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466)：從中共內鬥看中國經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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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8日訊】獨立評論(466)：從中共內鬥看中國經濟（下）

地方不聽中央 新政府將面臨最困難時期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上期節目我們談到了中國目前的四大集團。今天我們談這些集團的博弈問題。



草庵：其實，我們從目前的新聞中和中國政策中就可以看到中國內部的爭鬥非常的厲害。在過去20個月裏我們看得非常清楚，先是在金融政策裏出現重大的分歧，接著是在產業政策裏出現重大的分歧，因為這些分歧都不是通過講壇、討論的方式來進行，不是在國會爭辯的方式進行，而是以內陰謀的方式進行，這就造成了很多的黑幕。中國的財富就在這樣的不確定政策裏突然間暴漲，突然間暴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暴跌。更重要的是，這個內部爭論因為到了要換屆的時期了，很多官員都開始換新的了，開始新一輪的謀篇佈局，大家想的都是自己未來的事情，胡溫想的是如何混過這兩年，在下一屆政府裏多安插幾個自己的人。而習近平、李克強想的是自己如何掌權，安插自己的人。汪洋、王岐山、薄熙來想的是如何也在其中混水摸魚。一方面客觀形勢是面臨巨大的不確定，第二個方面是人事方面也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所以中央政府內部的政策衝突將會非常激烈。

伍凡：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政策衝突也非常厲害，以前，中國政府就是一收就完，一放就亂。幾十年的政策就是放了收，收了放，翻來覆去。80年代就是一個充分放權的過程，當時是五大包幹，首先就是土地包幹，農民積極性激活，1984年“包”字進城了，開始城市體制改革，企業承包了，最大的就是財政承包。大包幹之後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一個是地方經濟開始活躍、開始發展，但是中央政府沒有錢，李鵬當總理時，每年全國開“兩會”，李鵬就坐專機來到南方，江蘇討一點，浙江討一點，廣東討一點。當時給錢最多的是廣東，上海就不給他錢，上海就跟他說，李總理，我們這裏還有80萬的紡織女工，要不你拿10萬走，李鵬一聽就慌了，趕緊對上海說：說我走了。廣東是給的最多的。然後就開始對廣東放權。

草庵：80年代趙紫陽沒有完成這個改革，到了朱鎔基時期，又開始另外一套，稅收、財政歸中央所有，其中最重要的改制就是稅收這一塊，稅收重新被國家所有，把包幹制改成分稅制。分稅制建立起來的結果，首先就是中央集權重新出現，中央財政年均增長17.5%，2003年之後中央財政年均增長23.5%。分稅制的實施效果之二是轉移支付沒有制度化，地方負擔過重。中央分稅制中央拿60%、地方40%，但是到了實行分稅制之後的94年到98、99年之間，很多地方政府給公務員發不出工資，工資打白條，因為中央政府將該收的錢收走了，地方政府負擔很大，到99年之後突然之間地方政府又富可敵國，因為98年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將房地產從籠子裏放出來了。他的目的是為了給中央政府解困，將問題轉移到百姓身上。第一是取消福利分房，第二是鼓勵按揭貸款。這兩個政策將房地產從籠子裏放出來了，到了99年就出現了所謂的城市經營這個名字，地方政府大肆的從農民土地裏便宜的獲取土地，然後高價賣給開發商，成為房價上漲最重要的推動力。

伍凡：其實，中共是非常幸運的。這個幸運不僅是中國百姓非常的溫順。而且趕上了世界經濟變革的一個重要時代。 78年中國經濟改革， 90年全世界信息革命開始了，中國趕上了一撥浪潮，經濟高速發展，而這個時候，美國經濟轉型成功，中國產品大量出口到了世界各地，一下就把中國經濟帶動了起來。本來在這個時刻，中共應該馬上進行政治改革，解決民主人權問題。

草庵：但問題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斷了這個進程。結果就出現了目前中國的勞資問題和貧富分化問題。也形成了目前的四大集團相互對抗的結果。 2012年是一個很危險的年份，2018年更是一個危險的年份。目前中國的改革全面停滯，經濟改革停止，政治改革更個沒有進行。中共用泡沫掩蓋所有的問題，然後將體制問題往後推。財政消耗巨大。 08年之後中共用大量的超負荷的財政拉動經濟，為下一屆政府的財政背上了巨大的包袱。中央財政、地方政府都背上巨大的包袱，現在縣、省這一級的地方政府的融債平台9500多個，接近每一個地方有四個這樣的平台。貧富拉大，財富向政府、 壟斷集團、有錢人聚集。而這些壟斷集團和有錢人做什麼，他們都在移民，將財富轉移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因為他們看不到中國的未來。而貧困的窮人在做什麼？他們在找機會發洩，找機會圍觀鬧事。

伍凡：98年開始到02年這一段時間，中國開始大規模的產權改革，朱鎔基任期的晚期。2001年中國加入WTO的時候，中國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能夠在經濟領域裏解決的問題，各位都已經解決完了，不能解決的問題你必須要在更大的改革範圍內才能解決問題。那個時候，大家都這樣認為，中國已經在經濟上與世界接軌了。只要如此走下去，中國就會和美國一樣一帆風順地成為世界強國。但沒有想到，盛世剛過，中國就走不動了。

草庵：從某種意義上講，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這個歷史重要意義不僅是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經濟意義上的，這個事件幾乎改變了中國未來五十年的經濟發展。更可能嚴重地影響到未來幾代人的生活。而在他、如今的時候，全球面臨經濟危機，而中國的政治問題沒有解決，社會制度問題沒有解決，整個國家體制沒有解決。特別是中國又大量地在經濟政策上學習美國，而美國的聯邦制度及自由經濟制度又無法完全和中國的在一黨獨裁專政很好的融合，這就給中國的經濟和未來帶來極大的損失。

伍凡：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中共黨內又面臨著新一屆的領導人交接班。江澤民與胡錦濤之間的爭鬥，新一代接班人之間的爭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爭鬥，壟斷利益集團與貧困的百姓之間的爭鬥，這些爭鬥都會嚴重地影響中國經濟政策和方針的制定及實施。從而對中國的未來經濟走向產生極大的不確定性。

草庵：這就是中國百姓的悲哀。沒有政治改革，中國就不可能有好的經濟政策和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方針。目前的中國經濟很多是依賴前一段時期的國際經濟轉型取得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實行低人權、低福利、低環保的政策和不計資源成本換取的。而今天，當80後、90後開始承擔這些責任的時候，百姓不可能再忍氣吞聲，因為他們已經無路可走，而中共一拖再拖的掩蓋經濟真相的手段再也實施不下去了。這時候的中國就必然會出現更多的動盪。

伍凡：中國出現動盪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用三期節目將這個問題，就是期望避免這個動盪的產生，但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這個動盪就會出現。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就談到這裏，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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