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法國大革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在那次法國大革命中，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法國進入共和。上期節目，我們談了一部分法國革命前夜的法國民眾處境，這些處境讓我們想到了今日的中國，特別是今日中國農民的處境竟然和當年的法國非常的相似，今天我們繼續談這個問題。
草庵：從路易十四時期末期開始，法國的交通要道的修建實行徭役徵發，由農民承擔，“從那時起，每當商業增長、對良好道路的需要和興趣更為普遍時，徭役便被應用於新闢道路上，徭役負擔也增加了。1779年貝里省議會所作的報告說，這個窮省每年通過勞役進行的工程價值估計為70萬里佛。1787年下諾曼底的估計與這一數額項差不多。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清楚說明農村人民悲慘的命運。”此期間徭役逐漸從道路修建擴展到所有的公共工程。事實上，中共也在進行大型建設的時候，諸如“鐵公基”建設的時候，都是無償的使用農民。
伍凡：殘酷的徭役徵發使得農民雪上加霜，導致其普遍走向貧困化。在饑饉年代，由農村跑進城市的乞丐成群結隊，而政府卻以殘暴的手段對付這些不幸的人。騎警隊受命同時逮捕王國內的所有乞丐。據說這樣被捕的乞丐達5萬人。身強力壯的乞丐被押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則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納。 ”舊制度政府“在那些高踞於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樣溫良恭儉讓，當它對下層階級尤其是對農民下手時，卻常常是冷酷無情，農民不斷遭到逮捕，無論是在服徭役，服軍役，行乞，治安，還是在這樣那樣的場合。 ”法律也決不保護農民，“對於那些騎在人民頭上的人，使用的是獨立得法庭，長時間的辯論，監護性的公開審理；對於下層階級尤其農民，法官卻即席判決，不准上訴。農民就是生活在這道孤立窮苦的深淵中。 ”
草庵：這種景象越看越像今日的中國，君主專制政府和它所代表的特權者通過賦役持續地剝削農民，在政治和法律上殘酷地壓迫農民，這是農民階級最終選擇支持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一旦革命風暴驟起，那個被他們一直看不起的農民階級決不會輕饒他們，必將成為舊制度的埋葬人。當年的法國是不許上訴，今日的中國是不許上訪，雖然用詞不同，但結果是一樣的。
伍凡：路易十六是在改革的過程中垮台的，大革命發生在舊君主制度最繁榮的時期，此時的路易十六，已經是舊制度的象徵，沒有別的選擇，他必須承擔所有的歷史責任，當太陽王路易十四在全歐洲稱霸的時候，他統治下的王國已經開始衰落，就在大革命爆發的前三四十年，情況發生了變化，“整個民族終於動起來了，彷彿復活了。”這並不是舊制度的複活，而是一個新社會誕生前的“胎動”，新的精神、新的力量在艱難地推動著這個古老的國家由停滯不前轉向進步。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推動這巨大軀體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軀體復甦片刻，無非是為了使之解體。”
草庵：路易十六的腦子裡似乎也多少融進了這種“新精神”。他推行的財政、賦稅政策與他的前任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是節制的，甚至可以說是溫和的，此時的路易十六對窮人的苦難體現出“真正關心”，這種現象也是以前找不到的。國王還增加所有的基金，專門用於在農村創辦慈善工場或救濟貧民，他還經常設立類似的新基金。隨著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精神上發生的這些變化，這個時期法國的社會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繁榮起來了。 “所有的跡像都表明了這一點：人口在增加，財富增長得更快。北美戰爭並沒未減慢這一飛躍發展。國家因戰爭負債累累，但是個人繼續發財致富，他們變得更勤奮，更富於事業心，更有創造性”：“人們若注意各時期的差異，就一定會確信，公共繁榮在大革命後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樣發展迅速。”
伍凡：這個景象更像最近二十年的中國，中共在江澤民時代就是如此，但問題是，這些表面上的繁榮並不能證明舊制度還有生命力，歷史造成的苦難並沒有消除，當年的法國資產階級與貴族的對立，農民階級與貴族、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仍然處於極為嚴重的狀態，這樣的社會充滿了各種激烈的矛盾，危機仍然一觸即發。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精神確顯得更不穩定，更惶惑不安，公眾不滿在加劇，對一切舊制度的仇恨在增長。民族明顯地正走向革命。”
草庵：就是在這座“乾柴堆”上，路易十六點燃了他的財政改革之火。與一切專制統治者一樣，他總是把面臨的深刻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看作是一種“小危機”，他的注意力總是放在諸如增加財政收入這樣的具體問題上，唯獨不願意聽取有關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見，而是企圖通過財政、賦稅體制的修補來克服那個“大危機”。實際上，嚴重的財政危機往往是嚴重的社會危機的反映，需要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對此，路易十六毫無認識。迴避主要矛盾，舍根本問題取次要問題，並試圖通過解決這些次要問題來解決根本問題的“改革”對於解救危機無濟於事，反而進一步加重了財政危機。在他的改革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時，這個嚴重分裂的社會已經“再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約束政府，也組織不起什麼力量來援助政府，最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既然國家的各個部分沒有一處保持平衡，最後一擊便使它整個動搖起來，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動盪和最可怕的混亂。 ”
伍凡：今日的中共也是如此，他們迴避政治制度上的問題，注重經濟上的小改小革，企圖化解危機，維護自己的獨裁統治。如同當年法國國王想的一樣。以降低絕對剝奪的政策如減稅或提高納稅人權利為特徵的財政體制改革並不必然帶來穩定的社會秩序，反而有可能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是法國大革命前夕財政改革的一個主要教訓。政治不穩定不一定來自於絕對剝奪，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來自於相對剝奪，或者說，來自於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度的提高。
草庵：我們通過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討論，可以發現一個道理，一個國家經濟越是繁榮，舊制度消失的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區域，民眾對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積極。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以前一段時間財政政策的調整改革可以帶來經濟的發展，民眾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過去有明顯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發在這個總體情況相當不錯的時期。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地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察覺到尚有其它流弊存在，於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感覺卻更加敏銳。
伍凡：正是由於革命前的20年裏法國政府變得過分活躍，連連發起從未有過的各種事業，成為工業品的最大消費者和國內各項工程的最大承包人，造成社會上與政府有金錢關係、對政府借款頗感興趣、靠政府薪金為生、在政府市場投機的人數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國家財產和私人財產從未如此緊密地混合在一起。財政管理不善在過去是政府的“公共劣跡”之一，是從來就有的老問題，但現在卻正在成為千家萬戶的私人災難。因為投機的慾望、發財的熱忱、對福利的愛好已和生意經自動傳播增長，30年前隊同樣痛苦逆來順受的人，現在對此卻忍無可忍了。一方面是民眾發財慾望每日每時都在膨脹，另一方面是政府不斷地刺激這種狂熱，可是又不斷地從中作梗，點燃了又想設法把它撲滅，最後，終於熊熊大火燒起來再也控制不住了，君主專制政權就是這樣從兩方面加速了自己的毀滅。
草庵：所以，我們分析大革命發生的最後一個原因是，路易十六沒有把財政當作政治問題來處理，未能進行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全方位改革，而是把財政看作是純技術問題，進行的只是一種低層次的改革。在啟動改革後，只是把眼光盯在解決財政收入來源這樣的具體問題上，期望通過局部矛盾關係的調整解決全局性的問題，這種局限性極大的改革在一個民眾的權利意識、民主精神已經有所覺醒、社會矛盾已經急劇激化的社會裡，只能帶來經濟狀況的暫時改善，卻無法拯救舊制度，甚至會引發革命，加速舊制度的滅亡。
伍凡：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下，財政都是個大問題。財政、稅收實際上是一國政治的全部經濟內容，因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不過就是決定公共物品提供即公共資源配置（包括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機制。財政、稅收不僅是由國家政體的性質決定的，而且還是由與國家政體相適應的政體形式決定的，它與市場經濟制度的作用發揮、國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構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確定、現代法治的形成等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所有大事都密切相連。向誰收稅，收什麼稅，收多少稅，怎麼收稅，公共資源的配置方向和數量界定，稅收、預算權如何分配，如何決策，通過什麼程序決策等等，根本就不是什麼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關係到憲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問題。既然是大問題，它顯然不能僅僅依靠“稅種設置”、“稅率調整”、“費改稅”之類的具體措施來解決，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重新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財權、稅收自主權和預算決定權，構建財政民主制以體現憲政民主的經濟內核，真正實行納稅人對政府財政活動的直接監督等方面進行實質性的革新，而這些都不是納稅人簿記上改個科目、把幾種費合為一種稅的小打小鬧，而是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大問題。各位觀眾，這個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討論今天就到此結束了。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