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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不久前，中共政府把中國通脹的原因歸結為美國政府的量化經濟政策，結果遭到了全球的恥笑。很快，中共就又找到了一個藉口，說是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今天，我們談一談這個問題。
草庵：2010年11月10日15時，發展改革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就“認清形勢妥善應對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進行現場解讀。周望軍的基本觀點是：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周望軍解釋說：這次漲價的特點跟2004、2007、2008年漲價的原因和品種都有所區別。2004年價格上漲是由於糧食減產，當時的CPI達到了3.9%，2007年是豬肉價格短缺引起的，2008年漲了5.9%。這次的特點主要是以食品價格上漲為主，剛才說了糧食、蔬菜、雞蛋、食用油、方便麵、雞蛋等，實際上根源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引起的，糧價是百價之基。肉奶蛋都是由糧食轉換的，包括酒也是由糧食做的。周望軍特別強調：價格雖然上漲了，但是重要物資儲備充分，這麼多年了國家也積累了豐富調控物價的經驗，防止通貨膨脹有充足的物質基礎和手段保障，這一點請大家放心。
伍凡：中國政府官員一向是喜歡推卸責任。周望軍副司長“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的觀點根本就不成立。事實恰恰相反。歷史上幾次高通脹都不是糧價上漲引起或推動的。1988~1989年的通脹率為18％左右，當時糧價是被絕對管制的，通脹與糧價上漲無關。 1990年前後，由於低糧價傷害農民，糧食定購價格突然上漲到0.24元/斤，上漲100％多，1990~1993年的物價反而出現較大幅度回落。 1993~1995年出現第二次通脹，通脹率分別達到13.1%、24.1%和17.1%，同樣不是因為糧食價格上漲引起的，而是在通脹出現後，糧價相對過低，嚴重傷害農民利益的情況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許糧食價格上漲，1996年糧食收購價格達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卻出現了通脹轉向通縮的現象。 (博訊boxun.com)
草庵：2008年的通脹率5.9%，是在糧價穩定的情況下，食用油和豬肉價格暴漲引發的。2009年糧食價格補漲後，通脹結束。由此可見，歷史上歷次通脹不僅不是糧食價格上漲引起和推動的，反而每次通脹出現後，都是隨著糧價補漲而轉向穩定。今年的通脹，也是在什麼都漲了之後（大蒜漲800%，房子漲60%，勞動力漲20%，石油漲25%，種子漲100%，肥料漲20%），糧價才開始上漲的，並且只有糧價漲的最少（10%左右）。
伍凡：如果發改委對通脹缺乏科學對應之策，只會靠壓低糧價向農民轉嫁通貨膨脹，或者發改委是為了配合中糧儲坑農害農——壓級壓價收購農民手中的糧食，直說好了，何必拿“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這樣缺乏常識的話糊弄人呢？！地球人都知道，中國的糧價是全世界最低的，日本農民生產的稻穀，日本政府以每斤12人民幣的價格收購，中國政府收購農民的稻穀1元錢左右；相對於“種房子”，“種糧食”的收益實在是太少了，百分之一都不到；最近25年，一般公務員工資上漲了60倍左右，農資的價格漲了20倍以上，而糧食價格上漲只了6倍左右。
草庵：中共轉移視線的手法很拙劣，但是他們只是改不掉。在中國，農民是最弱勢的團體，沒有任何政治集團的支持，中國建政六十年來，農民一直是被壓迫最厲害的團體。他們收入最低，而且付出最多。中國政府一直壓低糧食價格，中國政府官員怎麼好意思說“物價上漲的根源是因為糧價上漲。”周望軍副司長所說的“這麼多年了國家也積累了豐富調控物價的經驗”，其經驗的核心就是故意壓低糧價，向農民轉嫁通脹風險。
伍凡：長期依靠壓低糧食價格向廣大農民轉嫁通脹風險的做法，是中國經濟深層矛盾的根源。譬如：農民收入低、農民工工資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很大程度上是有糧食定購價決定的）、內需不振、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困難、中國生產物質他國生產票子、經濟自主性受制於外部市場約束、貿易摩擦不斷、進出口定價權喪失等等，都是因為政府長期向農民轉嫁經濟危機——持久壓低糧價引起和積累的。農民是中國的絕大多數，如果長期以犧牲農民的利益應對通脹或經濟危機，其結果一定是民弱國虛！
草庵：當前正確應對通脹的辦法不是打壓糧價，而是立即宣布2011年的糧食定購價在2010年基礎上大幅提高30~50%（即使明年糧食定購價提高50%，糧價和其它商品的比價也是最低的）。以調動農民糧食生產積極性。如果糧食出現搶購和非正常漲價，政府應該大膽把充足的儲備大規模低價（以高於2010年定購價10~15%的價格）投放市場。如果這樣做了，當下市場供給大幅增加，加上2011年必定是農產品大幅增長之年，各種投機資金立馬放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炒作，糧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立馬會恢復正常。這樣做既沒有傷害農民，也為農產品增長和物價長期穩定打下了基礎，也為增加農民和農民工工資、擴大內需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創造了好的環境和條件。
伍凡：另外，根據觀察可以看到，當前中國的物價上漲不僅僅局限在食品上。近幾年，隨著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的大幅上漲，房屋租賃和居住類相關價格也在不斷攀升。在美國的CPI統計指標中，居住類占42.1%，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房地產價格的波動也會按照折價率在CPI中體現出來。但居住類在中國的CPI中所佔比重卻很小(僅為13%)，因此其價格的快速上漲並未得到充分的體現。儘管出於資產價格波動較大、很難統計等原因，國際慣例並不將房地產價格計入CPI統計之中，但作為生活必需品的房地產價格以及房屋租賃價格的上升，也是一個反映市場上流動性狀況的很好的指標。
草庵：中國的通脹主要是流動性過剩，這主因是發行貨幣過多。根本與糧食無關。但中國政府自10月份CPI超過4%以來，卻密切關注通貨膨脹走勢，聲稱採取了積極的措施來干預物價。中共幾大部委從16個方面著手，通過加大農產品供應、降低流通成本、打擊各種違規行為等措施，來降低物價上漲壓力。這些措施可以產生短期的效果，但長期效果非常有限。而且政府過多地干預市場可能導致價格信號失靈，在保護了市民等一部分群體利益的同時，損害了糧食生產者的利益。既然食品價格上漲並不是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將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抑制食品價格上，只會隔靴搔癢，徒勞無益。而在抑制食品價格過快上漲上，應該看到，居民直接感受到的是超市或其他銷售渠道銷售的成品糧價格上漲，而實際上原糧價格仍處於很低的水平，大部分的價格上漲體現在流通和銷售環節。這從前些天中儲糧拍賣儲備糧流拍可以得到佐證。因此，今後行政手段的著力點仍應放在流通環節和擴大儲備投放上，不能人為地限制和降低糧食、蔬菜等農產品的收購價格。
伍凡：從根本上看，中共不可能解決中國的通脹問題，中共並非不知道通脹的原因，只是他們不願意面對現實，不願意損失利益集團的利益，把責任推卸給了百姓，把農民當作替罪羊。今天的時間到了，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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