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340): 中國“經濟奇蹟”的背後

 

獨立評論(340): 中國“經濟奇蹟”的背後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在過去近三十年裡，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其他國家很少見到的持續高速增長勢頭。不少人認為 中國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甚至將中國罕見的經濟增長過程視為一個“奇蹟”。有些人甚至表示，這是因為中國經濟決策體制的優越以及經濟政策的高 明。但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後藏著甚麼？今天我們就談談這個問題。

草庵：經濟增長代表數據之一的是的是一國潛在GDP的增加，或者說當一國生產可能性邊界（PPF） 向外移動時，就實現的經濟增長。以生產法統計的GDP由個人消費支出、國內私人總投資、政府消費和投資及淨出口四個部份組成，而勞動力資源、自然資源、資 本以及技術是經濟增長的四個要素。通過分析與這些因素有關的數據，人們可以大致看出一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何在。

伍凡：勞動力數量的增加以及勞 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推動經濟的增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中國人口生育的高峰期，到90年代，這些人口就為中國經濟提供了大量剩餘勞動力。根據國內一些機 構的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27%得益於由勞動力隊伍擴張和贍養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紅利。這一因素帶來的經濟增長顯然難以歸功於體制優勢或決策高明。因為人口紅利與中共的京劇決策及體制優勢無關。

草庵：勞 動生產率的提高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之一。據世界銀行統計，自2000年到2006年，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在全世界排名第三。但這種增加主要源於 大量工人從農業等相對低效的行業轉移到製造業，而不是勞動者技術水平的提高。實際上，中國勞動生產率2008年在全世界排名第85位，比俄羅斯（51位） 和巴西（65）都要低，印度的數據尚無法獲得，只是俄羅斯的四分之一強。

伍凡：勞動者技術水平未能得到提高，是勞動力再生產水平過低的結果。 而過低的勞動力再生產水平，對一個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顯然不是一種正常現象。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並沒有帶來在工資水平相應提高，勞動者無法較 為充分和合理地享受經濟快速增長的成果。在利潤總額和國家財政收入增加的同時，中國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卻持續減少。近年來，中國的工資總額佔 GDP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草庵：另外，中國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約有三分之二是通過非工資的方式所取得。這些非工資收入經營、技術所得外,很大一部份是以腐敗形式表現出的轉移收入。如此巨大的灰色或腐敗收入，可以從龐大的政府財政收支規模中找到原因。

伍凡：2007年中國財政收入增長31%左右，是GDP增長幅度的近三倍。中國政府一年花的錢約等於3.7億個城鎮居民或12.3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一半，而美國政府財政稅收只相當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四分之一。

草庵：實 際上，中國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政府主導性，經濟增長缺乏自主性。在主要的經濟體中，中國的投資佔GDP比重以及政府投資佔國內投資的比重都是最高的。由於 經營業績考核並不考慮資本使用成本，同時為了避免利潤上繳，國有企業總是傾向於擴大投資規模。中國一直因為投資增長率過高、投資佔GDP比重過高而導致嚴 重的產能過剩。

伍凡：在目前的體制下，政府財政預算及其執行過程基本不受實質性的監督，各級政府因而多熱衷於搞形象工程，大肆興建政府機構所用的樓堂館所，並在高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又不創造就業的工業項目上大量投資。這既造成了資源的浪費，也為腐敗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草庵：中國私人消費佔GDP的比重一直過低，這說明民眾收入並未普遍地伴隨經濟增長而相應提高。正因為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同時政府預算中民生開支比例過低，使得與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起來。

伍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一直伴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中國財富及收入分佈不均程度逐年升高並達到危險水平，已經是不爭的事實。2007年下半年,亞洲開發銀 行發表了《亞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報告，在22個納入亞行研究範圍的國家中，中國勇奪貧富差距之冠。從1993到2004年，中國的基尼係數從0.407 擴大到0.473。

草庵：中國的資產性財富約四分之三由國家擁有，加上中國政府龐大的財政收支規模，政府本來最有能力緩解貧富差距，但中國卻成為了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最快的國家。這表明，儘管政府在第一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卻沒有緩和而是不斷擴大整個社會的貧富差距。

伍凡：另外，GDP不能全面反映國家的真實經濟情況，有些時候GDP核算中可能存在一些非常荒謬的數據。比如，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也可能提高GDP。環境污染使病 人增多，醫療產業大幅度增長，GDP也隨之增加。GDP不能反映經濟增長對環境造成的負外部性，不能反映整個社會為經濟增長付出的資源和環境成本。

草庵：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1997年中國僅大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約為540億美元，約佔當年GDP的8%。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則認為，中國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佔GDP的8~13%。這些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長几乎被環境污染完全抵消。

伍凡：如果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人口紅利、自然資源的消耗與環境污染來維持的話，從自然資源的開發中所獲得的收入將產生收入效應，使得經濟體生產製造方面的技術能力喪失。當比較優勢的優勢稟賦為自然資源和低環境保護水平時，對高技術、低能耗企業將產生擠出效應。

草庵：同時，在出口拉動的增長模式下，由於出口順差將導致匯率上升，從而對技術進步的可持續增長領域產生擠出效應。一旦人口紅利、自然資源消耗殆盡或生態系統難以支撐之時，這種國家將變成一個無增長潛力的工業廢墟。

伍凡：上述數據讀起來可能非常枯燥，但卻能夠提供中國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蹟”的真相和隱憂。中國經濟增長動力主要是來自政府，一些掌握或接近政府權力的人不顧一切 地推動經濟的增長，是因為他們能夠從經濟增長中分得最大的份額。在中國各地，制訂產業發展政策和實施重要經濟項目的，主要不是當地的民眾，而是任期屆滿即 可能另謀高就的政府官員，以及與政府官員關係良好的外來投資者。這些人基本不考慮經濟增長對環境的破壞作用，因為他人比其他人更能夠遠離環境惡化帶來的後 果。

草庵：另外，中國各地經濟政策的推行，時常伴隨著對民眾社會、財產甚至人身權利的漠視乃至侵犯。對於任何國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員來說，中國的 經濟增長模式可能是他們無比嚮往的。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卻一直難以成為其他國家的效仿對像。因為一個國家的民眾若有較為充分的經濟決策參與權，這種 經濟增長的方式和結果則不可能具有制度上的可行性。

伍凡：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的一些社會矛盾不但沒有得到有效的緩解，反而變得越來越 尖銳，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實質。如果經濟增長的方式能夠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中國的經濟發展可能會更趨合理，但在此次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 出臺後，各級政府表現出的莫名興奮，卻讓人感到不安。從目前的現狀上看，中國各級政府大型土木的重複投資又在進行，而真正有利於社會經濟復甦的投資少而又少，政府依然在重複著過去的政策和招數。事實上，中共這幾十年所謂創造的官方經濟奇蹟，在背後真實的是中國千瘡百孔的民生經濟和污染的環境，更多的是數代人的資源被廉價出售。各位觀眾，今天的時間到了，這個問題只能暫時談到這裡，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