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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網2013年12月14日】
第六章 三教確立的中間階段
第一節 《兩漢論》與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
一、在形式上完成“大一統”制度的建立
在我們正式開始本章的討論之前，可能需要給讀者們做一個小小的說明，那就是從本章開始，第六、第七、第八章的內容會變得非常龐大，這裡一節的內容可能會比以前一章的內容都龐大，因此從本章開始，我們每一節的內容可能需要按照討論問題的標題來進行刊登，比如本節關於《兩漢論》的討論，我們就會分五個標題分別進行刊登。特此在這裡為大家做一個事先的說明。
還是讓我們回到本節的正題。大家應該知道，在本人關於3000年“天子時代”的歷史分期之中，漢武帝時代那是三階段時代劃分的一個非常重要歷史節點，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是按照大家所習慣的那種以秦始皇一統六國作為節點划代的方法。在漢武帝之前，本人把東方歷史劃為“天子時代”的第一個1000年；自從漢武帝時代開始，東方文明實際上就走入了“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因為東方文明在前後兩個1000年之中所肩負的人類文明的歷史使命是根本不一樣的，而這種“使命”的轉變又是通過一種《內核》思想種子在社會治理維度方面的確定——“獨尊儒術”而實現的，本質上屬於是一種“內轉”方式，從《內核》到《內機》方面轉變，從上承“天道思想”向培育人類制度方面轉變，整個過程發生於東方文明自身機體的“內部”，因為在這個時代，東方文明依然保持着陰陽屬性兼備的一種狀態，陰陽屬性仍然處於一個文明結構體的內部而保持合一，陰陽還沒有發生“外化”、“物化”、“反轉”、“外傳”的過程。東方文明成熟而外傳，那是人類文明進入第三個1000年之後才發生的事情。因為東方文明在“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仍然是陰陽兼備，所完成的是從“思想的巔峰”向“制度的巔峰”所發生的一種“自生型轉變”。如果借用耗散結構理論的語言講，這種轉變的性質其實屬於“自組織結構”的生成機制。因為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屬於一種“內變動”、以思想為源的內動力的變動，所以本人更傾向於使用這種以思想為里程碑的劃時代方式，而不是以“暴秦一統”的外部模式進行時代節點劃分的方式。
我們給大家多次講過關於使用《五行理論》分析中國歷史的神奇以及奧秘規律。“天子時代”的每一個1000年最後都收斂於五行“金”，都是以五行金這種收斂性最高的剛性五行物質作為一個1000年階段收斂終結時代。這實際上也體現出了《終點決定論》的一種形式，終點的屬性相同：“天子時代”的第一個1000年收斂於“暴秦”的刀兵之“金”。秦國，在“天子時代”第一個1000年那個時代，在地理方位上就屬於西方金，相對於中原五國就屬於西方（作者註：南方的楚國其實也是被中原五國排斥在外的）。“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則收斂於五代十國的刀兵之兵；而第三個1000年的“金”則是西方文明巔峰的美國，屬於西方世界之中的西方，乃金中之金，這是人類物質文明時代最後的收斂與凝結。現在有許多人說，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就了英國世界霸主的地位；第二次“工業革命”成就了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因此有些人就拋出了關於第三次“工業革命”成就中共國成為世界霸主的論調。其實本人告訴大家，這種論調是非常無知的，既不了解東方的五行原理是甚麼，也不理解西方“工業革命”的本質是甚麼，只不過是中共御用“磚家”們的一種信口雌黃而已。告訴大家，其實這裡面還涉及到關於“逢三必變”的原理。我們多次給大家講，老子說的是“三生萬物”的天道法則，也就是“逢三必變”的原理。當代中國人大多數都應該熟悉“富不過三代”這句話吧。而且當今中國社會特別熱衷於“養小三”。其實“小三”就是一種破壞家庭的力量。無論“小三”再怎麼在物質上風光，那也沒有辦法在身份地位上轉正的。着實不知道中共御用吹鼓手們鼓搗中共國去做物質文明的“小三”，其用心到底是甚麼？！
那麼再把話題給大家收回來，還是讓我們回到關於“金”收斂的這個主題上吧。想必許多讀者都聽說過當年劉邦起兵反秦的時候所發生過的關於“揮劍斬白蛇”的故事吧？當然唯物主義者們對於此事總是會不屑一顧的嗤之以鼻。其實這種“嗤之以鼻”所反映出來的恰恰是“磚家”們對於五行論知識的一種極度的無知而已。大家知道，劉邦在“揮劍斬白蛇”之後疲憊之下做了一個夢，夢見一位老婆婆向他哭訴，說是“赤帝之子斬殺了白帝之子”。其實這種“託夢”只不過是“宇宙信息”的一種美妙傳遞方式而已，一方面，宇宙信息傳遞了，另一方面，三界之“迷”也沒有被破壞，其中包含的是生命的使命與生命的悟性問題。其中關於三界之“迷”的意義問題，本書會在第八章中給大家再做更加詳細的說明。其實談到“託夢”，那麼本人就不得不告訴大家，本書之中的許多重要邏輯，那都是通過“被託夢”而傳遞給本人的。本人經常感覺，本人只不過是被選擇作為把《人類文明的審判》這些內容寫出來的那個人而已。
其實所謂的“白者”，那就代表五行金的顏色，也就是秦帝國的代表；而“赤者”，那就是五行火的顏色，也就是大漢王朝的五行顏色。劉邦“揮劍斬白蛇”或者“赤帝之子斬殺白帝之子”，那也就是關於“漢滅秦”的預兆而已。因此劉邦先於項羽入關中而接受子嬰敗降，那也就是冥冥之中的命中安排而已。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有？“赤帝之子斬殺白帝之子”，皆是“之子”而不是“赤帝”或者“白帝”本身的廝殺，其實這也應對於“天子時代”的天子文化的意義，是皆是“天之子“在人間也。
我們說，“天子時代”的三個1000年皆收斂於五行金。這既是《終點決定論》所決定的，也兼具有五行運轉規律的屬性。然而“天子時代”三個1000年的起點規律與五行終結規律卻是不一樣的，然而依然非常明顯具有五行規律隱含其中。比如第一個1000年五行發生於“土”，這就是西周的五行屬性；第二個1000年的發生時代，實際上發生了一種五行逆轉，也就是從五行“土”轉到了五行“火”的位置，時代五行發生於“火”，這就是“西漢”的五行屬性，也就是對應於“赤帝”或者“赤帝之子”的五行；那麼到了人類文明隨後的第三個1000年的起始五行，則繼續發生五行逆轉，也就是從五行“火”進一步轉到了兩宋五行的“木”屬性。其實所謂宋木的這個“宋”，屬於是一種“檐下木”的屬性，一種小木，人為觀賞木而已，難以成就參天大樹，只不過是屈身於屋檐下的屬性而已，所以兩宋在政權上、在政治勢力上從來就沒有能夠抬起過頭來。其實這都是由於宋木的屬性所決定的。告訴大家，以上給大家所揭示的關於“天子時代”三個1000年的起點五行，依據五行關係所呈現出來一種五行逆轉序列，實際上恰恰反映出來的就是一種“用邏輯”的逆時旋轉方向，也就是法輪逆行的旋轉方向。
另外，縱觀人類歷史在“天子時代”的五行變遷規律，我們不僅僅驗證了五行皆收於金的《終點決定論》的意義，而且我們還發現了各階段五行發生按照相生關係逆行使用的規律。其實關於五行逆行的歷史發展規律，我們在《天時五行斷代法》一文中就已經給大家提到過。在同一個天時五行之下的多政權爭霸格局關係，往往都是按照地利五行關係逆時針旋轉的，比如春秋五霸的接替順序其實就是按照這樣一種五行逆向旋轉關係所發生的。只不過當時寫作《天時五行斷代法》一文的時候，本人並沒有徹底搞清楚這其中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而已。現在終於搞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如果我們把“天子時代”三段周期的起點與終點五行特徵規律疊加在一起考慮的話，那麼所反映出來的事實恰恰是在告訴我們，人類文明只不過是宇宙智能刻意安排的一種結果而已。這些規律，只不過人若不識五行之理而不能夠得知而已。請大家務必記住這個道理：那就是，看不見的東西那絕對不能夠等於是這些東西不存在，只不過是因為你還不具備發現這些規律的眼睛而已，或者說你還不具備接觸這些東西的授權而已。
現在本人似乎是搞明白了一些人類文明五行變化的一些規律與隱含的深層原因了，特別是結合“天子時代”三個1000所發生的五行逆行的“用規律”，本人似乎更加明白了其中關於人類文明項目管理的意義所在了。
五行逆轉規律，實際上所反映出來的規律那就是：人類社會的所謂歷史“發展”其實是一種逆行耗能而“後退”的過程，人類文明越發展實際上離宇宙的動力源頭越遠，所謂“發展”完全是按照五行逆行方向所發生的後退，也就是每1000年在五行盤上就後退一位。就是這樣的規律。張果老為甚麼倒騎驢呢？那不就是因為張果老他發現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實際上是在後退嘛。這種五行後退，告訴大家，可不只是水平方向的意義，或許最後還會使人類文明在整體上從道德約束的人類應有的層次退化墮落到沒有道德加持的妖魔鬼怪的層次也未可知？！其實根本就不是“也未可知”，而是已經發生。不信大家就看一看當代年輕人的頭髮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小鬼遍地呀。
許多讀者或許知道，在中國傳統思想之中，講究所謂的“養用”關係。當年大清王朝被西方列強扣開東方古國大門的時候，也一直在討論這個“養用”關係後者叫做“體用”關係，洋務派一直在爭論到底是不是應該“東學為體，西學為用”？然而中華民族十分可悲的是“西學之用”根本沒有學到家，“東學之體”也給丟得乾淨徹底了。
其實所有關於“外用”的維度，都需要遵循逆行五行生機之理，都是逆時“向外”旋轉的，都屬於一種耗能倒退機制，都屬於是一種逐漸失去有效能量的過程，都屬於邊際效益遞減或者叫做熵增加的過程。然而“內養”的機制那才是順時針旋轉的，是“向內”旋轉的，是收取或者獲得生命能量的過程，也就是提升生命能量級別的過程，對應於結構體，實際上也就是建立結構與有序的過程。
為甚麼心理學家霍金斯教授發現人類近現代文明會導致人類社會的能量值長期徘徊於190這個實際負值的水平呢？其實就是因為物質文明太過於強調“用”了，屬於耗能過程，而忽略了能量提升的“養”機制。所有“用”的機制，那都是五行逆行的方向，是倒退的方向，是鬆懈結構體的方向，也是結構體失去能量的方向。關於這一點，其實法輪旋轉的機制早就把這些問題說的清清楚楚了。只不過是一般世人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相信而已。
本人已經給大家講過許多次了，那些主義者們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劃分根本就是錯誤的。把秦始皇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第一人那真是玩笑之極。秦始皇本人是反封建的。“反封建”那是秦始皇的口號。而真正的封建制應該是西周或者800年大周王朝的制度。其實所謂的封建制那就是“分封而建”的制度，也就“諸侯制”或者“分封制”，也就是一種“分權制”的治國體制，也就是老子言中“小國寡民”的那種制度，或者是孔夫子“克己復禮”努力希望恢復回去的那種制度。“諸侯國”實際上擁有各己獨立的軍政權和財稅權，而不是“分封食邑”那麼簡單。其實歐洲中世紀的城邦制、城堡制也是這樣的，所以歐洲的中世紀才能夠被叫做“封建制”。而在中國，在秦始皇一統之前的“周天子”時代才能夠被稱為“封建制”，實際上屬於一種“分權制”。然而秦始皇所建立的那是一種中央制、集權制或者郡縣制，由中央統一管轄，而不是“分權制”。“中央集權制”與“諸侯分權制”完全是兩回事。
其實中國的“封建制”發生在西周時期那也是有原因的，也是符合五行關係的。“封建制”的所謂“分封而建”的制度那就是給諸侯們各分一塊地方，做享稅收與百姓供養。其根本的治理基礎就是那一塊“封地”，因此“封建制”的五行屬性所對應的那一定是“土”了，而周朝的五行屬性那就是“土”，所以周王朝屬於“封建制”那也是有五行基礎的，“分封而建”、畫地為牢，屬於“土”時代。
然而這種“分封制”或者“諸侯制”到了秦始皇統一的時候其實在表面形式上就已經給滅掉了。秦始皇所開創的是一種中央集權的“郡縣制”，於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一統了，而不再是分封而治了。然而暴秦一亡，“分封制”在表面上似乎又返了回來，楚霸王項羽又分封了一大堆的諸侯王。
後來的楚漢爭霸，項羽失敗了，劉邦勝利了，劉邦建立了大漢王朝。然而漢王朝在漢武帝時代之前其實一直屬於一種表面形式上的雙軌制，既有分封的諸侯王又有中央管轄的郡縣制，兩種體制並行。只不過劉邦一直在想盡各種辦法去剷除異性王而已。然而即便後來只剩下了那些劉姓王，最終還是爆發了著名的“七國之亂”。這其實就是中國封建諸侯權最後被剿滅的一個轉折點。雖然在隨後的中國歷史上那種名義上的“諸侯王權”還在斷斷續續的存在，然而實際上可以挑戰中央集權意義上的王權基本上已經就不存在了。
諸侯權在體制上屬於一種分封的“王權”。所謂王侯將相，在漢朝隨後的時間裡，“封侯”那還是很普遍的，比如萬戶侯等等，往往屬於一種食邑的享受權力而已，也就是抽稅的權力，並沒有合法擁有自己軍隊的權力。比如關羽就是“漢壽亭侯”，其實更像是一種榮譽官爵而已，往往封給有卓著戰功的人。
我們講，取消“諸侯制”實際上是在於剝奪擁兵的權力。傳統社會屬於“農耕文明”，衡量一個政權的實力往往取決於“耕戰”這兩方面。“耕”與人口有關，“戰”則指的就是軍隊。取消“諸侯制”的核心其實就是取消了擁兵的權力，取消了威脅中央王權的可能，而關於“耕”的食邑權那還是可以保留的。其實這就是宋太祖“杯酒釋兵權”的意義所在，使用福祿供養的方式來換回將領們的兵權。兵權歸國家，福祿晌個人。然而兵權歸國家，並不是僅僅通過取消“諸侯制”這麼簡單的方法就徹底實現了。
其實關於國家的兵制問題，我們說，即便是到了漢武帝之後也並沒有能夠徹底解決，到底是應該歸中央還是應該歸地方？比如關於“府兵制”與“募兵制”的問題一直爭論到唐代，當年太宗臨政之前的秦王府就屬於“府兵制”。府兵制就屬於戰將平日養在各個王府了，中央政府不用花銀子，一旦戰事需要再從各個王府里徵調。問題就在於“府兵制”會制衡天子的權力。
“募兵制”就是由中央政府統一招募軍隊、供養軍隊。一旦戰事爆發就可以“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了。但是問題就在於平時需要“養兵千日”的問題，需要日常的銀子、軍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年曹操就想出了一個軍屯的制度，平日了是民，屯田種地；戰時則是兵，可以出征禦敵。在這方面，曹操確實是一位了不起的軍事家。
唐朝時期由於統治版圖的遼闊，再加上當時的交通手段又無法實現及時有效的管控，所以就採用了一種節度使制，這實際上實屬於軍屯制的一種放大版，節度使可以集地方的軍政大權於一身。這實際上就屬於一種不叫諸侯的“諸侯制”了，其實也與唐代依舊保留的“府兵制”傳統有關。最終唐朝還是亡於了這種節度使制，亡於了這種變相的“諸侯制”。“諸侯制”在於分嘛。
其實也就是說，戰時的兵權歸於國家這一點，在“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這個時代，基本上就已經沒有多少爭議了，此乃“用理”也。然而“府兵制”與“募兵制”之爭的關鍵就在於非戰之時由誰來負責“養兵”的問題，此乃“養理”也，與“用理”所關注的並不是同一個問題。只有到了兩宋時代，也就是進入到了“天子時代”的第三個1000年的時代，兵權無論“養理”還是“用理”才一概的歸併於國家。這與兩宋時代的陰陽反轉、文武反轉的“去陽化”過程也是交相呼應的，與兩宋時代所開創商業文明、國稅充足也是密不可分的。
實際上宋太祖趙匡胤主要是吸取了唐亡於節度使可以平日擁兵的這個教訓，因此趙匡胤就來了一個徹底的矯枉過正，徹底的實施國家“募兵制”，將軍隊養在軍營裡面。趙宋江山並且抑武揚文，在整個官吏體制上壓制武將，剝奪高級武將統兵、練兵的權力，讓武將脫離軍隊、軍營。平時在軍營裡面帶兵、練兵的都屬於中下級的校尉級軍官。然而到了戰時就命令文官領軍出征。那麼這些御賜文官，第一不懂軍事，第二看不起軍人，第三又沒有與士兵在平日裡應該形成的手足之情，那麼這樣的軍隊出征焉有不敗之理。
因此兩宋軍隊的疲弱那是有原因的。兩宋確實汲取了唐亡於內的教訓，因此兩宋幾乎沒有甚麼內亂、內禍，然而兩宋王朝的外患始終不斷，並最終亡於外患。其實這也證明了人類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兩宋雖然汲取了前朝滅亡的教訓，但是對於自己的命運而言，那只不過是換了一種死法兒而已。其實這也屬於東方文明發展到了兩宋王朝必須發生“去陽化”的一種歷史必然。兩宋王朝所開創的實際上屬於一種“文官制”，其實是為了傳遞給西方文明日後繼承使用的。實際上兩宋王朝已經進入了“天子時代”的第三個1000，已經屬於《外殼》主導的“外文明”時代，然而兩宋王朝在《外殼》上是懦弱的。也確實應該如此，進入“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人類文明的中心應該離開東方文明了，因此兩宋的命運就如同徽欽二帝的命運一樣，成為了淪為羞辱的代名詞。
那麼還是讓我們回到本節的正題，也就是關於大漢王朝漢武帝時代的意義。我們講，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實際上只完成了一種形式的開創而已，只有其形，也就相當於一個結構體《外殼》的建立，裡面真正的內涵還沒有裝進去。然而大家知道，東方文明屬於內導向，更加關注精神思想的“意”，因此只有在《外殼》之中裝填進去思想內涵之後才具有真正的意義。這其中其實還必須通過連接《內核》與《外殼》之間的《內機》部分才能夠實現，也就是通過一種完善成熟的制度才能夠連接《內核》與《外殼》。大家知道，“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的使命那就是建立制度的成熟，成就一個“制度的巔峰”。
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屬於《外殼》形式而沒有內涵，形式之中沒有加入可以真正持久的思想，秦始皇完成的只是一種“大一統”的形式而已，建立了中央專制體制之下的一種基層郡縣制，將財稅權與軍權進行了回收和重新再配置。其實秦始皇的“反封建”僅僅是一種開始而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結束。我們說，特別是到了西漢王朝建立的初期階段，東方文明實際上是屬於一種“集權制”與“分封制”並行的雙軌制。
漢景帝之時，決定大漢王朝命運的“七國之亂”終於還是爆發了，同姓諸侯們還是想回到“分封制”的單軌制上面去，諸侯們不喜歡中央制派代表到諸侯國裡面來監國，他們還是希望享有不受干涉的諸侯王權。於是中央君權與分封王權之間最終還是開戰了。
我們說，秦始皇的“大一統”，那是制度形式方面的“大一統”，車同軌、書同文所注重的那都是形式，就連郡縣制其實都屬於是一種治理形式。因此秦始皇的“大一統”那是缺乏一種可以持久的思想內涵的，只是一種物質形式導向，這就是法家思想的特徵，注重物形，不能夠持久。一切強調物質效果的東西，那一定都是一種“來的快去的也快”的結果，因此暴秦一統那就唯有壽十五載而已，只能夠是中華傳統社會之中最短命的一個中央政權而已。其實剿滅七國之亂之後的大漢王朝仍然屬於是一種形式上“大一統”的解決方式，並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諸侯制回潮的問題。因為真正解決了中央集權與諸侯分權之間衝突的還應該說是漢武帝。武帝是從制度上根本的解決了關於諸侯分權挑戰中央集權的問題。因此只有漢武帝才真正的把“大一統”的形式固定化、制度化下來，成為那個千古一帝。也因此武帝才可以有能力獨尊儒術、一統南越、北逐匈奴、西辟絲路，成就千古一帝的霸業。
在漢武帝時代，董仲舒基於《春秋》“大一統”的理念提出了關於“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並且使孔孟之道成為了之後2000年正統治國的王道。另外漢武帝的“消番之法”要比晁錯的方法要精妙許多，完全有別於當年晁錯的激進之法。其實漢武帝的“消番之法”非常符合儒家思想的緩和緩衝之法，屬於“事緩則圓”、“中庸不過猶”的道理。
當年晁錯在給景帝的《削藩策》中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漢景帝從了晁錯，於是七國反了。要不是因為有軍事奇才周亞夫出手三月平叛，還真不知道漢景帝應該如何收攤兒呢！
然而漢武帝使用的方法卻是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方法，他充分借用了時間的力量使諸侯們自己自願的變小。表面上這是一種“以利誘之”的方法，實質上卻是一種“削藩而不使之反”的方法。漢武帝使用利益之法瓦解諸侯王權的力量，徹底解決諸侯權的威脅問題。請大家允許本人在下面第三個小標題中再給大家繼續討論關於漢武帝削藩妙法的問題，而且到時我們還會結合西方文明維京海盜所使用的方法，對比的給大家討論一下關於東西方文明不同的塑造之法。
那麼接下來在下一個標題之中，還是讓我們先討論一下關於“農耕時代”的一些事情，因為大家知道，概括的講，東方傳統文明屬於一種“農耕文明”，而西方近代文明則屬於一種“工商文明”。其實東方“農耕文明”的真正建立，應該說也是在“天子文明”第二個1000年的漢武帝時代所成就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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