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瘟疫

 

明朝末年的瘟疫
 
 　　明朝的興亡似乎同瘟疫連接在一起。朱元璋十七歲時父母兄長死於瘟疫, 於是被迫出家加入明教，冥冥中完成了建立大明王朝的第一步。瘟疫則把明王朝的最後一個皇帝崇禎皇帝推向滅亡。

　　崇禎皇帝十八歲登位，面對朝廷內宦官魏忠賢及其黨羽的專權，朝廷內外社會動盪，北方清朝的緊逼，尋求治國方略，躬親政務，努力挽救頻臨滅亡的明王朝。天啟七年(1628年) 十一月，崇禎皇帝剷除魏忠賢黨羽後，再將其貶至鳳陽，途中魏忠賢自縊而亡。此後宦官黨羽被清除，天啟年間被貶黜官員獲重新起用，又起用袁崇煥為兵部尚書，賜予尚方寶劍，賦以收復全遼重任。可是，崇禎皇帝的開明很快為殘暴和剛愎自用取代。他不斷加稅，以至民間稱呼他為「重征」以代替「崇禎」。其在位十七年，所戮大臣不計其數，其中總督有七人，巡撫有十一人。內閣重臣頻繁替換，先後起用更換近五十人之多，尤其於1630年凌遲處死抗清名將袁崇煥。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幾乎連年遭災。明朝末代崇禎年間的大旱已經在前面的章節裡探討過了。與全國性的大旱災相隨，瘟疫頻繁暴發。從萬曆年間開始，山西開始出現鼠疫。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瘟疫。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十年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十六、十七兩年為高峰。河南江蘇在崇禎十三年到十七年間也多次出現大範圍鼠疫。北京附近，崇禎十三年，順德府、河間府有大範圍鼠疫。崇禎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範圍鼠疫，同時這次鼠疫大範圍傳入北京，據明史記載「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於第二年，也就是崇禎十七年，北京大疫達到高峰。

　　對這次北京大疫，今人有不少專門分析和歷史紀錄的整理，給出了一幅幅使人毛骨悚然的景象。崇禎時人劉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況描述了鼠疫感染者的景象：「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死。」「疙瘩」被認為就是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據估計認為崇禎十六年夏秋間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高達百分之四十甚至更多。 北京郊區的州區疫情同樣很嚴重。在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昌平州的記載中稱為「疙疽病」，而且「見則死，至有滅門者」。又如河間府景縣，「崇禎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當時京城實際上成了一座恐怖的疫城。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崇禎實錄》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抱陽生在《甲申朝事小計》卷六中提到崇禎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城中鬼影幢幢。

　　這次大疫使明朝集結在京畿的幾十萬重兵幾乎完全喪失戰鬥力。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中說，當時「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京營兵疫，其精銳又太監選去，登陴訣羸弱五六萬人，內閹數千人，守陴不充。」據認為京營在遭受鼠疫侵襲之後，兵員銳減，以至於北京城牆上，平均每三個垛口才有一個士兵守衛。而且士兵的羸弱與人心渙散到了「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的程度。

　　就在這一年，即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王，國號「大順」。 三月，李自成農民軍輕易攻陷北京城。事實上，北京城是不攻而陷的。李自成只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其攻陷的是一座已經被鼠疫夷平了的空城。

　　李自成攻取北京城後，崇禎帝逼周後自殺，手刃袁妃、樂安公主、昭仁公主，後在景山自縊身亡，時年三十五歲。身邊僅有司禮監太監王承恩陪同。自縊前於藍色袍服上大書「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崇禎帝把明朝的滅亡歸為臣下，似乎沒有意識到天意不可違。

　　就整個華北而言，明代萬曆和崇禎二次鼠疫大流行，加上由於旱災與蝗災相伴隨，據估計人口死亡象京城一樣，高達百分之四十以上。造成國力匾乏，人口稀少。面對日益強大的清軍，整個中原失去了作有力抵抗的能力，清軍應天時地利，順利入主中原。

　　就這樣在1644年這短短的一年間，朝代在瘟疫中完成了交替，歷史進入了大清皇朝的順治元年。同時，大範圍的鼠疫流行很快趨於消失，華北日趨風調雨順，社會開始復甦，為即將到來的「康乾盛世」作好準備。明亡清起，天意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