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瘟疫

 

明朝末年的瘟疫
 
 　　明朝的興亡似乎同瘟疫連接在一起。朱元璋十七歲時父母兄長死於瘟疫, 於是被迫出家加入明教，冥冥中完成了建立大明王朝的第一步。瘟疫則把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皇帝推向滅亡。

　　崇禎皇帝十八歲登位，面對朝廷內宦官魏忠賢及其黨羽的專權，朝廷內外社會動盪，北方清朝的緊逼，尋求治國方略，躬親政務，努力挽救頻臨滅亡的明王朝。天啟七年(1628年) 十一月，崇禎皇帝剷除魏忠賢黨羽後，再將其貶至鳳陽，途中魏忠賢自縊而亡。此後宦官黨羽被清除，天啟年間被貶黜官員獲重新起用，又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賦以收復全遼重任。可是，崇禎皇帝的開明很快為殘暴和剛愎自用取代。他不斷加稅，以至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其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計其數，其中總督有七人，巡撫有十一人。內閣重臣頻繁替換，先後起用更換近五十人之多，尤其於1630年凌遲處死抗清名將袁崇煥。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明朝末代崇禎年間的大旱已經在前面的章節裡探討過了。與全國性的大旱災相隨，瘟疫頻繁暴發。從萬曆年間開始，山西開始出現鼠疫。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瘟疫。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十年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十六、十七兩年為高峰。河南江蘇在崇禎十三年到十七年間也多次出現大範圍鼠疫。北京附近，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有大範圍鼠疫。崇禎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範圍鼠疫，同時這次鼠疫大範圍傳入北京，據明史記載「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於第二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北京大疫達到高峰。

　　對這次北京大疫，今人有不少專門分析和歷史紀錄的整理，給出了一幅幅使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崇禎時人劉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況描述了鼠疫感染者的景象：「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死。」「疙瘩」被認為就是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據估計認為崇禎十六年夏秋間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高達百分之四十甚至更多。 北京郊區的州區疫情同樣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又如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當時京城實際上成了一座恐怖的疫城。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崇禎實錄》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抱陽生在《甲申朝事小計》卷六中提到崇禎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城中鬼影幢幢。

　　這次大疫使明朝集結在京畿的幾十萬重兵幾乎完全喪失戰鬥力。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中說，當時「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訣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據認為京營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後，兵員銳減，以至於北京城牆上，平均每三個垛口才有一個士兵守衛。而且士兵的羸弱與人心渙散到了「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的程度。

　　就在這一年，即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國號「大順」。 三月，李自成農民軍輕易攻陷北京城。事實上，北京城是不攻而陷的。李自成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其攻陷的是一座已經被鼠疫夷平了的空城。

　　李自成攻取北京城後，崇禎帝逼周後自殺，手刃袁妃、樂安公主、昭仁公主，後在景山自縊身亡，時年三十五歲。身邊僅有司禮監太監王承恩陪同。自縊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崇禎帝把明朝的滅亡歸為臣下，似乎沒有意識到天意不可違。

　　就整個華北而言，明代萬曆和崇禎二次鼠疫大流行，加上由於旱災與蝗災相伴隨，據估計人口死亡象京城一樣，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造成國力匾乏，人口稀少。面對日益強大的清軍，整個中原失去了作有力抵抗的能力，清軍應天時地利，順利入主中原。

　　就這樣在1644年這短短的一年間，朝代在瘟疫中完成了交替，歷史進入了大清皇朝的順治元年。同時，大範圍的鼠疫流行很快趨於消失，華北日趨風調雨順，社會開始復甦，為即將到來的「康乾盛世」作好準備。明亡清起，天意如是。
 
 

清朝末年的瘟疫

 

清朝末年的瘟疫
 
 　　大清王朝曾經擁有「康乾盛世」的輝煌，走過二百年歷史之後，逐漸走入衰亡時期。到19世紀上半葉，英國開始大量向中國販售鴉片。清廷採取禁煙措施後，於道光末年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鴉片戰爭失敗，咸豐帝即位，標誌大清皇朝進入末期。自此以後，迫於西方列強入侵，清廷簽訂起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第一個是鴉片戰爭失敗所簽的《南京條約》、接著是亞羅船事件和廣西教案為導火索的中英法戰爭失敗而簽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這些條約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從此，中華民族門戶被鋼槍利炮打開，西方的科學技術，文化宗教開始侵入，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與傳統價值開始受到衝擊。

　　自此清廷的威嚴日趨沒落。反抗清廷的運動紛紛出現，其中規模最大的太平天國運動，甚至一度對清廷的統治構成了嚴重威脅。同時外來掠奪與侵略自鴉片戰爭一直沒有結束。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義和團起事，仇殺外國人，引起英、俄、法、德、美、日、義、奧八國共組成聯軍，攻陷北京, 光緒和慈禧太后逃亡西安。 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歲次辛丑，在北京與各國所訂立的《辛丑條約》，更是不平等條約中最苛刻的。

　　伴隨歷史未曾有過的巨大變遷，瘟疫以歷史上未曾有過的頻繁紛紛發生。

　　咸豐五年(1855) 六月，清水大疫。六年五月，咸寧大疫。這一年，太平軍包圍安徽穎上城，與清軍發生激戰。後太平軍撤離，城內疾疫大起，死者數千。十一年春，即墨大疫。六月，黃縣大疫。

　　同治初年連年特大瘟疫。瘟疫以霍亂 (吊腳痧、轉筋痧) 這種烈性急性傳染病流行為主，以及痢疾等其它多種傳染病摻雜在內流行，死亡人數估計超過百萬。如「同治元年秋，清苑大疫；灤州大疫；寧津大疫；曲陽、東光大疫；臨榆、撫寧大疫；莘縣大疫；臨朐大疫；登州府屬大疫，死者無算。」又如貴州發生瘧疾大流行，十死八九，「非黃病，即擺子」。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的人數超過二萬餘人。江蘇常熟在六七月間，瘟疫傳染出現高潮，染病死亡的人數眾多。吳江地區又死了很多人，出殯時連抬棺材的人也找不到。入秋，浙北吊腳痧流行，死傷無數。這年左宗棠被授予閩浙總督餅浙江巡撫後，指揮清軍進攻富陽的太平軍。清軍感染上瘧疾萬餘人，得病眾多，左宗棠自己也未能倖免。

　　這次瘟疫不只是限於江浙上海一帶。夏天，湖南的嘉禾、永綏等地都有大疫流行。陝西瘟疫也全省範圍內流傳。七月，從四川攻人陝西的李永和、藍大順起義軍聯合太平軍包圍了漢中。漢中的知府、道員染上疫病先後病死。被包圍時間一久，城內缺糧少衣，疾疫流傳，每天死亡士兵有千餘人。不久，潼關地區流傳起瘟疫，守關的士兵一大半染病身亡。時人余澍疇《秦隴回務紀略》中對陝西的疫情記述：「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無滄富貴貧賤，半死刀兵，半死疫癘，通省皆然。」

　　同治三年(1864年)，清軍和太平軍在蘇浙戰場進行最後決戰。隨著太平軍的撤退，清軍進入，蘇南、浙北地區疫病再起。這年四月，太平軍從常熟撤出。不久，清軍通過激烈的戰鬥奪回了南京，入城後軍營中疾疫又流傳開來。這年四月，由於在浙江戰線全面失利，太平軍從湖州撤出。六月，伴隨高溫天氣，湖州發生疫病流行。

　　同治初年連續三年特大疫後，以後一直瘟疫不斷。 如史載「五年五月，永昌大疫。六年二月，黃縣大疫。七月，曹縣大疫。九月，通州疫，泰安大疫。八年六月，寧遠、秦州大疫。七月，麻城大疫。九年秋，麻城大疫。冬，無極大疫。十年五月，孝義大疫。六月，麻城大疫。十一年夏，新城大疫，武昌縣大疫。」

　　光緒四年(1878年)，京師及直隸春寒嚴重，進入夏季後，饑民中瘟疫流行，京師、天津、保定府都出現了嚴重疫疾，受疫範圍較廣。1890年以後廣東各地鼠疫不斷，1892年，四川許多地方流行麻腳痧，也造成了嚴重的死亡。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流行於世界。1896年台灣也有鼠疫蔓延，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地區爆發霍亂。死亡超過一萬餘人。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這年黑龍江璦琿也出現嚴重的霍亂轉筋，半個月後，「市斷人稀，街面幾無人跡」，每日死亡有七、八百人。

　　清朝走到了末代皇帝宣統皇帝（1908年－1911年），也稱清末帝。宣統皇帝登上皇位時年僅三歲。在位一年後，中國東北發生特大鼠疫。

　　1910年10月25日，滿洲裡首發鼠疫，11月8日即傳至北滿中心哈爾濱。之後由北向南，沿著鐵路交通線爆發流行。從滿洲裡而哈爾濱而長春而吉林省城吉林。據有關紀錄[4]，「凡延近鐵路區城，逐漸波及」。雙城知府報告說「距車站鐵軌近，疫盛時疫斃最多」。鼠疫沿鐵路沿線迅速向內地蔓延，一時「疫氣蔓延，人心危懼」。「死屍所在枕藉，形狀尤極慘然」，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死亡的威脅之中。有人形容道：「一家十口或半死於疫，一家數口或盡死於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並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並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並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疫情如江河決堤，不可遏止，不僅橫掃東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東等地。

　　鼠疫出現後，清政府下令各處嚴防。1910年12月，指派天津北洋陸軍醫學院副監督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赴哈爾濱，進行鼠疫防疫工作，隨後抽調所能調動的陸軍軍醫學堂、北洋醫學堂和協和醫學院的醫護人員以及直隸、山東等地方的一些醫生，前往東北支援。在伍連德等的建議下，清廷組建各級防疫組織、頒布各種防疫法規，以及採取了隔斷交通、對病人及疑似病人實施隔離、焚化屍體、對疫區嚴格消毒等具體有效的防疫措施。儘管如此，這次東北鼠疫造成了多達六萬多人死亡，並直接導致了交通停止，各行歇業，商業不振，加速了本已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崩潰。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為標誌的辛亥革命爆發，各省隨後紛紛響應宣佈獨立，大清皇朝迅速分崩離析。清帝於1912年2月12日宣告退位。

　　這次鼠疫送走了清朝。與歷史上不同，這次鼠疫結束了中華民族史上最大一台戲，大王朝時代。中華民族的王朝歷史這台戲，以夏禹拉開序幕，演繹了無數跌宕起伏的情節，展示了無比氣勢磅礡的畫卷，一氣橫貫上下五千年。到宣統時結束了，結束的那麼的微弱，消失的那麼徹底。在辛亥革命一記無力的鼓聲中，王朝時代拉下了最後的帷幕。

 

隋煬帝與瘟疫

 

隋煬帝與瘟疫
 
 　　隋朝只延續了短短的三十八年，卻出現了六次較大的疫病流行。而隋朝前期的隋文帝時期，疫病較輕。隋煬帝奪取王位後，荒淫奢侈，窮兵黷武，疫病廣泛流傳。

　　隋煬帝楊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也是末代皇帝。隋朝開國皇帝隋文帝有兩個兒子，長子楊勇，二子就是楊廣。楊廣為了奪取皇位，竭力迎合隋文帝的喜好，知隋文帝非常節儉，也不准皇族太奢華，便偽裝儉樸，不好聲色，與喜好奢侈的皇太子楊勇形成對比。與此同時，楊廣又勾結和楊勇有怨的越國公楊素，在文帝面前陷害楊勇，編造楊勇在文帝生病期間，說他盼望文帝快死。文帝於是囚禁了楊勇，後又廢黜楊勇為庶人，楊廣篡得太子之位。

　　後文帝病重，楊廣認為奪取皇位的時機成熟，寫信給楊素進行密謀，為文帝獲知。文帝認識到自己一直被楊廣蒙騙，大怒。令大臣柳述、元巖擬詔書，廢黜楊廣，要重立楊勇為太子。楊廣獲悉後，夥同楊素，帶兵包圍皇宮，逮捕了柳述、元巖，殺害文帝。楊廣立即假傳文帝遺詔，逼楊勇自盡，楊勇還沒有作出反應，楊光派去的人就殺害了楊勇。就這樣，楊廣以弒父戮兄滅絕人倫的手段奪取了皇位。

　　楊廣奪到皇位後，荒淫奢侈，殘暴無度的本性暴露無遺。登皇位第一年，就遷都洛陽。命楊素營建東京宮室，又命宇文愷與封德彝等建造顯仁宮。為營建洛陽，徵集各地的奇材異石，農民被迫運輸，千里絡繹不絕，許多人活活累死於運輸途中。同一年起，楊廣為了遊玩和加強對南方的統治，徵調一百多萬民工，歷時六年，修建了一條東北起自涿郡，東南到蘇杭，全長四千多里的大運河。河的兩旁開闢大道，道旁種上榆樹和柳樹，岸邊每隔兩個驛站設置一座供楊廣休息的行宮。自洛陽到江都，共設置了四十多座行宮。為開鑿大運河，有許許多多開挖運河的民工累死河中。有一段河道挖淺了，楊廣竟下令將挖掘這一段河道的官吏和民工五萬多人悉數捆綁，活埋岸邊。運河建成後，三次乘坐大龍舟到江都巡遊，隨行船隻幾千艘，綿延上百里，沿路州縣，都必須供應食用。隋煬帝還發動了對高麗的戰爭。繁重的兵役和徭役，迫使農民大量離開土地，農田荒蕪，造成饑荒，許多農民無法生活，只得吃樹皮、樹葉，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

　　楊廣暴虐的統治激起了農民反抗。但楊廣卻仍不加收斂，依然奢侈殘暴，更是殘暴對待臣下的勸諫，開國功臣高穎、賀若弼、宇文弼等不滿楊廣的奢侈，被冠以誹謗朝政的罪名處死。楊廣無視隋朝危機四伏，又一次巡遊江都。出發時，有官員崔民象上表諫阻，他立即把崔民象處死。到汜水，官員王愛仁上表勸諫，他又把王愛仁處死。到梁都，還有人上書，他還是處死上書人。到了江都後，反而更加荒淫無度，在宮中建造了一百多座殿房，整天淫樂，日夜昏醉。

　　據《三千年疫情》[3]，隋文帝統治時期疫病較少。開皇二年(公元582年)，突厥發生旱災，帶動了疫病流行，「又多災疫，死者甚眾。」開皇十年(公元590年)，京城長安發生疾疫。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派遣大軍遠征高麗，至遼水，部隊出現疫病，「不利而還，死者十二三。」隋煬帝即位後，疫病惡化。

　　大業三年(公元607年)，煬帝派羽騎尉朱寬到琉球國。次年，煬帝又命朱寬前往招降，琉球不從。大業六年(公元610年)，煬帝派虎賁郎將陳稜和朝請大夫張鎮周自義安(今廣東潮州)出海，到達琉球。儘管討伐戰爭取得了勝利，「獻俘萬七千口」，但戰爭並不是十分順利。部隊進入潮濕的山區後，「蒙犯瘴癘，餒疾而死者十八九」。

　　大業八年(公元612年)，山東、河南大水，淹沒四十餘郡，不久出現疾疫。其中山東地區疫情尤為嚴重，「人多死」。加上煬帝派大軍遠征高麗、山東地區，「征斂供帳軍旅所資為務」， 造成民不聊生，百姓生活困苦。

　　隋煬帝在其末年，發動了三征高麗的戰爭，民生更加惡化，「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絕其煙火，人相啖食，十而四五」。此時關中地區疾疫流行，「炎旱傷稼」。

　　公元618年，隋煬帝部將宇文化發動兵變，隋煬帝在兵變中被縊殺，年五十歲，隋朝覆滅。瘟疫加速暴政逝去，迎接大唐天朝的輝煌。

 

元末頻繁發生的瘟疫

 

元末頻繁發生的瘟疫
 
　　元朝是一個比較殘暴的朝代，其延續時間了九十年。這九十年中，天災幾乎年年不斷，地震、洪水、乾旱、蝗蟲、風災紛紛發生。饑荒蔓延，「民相食」這樣慘絕人倫的悲劇反覆發生。朝廷為賑災疲於奔命，力不從心。一些貪官污吏則利用賑災的機會，中飽私囊，使得民怨鼎沸。而元朝末年的至正年間，天災更加頻繁，特別是瘟疫頻繁流行。

　　據《元史·志第三》記載，「至正四年，福州、邵武、延平、汀州四郡，夏秋大疫。五年春夏，濟南大疫。十二年正月，冀寧保德州大疫。夏，龍興大疫。十三年，黃州、饒州大疫。十二月，大同路大疫。十六年春，河南大疫。十七年六月，莒州蒙陰縣大疫。十八年夏，汾州大疫。十九年春夏，鄜州並原縣，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及廣東南雄路大疫。二十年夏，紹興山陰、會稽二縣大疫。二十二年，又大疫」。這樣在元朝末代皇帝順帝至正四年到二十二年間（1344～1362年）的十八年，共發生十次大疫，達三年兩次之多。次數之多，頻次之密歷史上絕無僅有。

　　元朝末年的瘟疫更是與戰亂饑荒相伴隨。順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發生了劉福通為首的紅巾軍之亂。緊接著至正十二年(1352年)，一場大疫爆發。這年正月，翼州、保德州發生大疫。至夏天，龍興發生大疫。這場瘟疫還未全去，更大的瘟疫流行接踵而至。至正十三年(1353年)，黃州、饒州大疫。特別是十二月的大同路大疫，大疫中死去的人「無計其數「，有記載「死者大半」。

　　沒有喘息時間，至正十四年(1354年)春末夏初，江西、湖廣先後出現大饑荒。秋天，京師發生大饑荒，饑荒之烈以至出現「民有父子相食者」。此時朱元璋不斷擴充壯大勢力，開始攻城掠地，中原各地戰亂蜂起。戰亂中，至正十六年春天，河南大疫流行。至正十七年(1357年) 六月，菖州蒙陽縣大疫。至正十八年(1358年)六月，汾州大疫。至正十九年(1359年) 春夏，鄜州並原縣及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戰亂瘟疫所造成的死亡人數難以計數，「兩河被兵之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元朝政權受到沉重打擊，對朱元璋的不斷緊逼的進攻逐步失去能力作有效防禦對抗。在至正十六年（1356年）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間，朱元璋奪取了江南半壁江山。

　　在至正十九年（1359年）正月，大明軍奪取諸暨州後，突然兵臨杭州城下。杭州被迫關閉城門達三月之久。城門被圍不久，城內很快糧盡，由於四周交通已被切斷，糧食無法運入城內。「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杭州城未被攻下，大明軍撤退後，元朝從吳淞江裡來的運米船先後到達，可是傳染病開始蔓延，「而又大半病疫死「。至正二十年(1360年) 夏天，南方一些地區又一次疫病流傳，其中紹興路的山陰、會稽二縣疫病最為嚴重。二年之後的春末夏初，紹興路又一次出現大疫。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開始北伐，在大將徐達、常遇春等的協助下，於1368年八月攻陷元大都北京，元順帝北逃，元朝的統治結束。同年，朱元璋在建康（今南京）稱帝，建立了大明王朝。

 

文革十年與大地震

 

文革十年與大地震

　　提起中國近代史上的人禍，人們不會忘記「文化大革命」，那是人性泯滅、黑白顛倒的時期︰「仁、義、禮、智、信」被當作封建迷信，從人們的信念中被清除出去；佛教的「善」被批倒，從根本上打擊人的善念；道觀廟宇被打砸洗劫；到處瀰漫「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的暴力觀念。權貴之間更是互相殘殺。而領袖的話則是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暴君被崇拜。

　　提起中國近代史上的天災，人們不會忘記「唐山大地震」，整個城市就在大地的怒吼中瞬間被夷為平地，淪為廢墟。

　　包括唐山地震在內，中國50年來發生的八次震級最高、破壞最大的地震災害，無一例外地發生在十年「文革」期間。更讓人震驚的是，八大地震始於「文革」開始的1966年，而終於「文革」結束的1976年。天災與人禍共始共終！

　　以下是十年文革期間的八大地震。

　　邢台地震

　　1966年3月8日，在河北省邢台地區發生6.8級和7.2級地震。極震區位於隆堯縣、寧晉縣、新河縣和巨鹿縣境內。災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極大損失。

　　通海地震

　　1970年1月5日，在雲南省通海、峨山間發生了7.7級地震，通海、建水、峨山、華寧、玉溪一帶遭到嚴重損失。

　　爐霍地震

　　1973年2月6日，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的爐霍縣發生了7.9級地震，甘孜、道孚、色達、新龍、壤塘等縣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昭通地震

　　1974年5月11日，在雲南省昭通地區發生了7.1級地震。雲南永善、大關、鹽津、綏江等縣和四川雷波縣受到破壞。

　　海城地震

　　1975年2月4日，遼寧省海城、營口地區發生了7.3級地震。這次地震發生在人口稠密、工業發達的地區，工礦企業、交通、電力和水利設施以及民房等遭到破壞。

　　龍陵地震

　　1976年5月29日，雲南西部龍陵縣先後發生了7.3級和7.4級地震。龍陵、施甸和璐西等縣受到破壞。

　　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在河北省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了7.8級強烈地震，地震波及天津和北京市。這次地震發生在工礦企業集中、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了極嚴重的災害。

　　松潘地震

　　1976年8月16日和23日，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間相繼發生了兩次7.2級的強烈地震，使松潘、平武、南坪、文縣等縣遭到破壞。

　　破壞程度史無前例的唐山大地震

　　1976年是中共在中國大陸掌握政權以後政治變化最大的一年。罪惡的「文化大革命」終於結束。第一代共產黨關鍵人物紛紛死去。唐山大地震就在這樣的政治動盪中發生了，毀滅了25萬生命。

　　唐山大地震為7.8級，震中烈度11度（最高為12度），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華北地區強度最大的地震，是世界現代史上傷亡最多的一次地震。唐山市死亡14.8萬人，重傷8.1萬人，占當時全市人口（106萬）的21.6％。包括天津、北京、唐山市郊縣在內的京津唐地區，共死亡24.2萬人，重傷16.4萬人。它比1923年9月1日日本關東的8.3級大地震（死14.2萬人）還多死了10萬人！也超過了1929年12月16日寧夏海原的8.5級大地震（死20萬人）。在中國地震史上，只有1556年1月23日的陝西關中8級地震（死亡83萬人以上），才可與之相比。

　　在錢剛的《唐山大地震》中，是這樣記錄唐山地震的恐怖的：

　　唐山火車站，東部鐵軌成蛇形彎曲，其輪廓像一隻扁平的鐵葫蘆。

　　開灤醫院七層大樓，成了一座墳丘似的三角形斜塔，頂部僅剩兩間病房大小的建築，顫巍巍的搭斜在一堵隨時可能塌落的殘壁上，陽台全部震塌，三層樓的陽台，垂直的砸在二層樓的陽台上，欲落未落。

　　唐山第十中學那條水泥馬路，被攔腰震斷，一截向左，一截向右，錯位達一米之多。

　　更為驚心的是，在「7.28」地震裂縫穿過的地方，唐山地委黨校、東新街小學、地區農研所、以及整個路南居民區，像被一隻巨手抹去似的不見了。一場大自然的惡作劇使唐山面目全非，橋樑折斷，煙囪倒塌，列車出軌，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樑柱東倒西歪，落而未落的樓板懸掛在空中，到處是斷牆殘壁……。

　　濃濃的大霧中，聽不見呻吟，聽不見呼喊，只有機械的腳步聲，沉重的喘息聲，和路邊越堆越高的屍體山！頭顱被擠碎的、雙腳被砸爛的、身體被壓扁的、胸腔被戳穿的……，最令人心顫的是，那一具具掛在危樓上的屍體。有的僅僅一隻手被樓板壓住，砸裂的頭耷拉著；有的跳樓時被砸住雙腳，整個人倒懸在空中。這是遇難者中最敏感的一群，已經從酣夢中驚醒逃生，然而他們的逃路卻被死神截斷。有一位年輕的母親，在三層樓的窗口已經探出半個身子，沉重的樓板便落下來把她壓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懷裡抱著孩子，在死的一瞬間，還本能的保護著小生命。隨著危樓在餘震中顫抖，母親垂落的頭髮在霧氣中拂動。

　　形形色色的人影，在灰霧中晃動。他們驚魂未定，步履踉蹌，活像一群游夢者，恍恍惚惚的被拋到一個陌生的星球。他們一切都麻木了，淚腺、聲帶，傳導疼痛的神經系統都麻木了。誰也想不到會有這場規模如此浩大的劫難，他們無暇思索，無暇感覺，甚至來不及為骨肉剝離而悲慟。

　　太陽出來了。當這輪火球像往常一樣高高懸掛的時候，濃霧——這片濃極的瀕死的濃霧開始在熾熱的強光照耀下慢慢變薄，散去。昏迷中的唐山即將甦醒，當濃霧即將散盡的時候，驚恐的人們忽然發現兩隻從動物園逃出來同樣驚恐的狼，它們相依著，站在遠處黑色的廢墟上，孤單的睜著驚嚇的眼睛，餘悸未消的喘息著。突然它們縱身一跳，箭一般的躥向鳳凰山頂。斷崖前，它們終於站住了，石雕一般。面對山下整個破碎的唐山，面對這樣一片無邊的廢墟，面對這樣一片災難的海洋，它們發出酷似人聲的淒厲的嗥叫。

　　「7.8」的清晨殘霧以及這充滿恐怖的狼嗥，久久不散。
 
 

東漢末年大瘟疫

 

東漢末年大瘟疫
 
　　漢獻帝是東漢的末代皇帝。公元189年，靈帝駕崩，何太后臨朝。當時宮廷內外戚與宦官專權，涼州軍閥董卓率兵奪取洛陽，廢當時皇子劉辯，殺何太后，立劉協為帝，即為漢獻帝。漢獻帝完全是一個由董卓控制的傀儡皇帝。董卓獨攬大權，殘暴專橫，使得各地官吏紛紛舉兵反抗，形成諸強割據征戰的局面。後來曹操控制了漢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在這樣一個國不國，君不君，臣不臣的混亂中，各地連續爆發瘟疫，尤其是洛陽、南陽、會稽等地疫情最為嚴重。漢獻帝建安年間，更是一次接一次的瘟疫。我們這裡引用《三千年疫情》中對建安年間的瘟疫的分析。[3]

　　赤壁大戰後的次年，曹操軍駐紮在合肥，回憶自己曾受疫病之累，曹操說道：「近年以來，我的部隊屢次出征，常常遇到疫氣，官兵們病死在外，無法再回到自己的家，因此家家戶戶都有怨曠之情，百姓生活流離失所。」當時疫病常有。然而，後來建安二十二年發生了全國性大疫病的流行。

　　《後漢書·獻帝本紀》上簡單的談到這一年發生大疫，至於這次大疫為害怎樣，並沒有交待，但從保存在《太平御覽》中曹植的《說疫氣》一文，足可對這次大疫有詳細的瞭解。曹植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楊茹藿之於，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也可笑。」疫病為害之慘烈難以想像。當時許多地方連棺材都賣空了，悲泣聲瀰漫四周，有的窮苦百姓無錢來埋葬家人，所以處處都呈現出這樣的一副景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這一年，曹軍在司馬朗、夏候惇、臧霸等人的帶領下征吳，部隊開拔到居巢時，出現了疫情，許多官兵染病不起，部隊被迫駐紮下來。時為兗州刺史的司馬朗親自到傷員中巡視，並為他們端藥送水，不料自己也遇疾，很快就去世了。

　　這場大疫不僅僅在軍隊中流行，同時也在地方蔓延。在穎川，新上任的太守剛到官不久，疫病就瀰漫開了，老百姓染病死去的不計其數。在官府中上班的椽吏死了一大半，太守連升堂辦公的人數也湊不齊。雪上加霜的是，這位太守的夫人及兒子都不幸染上了瘟疫， 只能想方設法求當時穩居在嵩山的道人劉根治病。瘟疫不單單在地方上流行，也擴散流行到當時的曹魏政治中心許昌。以至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早年死去外，其他如徐干、陳琳、應瑒、劉楨等都因為染上疫病而去世。當時尚為太子的魏文帝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書信中，談到他們幾個人時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建安二十二年的這場大疫災難，給社會和民眾生活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次年4月曹操在一份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瘟疫之後很快進入改朝換代。三年後，東漢徹底滅亡。繼之而來的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長期分裂，戰亂紛紛的時期，即三國時期。
 
 

元朝特大地震

 

元朝特大地震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繼秦朝以後又一個殘暴的朝代，頻繁的地震伴隨著元朝，並發生了特大地震。在《三千年天災》一書中總結了元朝時的地震，並對朝廷如何對待地震也有較詳細的資料。[1]

　　元世祖忽必烈二十七年(公元1291年)，「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湧出。人死傷數十萬。」元世祖忽必烈得知地震的消息，當即召集官員，詢問天災的原因。

　　面對皇帝的問題，集賢、翰林兩院的官員都想到了當朝丞相桑哥。他集權在身，搞得民不聊生，敗壞朝廷風氣。因為桑哥是皇上的寵臣，所以誰也不敢碰他。桑哥任丞相後，專權橫行，常對官員鞭笞，對待百姓更是心狠手辣，苛捐雜稅繁多。他還利用稽查全國錢糧賦稅的權力，逼征幾千萬錢糧賦稅。苛斂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百姓被逼得走投無路，自殺接連不斷。為逃避賦稅，不少百姓只得躲進山林，桑哥則發兵捕捉。

　　京城地震給了大臣們向皇上奏劾桑哥罪狀的依據和膽量。徹理 (即持書侍御史，主監察) 向世祖奏劾桑哥罪狀。按《三千年天災》，「《元史·徹理傳》記載：『徹理乃於帝前，具陳桑哥奸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可是，世祖忽必烈聽後大怒，說徹理『詆毀大臣』，下令衛士打他的臉。血從徹理的口中、鼻中湧出，衛士仍不停手，徹理終於倒在地上，躺在血泊之中。過了一會兒，世祖命衛士喚醒徹理，問他：『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徹理面無懼色，同開初一樣回答：『桑哥貪贓枉法，誤國害民。』徹理的忠誠和勇敢，使有正義感的大臣再也按捺不住，紛紛上前進言。大臣不忽木也拋棄一切顧慮，證實了徹理的話全無虛言。忽必烈冷靜下來，終於依罪處死了桑哥。 」

　　頻繁的地震中，有一次特大地震。

　　公元1303年（元成宗大德七年）山西大地震就是在頻繁的連續地震後發生的強烈地震。那一年，全國普遍發生地震，南至雲南，北到內蒙古自治區，東起遼東半島，西至陝西、甘肅，地震災害連續不斷。而震級最強烈、導致受災最嚴重的是9月17日山西的8級大地震。據《三千年天災》，震中位於山西省洪洞縣趙城，中心地區烈度達11級。這次地震波及晉、陝、豫、冀四省，造成的破壞範圍廣達9萬平方公里。

　　公元1303年8月初六深夜，太原路（治今太原市）、平陽路同時發生地震：「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壓死不可勝計。 」《元史·五行志》對這次震災的記載略詳於此：「（大德）七年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陽尤甚。壞官民廬舍十萬計。平陽趙城縣范宣義郇堡徙十餘里。太原徐溝、祁縣及汾州平遙、介休、西河、孝義等縣地裂成渠，泉湧黑沙。汾州北城陷，長一里，東城陷七十餘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