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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中國進行經濟改革三十年了，中國經濟也有了發展。但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果那裡去了？中國百姓是否享受到了經濟改革及經濟發展的成果？今天，我們談這個問題。 (布評：“頂層設計” 如何幫你腰纏萬貫)
草庵：其實，從公佈的一些數據和實際現象，很能說明中國三十年經濟改革之後的經濟成果那裡去了。看看中國富豪榜就知道的非常清楚。中國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依然是治標不治本。中共經濟的核心是強化市場的寡頭獲利功能，其必然以犧牲和惡化民生為牟利手段。這與構建橄欖型社會是南轅北轍的，從而加速了中國由防止利益寡頭化的專制，迅速變臉成了維護利益寡頭化的專制和市場叢林化。在沒有民主制衡之傳統機制保障的國度，市場化實質就是寡頭化。沒有他律的任何自我道德教化，因此抵擋不住習慣性的寡頭獲利功能，加速了由防範「寡頭化專制」轉變為全面追求「寡頭化專制」。可以毫不誇張地講，這種利益寡頭化的〈頂層設計〉是蓄意的。也正是這種〈頂層設計〉的兩極分化，才激變出中國「土地革命」20多年的鐵血歷程。
伍凡：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主要是中國經濟政策造成的惡果。中共不顧中國的勞資結構現狀，胡亂地推行寡頭自利的 “自上而下” 市場化。尤其是，在中國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轉型期，不允許勞工組織起來對抗資本家；再者，〈行政寡頭〉的市場博弈模式下，強推長官意志的〈市場寡頭化〉改革，必然強化「資本強、勞工弱」的市場利益分配的天然屬性。市場在欠缺有效制衡〈利益寡頭化〉的模式下，必然迅速地走向市場分配的兩極分化。導致了：勞工收入被壓低的內需、和消費比率GDP佔比的持續下降。消費率拉動經濟增長，由改革初期的超過60%，持續下降到目前的30%多。
草庵：這種局面，並非中共領袖們弱智造成的，而是蓄意為之。因此，才有了今天中國改革和市場化的迅速兩極分化，中共官員也因此大受其利。也正是這種天然屬性的市場兩極分化，造成了消費率持續下降，內需不足；百姓們相對貧困，無錢消費和拉動內需。民生遭到了嚴重踐踏，使得改革和發展背離了改善民生的宗旨、而成為口頭宣誓的目標。百姓們承受著市場化的高房價、看病貴、上學難，如此的搜刮民財，才有了中共官員們的好日子、大亨們的迅速腰纏萬貫。一則勞動力嚴重過剩下的市場化、嚴重壓低了勞工的收入，二則抬高民生必須的成本，成為中國富豪迅速致富的兩條主要途徑。結果是〈市場寡頭化〉和勞工血汗工廠化 “兩手都要硬”，切斷了中國向中產階級壯大橄欖型社會轉型的所有路徑。
伍凡：在內需和消費無法拉動經濟增長，而是持續下降的條件下，迫使過剩的產能不得不過度依賴出口，甚至是財政補貼外國人消費，來維持經濟界主張的〈GDP保八〉。在中共刻意迴避了內需和消費為什麼被打壓的本質核心下，瘋狂地追求GDP，只能通過出口和投資來拉動。而2008年出口受金融危機影響，外部需求受阻；而死不悔改的拉動經濟增長方式，只能更加依賴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撐增長速度。產能過剩更加劇了，中國商品被壓向了世界產業鏈的末端。同時，過度投資又抬高了民生必須的成本，加上市場供求雙重壓迫工薪的增長，葬送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時「工薪階層」如同日本當年的工資倍增的可能。問題根本就在於中共的改革核心不是為了「改善民生」，而是「勒索百姓」來保障中共官員們所追求的精英先富起來。結果內需和消費持續受到打擊，加劇了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
草庵：兩極分化的經濟政策和改革方向，是造成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和經濟增長模式兩難困境的根本原因。凱恩斯主義的〈三駕馬車〉理論是對市場原教旨的糾偏，至少在歐美造就了戰後2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和民生大幅度改善，造就了西方中產階級的崛起；是西方橄欖型利益分配結構形成的主要因素。其強化的不是簡單的市場功能，而是強化了勞資利益分配的平衡、和經濟成長分享功能。西方在推行凱恩斯的政府干預和擴大就業的成功經濟轉型中，沒有如中共官員放任「資本強、勞工弱」的市場天然屬性，而是通過一切手段保證勞工的收入不被〈資本寡頭市場化〉惡意壓低的前提下的擴大就業，甚至動用國家財政賑濟性擴大就業、大興土木。尤其是在推行市場博弈時，政治開放勞工自由地組織起來，採取一切手段制衡市場〈利益寡頭化〉。從而成功地從1929年全球經濟危機前的兩極分化社會，轉型成了中產階級佔40%的橄欖型的轉型。也正是這種轉型，才拯救了傳統的資本主義政治和經濟的必然危機。
伍凡：而中國的改革在中共官員的主導下卻走了相反的道路。一面是改革前期農村經營方式的解放，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的生產力，滿足了中國的吃飯問題。但隨著農村生產率的提高，出現了大量的富餘勞動力，極大地轉變了中國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出現了嚴重的勞工過剩。同時大規模是企業下崗，不僅切斷了幾千萬〈青春獻給黨〉的勞工收入，製造了嚴重的〈老來無人養〉。更是放任勞資市場因 “人為的” 嚴重的勞動力過剩，被資本肆意地弱肉強食。這種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嚴重超供，同時又全面地釋放出強勢的資本惡狗撕咬著過剩勞動力的傷口，才導致了中國資本的迅速暴富，勞工收入被壓向了〈血汗工廠化〉。也正是這種放縱資本市場化的野蠻壓榨和剝削，中國勞工的收入才出現了嚴重的滯漲，導致了內需和消費的持續比重下降，加速了內外失衡和增長模式的兩難。也才有了「沒有幾千萬農民工人的苦難歷程，哪有我們今天好日子」的豪邁，至少說明這種制度性設計是蓄意為之。在勞工市場出現和製造了嚴重過剩，而被資本野蠻的盤剝的同時，國家減輕財政負擔的〈去福利、化改革〉粉墨登場了。一面是廣大勞工被市場化過剩而收入趨向〈血汗工廠化〉，一面是社會主義原來許諾的各種保障和勞工福利被大量的砍掉，“甩手掌櫃” 成了中國福利改革最傑出的刀斧手，於是就業難、看病貴、上學難、高房價魚貫而出，成功地上演了 “兩手都要硬”。收入沒有增加，而民生的成本卻節節高升，狗腿子經濟學都在怒吼，高房價就是堅持正確的改革和市場前進方向，而民生則成為了最大的犧牲品。
草庵：但這遠遠還不夠徹底。 “吳市場”早已準備好了長期低利率，說是大幅度砍掉了百姓的福利還不夠，還要用長期的低利率；迫使一窮二百的中國百姓強制消費，肩負起拉動內需的重任，對百姓的口袋和民生尾追堵截。這一系列配套的掏空百姓口袋的改革舉措，使得中國經濟在全球之冠地高增長30年後，百姓的人均GDP依然在改革之前的世界100位左右徘徊，幾乎絲紋不動。經濟高增長的錢和財富都去了哪？都去了中國的富豪榜，去了世界增長第一的「三公消費」，否則一切都解釋不通。
伍凡：但這依然不夠徹底。長期的低利率迫使腰纏萬貫的富豪榜為了保值，不是大量地囤積土地和房子，就是大肆地投機民生所必須的民生成本。用過剩和龐大的資本，推高民生基本生活所必須的、所有可以投機的稀卻資源。要打我這過，留下買路錢。逃避低利率的富豪榜，不僅把生活成本的消費大量地打入了企業生產成本，實現了逃稅和轉嫁；同時還通過打著投資旗號投機民生必需品，推高民生的安居成本，再次實施了財富洗劫。縱使貨幣當局如何宏觀地調節貨幣供應，也無法阻止這批龐大的〈食利資本〉推高民生成本。房子、煤礦等等，凡是民生必須消費，都可以成為搜刮的投機工具。如此看來，“先富幫助後富” 是完全不可能的理論假設。中國經濟因此沒能走向西方經濟轉型的中產階級佔40%的轉型，也無法走日韓經濟高增長通過精英文化嚴格控制兩極分化的模式，而是走向了傳統資本主義最黑暗的一面，政治主導和市場天性加劇的兩極分化加劇模式，這才是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兩難困境。
草庵：加劇了中國的兩極分化和結構失衡之後，一些夸夸其談的中共御用專家又開始吆喝什麼新的〈頂層設計〉龐氏騙局，核心就是繼續強化市場兩極分化配置資源和財富的基礎作用。無論是什麼規劃，被精英們編造的多了光彩奪目，不轉變市場兩極分化地配置資源和財富的博弈模式，治本的增加百姓收入、改善民生地擴大消費就不可能出現，沒有足夠的消費規模，擴大就業就無的放矢，或者是更加攤薄勞工收入地擴大就業，並將更加劇資本對過剩勞工的壓迫和掠奪。而科技創新、「十一五」規劃、扶持中小企業、新能源、以及繼續坑人的金融創新，都是治標不治本的皮毛。如此看來花架子的〈頂層設計〉，更像是規避治本的改革陷阱。規劃很好，只是走在錯誤的方向上了。
伍凡：二戰後的西方資本主義採取了包括政治的、法律的、市場的、甚至是街頭政治的一切手段，制衡傳統的資本強勢的勞資分配，才轉型出中產階級佔多數的橄欖型社會。日韓的工人運動在60~80年代更是如火如荼，才保障了日韓經濟期沒有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而中共官員幾乎都在假西方市場之名，推行市場寡頭受益的強化兩極分化勞資關係。尤其是，在中國從來就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度，無論是封建專制、還是無產者專制，原教旨的市場化，必然走向兩極分化最極端的叢林。這也正好迎合了歐美對勞工制衡〈資本寡頭化〉的不滿情緒上升期出現的芝加哥學派。西方的國內市場化，強調的是制衡；而中共官員推行的所謂的市場化，是謀求寡頭和由此帶來的不義之財，本質上是極端反民主和反政治制衡的。制衡的僅僅是別人的強勢，維護的是自己的寡頭。這才是中共官員的本質。大盜在沒有警察抓住之前，永遠不會放棄劫財的衝動，一直會為下一次圖謀不軌而蠢蠢欲動。從輿論和思想上麻痺社會，繼續尋找下手的機會。謝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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