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上班的時候，李傑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剛剛四處問了一下

 

第二天上午上班的時候，李傑給我打來電話，說他剛剛四處問了一下，龍泉駕校當天截止招生，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去看一看。我跟公司請了假，回到宿舍一打電話，發現必須要找單位掛靠才能報名。既然已經請了假，索性就不去上班了。我離開公司，換了兩次小巴，在六部口下了車。

北京音樂廳的廣告牌上寫著當天晚上有奧地利假日樂隊來京演出。我來晚了，門票早已賣光。門口有五六個倒票的人，我花了300塊錢從他們手裏買了兩張相對靠中間一些的票。然後給張璐打電話。

音樂廳氣氛很好，樂隊的演奏盪氣迴腸。最後，樂隊的指揮請中國愛樂樂團的演奏家和他們一起演奏貝多芬的《土耳其進行曲》。曲調歡快流暢，樂曲的主題簡潔而極其節奏化。八分音符均整一貫的節奏，加上十六分音符來提高活潑感，全曲表現出一種帶有童貞般的單純。最後，樂團指揮索性從觀眾席的第一排抱上來一個11、2歲的孩子，那個孩子穿著襯衫馬甲，頗有指揮風度，他站在指揮的位置上，拍子打得有板有眼。真正的指揮帶著他的樂隊人馬，一邊演奏一邊從舞臺上下來繞場一周，臺上僅僅剩下中國的演奏家們。全體觀眾起立鼓掌，場面熱烈而愉快。

 

我和張璐從音樂廳出來，嘴角都掛著笑意。

“那個指揮的孩子真逗，”我說。

“最後他謝幕時還挺有風度的，”張璐也微笑著說。

我們過了馬路，我伸手要攔出租，張璐說，“時間還早，咱們走回去吧。”

“好啊。”

我們默默地往西走了五分鐘。張璐忽然問我：“你說人的一生真的都是定好的嗎？”

“是啊，”我正思考怎麼解釋清楚這件事。

“說起來挺怪的，”張璐開口說到，“昨天我簡直痛不欲生，今天好多了。”

“你們倆……，”我想儘量找到一個溫和一些的詞，免得刺傷她。

“完了，”她說，“所以我覺得非常怪。昨天下午我就和他出去了，感覺還挺好的。晚上吃完飯我和他去逛雙安商場，我問他到底以後怎麼打算。”

我轉過頭，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著張璐。

“他說他現在覺得跟我三年多沒在一起很生疏，而且直言不諱地說在他打算中根本就沒有考慮我？”

“你沒問問他為什麼？你付出那麼多，有權知道原因。”

“我沒問他，轉身就跑了，他也沒來追我。我回家後傷心得不行。”

“你還打算去問問他怎麼回事嗎？”

“算了吧。他今天早上就回日本了，臨走也沒再給我打電話。我就算白等了他三年，”張璐說著眼圈兒又紅了。

“走得這麼急，”我說道。

“這次回來，他本來就是還錢的，順便看看這些親戚朋友。臨畢業前，可能趁寒假還要回日本找找工作。”

“嗯。你就別想這個事兒了。李傑說要和我一塊兒去學車，等我們拿了本子，到時候咱們一塊兒租車出去玩兒吧。北京周圍你想去哪兒都成，外地也可以考慮。你不是總說我是一個特好的老師嗎？到時候我教你開車好不好？”

張璐搖搖頭，沒再說什麼。

 

我和李傑很快在公安大學駕校報了名，3月份開學開始上交規，4月份正式學習駕駛。公安大學當時用的車都是老解放，就是雷峰開的那種圓鼻子大貨車，不帶同步器，減檔的時候必須轟一腳油門，要不然不是掛不上檔，就是掛檔的時候打齒輪兒。我和李傑都算是開車比較靈的，他比較擅長走障礙，我的加減檔在全車八個人們中無出其右者。

聯繫美國留學的事一直很不順利，所有同意錄取我的學校都不給我獎學金。我因為找不到經濟擔保，乾脆就放棄了。

那時候，在中關村攢電腦的人已經賺不到什麼錢。李傑學完了車，就找了一家大的通信公司，南下深圳。

 

7月的一天，我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傍晚，看見爸爸正趴在窗戶上往他們每天煉功的小花園兒那邊看。

“你看什麼呢？”我問爸爸。

“我看看那個照相的來沒來，”爸爸說。

“什麼照相的，”我覺得爸爸的話很奇怪。

“你平時都是自己煉功，所以不知道，”爸爸說，“6月份的時候，《光明日報》上登了一篇強烈反對 的文章，說 是偽科學，還說《 》一書是在宣揚迷信。這個月，新聞出版署向全國各地發了個通知，現在在收繳封存《》等五種書。”

“誰吃飽了撐的，在這兒裹亂，拿老百姓都當二百五。 好不好老百姓心裏明鏡兒似的，還用它告訴，甭理它。”

“你不知道，”爸爸說，“現在我們在外面煉功的時候就有人來照相。你沒經過文革是不知道，國家正在調查 。”

“那你們現在早晚還都出去煉嗎？”

“出去呀，”爸媽異口同聲地說。

“就是，要說煉功以前沒準兒還幹過什麼壞事，得藏著掖著。這回煉了 ，處處都得堂堂正正，真要查出來 人們什麼樣，這些公安就佩服去吧。”

過了兩個月，估計公安確實查不出什麼問題，這事兒也就不了了之。我有時週末也和爸爸媽媽一塊兒出去煉功，倒也沒感到什麼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