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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上次節目我們談到了經濟學上通脹的理論和凱恩斯理論的應用。今天，我們繼續談中國的通脹和經濟決策。
草庵：物價是怎麼漲起來的?是從哪兒開始漲的?當國內學者激烈地探討著“到香港打醬油”、“在社區綠地種蔬菜”的時候，還真難理清一年中的通脹脈絡。尤其是有了2008年那次的大通脹背景，居民們對價格上升並不敏感。那次是全球範圍內的通脹，外有原油步步為營地推高，內有豬肉的呼應，最終形成了本世紀前10年裡最高的CPI，8.7%。回頭看，這次顯然沒有如此明顯的主線。這次的上漲，由點及面，由暗到明，步步潛入，和3年前國際大宗商品海外高調引導，國內被動拖曳的方式大有不同。但實際上，中國正在經歷中的通脹兼具了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的雙重特點，這一過程中，超發的貨幣拉動了資產價格，尤其是“住”的價格，繼而帶來了諸多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升。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又成為工資上漲的理由，工資上漲又形成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
伍凡：物價漲得讓消費者氣短，還是秋天之後的事。房價漲一倍，購房者可以先拖一拖再購買，況且全國85%的家庭擁有自住房，漲價等於財富增厚。雜糧漲價，消費者可以選擇替代品，多消費主糧;夏天，植物生長季節，個別地區雖有災荒，但全國範圍內蔬菜供應充足，且旺季的價格，再貴也有限度。鐵礦石漲一倍，可通過煉鋼廠和製造商的消化，終端消費者感受甚微。 10月，全國CPI漲幅達到了4.4%。其中食品價格更上漲了10.1%。本來是收穫的季節，蔬菜、水果大量上市，價格本應回落。按統計局的解釋，自然災害的多發、重發是主要原因。 10月份海南還在發洪災，海南是很重要的蔬菜供給地，故而對10月份食品價格上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問題是，除了蔬菜，食品和日用品的兩個最基本的原料——大米和棉花均開始漲價，並且來勢迅猛。農產品的齊漲才引發了食品等的大面積漲價，消費者恐慌心理才蔓延開來。
草庵：經濟學理論上，物價上漲的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指的是總需求過度增長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即“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貨物” 。一種是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乃是由廠商生產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如果簡單地歸納，“蒜你狠”可謂是“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貨物”的結果，大米則是成本推動的典型。但放在物價總水平的尺度上，我們正在經歷中的通脹兼具了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的雙重特點，是需求和成本混合推進的通貨膨脹。這一過程中，超發的貨幣拉動了資產價格，尤其是“住”的價格，繼而帶來了諸多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升。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又成為工資上漲的理由，工資上漲又形成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
伍凡：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貸款一直是基礎貨幣發行的主渠道，但在1994年之後，中國每增加1美元的外儲，央行就要相應發行相應數量的人民幣。外匯占款便逐漸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流。起初，這樣做的目的是人為壓低人民幣幣值，為外向型經濟服務，可近年來，隨著外儲的膨脹，央行的貨幣政策幾乎被美元“綁架”。 2010年9月，外儲2.65萬億美元，增長1.06萬億美元。若按1美元兌換6.8元人民幣的匯率，對應的基礎貨幣投放便是7.28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投放。這筆7萬多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即使按照保守的貨幣乘數，也足以衍生出20萬億~30萬億元人民幣的貨幣存量。
草庵：信貸危機後，貨幣當局無一例外地採取財政和貨幣政策並用的刺激方法，結果是貨幣氾濫。只不過，西方的高人力成本和低儲蓄率，再寬鬆的貨幣環境也留不住資金。資金於是單向流動，造成了東西方過熱和過冷同時並存的局面。在中國增加的1.06萬億元的外匯儲備中，並非所有的盈餘均來自實物貿易的順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海外直接投資乃至“熱錢”千方百計的滲透。貨幣的超發，當然也和央行兩年來的貨幣政策有關。每年的信貸額度更比幾年前翻了一番。而對央行，既要保增長，又要保轉型，回收流動性的困難顯而易見。要知道，貨幣一經發行，是無法沒收的。無論怎樣提高存儲率，無論提高多少次利率，央行所能做的，無非是暫時扣留而已。上一次，央行一年中10次提高利率，最後救CPI於水火的，也是海外大宗商品的崩盤。現在，這一外力基本沒可能了。
伍凡：面對今天中國經濟的各種物價上漲，很多人歸咎於過去兩年政府為救市而採取的超常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因果關係固然是顯而易見。作為全球範圍內復蘇最為強勁的經濟體，中國經濟今天面臨的價格上漲，其實不過是快速復蘇所必須承受的必然代價。經濟學的選擇從來都是兩難，如果過去兩年沒有超常規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中國經濟或許可以避免今天的通脹困局，但蹺蹺板的另一端則將是經濟低迷、通貨緊縮和大規模失業。
草庵：不過，隨著危機逐漸散去，市場機制已經逐漸恢復活力，當初在金融危機下體量迅速膨脹的政府，應該將更多的空間還給市場本身，而不是將危機時刻的大政府角色，延續為市場經濟的常態。比如近期有關部門的行政限價、對於房地產市場過多的調控，以及煤炭、航空等領域的國進民退……政府體量在危機之後繼續膨脹，干預市場的熱情依然高漲，這對中國經濟並不是一個樂觀的信號。
伍凡：除了財政政策的刺激，貨幣政策也為經濟復甦提供了足夠的彈藥，不過也為今天的通脹埋下了隱患，這也是政府刺激政策的爭議之處。 2009年的新增信貸數量高達9.6萬億元，同比2008年增長接近翻番，2010年前11月的新增信貸也高達7.45萬億元。回顧一下上世紀90年代，日本在失去的10年內所採取的經濟刺激政策，日本政府作為量化寬鬆政策的鼻祖，向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但由於經濟復甦無望，市場缺乏足夠的盈利機會，日本企業即使在零利率，也就是信貸成本為零的背景下，也不願意向銀行借貸，進入了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日本的貨幣政策基本失效，今天中國所採取的寬鬆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也是在走日本的老路。
草庵：由於政府力量較為成功地抵禦了金融風暴的衝擊，這使得一些政府部門產生出去，經濟增長開始恢復常態，但是行政力量依然不願意退出市場，甚至比從前更熱衷干預經濟運行。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有關部門在本輪物價上漲中扮演的家長角色。今年11月份，中國的CPI漲幅達到5.1%，創下過去28個月來的新高。但其中最核心的因素還是過去幾年釋放了過多的流動性所致。
伍凡：過去兩年積極的貨幣政策帶來的物價上漲是必須承受的後遺症之一。不過，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追索誰製造了今天的通脹，而在於通脹形成後該以怎樣的方式化解。為了應對本輪物價上漲，一些政府部門延續了金融危機時刻的家長風格，米袋子和菜籃子的責任再次交到了省長和市長之手，而不是市場之手。這是最重要的問題。今年11月份中共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再次重提“米袋子”省長負責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雖然這樣舉措的初衷是維護民生，但一旦菜籃子、米袋子和地方官員的政績掛鉤，控制物價演變成政治任務後，對於具體落實的各個地方政府而言，必然選擇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來控制物價，短期而言，自然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場調節。這種簡單的行政管制雖然能在短期內抑制物價，但在壓制了合理的漲價要求後，隨後必將迎來報復性上漲。政府應該盡量減少配置資源的活動，而是交於市場之手，一方面是因為政府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甚至可能適得其反，導致要素價格扭曲。另外一方面在於，當政府掌握了過多配置資源的特權，必然會帶來大量的腐敗。還有，過多的干預還會帶來行政成本的提高。
草庵：本輪物價上漲除了流動性過剩和部分游資炒作因素外，供給減少、原材料價格上漲和勞動力成本上升也是重要原因，企業漲價有其合理訴求。如果合理的漲價要求被行政壓制，企業的成本壓力無法轉移，必然會陷入虧損的局面，如果企業大面積減產，也就會帶動物價更快上漲。近期國家發改委和媒體關於“食用油廠家停產”的爭執，預示了行政限價可能帶來的後果。從歷史上看，大規模的行政限價很少收到過顯著成效。過多過早的行政干預，反而可能會惡化通脹局勢。另外，隨著經濟增速放緩，物價指數也會隨之下降，如果現在對物價控製過緊，將來經濟減速之後，反而有可能面臨通貨緊縮的風險，2009年的通縮就是例證。
伍凡：通過兩期節目的討論，我們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在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共並沒有一個良好的經濟決策，開始時驚慌失措，結果造成了這次嚴重的通脹。而在通脹產生後，中共再次實施錯誤經濟決策，不是從前自由經濟政策，而是再次採取大政府路線，只顧眼前，不看長遠。但是，除去這些政策由於原因之外，中共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企圖利用通脹來掠奪百姓財富。今天時間到了，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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