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
滾滾的鐵流,震天的禮炮,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和五彩繽紛的禮花貫穿了一天的日程安排。俗豔的北京在喧囂和吵鬧中度過了50周年國慶。
第二天一早7點鐘,我和璐璐就起身出了門。自從當局宣佈 是非法組織以後,我們全家人的心情從來都沒有輕鬆過。趁著國慶日放假期間,我提議全家到北京南邊的戒台寺去看一看,順便散一散心。人們中傳說,戒台寺是 先生在北京開始傳法前住過的地方。
大街上冷冷清清,許多人仍然沉浸在夢鄉之中。一輛紅色夏利計程車停在了我們的面前。
“去豐台路口,”璐璐對司機說。
司機看了我們一眼,沒有說話。我看到他一臉疲憊,好像頭天一宿沒睡的樣子。
“您今兒夠早的。”我跟司機搭著話兒,怕他開著車睡著了。
“沒辦法,公司要把車收回去了,趁著現在多掙一點是一點。”司機說。
“是嗎?您這車看著還成啊,聽著發動機聲音也挺小。”我說。
“我這車是日機的,開了四年多了。您別看跑了30多萬公里了,發動機一點毛病沒有,我是5000公里准換一次機油和三濾。”
“買車時候花了多少?”
“14萬多。”
“這兩年本兒回來了吧?”
“剛回來。這不又要換了嗎?公司覺得兩箱的夏利不好看,都讓換三箱的。”
“那這車公司買回去嗎?”
“買也就是象徵性的給幾千塊錢。新車都不賣個人了,公司租給我們開,一個月份兒錢5300。嗨,日子越過越難。汽油、養路費、份兒錢,什麼都漲,就計程車價格不漲,還是一公里一塊二。”
“計程車價格要漲了,老百姓就更坐不起了。”我說。
“沒那事兒,真正長坐出租的有幾個是老百姓啊?90%下車都要發票。漲不漲價跟他們根本就沒關係,還經常讓我發票多寫點兒。”司機頓了一下, “他們是吃香喝辣,我們是累死累活。”
“您這算好的了,您看那下崗職工不比您慘多了。”璐璐安慰他說。
“那倒是。我大舅子在錦西,早就下崗了。原來廠子裏一次性買斷工齡給了兩萬塊錢,就再也不管他們了。”
“真的?那他靠什麼生活呀?” 璐璐問。
“擺地攤兒。賣點襪子,襯衫什麼的。下崗的人多,擺地攤兒的人就多,根本也掙不著什麼錢,對付著吃飯。生病看不起。這還不說,他有個兒子挺出息的,今年考到北京來上學,他根本沒錢供他兒子。我老婆心好,現在我們替他供著。”
“我知道大學裏有特困生助學金,您可以讓他試試申請一下。”我說。
“比他困難的還有呢,根本輪不上他。國家經費也不往正地方投,你知道昨天國慶日一天造掉多少錢?”
“怎麼也得幾十億吧。”我說。
“幾十億?”司機說,“你太小看老江了。昨天一天糟蹋1600億!”
“真的?!”我吃驚地張大嘴巴,“不可能吧,三峽工程的預算也不過就是570億,還是左研究右研究,後來不是人大還要表決,怎麼花這麼多錢老百姓一點都不知道?”
“讓你知道,還不反了你了?我們公司有一司機,家裏有個親戚在北京市委,1600億是他親口跟我說的,錯不了。您就想吧,這麼多兵種的調動、訓練,北京整個兒翻新了一遍,還得給這幫員警發獎金補助,得多少錢呢。北京算好的了,東北那邊大國營廠子有幾家現在還能開出工資來呀?下崗職工好幾千萬,吃飯都成問題,老江也不往心裏去。”
“我覺得長安街本來就挺平的,重鋪真是沒有必要。這員警吧一年到頭也沒個節假日,這段時間也忙得他們夠嗆。”
“忙什麼,”司機說,“他們根本不幹什麼正事兒。前天晚上我白拉一活兒。倆河南的來北京出差的,從北京站拉到魏公村兒那兒的時候就讓員警截住了。”
“截你們幹嘛?”
“查證件呐。那倆人也倒楣,沒帶身份證,結果就被員警給拉走了。”
“遣送回去啦?”
“遣送算不錯了。我估計給拉昌平去了,那兒有個地方叫牛欄山,”司機說“外地人沒三證的,都拉那兒去砸石頭。砸一天給5毛錢。攢夠了路費就扔上悶罐子車拉走。”
“這忒過分了吧,人家也沒犯法。”璐璐說。
“什麼法不法的,還不是老江面子要緊。”司機說。“昨兒你看電視了吧?”
“沒太看,怎麼了?”
“你注意沒有,政治局七個常委站在天安門樓子上閱兵,別人都穿西服,就老江穿了身兒中山裝。”
“那怎麼了?”
“您沒看仔細,老江裏面穿的防彈衣,一直護到脖子那兒,這西服可不就沒法兒穿了。”
“您這麼一說我想起來了,他那中山裝看著裏面是鼓鼓囊囊的。”
司機哼了一聲,“老江怕死著呢。上臺以後沒幹什麼好事兒,得罪人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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