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白歌
【網2013年04月29日】
前言
認知心理學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西方興起，以實證主義為其指導思想，認為“人就是一個信息加工系統，認知就是信息加工”是研究主流。這種研究方向從根本上否定了“我”的存在，從而在面對“自由意志”這種普遍認知現象時束手無策。
“我”與大腦
鸚鵡學舌會說“你好”，它學的不是“你好”這個概念，它學的是“你好”這個聲音。“好”是甚麼？甚麼是好？對於鸚鵡來說就像天書，根本是無法知道的。鸚鵡中的“我”沒有人的“我”所具有的認知能力，而且正是因為人的“我”所具有的認識能力，能通過“我”從外部世界的不確定中形成確定性認知，並用自己掌握的確定性知識來應對外部世界的不確定性，最終作出選擇，所以人在認識上與鸚鵡有根本的區別。
根據李大師的啟示，人的真正的“我”是“主元神”，然後由“副元神”在更高層面、一定範圍內對人的“主元神”進行“道德”干預。除了副元神，還有無數的來自於人體與各個空間的生命和因素都試圖影響主元神。所以，我們日常所說的“我”成分和來源都很複雜，發出的“一念”就包含了方方面面的“我”的成分。
根據李大師的啟示，大腦就像一個功能齊全的加工廠——為“我”進行信息加工的機器。如果我們把眼睛比喻為具有高度自動化的照相機的話，那麼大腦就相當於高度自動化的照片加工廠。大腦這個加工廠有記憶存儲的倉庫，有信息翻譯中心，有信息傳送帶，還有中央司令部。在這個中央司令部發號司令的並非大腦本身的那些結構和功能，而是另有其“人”——“主元神”，由“主元神”坐鎮中央司令部發號施令。
人的肉體所接觸到的所有信息都會存儲在大腦的記憶空間中，當元神發出信息的時候，在大腦的作用下提取記憶空間中的內容組成在常人這個層面能夠“認識”到的語言與動作。如果一個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為，那就是被其它東西或者被大腦記憶空間中形成的各種“觀念”控制了。
在元神發起行動的這個傳導過程中，如果大腦的某些區域受到了損傷出現障礙，就會導致主元神發出的意識不能被正確地翻譯出來和傳導出去，從而就會表現出各種癥狀，行為也失去了準確性，這就是導致博羅卡失語症等類似癥狀的根本原因所在。法國神經科醫生保爾·博羅卡發現人的說話能力與大腦的某個區域有關，這個區域在認知心理學中被稱為博羅卡區域。該區域受到損傷的患者會表現出雖然感官器官和行為都沒問題，但語言表達方面卻有問題的癥狀。這種癥狀的出現，就是因為博羅卡失語症患者負責相關語言翻譯的部分組織受到損傷，無法把“元神”發出的指令正常、清楚地翻譯出來。但雖然患者無法清楚表達，因為他們的感知系統沒有受到損傷，眼睛仍然能夠正常地把信息通過大腦傳導給“主元神”知道，所以就會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如果這類患者的面前有一隻杯子，正常人能說出“面前有一隻杯子”的話，而博羅卡失語症患者雖然非常清楚地看到前面是有一隻杯子擺在那裡，但他卻無法用語言把這個認知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在談論“精神病”的時候，有兩種情況必須要嚴格區分，也就是問題到底是出在“元神”還是“機體”。如果主元神很弱，即使機體完好無缺，也會表現出各種“有精神病”的行為。對於這種情況，任何儀器都檢測不出機體哪裡出問題了，但這個人表現就是不正常。大腦等機體出問題則會導致語言或者行動的障礙，嚴重時甚至導致“七魄”機制紊亂，但那只是大腦功能性障礙，主元神沒問題，所以人還是很清醒。例如，當障礙發生在信息接受階段時，比如耳朵聾了，眼睛瞎了，則表現出來的就是“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片面，但“我”還是清醒的，人還是理性的，因為“主元神”沒問題。卡琳·安·克文蘭是腦科學研究中的一個著名案例，這個案例所表現出來的癥狀為此提供了一個極端證據。
因為人的行為由“元神”發號施令，而“自我意識”的產生是因為信息通過大腦讓“主元神”感知到而產生，所以，當負責大腦與“元神”進行交互溝通的橋樑全部損壞的時候，“元神”就相當於坐在“與外界隔絕的、暗無天日”的“中央司令部”裡，那麼人的機體雖然完好，但也因此失去了中央司令部的發號司令而只能靜靜地躺在那裡等着細胞的自然老化而死去。卡琳·安·克文蘭是腦科學研究史上的著名病例，這個18歲的女青年由於疏忽在1975年喝下了一種酒精和鎮靜劑的混合液，因此陷入長期昏迷狀態。她毫無知覺地躺在醫院裡，沒用人工呼吸器卻存活了整整10年，直到她死亡。科學家對她大腦進行解剖發現，她大腦大部分都完好無損，就是丘腦受到了嚴重損傷。丘腦在大腦中就起到“元神”與“大腦”進行交互溝通的橋樑作用。這個病例中的卡琳因為這個橋樑斷了，所以就相當於她的機體失去了“元神”的指揮，於是她就只能毫無知覺地躺着。機體雖然失去了橋樑，但因為還是完好的，所以也不用呼吸機就能存活。
有些大腦右邊部分中風過的患者也會有這種相類似的表現。大腦右邊部分結構和功能能夠對身體左邊的感受進行傳導與控制。這些人因為大腦右邊受到損傷，就相當於“元神”無法得到從左邊傳來的感受，同時大腦也無法向左邊肢體下達由“元神”發出的控制左邊肢體產生行為的命令，於是就表現出這樣的癥狀：這些人對其左半身沒有感覺，而左邊肢體也無法聽命於“我”的指揮，儘管他們左半身的肢體完好無缺，“我”也很清楚。
最表面認知系統
一般來說，人類對這個物質世界的認識從五大系統開始：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這五大接收系統屬於人的肉體構成部分，所能感受到的也只能是來自於這個最表面物質空間的信息，所以我們可以稱其為“最表面認知系統”。而除了最表面認知系統，人還有天目、天耳通等能力更強的認知系統。
最表面認識系統中的視覺是從眼睛開始的，眼睛就像一部高度精密和自動化的照相機。眼睛把光波變成無意義的圖像的過程就像照相機的原理一樣，相當於一個直接拍照的過程。但是，人的認知過程又與照相機有根本的不同。因為人能知道對面是一個小女孩，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圖像，而照相機雖然也能如實地把那個小女孩拍出來，但照相機永遠不會知道那是一個小女孩。那麼，到底是甚麼機制讓這些無意義的圖像被“人”賦予了意義呢？這就是人的“元神”與“七魄”。人的眼睛只是一個照相機，大腦相當於信息加工廠，真正把人眼看到的事物變成有意義的認知是因為“元神”的存在。
眼睛將光信號轉換為神經信號，經過視神經傳導到大腦，最後是在大腦松果體這個特定區域成像給“元神”看到。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如果眼睛、視神經、大腦的特定區域的其中某個環節出了問題，都會導致人的視覺障礙。
在視覺研究中有一種被稱為“盲視”的現象，它為我們展示出元神與視覺的關係。盲視最早由德國慕尼黑的大腦研究專家恩斯特·帕佩爾提出。此類患者確確實實是盲人，但卻能夠看到東西一樣可以繞過障礙，或者對眼前出現的不同的物體做出不同的反應。2008年，荷蘭蒂爾堡大學認知科學實驗室進行了一項針對盲人的實驗，在一條擺滿了報紙欄、椅子、書本以及其他辦公用品的走廊上，代號為TN的盲人輕鬆避開了所有障礙物，小心翼翼地從廢紙簍和牆壁之間側身穿過，甚至圍着正在拍攝的攝影機的三腳架走了一圈，安然到達終點，就好像他能看見一樣。儘管TN沒有意識到自己看見任何東西，他卻展現出對外界信息有所反應的一種“超能力”。這項研究結果刊登於美國《當代生物學》雜誌上，引起強烈的反響。盲視者實驗證實了“元神”在視覺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也就是說，即使視覺系統出現了障礙，因為“元神”是獨立於這些系統而存在的，所以“元神”還可以通過其他的通道來“看到”物體，從而指揮大腦發出相應的反應指令。這個實驗說明視覺系統只是工具，大腦是加工廠，“元神”才是關鍵。
其它“最表面認知系統”的工作方式與視覺系統基本相似。
任何電腦，即使能做到很接近於人的視覺、觸角、聽覺等系統，也還是無法與人腦相比，原因就在於再高明的工程師也無法給電腦造一個“元神”出來。
“七魄”與表面認知加工過程
眼睛接受到的是不同頻率的電磁波，但人類覺察到的卻是紅色、綠色、藍色等這些被賦予了意義的顏色；我們的耳朵接受到的是壓力波，但我們聽到的是有內涵的音樂或者話語。在感官器官和大腦之間的通道上發生了甚麼，從而使這些刺激變成了一種知覺？這些知覺又是如何形成並被“我”識別出來而形成認知？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三魂七魄”之說，根據李大師的啟示，“七魄”在我們這個最表面空間對最表面認知系統所接受到的信息會產生影響，信息經“七魄”處理後就具有了相應的“七魄”特性。甚麼是七魄？李大師在講法中已經為我們直接揭示了“信”魄，而另外的六魄，我個人認為是“想、類、情、受、忘、憶”。
事物被人的感官捕捉到後，所形成的信息會被全盤“接受”，接着“信、想、類、情、受”這五魄會同時或者依次對信息按照各自的職責進行加工，標貼上與“信、想、類、情、受”相關的標籤內容後進入記憶空間形成長期記憶。最後由於時間的作用，信息在“忘”魄的作用下在記憶空間中處於沉睡狀態，當外部或者內部誘因存在時又會被“憶”魄部分或者全部“喚醒”。在信息進入記憶空間之前，信息會在“信、想、類、情、受”這些環節暫時存在，從而表現為短時記憶。為了與那些來自於“元神”或者其它空間所形成的認知相區別，我們把信息經過“七魄”加工處理的這個過程稱為“表面認知加工過程”：
（1）“信”魄
信息經“信”魄加工後就會給信息貼上“真實可信”的標籤。它對“第一印象”的形成起着關鍵作用。在看到一張陌生面孔的瞬間，信息已經先於“元神”被賦予了“真實可信”的內容，所以第一眼看到的那個新事物當時是甚麼樣的，就會被直接打上“真實可信”的印象而獲得先機。雖然信息的可信性會在“元神”的理性神威之下被重新解讀，但最初接觸到的信息所形成的印象對我們以後的行為活動和評價的影響卻是基礎性的，“信”魄這個標籤並不會因為“元神”對信息重新認知而被抹掉，而只是被覆蓋了，它還會存在，時機成熟時又會發揮作用。所以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經歷，就是之前明明已經被我們否定了的觀念，過一段時間之後又會覺得它好像是對的，還存在着。
（2）“想”魄
“想”魄能夠根據信息的所有細節調用記憶空間裏的記憶片段進行非理性關聯，此時人的大腦中就會表現出胡思亂想狀態：突然冒出很多奇怪念頭，而這個念頭可能是因為與信息中的某個元素相近；或者這時候因為這些信息而想起了以前的某些事情，這個事情可能只是發生地點一樣等等胡思亂想。在認知心理學中有一個語義加工的激活擴散理論，由Allen Collins和Elizabeth Loftustis提出。該理論認為我們大腦裡的各種概念都是相互關聯的，例如紅色這個概念，人們可以把它和火聯繫起來，也可以和房子聯繫起來，甚至可以和街道聯繫起來，真是五花八門。其實就是因為“想”魄作用，才出現這種語義加工的激活和擴散現象。
信息經“想”魄之後就會被貼上五花八門的“內容”。
（3）“類”魄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人的選擇有多種思維形式，類別化過程就是其中一種形式。類別化就是我們常說的“分類”，學術一點的說法就是賦予“角色”，形象一點的說法就是貼上“身份”標籤，我們把它稱為“類”魄。“類”魄能夠根據以往經驗對“想”魄勾出來的“胡思亂想”進行初步的類別化解析，從而形成“合理性聯想”。
信息經“類”魄之後其內容就會變得“有條理”，就具有了各種“身份”標籤。例如，如果信息是一個人，那麼經過“類”魄後，這個信息就會被貼上“父親、同學、朋友、陌生人”等等各種標籤，而與這些標籤相關的所有知識也都會被關聯到這個信息上面。
認知心理學中有一種錯覺研究實驗，人們一般認為這種錯覺現象說明了人的視覺系統對缺損物有補充完成圖像的功能，其實事實上並非如此。視覺系統只是一個高度自動化的照相機，它只有拍照錄像的功能，沒有識別的功能，而對缺損物進行補充完成的其中一部分能力來自於“類”魄。
經常被用來說明錯覺現象的實驗圖。假設以黑色為背景則可看到一尊白色的花瓶，否則就看到白色背景前的兩個深色側面像。這個現象是怎麼產生的呢？正如我們前面的解析，對於視覺系統來說，圖像從眼睛傳輸到“元神”之前，圖像就是由這些黑白兩色組成的沒有任何意義的信號，當經過“類”魄之後，“類魄”就能夠對這些黑白元素進行歸類並反映在松果體上給“元神”看到。於是當元神認為是“花瓶”時就能看到花瓶，認為是“人臉”時就能看到人臉，從而出現“缺損物補充”的現象。
抑鬱症被認為是精神病症中的“感冒”，非常普遍。抑鬱症的產生原因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情況就是“想”魄與“類”魄進行聯繫的通道出現問題，例如負責兩者之間進行溝通的神經或者大腦組織發生病變，從而導致“類”魄無法對“聯想”出來的千頭萬緒進行梳理。因為“想”魄非理性關聯出來的千頭萬緒不能被“類”魄梳理變得有條理，所以抑鬱症患者就經常會出現多思多慮的癥狀，千頭萬緒胡思亂想，萬馬奔騰坐立不寧。所以對於抑鬱症患者來說，或者讓負責“想”魄與“類”魄溝通的大腦組織恢復正常，或者強化“主元神”的作用，用“主元神”強大的定力將“想”魄勾出來的千頭萬緒梳理成理性的認知，以讓機體恢復“靜篤”狀態。
（4）“情”魄
當信息經過“信、想、類”魄賦予了“有條理的、有內容、可信的”這些標籤之後，“情”魄就會在這個基礎上給信息賦上“態度”，例如喜歡與不喜歡、高興與不高興、傷心與不傷心、懼怕與不懼怕、好和不好、重要不重要等等。
“情”魄給信息貼上“態度”標籤時，大腦的邊緣繫統可能在其中起着信號翻譯與神經信號傳導的作用。實驗表明，如果對邊緣繫統進行電刺激，就能夠使動物表現出情緒反應，而邊緣繫統的損傷也能夠使動物失去正常的情緒反應。另外實驗還表明，丘腦、海馬以及大腦的左右半球也與“態度”標籤信號的翻譯與傳輸有關係。
（5）“受”魄
被賦予了“態度”標籤的信息經由“受”魄之後就能夠形成具體的感受，例如“酸甜苦辣、愛恨情仇”等。例如當關於“酸梅”的信息經過“信、想、類、情”魄之後，“受”魄就能夠對應地形成一個具體的感受傳輸給大腦，由大腦這個加工廠把這些信息翻譯成神經信號傳輸給機體，從而指揮產生出與“酸梅”有關的各種機體反應形成具體的感覺，例如唾液分泌增加、“酸的”、“我喜歡的”等等，這些感覺又經過神經信號的形式反映到松果體上給“元神”知道，於是“我”就因此而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我”對這個“酸梅”的有內容有態度的認知。
人類對這個最表面世界的所有感受，例如一塊鐵，它是硬梆梆的，一把刀，刃是鋒利的等等，軟硬薄厚、酸甜苦辣或者我們生活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快樂的，或者懼怕的，或者不高興的，或者喜歡的，或者“真實”的，或者“科學”的，所有這些感受，很大部分都是這樣形成的。
（6）“忘”魄與“憶”魄
信息在“忘”魄作用下能夠被與主元神隔開，或者直接封存在記憶空間中，就像被“我”遺忘了或者絕緣了一樣。在時機成熟時，“憶”魄又會把那些處於沉睡中的相應記憶重新撿起，並通過大腦反映到松果體上而讓“我”記憶起來。
當實驗者用一支玻璃小棒碰觸海馬的頭部時，它會收縮下巴作為一種防禦反應。如果這個程序被足夠多地重複之後，海馬的縮腮反應將會習慣化。這種習慣化現象對人來說就是“忘”魄在發揮作用。當海馬的縮腮反應習慣化後，如果在其尾部給予電刺激，它將再次表現出強烈的縮腮反應，這種現象在認知心理學中被稱為“敏感性”，對人來說就是“憶”魄在發揮作用。
“忘”（習慣化）和“憶”（敏感性）用在人類身上就引出了如學習、注意和記憶等心理學術語。如果你試着在一個很吵的時鐘旁看書，它的滴答聲可能會影響你，使你無法將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書上，但最後，當你慢慢地進入讀書的狀態時，你會發現滴答聲似乎不存在了。這就是“忘”魄在發生作用，它讓信息內容與“主元神”屏蔽起來。還是因為“忘”魄的作用，當我們不斷地“複習”的時候就會被習慣化而越複習越看不進去。但當我們放下一段時間後重新拿起書本時，“憶”魄就會發生作用而產生敏感性“溫故知新”。但是，當人在煉功打坐時，萬馬奔騰的各種記憶與胡思亂想會“自己”冒出來，這種回憶與“憶”魄無關。
（7）“七魄”認知現象的心理學證據
心理學家對H·M這位癲癇青年、老年痴呆症等研究成果都在證明“七魄”認知現象的存在。
20世紀60年代，H·M因為患有嚴重的癲癇，於是美國神經外科專家威廉斯·考維勒決定切除他的大部分枕葉，因為那裡存在着誘發癲癇的病灶。手術獲得了成功，H·M再也不用受抽筋的折磨了，但他卻因此失去了長期記憶能力，只有短時記憶力和回憶：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但很快他就忘了自己剛才做了甚麼，但他又能回憶起手術之前的那些過去的往事，例如童年往事。
我們從H·M這個病例不難看出，手術讓H·M失去了讓信息進入記憶空間的通道，從而表現為長期記憶力喪失，但因為對信息進行“信、想、類、情、受”的過程還在，所以主元神就能夠接受到這些信息而形成對外部事物的認知，從而表現為短時記憶。另外，因為過去的記憶都存在於記憶空間裏，“憶”魄以及幫助“憶”魄從記憶空間提取信息的大腦組織沒有損壞，還在發揮作用，所以他就能回憶。
那些患了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因為負責傳輸信息進入記憶空間以及幫助“憶”魄提取記憶空間信息的那部分大腦組織出現老化，所以長期記憶和回憶的能力都因此而失去，於是只有短時記憶。但因為主元神清醒，所以老年痴呆症患者雖糊塗但沒有精神病。
失憶症患者是因為負責傳輸信息進入記憶空間以及幫助“憶”魄提取記憶空間信息的那部分大腦組織都被破壞了所致。也就是說，即使是失憶症患者，雖然大腦已經無法提取記憶，但這個人的記憶事實上還存在那裡，並沒有消失，如果人類能夠發明一種記憶提取機器，那麼那部分被遺忘的記憶依然能夠重新顯現。瀕死研究有許多案例都是在證明這一點。
重彩濃墨之下的“白紙”
如果把客觀世界的真實比喻為一張白紙，那麼，人類通過最表面認知系統所形成的對這張白紙的認知其實是帶有強烈的“人”的色彩的，都是被“七魄”塗抹過的，帶有“七魄”特性，並非事實的真相。
首先，人類通過最表面認知系統機制所接受到的信息一開始就是不完全的，就不是完整的事實，只是一張殘缺的白紙。無論是用顯微鏡放大看還是用望遠鏡縮近了看，其實看到的都不是事實的全部，只是極少的部分。例如，人的眼睛只能看到一定光波和大小的物體，超過這個範圍的事物，我們便看不到，譬如紅外線和很多射線，我們就看不到。同樣，我們的耳朵只能聽到一定波段的聲音，超出這個範圍的聲音，我們便察覺不到。顯微鏡雖然能幫助我們看到人眼看不到的微觀，但它也只不過是人眼的延伸，同樣有很多更微觀的事實是顯微鏡看不到的，就像人眼看不到原子一樣。望遠鏡也是如此，雖然我們能通過望遠鏡看到遙遠的星系，但我們卻無法通過望遠鏡看到龐大宇宙的整體，就如再高明的照相機也只能照到局部的景象。
繼而，這張殘缺的白紙經過“信”魄的作用，會直接被標籤上“可信”的標籤，從而使得這張殘缺的白紙就帶上了“真實可信”的色彩，讓我們相信我們看到聽到的這張白紙會是事實的全部。
接着，這張被塗上“真實可信”色彩而被我們誤以為是完好無缺的紙還會被“想”魄塗上各種各樣的信息，就如被貓爪抓過一樣，到處都是亂七八糟的顏色。
然後“類”魄還要梳理這些顏色，使得它看起來有條理、符合以往所掌握到的那些知識體系所形成的條條框框，給人造成一切盡在掌握的錯覺。
緊接着，這張被賦予了各種色彩的紙又被“情”魄調上“音符”，有喜歡的，有恐懼的，有好奇的，有中立的，有“客觀”的，甚麼樣的態度都可能出現。
跟着，這張既“可信”、又有“色彩”還有“態度”的紙被“受”魄打包形成整體感受，使得這張白紙帶上了“活生生”的氣息。
最後，這張被“七魄”重彩塗抹了的紙被擺在了“元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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