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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目前，中國通脹嚴重，根據中國政府自己的報告，2010年11月的通脹指數已高達5.1%。明年通脹將繼續升高。以前，我們幾次談到中國通脹問題。今天，我們繼續談這個問題，談一談中國通貨膨脹如何吞噬民眾的財富的問題(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52期:我們的2010『脹』)。
草庵：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對普通民眾而言，這個全球第二的榮耀，距離現實的幸福感卻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經濟繁榮往往並不意味著民眾福利的同步增長，在中國現有的收入分配格局下，居民的收入增長長期低於經濟增速，並無法分享太多的增長果實。而且，經濟增長總是會帶來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會在悄無聲息間吞噬普通民眾的財富。從社會經濟學角度上看，通脹本身就是政府掠奪民眾財富的一次機會。從經濟學理論來看，政府和市場在經濟活動中該各自扮演怎樣的角色，主要分為四個流派。一是對市場經濟沒有任何信任，充分相信政府指導經濟活動的能力，這是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二是雖然相信市場的力量，但強調政府對經濟的主導作用，這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伍凡：三是充分信奉自由市場經濟，認為政府只能在有必要的情況下介入市場，這是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四是主張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政府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干預市場，這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派。從歷史上看，除了奧地利學派外，其餘三種思想都曾經主導過現實社會的經濟運行。奧地利學派認為，如果離開了自由市場經濟，一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不可能成功，經濟社會有其自然的商業周期，即使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政府也不應該干預經濟。在經過短暫劇烈的調整之後，市場經濟將會自己終結危機，政府的干預只是破壞了市場經濟自身的調整，即使有些能夠取得成功，這也是人為破壞了資源的自然配置，帶來的短期繁榮不可持續，當貨幣回歸常態時，意味著繁榮結束，衰退開始，而有些國家的干預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只會使衰退變成持續時間更長的大蕭條。
草庵：作為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奧地利學派的思想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顯得有些過於極端，所以也就很難被政府所接受，大多數時候只是作為一個理論存在。一個時代所處的經濟背景，決定了一個時代對某個經濟學派的需求。因為商業周期的存在，人類歷史上屢屢爆發經濟危機，這也使得凱恩斯主義成為人們選擇最多的理論，每當經濟危機爆發，凱恩斯主義就會大行其道。而當危機消失之後，政府乾預所帶來的後遺症逐漸顯現，凱恩斯主義也就轉而成為人們抨擊的對象。
伍凡：凱恩斯主義命運的浮沉，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判斷一個社會經濟繁榮還是蕭條的風向標。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時代，凱恩斯在和哈耶克的論戰中大獲全勝，使得後者放棄經濟學領域轉而投向政治學，20世紀前半葉，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都盛行政府干預主義，但隨著西方經濟在70年代迎來大規模的滯漲，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凱恩斯主義，凱恩斯的政府乾預主義開始走下神壇並被人們拋棄。美國在裡根總統上台後實施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英國在撒切爾首相領導下開始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在這一時期，自由派的米爾頓•弗里德曼成為當時的經濟學領袖。而隨著2008年再次爆發全球性金融危機，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重新開始回歸大政府，凱恩斯主義也就再度歸來。從歷史上不難看出，凱恩斯主義之所以幾經興衰，主要原因在於其主張的政府乾預只在市場失靈時短期有效，對於經濟的長期增長並無益處，當經濟增長恢復常態，如果不能及時退出，將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後遺症。
草庵：在中國，2010年的通貨膨脹讓人印象深刻，如果僅從物價指數看，2008年的通脹程度其實遠遠超過今年，但是民眾卻在今年感受到更多壓力，原因在於2008年的物價上漲主要集中在豬肉和石油等少數品種，而這一輪則是全面開花，小到蔬菜，大到房價，幾乎無一不漲。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過去兩年為應對金融危機而超發了過多貨幣所致，一些無法為實體經濟所吸收的資金，以及海外熱錢都需要找到載體，而這種載體不僅只是綠豆、蔬菜和住房，創下歷史新高的黃金、成交價屢屢過億的收藏品都為這些無處可去的資金提供了載體。其次是因為中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對應的增長成本也會越來越大，無論是原材料還是勞動力成本，都因為中國需求因素而更加稀缺，更加昂貴。以此看，即使將來中國的貨幣政策收縮，減弱通脹大幅惡化的可能性，但從更長遠的眼光看，在今後相當長時間內，中國百姓都將不得不容忍並習慣相對較高的物價。
伍凡：通貨膨脹嚴重到一定程度，也就從經濟問題轉換成了社會問題。當10月份的CPI創下了25個月的新高，國務院迅速出台了16條措施穩定物價，各地方政府和中央部委也都在年底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通脹之戰。應該說，政府應對通脹的反應之快值得充分肯定，但具體應對手段，則還有極大的問題。尤其是對一些商品採取簡單的行政限價，很多都是只管當下不顧將來的短期做法，反而會為將來的通脹埋下更大的隱患。
草庵：如果將現在的行政干預物價視為金融危機後大政府角色的延續，對中國經濟進一步良性、健康發展而言，其實存在著相當程度的隱憂。兩年前的金融危機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運行方式，當自由主義信奉的市場經濟突然失靈，幾乎一夜間，所有的國家都變成了大政府主義者，希望以政府的力量將經濟拉出泥沼。政府的體量迅速膨脹，在短期內確實起到了期盼的效果，尤其是對政府乾預手段駕輕就熟的中國，不到一年時間，GDP增速就重回巔峰，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雖然在今天還在擔心二次探底，但至少也藉助政府之力脫離了衰退的底部。
伍凡：當一個政策表現出強大的有效性，會在相當長時間內習慣性延續。在金融危機時候大放光芒的政府乾預政策就是如此，它一方面讓政策制定者們萌發出相當的自信，同時也產生難以擺脫的依賴性。上世紀30年代，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大規模政府乾預面世後，並沒有隨著大蕭條的結束而消散，反而在隨後幾十年內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不僅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大規模干預，企業的國有化浪潮也蔚然成風。大政府的趨勢一直延續到上世紀70年代，當西方國家紛紛出現滯漲時，人們才逐漸拋棄了大政府主義。
草庵：這一輪金融危機的波及範圍之廣，遠遠超過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而各國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程度也遠甚於從前。如果以經濟學上的路徑依賴來看，在一條道路上走得越遠，退出的成本也就越高，上世紀30年代的政府乾預主義一直持續了半個世紀，這一輪又將持續多久?如果政府乾預在未來很長時間內成為常態，對於經濟的破壞性不言而喻，隨著將來經濟擺脫危機的影響恢復增長，而危機時候採用的政府乾預政策卻遲遲沒有退出，勢必會扭曲要素價格，干擾資源配置，最終從經濟增長的引擎變成拖累。如果說今天中國的通脹還可以正面理解成經濟繁榮的副產品，將來，經濟增長放緩甚至停滯之後，滯漲的局面則無論如何也無法和正面因素掛鉤。
伍凡：經濟總量全球第二，對中國是一個高度，也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如果繼續保持8%的增長速度，可以在20年內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如果無法保持增長，面臨的不僅是失去全球第二的位置，更有可能激發自身的各種社會矛盾。中國經濟30多年的高速增長得益於很多因素：融入全球化市場、廉價的勞動力、房地產市場的黃金十年以及日益提高的市場化程度等。當中國經濟站上全球第二的位置時，不難發現，這些曾經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都面臨著極大的風險，中國經濟需要尋找更多的增長紅利及轉型，這個轉型不僅是經濟，更重要的是政治轉型。而目前中國通脹就是一個關鍵時期，一個決定未來中國的重大轉折時期。但未來如何？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下次節目再談，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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