的結構體給大家談起。我們在本章第一節中已經正式給大家介紹過了關於結構體三部分的有關內容,既結構體的#(1)內核,#(2)外殼與#(3)中間部分。我們在論證關於東西方《內學》與《外學》屬性之分時也給大家多次談到了東方《內學》重視事物的《內機》,因此以事物的內部因果關係區分事物;而西方《外學》是不入事物《內機》的,因此事物《內機》對於《外學》而言永遠屬於一種“黑箱”機制,於是《外學》只有通過調節“黑箱”的input與output來對待事物的《內機》。僅此而已就以為足夠了。

《外學》所關注的是事物的《外表》,因此西方《外學》以《外象》區別事物。將一切事物都進行《外化》處理。哪怕內部因果還聯繫着,《外學》也會將事物的《內機》、《內因》強行斬斷、人為切割,然後把切分後的部分劃歸為獨立的不同事物進行處理,而不是再歸屬為具有因果關聯的事物了,因為西方文明一直手中握着一把二分法可以斬斷事物因果的那把利劍。

其實所謂外者,乃事物《外表》也,轉換為結構體的語言,那就是結構體的《外殼》。西方文明的《外學》屬於一種《外殼》導向的文明。結合我們前面講到的關於西方文明的“外向型”性格,所以西方文明《外殼》在整體性上外向發散的功能就特別發達。

也就是說,西方文明擅長《外學》、《外表》,屬於結構體的《外殼》部分,而且西方《外殼》的屬性是“外向型”的,擅於將結構體內部物質、內部能量向外發散。無論正負能量,都能夠向外發散出去。

其實這與我們前面給大家講到的關於在整體系統上看,西方文明的“分邏輯”屬於一種縮小效果的說法也是一致的。能量都被“外向型”《外殼》發散了,效果當然也就被縮小了。“分”與“散”的邏輯,“散”與“外”的邏輯其實都是一致的。只不過都是在物質維度上,與東方思想強調精神維度上向上的散性並不一樣。西方物質文明的“散性”其實是基於排他性要素的,然而東方文明的精神“散性”卻是利他的。東方文明在精神維度上的發散、利他,而在實體層面恰恰表現成為能夠聚他性的力量。這其實與我們前面給大家講到的關於生命“場存在”的概念也是有關係的。

另外,西方文明的整體“散性”屬於一種“果”的方面,在物質成果的分享方面各個要素之間是互為排他的。其實這是由物質要素剛性所決定的。而東方文明在精神上的“散性”,其實具有一種“因”的屬性。

比如五行的“火德”就屬於“散性”。而人的所謂“心性”——正向精神,就屬於“火德”。儒家思想所總結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五德的“義”就屬於“火德”。因為所謂的“義”就是對別人、對他人好而不求回報的一種行為。這種行為就叫做“義”。劉關張用整個的三國時代給中國文化所留下的就是這個“義”字。

其實這種“做善事不求回報”的思想,中國民間又稱之為“積陰德”。用八卦來講,“積陰德”與“義”之“火德”就屬於“坎水”中間的那個內藏的一陽爻——水中之火,真陽也,非外表的虛陽、虛火矣。在傳統意義上,“德”屬於陽,明明德的“明”就陽,屬於外用呈現之火。那麼所謂的“積陰德”不就是“坎水”中間內藏的那個真陽嗎?!

關於結構體“內向”或“外向”的屬性,其實無論是在榮格的心理類型,還是在被MBTI所繼承下來的性格分析中,都屬於是區分個人性格的第一個維度。其實東西方文明也有各自的性格。就如同人有人的性格,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城市有城市的性格,企業有企業的性格一樣,其實文明也有文明的性格。只要是由人形成的任何組織結構體其實都存在着性格問題,那麼也就都存在着關於“內向”或“外向”的選擇問題。

西方文明《外學》擅長《外殼》,擅長“外向型”《外殼》,擅於排除、排斥與排他。西方世界的三權分立、民主體制與“分”、“排”、“外殼”的屬性也不無關係,都反映出了一種互斥的機能。只不過本文不願意陷入到這些太過世俗的話題討論之中。

東方文明屬於一種《內學》。表現在結構體方面,東方文明關注或擅長的就是結構體的《內核》。當然東方結構體也有自己相應的《外殼》屬性,只不過也是為了配合《內核》意義而工作的。東方文明結構體屬於一種《內核》導向。這是東方文明《內學》的核心,也就是《內核》也。

我們講,東方文明雖然屬於一種《內核》導向,但是也有自身的《外殼》屬性,屬於一種“內向型”《外殼》。其實西方文明也有其結構體的《內核》特徵,只不過西方《外殼》物質文明的屬性太強烈,也就是,西方文明的物質屬性太過飽滿、太過強盛(作者註:當然這種物質飽滿度與西方文明所肩負的人類文明後期的使命有關),所以物質性就淹沒了精神性的結構體《內核》。西方文明的《內核》就不太容易彰顯出來,其實並不是說西方文明結構體沒有《內核》。

因為《內核》被物質淹沒了,所以西方文明所呈現出來的一定是一種《外殼》導向。其實西方文明的一切《外屬性》都依賴於物質性的幫襯。物質性如果沒有掩埋結構體的《內性》,那麼《西學》也就無法成為一種真正的《外學》。

因為東方文明屬於《內核》導向,所以對周邊具有極大的聚集吸引作用。而且東方文明的《外殼》屬性與凝聚力、內聚力也是相配套的。東方文明的《外殼》屬於一種“內向型”《外殼》,對於結構體能量的包裹作用非常好、非常有效。但是這種“內向型”《外殼》的包裹效果,對於無論是正向能量還是負向能量,包裹效果都是一樣的,你給甚麼就包甚麼。包裹效果都非常好。

因此這種“內向型”《外殼》,在事物生命周期處於正向能量導向階段的時候,這種“包裹效果”對於結構體的形成就具有極大的正面促進意義,也就是表現為一種正向“放大作用”。特別是在結構體形成初期,當系統整體能量還非常稀缺的時候,這種正向“放大作用”對於一個結構體的產生、形成就至關重要。

然而當某種事物的生命周期走到了負向能量導向的末期階段的時候,這種“內向型”《外殼》的“包裹作用”或“放大作用”也同樣驚人。但是這種“放大作用”卻起着一種可以促使一個已經走向負導向的結構體以破壞式、爆炸式、毀滅性的方式解體與消亡的作用。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內向型”《外殼》就具有這樣的促成一個結構體“生”與“死”的雙重作用。這其實也屬於一種“善惡同在”原理的一種表現。

東方文明在人類水平層次上看屬於一種“聚性”。這種“聚性”也屬於一種可用之“果”,“核心”的善才是真正的“因”。這種《內核》導向或者叫做“核心主義”走到人類文明的末期就會走向一種負向性的壟斷、極權、獨裁等等負向形式。其實東方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一直在錘鍊這種模式。

其實任何形式本身並沒有“善惡”之分。形式只是一個皮囊。當這種形式或者這個結構體的內部充滿了正向能量的時候,這種形式就會起到對正向結構加持的作用。但是當這種結構體內部充滿了負向能量的時候,那麼這種形式就起到了一種負向作用。就像裝了假酒的茅台瓶子一樣,你能說那個酒瓶子有善惡嗎?真正騙人的是那個裝假酒的人,而不是裝假酒的酒瓶子。是人心壞了,而不是酒瓶子在犯罪。因此結構體《外殼》的“包裹作用”既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關鍵是看結構體的裡面裝的是甚麼東西?裝的是正向能量呢?還是負向能量呢?

象豫讓刺服或者伍子胥鞭屍三百,只是對着那個空殼子、臭皮囊出氣、空顯勇氣,不過只能夠招來天下恥笑而已。如果說前面所講的關於“義”之“火德”之“散”的利他精神與這裡所講的組織聚集力屬、凝聚力屬於“齊家”部分的話(作者註:兩者屬於水平“入世”層面是一個向外、一個向內的一社會屬性的力量),那麼《內核》自身的向上提升就屬於修煉《內核》自己道德情操的“修身”的部分了,也就是《內核》所“出世”的部分了。

三、如何對待結構體的中空部分

在前面的小標題中,我們討論了關於東西方文明在結構體三要素中前兩個部分的內容,也就是東西方文明在《內核》與《外殼》方面所展現出來的不同特徵。東方文明屬於一種“內文明”,屬於《內核》導向,《外殼》相應配置為“內向型”的類型。然而西方文明則屬於一種“外”文明,屬於《外殼》導向,《外殼》是“外向性”屬性,而西方文明《內核》的配合方式則屬於是一種被物質屬性所淹沒的狀態。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再來給大家討論一下關於結構體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結構體的中空部分。東西方文明關於中空、中間部分又有怎樣的差異對待呢?也就是,東西方文明對待這個中空部分的方式到底有沒有甚麼不同呢?或者說,東西方文明對於結構體的中空部分又是如何利用的呢?

的確,東西方兩種文明對待結構體中空部分的方式着實非常不同,因為這與東方文明的《內核》導向與西方文明的《外殼》導向密切相關。那麼接下來,首先就讓我們先從西方文明的《外殼》導向對待結構體中空部分的方式說起。

大家都已經知道,近代西方文明屬於一種物質文明,而且大家也都知道,西學屬於一種《外學》,是不入內的,所以西方文明對於事物的《內機》部分其實是茫然無知的,完全屬於一種《黑箱》方式的認知。因此西學在本質上也就根本就不知道結構體內空的部分到底應該是幹甚麼用的。

於是西方的物質文明就認為結構體的內部屬於是物質堆積的一個倉庫,所以就把從外部世界通過排他競爭手段攫取來的物質資源盡量的往結構體的內部堆積。一種“落袋為安”的思想,唯有裝到自己結構體的內部,才認為是真正屬於自己的,結構體的內部就屬於這個裝載個人利益“落袋為安”的“袋子”或者倉庫。

這就是一種自利導向的思維,以自我利益為中心self-center的思維。其實這種“自我中心”就屬於物質化結構體“潛意識”的《內核》,一種自私的《內核》,一種不能夠見得了光的《內核》、《內心》,所謂內心黑暗,所以最好用外物質給包裹起來。

倉庫,這就是西方物質文明對待結構體中空部分的態度,中空的部分就是用於填充或存放從結構體外部所獲取的物質資源的。所謂的“慾壑難填”,其實就是物質慾望中空部分的意義。這與我們後面小標題馬上要給大家講到的關於西方文明結構體屬於能量“耗散結構”的屬性有關(作者註:我們講的“耗散屬性”與普利高津關於《耗散結構理論》意義上的屬性並不完全相同)。這種物質填充的意義就像是狗熊在冬眠之前儲存脂肪的意義一樣,多多益善,越大越好,以防來日不測。這就這樣一種物質慾望思維。

然而與西方物質文明的物質填充方法不同,因為東方文明屬於一種《內核》導向,而且東方文明是可以進入事物的《內機》的。因為結構體的中空部分首先必須存在於事物的《內部》是用來裝載《內機》的,而不是用於儲藏攫取的外物的。其實《內機》具有運轉事物內部機能的功能,就像設備機房,就像人體的各個內部臟器的功能一樣。

然而這些《內機》功能器官也是要佔據一定內部空間的。就像人體功能一樣,脂肪太多那會擠壓內部臟器的功能區域,比如壓迫心臟。另外脂肪太多還會導致《內機》功能超負荷運轉。借用戰略思想的語言,這就叫做“為物所累”,所謂物重則必為所累。其實在拿破崙戰爭的晚期,拿破崙就犯了這樣的毛病,可謂是“廉頗老矣”。

因為物質有物質的規律,人心有人心的法則。即便是在負向意義上講,物質有慣性,人心有惰性。那麼太過繁重的物質會淹沒結構體《內核》人心的正向意義,人心的負向意義就會隨波逐流、迷失方向,就會隨着物質慣性奔跑,而忘記了人心的正向調節功能。

因此如果事物需要《內機》正常運轉,那就要求結構體的“內功能”系統必須是通暢的,這也就是《內機》“中通”的要求。然而《外學》的物質填充卻是一種“中堵”的效果,用物質填充、堵住、淹沒《內機》的通道。就像人們在防火消防通道上堆滿了雜物一樣。難道那不危險嗎?

因此機能之通暢的要求是身輕,身體不能夠太過於繁重,與存儲倉庫多多益善的想法恰恰相反。就像當代人們的健康意識一樣,現在誰都知道“肥胖”屬於一種病態。過度攝取營養會導致三高或者四高的“富貴病”。所謂“富貴病”就是營養過剩,就是人體從外部攝取的物質資源太多了,已經超過了人體內部功能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超越了《內機》的處理能力。

其實因此過分的獲取外部資源所起的作用也只不過是一種“過猶不及”的意義。物質資源攫取的太多未必是好事。一方面使那些真正有需求的人們得不到必要的資源,這是一種外部負面作用(作者註:對於有真正需求的人們,物質資源所起到的是一種正向作用);在另外一方面,對於過分攫取的人們而言,即便通過不擇手段爭奪到了,已經“落袋為安”的都裝到肚子裡了,那還未必是一件好事,負面作用反而更大,或者說可以損傷、損害到自身結構體的《內機》,那麼對於所謂的“得到者”而言反而造成了一種內部負面作用。爭來爭去的爭到了,以為自己爭到了、以為自己贏了,其實反而最後到害了自己。

那麼這種雙重負向作用所疊加的物質資源爭奪戰在當今世界上為甚麼還在天天發生呢?是不是我們人類的大腦真的出現了甚麼問題?其實這就是因為人類文明的大腦、人類結構體的心靈、《內核》的部分已經被物質文明所淹沒了的緣故。人類已經迷失。人類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要些甚麼。

關於《內機》中通的要求其實還僅僅是一個方面。在這方面,東方思想要求結構體的中間部分,盡量不要被物質填充的太滿。然而這還只是一個方面的原因,關於事物《內機》功能方面的原因。其實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或許更重要。我們不是講物質堆積會淹沒人們心靈的《內核》嘛。

如果希望能夠找到心靈的《內核》,那麼恰恰需要把結構體的中空部分儘可能的“清空”而不是“填滿”。唯有物空方可見人的本性、人的善性,這是人可以上通“天道”的根本,是“天人相通”的根本,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根本。其實一切力圖掩藏的人心那一定是人的惡性之心,比如人的利己之心、自私自利之心,那必須得掩藏起來。這其實與關於人性屬於“原罪論”還是“性本善”又扯上了關係。

中國道家傳統講究“清心寡欲”。所謂寡慾,那也就是物質慾望越小越好。唯有寡慾,才能清心。可清心者,那就是,心性是清醒的、不是迷失的。而物質的作用恰恰會使人性迷失本性,迷失人性善良、良知的那份本性。其實所謂的玩物喪志也就是這個道理,物質會消弱人的意志,而立志則屬於正確方向的加持。

可見,對於如何對待結構體的中空部分,東西方文明顯然是非常不一樣的,一種屬於黑法、黑箱,一種屬於明法,不迷失的方法,分別基於各自文明的認識基點。“外文明”有“外文明”的認識,“內文明”有“內文明”的看法。其實都是文明的使命使然。

西方近代所建立的是一種物質文明,所以看待結構體的中空部分就像一個物質倉庫一樣,處理的方法就是填之以物,塞滿為止,多多益善。西方近代外導向的物質文明以滿足物質慾望為目的。然而追求精神心靈《內核》導向的東方文明,則認為結構體中間部分堆放的填充物對於認知事物《內機》功能與《內核》本性則屬於是一種障礙物,認為物質是達到人生終極目的的障礙。所以東方文明為了能夠達成清心的目的,就必須剝離心靈之外的包裹物質,而不是再多多益善的填充物質造成本性的進一步迷失。

即便回到獲得必須的外部物質資源的角度,道家思想講的是一種“預取先予”的道理,都是先把自己的物質送出去,也就先騰出一部分內部空間,然後再交換回來所需要的外物質。這有這樣那才能夠內部有地方擱而不影響《內機》功能的正常發揮。

其實禪宗公案講的關於那個老法師讓小和尚倒茶的故事,那個首先需要先清空茶杯的道理,實際上也是反映東方思維關於清空結構體中空部分的那個意義。唯有中空,《內機》才能夠通達;也唯有中空,《內核》方能夠顯現,“天”與“人”才能夠溝通起來。所以佛家思想講“空”,道家思想講“無”,其實都與結構體的中間部分有關,而不是外部事物的沒有。

四、能量耗散結構與內動力自生結構

關於東西方文明在結構體方面的不同關注點,還給我們派生出了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與我們前面分析到的東西方文明許多其它屬性也都有關聯,比如“生機制”與“克機制”或“爭機制”、時間大尺度與小尺度、線性邏輯與彎曲思維、延伸邏輯與超越思維,甚至所謂的《發展論》與《循環論》,還有“自然主義”過程與“意志管控”過程、絕對論與相對論(中庸論)等等。

西方文明的小尺度、外部型、物質化思維屬性就決定了西方文明擅於建立的結構體一定屬於一種外部資源消耗型結構。當然需要說明,所有的結構體其實都消耗能量。我們這裡講的消耗型結構指的是結構體必須通過消耗外部資源、必須依靠結構體外部資源的持續輸入才能夠存活下來的一種結構體。也就是,結構體的內儲資源或能量再造能力無法養活結構體自身的生存。這就是真正意義上的一種“耗散結構”。其實西方文明關注這種“耗散結構”與西方文明的崛起處於人類文明“全過程”末期的外物質耗散階段有關。其實也是人類文明使命安排的一種需要。唯有外需求,才比較容易可控。西方文明的這種外部資源消耗型其實也是由西方文明在要素陰陽上屬於“獨陽”的屬性所決定的。

相反,東方文明在結構體方面屬於一種循環結構。這種循環結構其實屬於一種可以自生、自養的結構體,可以相對擺脫對外部資源的那種過度依靠。過去經常說中國傳統社會屬於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謂“自給自足”這算是說對了。可是那個甚麼“自然”,本人並不認同。“自給自足”所反映的其實就是一種“自生結構”、一種“自生系統”。就是因為這種“自生性”,所以消耗同樣的地球資源,傳統社會所能夠支撐的人類歷史時間是西方近現代文明的10倍。這就是物質“消耗型”文明與“自生型”文明所帶來的差別。

“自生結構”的意義就是可以自己養活自己。其實結構體可以劃分為“生結構”和“耗結構”(也就是“克結構”)兩大類。“生結構”又可以再細分為“外生結構”或“內生結構”兩類。“自生結構”就是“內生結構”。其實“外生結構”與“耗散結構”屬於同一種類型的不同階段而已。當從外部輸入結構體的能量>結構體的耗散能量的時候(作者註:我們指的都是正能量),結構體就表現為一種“外生結構”,結構體就在生長,但是這種生長必須依賴不間斷的而且數量充足的外部能量輸入才能夠維持;但是如果從外部輸入結構體的能量<結構體的耗散能量的時候,那麼結構體的整體就表現為一種“耗散結構”。

因為西方文明表現為一種“外向”發散型《外殼》屬性,所以西方文明整體上屬於一種內外能量溝通的“耗散結構”。前面我們也已經給大家闡述過了,西方的物質文明過度的依賴於地球所提供的外部資源,西方物質文明用了僅僅300年的時間就已經消耗掉了之前能夠支撐人類3000年文明所需要的地球資源。這還指的是西方具有“分”屬性、具有“縮小效果”的物質文明而言。一旦這種物質消耗型文明與東方“大一統”的“放大效應”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那將是極其可怕的。這就是中國30年的“市場經濟”可以消耗之前西方300年物質文明資源總量的另一個“奇迹”。其實這也就是中國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之中為甚麼選擇“世界工廠”這個角色的原因所在,成為一部消耗全球資源放大的機器。

因為西方文明的“耗散結構”屬性,所以地球物質資源的時鐘就被西方文明所開啟。也因為還需要有東方文明的“放大效應”對於物質“消耗結構”的一種配合、疊加、放大,所以西方文明在末期“帝國時代”的時候必須東來,將“消耗型”物質文明與東方文明的“放大效應”相匯合。也因此中國社會就必須走向一種物質文明,走入具有專制屬性的“市場經濟”。然後經濟全球化再將已經中國化、放大化了的“市場經濟”(作者註:屬於負向物質力量的放大化)的“毒氣”充滿到整個世界,將這個“定時炸彈”最後引爆全人類。

關於“自生結構”,也就是結構體依靠結構體的內部能量解決結構體生存所需要的必要資源,而不需要從結構體的外部再輸入其它資源。有歷史學者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中國傳統社會屬於一種“超穩定結構”這個命題,其實反映的就是中國傳統社會屬於一種“自生結構”的機制。中國傳統社會為甚麼能夠是“自生結構”呢?中國傳統社會為甚麼可以是一種“超穩定結構”呢?其實那都是為了節省地球物質資源嘛。中國傳統社會往往GDP佔據全人類的50%以上,如果中國“自生結構”能夠解決資源問題的話,那麼全世界的資源問題其實不就基本上解決了嗎?!

物質“耗散結構”依靠的是一種“外動力”,而“自生結構”實際上就是解決了結構體“內動力”的機制。“內動力”機制其實與陰陽相生的屬性有關。陰陽相濟,互為動力。其實,“內動力”就屬於一種“內生機制”;“外動力”就屬於一種“外生機制”。關於結構體的推動動力問題,其實這也是MBTI第一維度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其實“內動力”機制,在本質上是屬於一種“循環邏輯”。所以“自生結構”在動力機制方面那一定與陰陽平衡的“循環結構”、“循環機制”有關。因為人類文明最後必須走入一種外物質依賴結構,屬於東方文明必須在“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開始之後發生“去陽化”的過程。否則人類文明就無法從“生機制”向“滅機制”轉移,那麼人類文明就不可能實現最後的收斂與解體。

其實“循環結構”,無論循環軌跡如何,無論是“圓周循環”或是“太極循環”,一切循環都必須有一個引力中心,有一個引力核,有一個回歸原點。這就與我們前面所講述的關於東方文明屬於《核心》導向文明的論點有關係了。然而僅僅有作為引力原點的《核心》其實還是不夠的,要解決結構體內部陰陽互為動力的“內動力”問題,還必須有一種雙向修正、雙向管控機制,也就是《五行論》那種既可“生”又可“克”、既可以“長”又可以“消”的“生克機制”。其實《五行論》既是《循環論》又兼有“相生相剋”的雙向管控修正機制。實際上儒家的“中庸思想”也是干這個用的。所謂的“過猶不及”嘛。甚麼東西走得太遠了就把它拉回來。東方思想《循環論》與關於如何解決結構體“內動力”的機制有關。在這裡,我們也就只能給大家講到這個程度了。關於《循環論》,其實也是本人那個原書全書最初獨立設計的一章內容,大約也需要10萬、20萬字的篇幅。

其實西方所認知、所面對的結構體在本質是都屬於一種“耗散結構”,同時所消耗的資源又必須是從外部物質世界所獲取。那麼任何資源如果放在外部,那麼就有可能隨時被外部競爭者搶走,因此唯有“落袋為安”,放在自己結構體的內部才最為保險,因此結構體內部中空的部分就成了堆積搶奪來的物質資源的一種儲藏室了。

另外,因為對於西方文明而言,資源、動力都是外來的。這種外意識,一方面鼓勵了外部競爭力。因為物質資源是排他的,但同時又是維持一個“耗散”結構體時時所不能夠缺少的,於是在西方文明之中,培養如何獲取外部資源的競爭力就是必須的。

另一方面,外部資源導向也養成了對外部資源的過度依賴性。這在當今中國企業界就表現的尤為突出。中國許多民營企業都想用花大價錢的方法去購買外部智慧資源。其實系統外部能夠提供給結構體的資源永遠只能夠是一種物質性資源。那些非物質性的外部資源是在本質上是不能夠通過花錢就能夠簡單買到的。

因此本人經常勸解中國企業家們,外手是可以花錢買的,但是外腦不行。如果連自己都無法說清清楚自己企業的根本問題是甚麼的話,只是想簡單的、圖清閑的花點兒錢就可以那麼容易的通過外人給解決了。那其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一個希望尋找外部管理諮詢公司的企業最起碼也應該意識到自己企業的根本問題在哪兒?或者能夠盡量說清楚自己的需求是甚麼。其實根本問題在哪兒,表面上可能誰都說不清楚。其實只要你真心的去問一問在這個企業中工作過兩三年以上的普通員工,其實大家都能夠講得出來。只不過要下決心解決這些問題會觸及到許多人的切身利益,甚至會傷害到企業老闆自己的利益。所以企業的根本問題就很難解決。因為真正的問題都不是甚麼技術問題,關鍵是人心的問題。技術問題,可以由不知到知,管理諮詢顧問可以幫助解決,但是企業人心的問題,諮詢公司那可解決不了。這不是花錢找外手就可以幫助解決的。人心的問題那還得通過人心來解決。管理諮詢公司永遠屬於一種“旁觀者”,屬於“客位”的觀察,因此企業人心的問題那是屬於“主位”才可以解決的。讓諮詢公司解決企業人心的問題,其實也屬於一種“喧賓奪主”了。

五、在過程認知方面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性

以上四個標題,都是關於東西方文明在結構體方面的不同特徵。其實關於東西方文明的特徵分析,本人使用的也是我們一直以來所使用的三分法方法。本章第二節關於東西方文明屬性特徵屬於我們認知系統的#1部分,屬性基點;第三節關於思維邏輯方面的特徵則屬於認知系統的#2部分;而本節就屬於#3部分,又分為兩組維度,一組是關於結構的部分,也就是我們之前的四個小標題,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的論述進入到第二組維度,也就是關於東西方文明在過程方面的不同特徵。其實許多過程特徵我們在以前都跟大家已經多次的提到過。這裡只不過是一種歸納匯總而已。

其實那種相對穩定固化的結構體特徵,可以看做是結構體關於空間維度的屬性。那麼關於真正過程的意義,那當然就屬於一種結構體關於時間的維度了。在時間規律方面,我們在第三章的第三節中專門給大家講解過,關於時間在大尺度、中尺度、小尺度方面的不同規律,以及時間尺度與那種廣義過程三要素(終點、過程、起點)之間的相互關係。這裡就不再贅述。

我們這裡所要強調的其實就是,西方文明擅長研究小尺度事件,擅長在“點”上考慮問題。而且這種可以將事物規律化大為小的研究方式其實是建立在以物質性基礎的假設之上的。唯物質“可分”也。唯“可分”方能“大事划小”。小尺度、“點規律”、“點思維”其實與物質性、可分性都是一脈相承的。

那麼這種在小尺度上觀察事物的基點還會給我們帶來甚麼後果呢?小尺度就屬於一種立竿見影、急於求成、急功近利的“套利”思想,“落袋為安”。正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實只是近看,並非遠觀,屬於一種近利導向,一種蠅頭小利的導向。

正所謂短小精幹。短與小是不可分的,所謂精幹,也就是說,短小與做事效率其實那是分不開的。表現在過程上,小尺度一定是一種短線過程、一種短線因果、一種物質因果、一種單一物質維度的因果,其實也就是一種人為“切割”出來的因果,不一定與事物完整性的因果有甚麼關聯。物質資源見效快,特別是偏性物質見效就更快。但是我們講這樣一個理,凡事來的快,那麼去的也必然快。也就是凡見效快者皆不可持久也。就像以百米的速度奔跑到底能夠跑多久呢?

我們講過,凡跑得快者,陽也。屬性為陽的事物或因果關係就跑得快、呈現的快;而慢來者、後來者,都屬於陰性屬性。然而事物的陰陽屬性或者陰陽之機制(陰因果與陽因果)是不可分的。另外,本人告訴大家,事物陽維度的結果所決定的事物正向因果往往會在一個事物過程的前期階段體現,而一個事物的負向作用、負向因果往往會在事物發展的後期成為事物的主導力量。

西方文明的關注點,如果已經放在了小尺度的觀察基點上了,那麼往往看到的就只有事物因果邏輯的短線效果方面的因果,實際上僅僅只是看到的了在短線正向成果方面自己想要得到的東西。而至於在更長線方面跑得慢的負向因果、那些真正的巨大代價往往會被人為的“拆分”方法割裂與忽略。而後在長線果實出現的時候就會將其視為一種“偶然”而打發掉。因此短線“拆分”方法的主要問題還不一定僅僅反映在表面事物被“拆分”上,或者事物《外象》與《內機》的“拆分”方面,更重要的問題可能在於將事物《內機》多維度因果關係強行而無知的人為“拆分”。

其實這種因果“拆分”既可以表現在事物的多維度因果被“拆分”方面,比如“物質因果”與“精神因果”不同的因果維度被“拆分”,也可以表現為即便是同一個因果維度的前期正向作用與後期的負向作用被拆分方面——也就是因與果的“拆分”。而真正能夠“拆分”因果的因素其實往往就是時間與過程的力量。然而因為西方物質文明選擇了在時間小尺度上看問題,真正的過程是被忽視的,所以就必然被時間過程給予“報復”的一擊,於是丟失長線因果、迷失過程方向。這也算是互相扯平了。就是說,如果你認為過程沒有意義,那麼過程就讓你看一看它的意義到底是甚麼。

然而東方文明是在大尺度方面看問題,東方文明在形式上屬於是一種“大一統”的思維。而且東方文明更關注精神維度。然而精神力量見效是比較慢的。因為陰屬性,所以跑的比較慢,比較矜持。所以東方思維有一種耐心等待的習慣。中國人講“事緩則圓”嘛。“圓”其實是與物質“偏性”恰恰是相反的。要“圓”則必須“緩”。所以表現在過程方面,東方大尺度的視角就屬於一種“全過程”、“全邏輯”、“全因果”,圓滿而全,既需要看到事物短線“陽邏輯”,也需要看到長線的“陰邏輯”,既需要看到因果邏輯的正向作用,也需要看到因果邏輯的負向作用,更重要的是,還需要能夠看到一段一段的短線“陽邏輯”與長線“陰邏輯”之間的相互轉化關係,看到單一因果維度與多維因果之間的相互關係。比如佛家思想講的生命輪迴、業力輪報其實所反映的就是“短鏈因果”與“長鏈因果”之間的一種相互關係。

其實西方的物質文明與西方的短線過程思維也相關。物質屬於要素陽,跑得快,具有一種短線效果。精神屬於要素陰,跑得慢,只有在長線過程之中才能夠顯現出來。因此在一個短線過程中,所能夠看到的那麼只有陽,只有物質的力量,因為沒有那麼長的過程等待長線因果的展示。因此精神的意義就需要一個更長的時間過程才能夠體現出來。

然而儘管要素陽跑得快,但是要素陽跑不久。所以在一個長時間過程中,精神力量就彰顯出來了,因為物質的力量早就已經跑過了邊際效益的短線極限了。

東西方文明因為考察時間過程的尺度不同,所以對過程的關注點也不同。西方文明屬於一種小尺度認知。因為小尺度認知屬於有限認知能力,所以關注點就只能夠選擇過程之中的某個點。“實證科學”就屬於是一種“點思維”。那麼西方文明到底應該選擇哪個點呢?如果尺度小到只能夠選擇一個點的話,那麼“實證科學”到底應該選擇哪個點呢?西方文明所選擇的就是過程的那個“結果點”。

西方文明選擇了過程中的這樣一個點,“結果點”,過程中的一個最特殊的點,一個被認為可以凝聚“全過程”價值的一個點。選擇了這個“結果點”以後,那麼過程的中間意義於是就可以消失了,過程的整體意義也就可以被忽略了,因為過程的意義與過程的價值全部都讓這個“結果點”給替代了。就像“實證科學”所擅長的,用物質屬性替代精神屬性一樣,用事物的“量性”替代事物的“質性”一樣,用結構的《外殼》替代結構體一樣,過程的“結果點”就替代了“全過程”的意義。

與西方的“點思維”相比,東方思維屬於一種“全過程”的思維,也可以稱為一種“流思維”。因為站在時間大尺度上考慮問題,所以東方思維中的過程屬於是一種“全過程”,既包括過程的“起點”,也包括過程的“終點”,還有連接“終點”與“起點”之間的狹義的“中間過程”。這種狹義的“過程”思維其實決定了東方認識思維具有一種變化思維的相對性屬性,也決定了東方過程《循環論》中的“中庸主義”關於“過猶不及”的思想。而西方“結果主義”思維則屬於果實“多多益善”的思維。而東方過程思維反映在狹義過程則是一種效果的積累,屬於生生世世的輪報之因。這種“因積累”其實都反映在過程的努力之中,而不是在結果方面。也就是是,“結果點”屬於“果”之積累,過程積累則屬於“因”之積累。西方文明往往把事物短線之“果”把長線之“因”人為的給割裂了。

其實在廣義過程上選擇“點思維”或者“流思維”,也就決定了對於“狹義過程”的不同態度。如果以結果主義“點思維”看過程,那麼過程並不創造價值。過程只是一種價值傳遞,將資源價值傳遞給結果。過程在傳遞價值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一種費用、成本或阻力。因此這樣的過程那就是越短越好,就像我們分析“直”與“迂”時討論線性邏輯關於最短的直線一樣。

西方的“點思維”,“結果點”思維,那麼最好就是沒有過程。如果過程非要不可的話,那麼就是線性過程吧,因為線性過程最短,效率最高。因為過程所起的只是一種負向意義。因此“結果主義”思維與物質資源思維、與線性思維、與物質效率思維其實也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脈相承的。

然而對於東方“過程主義”思維而言,過程不僅僅傳遞外部資源價值,更重要的是過程本身在過程中可以創造價值,創造超越過程價值傳遞的一種附加價值。因為過程創造價值,因此過程就能夠起到一種正面作用。根據這種“過程思維”,那麼結果只不過是過程價值終結的積累而已。如果離開了過程本身的價值積累意義,如果放棄了在過程之中的努力,那麼“結果主義”最終會發現,結果的果實很可能只不過是一個空癟囊子而已。就像農民種地一樣,該澆水的時候沒有澆水、該施肥的時候沒有施肥、該除草的時候也沒有除草,那麼結構將是甚麼樣子呢?還希望在收穫的時候有一個大豐收嗎?這怎麼可能呀?!

因為對於過程是否創造價值所秉持的不同認知、不同態度,因此東西方文明在處理狹義過程的邏輯上也是非常不同的,也就是對待過程的處世態度根本不同。其實這一點我們在前一節的關於“直迂”邏輯的闡述中已經給大家討論過了。我們在“線性發展”與“循環機制”中實際上也已經給大家提到。

如果認為過程不創造價值,如果認為過程的意義是負向的,也就是我們以前所說的,那麼過程就屬於是一種“耗散結構”,是純粹消耗能量的過程,那麼過程當然就越短越好。過程越短,過程的成本就越小。

那麼應該如何使過程變得最短呢?因為過程是連接“起點”與“終點”的,那麼過程最短的連接線就是一種直線過程。兩點間的最短距離是直線。所以如果過程只能起到負面意義,那麼直線過程的過程成本就是最小的。這就是西方文明關於過程的直線思維,也就是直接邏輯,直接路線。一切過程都可以分解、轉變為線性思維來考慮,哪怕過程並非直線過程也無妨,也可以被轉化為直線小線段來處理。小尺度、“點思維”、“量性”思維就保證了任何過程都可以用“量性”小線段進行逼近。微積分方法實際上就是這樣做的。因此線性發展論與這種關於小尺度的過程認知因此也必須是密切相關的。因此發展那就是直線向前延伸的軌跡。發展就是一種最簡單的線性過程軌跡。

西方思維“以直為迂”,以線性代替非線性。然而東方思維模式恰恰相反,是“以迂為直”,甚麼事情都是迂迴的去想。其實過程應該是直還是迂?其實關鍵取決於是否有意志因素滲入到過程之中。如果有意志滲入到過程中,那麼過程的邏輯就會背離物質的線性邏輯。因為意志在過程中創造附加價值,過程不再是負向的成本。過程有了價值,在過程中正向的附加價值就可以被不斷的積累,於是過程就並非越短越好,因為過程的發生與價值創造相伴隨,過程與正向意義相伴隨。所以東方的“過程主義”就必定遵循一種間接路線、間接邏輯,因為道路迂迴是有價值的。

其實迂迴過程的一種典型結構就屬於循環結構。比如在線性過程中,西方有對稱性規律,既可以來,也可以去。這就是空間對稱性法則。然而在非線性結構中,線性對稱性法則就被一來一去兩個弧線所組成的循環結構、循環律法則所替代。由此可見所謂循環結構其實就是由於背離線性規律所產生的一種必然結果。

因為東方過程主義所關注的是一種大尺度的“全過程”,那麼這種“全過程”眼光就必然走向一種循環發展論模式,而不是簡單的線性過程消耗論。唯有循環、內生、自動力、內動力結構體,其實才能解決大尺度“全過程”的資源或能量供給問題。以往短線線性發展那種外部資源無限論的觀點,對於大尺度、“全過程”的方式那是根本沒有任何保證的。西方近現代300多年的短線物質文明就已經幾乎將地球資源消耗殆盡。如果3000年的東方文明也是這樣動力外部資源化的話,那麼根本就輪不到西方文明時代,地球資源早就消耗完了。

其實也只有是在小尺度上看問題,才會認為地球資源的供給是無限的。因為小嘛,所以就會認為自己周邊的資源已經是無限的了。就像夜郎國認為城外的那條小河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河那邊的那個山丘那也一定就是世界上最雄偉的山峰一樣。尺度決定了規律,境界決定了方法。

其實我們以前講過,小尺度上的線性規律與水平維度的“延伸”思維如果被放在一起的話,那麼就一定會出問題。把“點思維”的認知按照線性規律無限延伸開來,那就不可避免的會產生“泛科學”所犯的那些錯誤。其實“專業分科”所形成的知識體系那是一種知識的壁壘,而不是通途。既專深而又想寬廣的想法那一定是做不到的,因為人力有限,人的能力有限,人的精力也有限。大家知道在三種時間尺度上,其實人一生一世生命的尺度那屬於是最小一級的時間尺度。其實這種關於人類有限認知能力的有限性、制約性也是人類文明使命與東西方文明分工的原因所在。

其實讓西方文明具備一種“點思維”功能,而讓東方文明具有一種“流思維”能力,讓西方文明擅長於物質文明,而讓東方文明擅長於精神維度,也包括我們之前所分析的一系列東西方文明各自懷有的不同特徵,其實都是由於東西方文明必須在人類文明的不同階段所必須所承擔的使命不同所致。

也就是說,東西方文明所擔當不同階段的角色,或者在人類文明的不同階段需要發揮不同的作用,東西方文明就必需具備各自不同的能力。因為人類文明不同發展階段的過程特徵不同、過程中需要的主導支配力量也不同,對項目管理者在過程中的階段性要求也是不同的。唯有勝任者才能夠擔當,這就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東西方文明符合項目管理關於團隊成員的差異性要求。

東西方文明這些不同屬性,其實是由結構體生命周期不同過程階段的屬性所決定的。過程所處的階段不同,過程的任務就不同,對過程管理的要求也不同。這就是我們站在人類文明項目管理的基點上看問題的必然認識。項目管理的本質,在狹義上講,就屬於過程管理或者時間管理。所以理解東西方文明在過程三部分方面與時間三尺度方面的各自特徵,對於認知人類文明項目管理的意義就顯現的非常重要。

比如說,東方文明的一系列特徵,特別是這些特徵的正向作用,就決定了東方文明擅長在人類文明形成初期或起點階段應該發揮一種主導作用。因為東方文明擅長將有限能量聚集起來、擅長發揮結構體《內核》的意義,特別是在文明初期,雖然物質能量相對稀缺,然而精神的意義更容易彰顯,而且事物“全過程”尚處於一種由正向能量的主導階段。東方文明給人類文明所帶來的聚集“放大作用”那麼也一定是正向的。這種放大的正向能量的聚集作用就很容易促成人類文明這個結構體的形成。特別還有《內核》上通“天道”的加持,當然人類文明就必定形成。不可不成。

再比如,當人類文明發展到了末期的時候,也就是到了過程三段論終點階段的時候,過程已經發展到了物質積累可以淹沒《內核》精神屬性的時候,在這個時期所崛起的文明就必須是一種物質文明,就必須用物質成果淹沒結構體《內核》本性,就必須具有有效處理物質堆積的方法。因此擅於物質文明的西方文明也就應運而生。也因此西方的物質文明一直強調文明的效率。當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這裡先不講。但是西方文明作為一種實實在在的物質效率文明應該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另外因為人類文明已經走到了末期階段,表現為負向能量或負向因果起主導作用的階段,因此西方文明就發展出來一系列有效處理負向作用的能力,比如西方文明“外向型”《外殼》導向的發散能力,可以將結構體內部所積累的負向能量或廢棄物有效的排出結構體外,使結構體在過程末期得以適當的延續(作者註:西方文明的使命就是“延伸”)。另外,為了使西方文明能夠擅於處理人類文明走到結構體末期的負向因素,所以西方文明從人類文明的最初階段,神就不斷的告訴西方文明關於“人性惡”的思維意識,這也就是西方宗教一直堅持“原罪論”的原因之所在。

其實也只有一直堅持“原罪論”的思維,西方文明才能夠在人類文明的末期階段開發出一種有效的管理人類各種負向作用的方法。可見西方當代管理思維主要就是管理人性的負面作用。也因此西方管理思維不可能在西方近現代文明初創或所謂“經典時代”的上升階段所產生。因此西方現代管理思想的產生與西方文明進入其自身生命小周期的末期階段也是密切相關的,是進入了所謂的“帝國時代”以後的產物。

其實無論是人類文明的大周期,還是西方文明之中的小周期,我們這裡給大家揭示的都是一種關於結構體過程的生命周期。這就是我們談論的“意志過程”與所謂的“自然過程”的重要區別。這就是我們《宇宙智能論》看待事物與無意識“自然主義”的關鍵差別。其實所謂的生命周期也是一種循環結構,屬於《循環論》。佛教的生命輪迴論、六道輪迴其實也屬於生命循環論、屬於生命周期論,只不過時間尺度要更大一些,過程維度要更長一些而已。

根據《宇宙智能論》這個認識基點,一方面“萬物皆有靈性”,而且還存在高於有限能力人類的更高層級的宇宙意識存在;另一方面,在物質性方面,任何一種結構體都可以依據“生命模式”來認知。這種“生命模式”就是一種智能過程模式、一種意識過程模式。也就是說,萬物存在的過程其實都有一種生命周期life-cycle。在宇宙大尺度上講,任何過程都有一個“成住壞滅”的規律;在人個體生命的小尺度上看,人人都有“生老病死”的生命過程。而在人類文明這個中尺度上看,生命周期還會表現為多輪迴屬性,然而對於人類文明“全過程”來看,這種中尺度的生命周期的規律就叫做“文明的興衰”。本人關於《文明使命論》其實就是論證這個“文明的興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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