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民富才能國強，這是西方的經驗，也是亞洲日本和 “四小龍” 的經驗。一部經濟史，實際上既是一部市場發展和擴展的歷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學會規範市場的歷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等巨大危機，這些年來，「舉國體制」似乎已經成為描述中國模式的一個關鍵詞，似乎中國和世界上其它體制的不同就在於「舉國體制」。今天我們就談一談這個「舉國體制」。 （鄭永年：“舉國體制” 與中國可持續發展困境）
草庵：所謂的「舉國體制」的另外一個名稱是國家動員體制。換句話說，就是納粹體制。應當看到，這種體制在一定的環境下的確能發揮出巨大的優勢來。就是說，國家有能力動員整個社會的力量來辦一些大事情或者應付大危機。不過，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一般的情況是，一個體制最成功的地方，也往往是其最脆弱的地方。如果和西方體制作一比較，人們很容易看到這一點。如果說中國是國家動員型體制，那麼西方體制的主要特徵就是市場動員。
伍凡：在西方，如果市場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沒有任何國家和社會的力量能夠平衡市場力量，那麼危機必然發生。上世紀30年代的危機是這樣，2008年以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是這樣。反之，在中國，如果國家力量佔據絕對主導地位，沒有任何市場和社會的力量能夠平衡國家力量，那麼危機也必然發生。
草庵：在歷史上，「舉國體制」並不是什麼新生事物。早年的德國納粹就是這樣的體制。 1949年之後中共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典型的「舉國體制」，國家通過政治手段把社會的每一個經濟細胞都組織起來，在短時期內來達成國家設定的目標。但問題在於，在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時，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在西方，政府從屬於市場。儘管從總體上看，政府的經濟功能在不斷強化，但政府畢竟還是市場的一部分。無論是規範型國家的〈國家對市場進行規範〉還是干預型國家〈凱恩斯主義〉，政府和市場之間仍然有明確的邊界，兩者不能互相取代。但在中國，市場從屬於政府。儘管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的空間在擴大，其功能也在不斷強化，但市場還是政府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市場只是政府實現其經濟社會目標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種工具。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經濟學家所說出現了凱恩斯主義。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遠遠超越了凱恩斯主義，是一種典型的經濟國家主義。
伍凡：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和市場之間存在著明確的邊界，儘管在不同國家，兩者之間的邊界劃在哪裡是不同的。先發展國家和後發展國家之間存在著區別。總體上看，在後發展國家，政府的作用要比先發展中國家的大。例如在歐洲，英國因為其最先得到發展，其自由市場的空間遠較後發展的德國和法國大。不同學派的經濟家對這個邊界應當劃在哪裡的看法也不同，這可以從亞當斯密、馬克思、凱恩斯和當代的不同經濟流派的不同意見和主張中看出。但所有這些都不會妨礙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所以，在西方，每次經濟危機發生，人們總會強調政府的作用；而每次危機過後，總會強調政府要及時退出市場領域，將空間還給市場。上一世紀30年代危機前後是這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情形也是這樣。實際上，近年來的實踐表明，在西方，市場經濟被視為正常，而政府經濟被視為不正常。儘管經濟危機還沒有過去，很多人就忙著尋找政府的 “退出” 機制。
草庵：還必須指出的是，因為政府和市場之間存在著邊界，政府在努力尋找和發展各種制度機制，來和市場發生有效關聯。一方面，政府必須發展出有效的制度，保障市場、生產效率的最大化，這樣政府才能把稅基做大；另一方面，政府也必須發展出同樣有效的制度，在保障能夠從市場領域汲取足夠的稅收收入的同時，來規範市場，避免市場失控而發生危機。近代以來，西方經濟制度很多方面的創新，就是在這樣一種動態中進行的。相比之下，在中國，市場存在、並生活在政府規定的邊界之中，政府和市場之間不存在任何邊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在向西方學習，建立現代財政稅收、金融等制度。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制度的主體是政府。隨著政府在這些方面體制能力的提高，其控制和調控市場的能力也在提高。這就是為什麼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中國的市場空間有了很大的擴張，但政府對市場的調控能力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在提高。在西方，政府掌握稅收制度，但往往是私人部門主導金融部門。在中國，最為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仍然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就是說，政府仍然擁有一個龐大的國有部門。
伍凡：中國同時存在著三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即市場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市場資本主義〉存在於經濟的底端，尤其是地方，其規模不大，主要體現為各種交易市場或者民間網絡，這種市場在傳統社會也存在著。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這種市場也 “非法” 地存在著，尤其是在東南沿海地區。改革開放以後，1980年代，這個市場開始擴展。在1990年代，尤其在 “抓大放小” 期間，〈市場資本主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個市場基本上流離於政府管制之外。政府在容許其生存的同時，並不給予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支持，包括法律、財政、和金融的支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況下，這個市場注定受很多限制。例如地域限制，沒有法律支持，信用就很難建立起來，使得這個市場不會發展成為全國性市場。又如經濟領域的限制，國家不容許私人在金融等領域發展，私人一旦進入這些國家壟斷領域，就面臨巨大的經濟甚至生命風險。
草庵：比較而言，後兩者即權貴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大舉擴張。在東亞其它經濟體，很多私人企業的發展是在國家政權大力支持下，並且是以依附於國家政權的條件下得到發展的。這就是〈權貴資本主義〉概念的來源。在中國也一樣。在這個領域，很多民營企業也是在國家政權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其中，很多本來就是從國有企業通過民營化(或者中國式私有化)演變而來。這些企業高度依賴和政府的關係。離開了政府，它們就會面臨生存的困境。另一方面，因為這個領域的企業規模往往較〈市場資本主義〉領域的要大得多，國家不容許它們完全獨立，會想方設法地去控制它們，保障它們不會對國家構成任何形式的威脅。〈權貴資本主義〉近年來越來越甚，在民營企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一些民營企業開始抱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結成各種形式的聯盟；對這些民營企業來說，它們得到了政治保護的同時，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擁有的政治和行政權力的好處。而對央企來說，這樣做可以保證這些民營企業不會對國家構成威脅。從短期看，這似乎是一場雙贏遊戲；但從長遠看，則可能是一場雙輸遊戲。
伍凡：擴展得最快的當然是〈國家資本主義〉。 1990年代的 “抓大放小” 戰略，使得從前計劃經濟下的國有企業很快擺脫了困境。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從規模上來說，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這並不表明國企的強大。國企完全是中國「舉國體制」的工具，它更多的是國家權力的象徵。民富才能國強，這是西方的經驗，也是亞洲日本和 “四小龍” 的經驗。一部經濟史，實際上既是一部市場發展和擴張的歷史，也是一部政府如何學會規範市場的歷史。儘管如此所說，國家和市場之間也存在著競爭，但政府從來不會把市場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政府規範市場，但不是控制市場。市場創造財富之後，政府才會有能力進行社會改革，保障社會成員的經濟權利。西方國家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福利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發展的結果，而是政府在社會力量的壓力下規範市場的結果。保持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均衡，一直是西方經濟體能夠有效運作的首要條件。
草庵：中國的「舉國體制」能夠在很短時間里達到 “國富” 的狀態。今天，就國家財力來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但代價是 “民弱”。「舉國體制」的一個特點就是，國家或者國家的代理者通過各種機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場等等，有效地把財富從 “民” 轉移到 “國”。但是，從長遠來看，民弱必然導致國弱。應當看到，國富並不必然導致國強，在中國尤其如此。在中國的體制環境下，國企並不屬於國家，而是屬於國家的代理者。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所積累的財富並不能為政府所支配，而是為少數代理者所支配。在很多情形下，這些代理者的行為已經大大超越了政府的控制。或者說，這個領域的存在，不但沒有使得政府更強大，反而是有效地制約著政府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舉國體制」正在快速地導致社會資源枯竭。社會資源一旦枯竭，政府就會失去經濟基礎，進而是政治基礎。
伍凡：很顯然，在政府和市場高度失衡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改革的要務就是重新達到兩者之間的均衡。如果政府(尤其是國有部門)無限擴展，市場空間繼續萎縮，財富繼續從社會流向國家(或者國家代理者)而不是相反方向，那麼今天一些人津津樂道的「舉國體制」，必然會最終演變成一種自我擊敗的體制。今天的時間到了，謝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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