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小岩
【網2013年12月15日】
第六章 三教確立的中間階段
第一節 《兩漢論》與漢武帝時代的獨尊儒術
二、建立一種成熟的“農耕文明”
我們講，東方傳統社會屬於一種“農耕文明”、“農耕社會”，區別於西方近現代文明給人類所帶來的這種“工商文明”。“農耕文明”，如果使用現代西化了的術語來講，又稱為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作者註：所謂“自然”不過是唯物論者們的觀點而已，我們有神論者並不承認沒有生命意義、沒有意志的“純自然物”）。這種“農耕文明”同時又是一種超穩定的社會系統。如果借用耗散結構理論來講，這種“農耕文明”或者“農耕社會”的“自給自足”的社會結構又可以稱為一種“自組織結構”，屬於一種具有內動力的、可以長久持續的“自生機制”。相反，西方文明則屬於一種資源外耗型文明，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就才200年，地球資源就已經感到難以為繼了。主義者狂徒們一直吹噓：過去200年人類物質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超過之前的2000年總和。其實這根本不是可以炫耀的甚麼豐功偉績，而是物質文明無能的犯罪見證而已。
告訴大家，所謂的“農耕文明”，其實包括“農”與“耕”兩個方面的屬性，就像“工商文明”其實也包括“工業文明”與“商業文明”的兩個部分一樣。其實“農”的問題主要是解決“人口”生存的問題，在人類社會的那個傳統時代，或許中華文明的人口一直保持在超過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規模水平，而且這些人口絕大部分都生活在長江以北的北方地區，也就是所謂的中原地區。在《地球、海洋與陸地》一文中，本人曾經給大家論述過，在那個“先天文明”時代（“先天八卦”時代）以及在“天子文明”（作者註：也是“後天時代”或者“後天八卦”時代）的早期，中國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過於濕潤，還不太適合於人類生存，只有黃河流域才是當時最適合人類生存的環境。在那個時代，山東地區還都是竹林茂盛，黃土高原也是鬱鬱蔥蔥，根本不是像當年極力推崇海洋文明的那部片子——《河殤》的那種無知論斷，以當今的人類環境去論證5000年的文明起源，整個一個“關公戰秦瓊”。
華夏大地，5000年前一直到2000多年前，中華文明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黃河流域，比如東周時代的楚國就屬於國土廣闊而人煙稀少的狀況，吳越之地那就屬於百越南蠻之地，皆是肌膚刺青之族。不妨告訴大家，當代人把刺青當做了一種時尚，實際上皆是“不知文明為何物”的一種表現而已，其實都是“文明”還未進入人類皮囊的一種表現而已，也就是人類皮囊暫時由“地上人”託管時代的一種表現而已。關於這一點，關於人類皮囊與“地上人”或者“下走人”（作者註：天人下走人間的高級宇宙生命）的關係問題，我們會在本章的第四節中再給讀者們進一步的展開討論。
其實中華文明人口的大規模南移和東方文明中心的南移，那是發生在南宋時代，隨着宋朝廷南遷而發生的，使中華文明的經濟中心發生了轉移。其實這已經是“天子文明”進入第三個1000年以後的事情了。那麼為甚麼宋文明需要南遷呢？或許我們就必須再給大家多說兩句超常的道理了。
還是讓我們先從五行說起吧。我們不是給大家講過嘛，東方文明發展到了兩宋的時代，為了滿足“東學西傳”的要求，那麼就必須發生一種“去陽化”的過程。只有“去陽化”，才能夠完成陰陽內外反轉、實現陰陽反轉、實現陰陽外化顯化與要素化的過程。我們給大家多次介紹過關於陰陽含義三個層次的概念。第一個層次就是“層次陰陽”，其實具有一種上下溝通的意義。“天子時代”的第一個1000年實際上就是按照這種“層次陰陽”之理來運作的，人類文明“上承天道”而打造“思想的巔峰”。那麼接下來的第二個層次的陰陽那就屬於“內外陰陽”之理。“天子時代”的第二個1000年實際上就是按照這種“內外陰陽”的機制來運作的，並且依據“用理”的方向、也就是按照“由內及外”的發展過程來建立人類文明的制度成熟的，也就是成就一種“制度的巔峰”。那麼接下來關於第三個層級的陰陽那就屬於是“要素陰陽”了，也就是陰陽外化了的表現。告訴大家，男女雌雄其實就屬於陰陽外化最典型的表現，其實就屬於陰陽之理的最低層次，而不是陰陽之理的高層層次。人類文明在“天子時代”第三階段所對應的實際上就是這種淺層次的“要素陰陽”之理，陰陽關係都已經推到表面上來了、都已經外化了。告訴大家，兩宋時代的中華文明“去陽化”過程其實就是干這個用的。
就是因為這個“去陽化”過程的發生，因此兩宋政權就變成了一種陰柔懦弱的政權，連徽、欽父子兩代皇帝都可以被外族擄走了。因為大宋王朝威武之陽早就已經被“去化”了，剩下的那就只有談騷論賦的書生們了，結果就只能夠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了。其實這個“去陽化”、“書生制”的過程，那是因為東方文明所開創的“文官制”需要外傳給西方文明，這是東方文明在“天子時代”第三個階段的歷史使命。
就是因為宋王朝已經被“去陽化”了，那麼這個政權機體當然就陽氣不足了，因為陰陽反轉之後，“內陽”已失（作者註：“內陽”又稱“真陽”，八卦坎卦之中的那個陽爻就屬於“真陽”，屬於“水中火”，具有某種先天屬性），那麼就只能夠向“外陽”靠攏了，也就是向離太陽近的地方靠攏了，因此大宋王朝就需要去南方了，因此宋王朝就必須南遷。這是“天子時代”第三個階段的使命必然。
如果再結合本人在《地球、海洋與陸地》一文中已經給大家講過的關於地球溫度的調節機制，那麼對於大家的理解可能會更有幫助，因此不妨給大家引用一下本人《地球、海洋與陸地》一文的相關文字。需要告訴大家，本人在寫作《地球、海洋與陸地》一文的時候還絲毫沒有寫作本文的想法。
其實大家只要打開一下思維，往下再想一步並不難。這些水體，如果人類不能用，那麼恐怕就只有神會來用了。比如儲存在南北兩極的這部分水體就像是神用來調節本次文明（並不限於本次文明）各個朝代的興衰更替的控制器。簡單的說，神佛只要讓地球上的平均溫度上升1-2°C，那麼地球氣候就會變暖，兩極冰雪就會融化，海平面就會隨之上升，熱帶海洋氣流就會變得強盛，全球氣候也就會變得濕潤多雨（當然不能像大洪水那樣多），中原大地的農業就會五穀豐登，於是中原王朝就會富足強盛；相對的，北部的草原民眾也會因為水草肥美而游牧於歐亞大草原帶的北部。於是中原農業王朝與北方草原部落都會各自安居樂業、互不相擾、相安無事。其實這都是中原王朝道德回升、敬天愛民的結果表現而已，因此神佛就會安排這樣的中原氣候與地球溫度。但是如果中原王朝統治者一旦荒淫無道、毀佛逆天，那麼神佛掌控人類文明的方法也很簡單（這只是我個人的認識），只要稍稍把地球的平均溫度下調1-2°C即可，就像我們現代人類科技的空調遙控器一樣，只要將溫度下調1-2°C，那麼南北兩極就會凝聚更多的冰雪，海平面就會隨之下降，輸送水汽的熱帶海洋氣流就會衰減，北方乾冷氣流就會強盛，於是中原大地農業就會衰減，衣食不足的農民就會揭竿而起，中原王朝就會因為內亂而風雨飄搖；與此同時，北方草原民眾，因為氣候的變冷，必然會追隨牧草而南下取食，於是就會與中原農業王朝發生衝突，南北民族不再相安無事。於是內憂外患就會摧毀這個失德的中原王朝。
民以食為天，就這麼簡單的道理，神佛通過控制南北兩極冰雪的體量就能夠控制地球的氣候，通過控制氣候就控制了人類的農牧業，從而控制了中原王朝的興衰。地球南北極的水體好像就是幹這個用的，就像是地球大冰箱的製冷壓縮機一樣。但這個“水暖式中央空調”好像確實不是給人類用的，而是為了調控人類文明的興衰的。
只要把地球上的溫度向下調低兩度就可以極其便利的控制人類文明的走向。那麼兩宋王朝不就發生“去陽化”了嘛，多麼簡單的一件事呀，不是嗎？！難道這不是人類文明項目管理的邏輯嗎？這不是宇宙智能管控論的邏輯嗎？對於已經擁有了現代工業技術和現代管控知識的當代人類而言，其實這並不是甚麼難以理解的道理。提前告訴大家，人類文明在兩宋之後還有一次非常重要的降溫時期，那其實就是在明朝末年所發生的降溫，那也是近代人類文明時期所發生的一個所謂的“小冰期”，與本文下一章也就是第七章之中我們要給大家講述的“詭異的1644年”這個標題那也是密切相關的。
還是讓我們回到“天子時代”關於“農耕文明”確立的這個話題上來吧。“農耕文明”其實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一種比較“平和”的生活方式，對於地球資源的利用比較節儉，而且也比較注重使用那些“再生性”資源，比如我們在以前給大家提到的那個“竹木文化”。然而近代西方物質文明卻是一種開啟人類慾望與貪婪的文明方式。不知道大家是否還記得霍金斯教授的那項關於萬物能量級別的研究發現：“平和”的能量值是600，是正負能量分界點200水平的三倍；而“慾望”的能量值水平是125，遠低於200這個分界點。
東方文明“重意不重形”，更側重精神或者靈性追求，物質需求方面能夠滿足基本需要就可以了，沒有必要“多多益善”。東方文明認為物質財富過多，那是屬於“過猶不及”的。也就是說，東方文明屬於精神追求最大化、物質追求最小化的一種我們。然而西方文明恰恰相反，屬於物質導向型文明，屬於重物形而輕意境的文明，也就是物質追求最大化、精神追求最小化的文明。如果使用物質追求最大化的物質文明的判斷標準去與物質追求最小化的傳統文明進行比較的話，然後得出自己的物質創造力是以往傳統社會的10倍的結論，再還拿出來炫耀，這種主義者們自以為是往自己臉上貼金，實際上卻是一種恬不知恥的行為而已。這種行為實際上就是在告訴世人，這些人自己完全是沒有道德追求或者沒有道德約束的一群人而已，完全就是害群之馬，大家最好離他們/它們遠點。
關於“農耕社會”，大家知道，需要解決“農”與“耕”這兩方面的問題，而這兩方面問題的解決其實都與漢武帝時代有關。首先關於“農”的這個問題，大家知道，與“人口基數”有關，或者反過來講，在傳統社會，一個文明能夠養活多少人口，實際上就代表着這個文明的發達程度與文明實力。告訴大家，“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中，華夏文明的峰值人口一直維持在5000萬-6000萬的水平。有些專家總喜歡使用技術的原因來做解釋，說傳統社會，因為人類所掌握的技術低下，因此“人力”就屬於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動力的主體，所以一個文明可以養活人口的多少就決定了這個文明的發達程度，人多力量大，生產的糧食就多，反過來能夠養活的人口就多。
表面上，這些邏輯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然而本人認為這些說辭那是絕對經不起仔細的推敲的。其實這種觀點仍然是物質第一性、物質決定論、《起點決定論》的思維，仍然把所謂的技術發展歸功於人類自己的努力。我們不妨給大家舉一個例子。大家知道，牛頓-萊布尼茨的微積分可以看做是西方“理性思想”向物質技術邏輯轉換過程之中的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然而早在牛頓之前的1800年，阿基米德就曾經推導出來過微積分原理，然而人類文明在那個羅馬時代卻沒有發展出來像近代人類的這種物質文明。難道是人類的智慧程度不夠嗎？顯然不是。阿基米德連微積分的公式都推導出來了，怎麼能夠說明人類的智慧不夠呢？因此那種所謂人類科技發展能力決定人類文明程度的眼光顯然是占不住腳的。阿基米德的事實告訴我們，即便是在人類文明的某個時代，人類的某些個體具有某種能力，然而如果神佛不允許人類文明在整體上發展到那種程度的時候，人類個體成員無論如何努力，其實也是無效的，甚至這種努力是完全逆天命的。比如這位被認為是科學巨匠的阿基米德，他死於羅馬士兵這件事本身其實就不是偶然，或許阿基米德再研究下去就已經逆天命了，因此就必須停止了。
絕不是人類智慧是否達到某種程度就決定了人類文明發展這麼簡單，而是宇宙意志所安排的人類文明是否允許走到那一步才是關鍵。科學巨匠阿基米德讓羅馬士兵給殺死了，其實這就屬於是使命使然，不允許阿基米德再往下繼續研究了，因為宇宙的意志已經不允許了。促使人類文明過早的走入下一個階段其實那是有違宇宙意志安排的。這就是本人關於人類文明的邏輯認識，不是物質第一性的那種《起點決定論》邏輯，而是基於宇宙意志關於人類文明進程的《終點決定論》安排的認識。因此，雖然科學界推崇阿基米德，然而本人卻絕不苟同，科學狂人已經忘乎所以了，已經忘記了天命了，這就像本人關於諸葛亮的評價與主流認識完全不同一樣。關於諸葛亮評價的這一點，本人以後也是要給大家講的。
那麼讓我們從新回到傳統社會關於文明實力與“人口基數”關係的這個問題上來吧，也就是我們需要顛覆一下關於技術水平決定了人類文明能夠養活多少人口的這種因果關係。本人認為，人類歷史發展到了某個階段或者某個時代，因為有那麼多的“人口基數”要被安排來到人世間，所以就必須有一種技術能力在人間被發展出來，準備迎接“人口基數”的到來。也就是說，《起點決定論》認為，技術為因，養活的人口規模為果；然而本人的觀點則恰恰相反，人類文明需要養活的人口規模為因，也就是需要下走的“天上人”數量為因，技術準備必須跟上為果，必須事先在人世間做好技術承載的準備是果。本人這是一種基於《終點決定論》看待人類歷史因果關係而得出的結論，一切所謂的技術發展其實都必須符合決定論、管控論的一種預先設計。
我們講，在“農耕文明”時代，農業文明的經濟水平與“人口基數”屬於一種線性函數的一一對應關係，也就是物質財富與“人口基數”有一種完好的簡單線性對應關係。其實這裡面也涉及到東方思想影響人類主流生活方式的作用。也就是說，東方“農耕文明”的這種“人口基數”對應關係實際上非常符合東方傳統思想之中的這種“中庸思想”。甚麼東西都講恰到好處、過猶不及的道理，物質財富能夠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就行了，而不是追尋這慾望膨脹走。因為每個人的基本需求，在特定的地理氣候環境條件下，基本上是一致的，於是我們就得出這樣的公式：
農業文明總水平 =“人口基數”X基本需求水平
然而西方工商文明則追求一種“過度”與“多餘”的物質財富，以滿足被釋放出來的人類慾望，那麼西方文明對於物質的需求或者說對於財富的貪得無厭就會被無限放大，因此物質財富創造就與人類的基本需求脫鉤了，於是我們就得出這樣的公式：
工商文明總水平 = “人口基數”X 物質慾望水平
因為“物質慾望水平”被假定是無限的，屬於一種高階函數，因此“工商文明的總水平”就永遠無法追趕上人類現代文明“物質慾望水平”無限膨脹的腳步，因此在決定“工商文明總水平”的公式中，“人口基數”就屬於一種常數，所起的作用就不太大了。反過來就是說，這個物質文明的發達程度與能夠養活多少人也就沒有多大直接的關係了。也就是說，在現代人類物質文明的社會之中，人口多少已經不能成為判斷當今社會發達程度或者國家實力的指標，比如當今物質福利最發達的那些國家，幾乎都是人口呈現負增長的一些國家，而人口基數巨大的國家、人口增長快速的國家，恰恰都是屬於比較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然而對於傳統的農耕社會而言，“人口基數”確是可以衡量這個文明的發達程度與國家實力的指標。其實當今中共國喜愛炫耀GDP這個數字，其實也有這方面的思想原因在起作用，使用規模數字來表明自己要當老大。殊不知，規模時代的遊戲規則已經過時了。
其實工商文明，“物質文明總水平”與“人口基數”已經脫鉤、與基本需求水平也已經脫鉤，而是與物質慾望掛鈎的，其中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因為存在着人類物質慾望或者叫做需求的邊際效應遞減的這樣一個原因，因此物質文明無論如何所謂的高速發展那也是始終無法追趕得上人類物質慾望膨脹的水平的。
講完了“農耕文明”關於“農”與“人口基數”的關係問題，那麼接下來就再給大家來講一講關於“農耕文明”的“耕”的問題。那麼先讓我們來說一說關於“牛耕與鐵犁”的問題，這也與漢武帝時代有關。我們講，漢武帝時代，具有確立傳統的東方“農耕文明”的意義也在於此。
關於“耕”其實包括幾個方面，那麼還是讓我們先從關於“鐵犁與牛耕”的發明說起吧。據說在人類歷史上最早進行人工煉鐵的民族應該是居住於小亞細亞的赫梯人，年代大約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400年，也就是屬於“先天文明”的時代，因此與我們本文一直所關注的東方文明“天子時代”的“後天文明”應該沒有甚麼關係。
然而對於被歐亞大陸地理分割的中華文明而言，無論是人工冶鐵的出現還是牛耕的出現，其實都是發生在那個“諸子百家”的春秋時代，想必也是有深層原因的。然而在整個的春秋戰國時代，鐵器或者說“鐵犁與牛耕”在農業方面的使用還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鐵器主要還是應用於兵器等武器製造方面。根據現代的考古發現，即便是一統六國強悍的秦國軍團，當時所使用的武器仍然是以銅質武器為主，由此可見戰國時代鐵器的稀少，還不太可能被廣泛的使用在農業領域。
只有到了漢武帝時代，使用鐵犁的二牛三人耦犁“牛耕法”才由趙過向中原帝國的全國範圍進行推廣，也就是大漢王朝傾全國之力進行這種農業變革。另外，趙過的“牛耕法”的貢獻還在於耕種方法也就是犁地方法的變革，還不僅僅在於使用“鐵犁與牛耕”。“鐵犁”屬於技術工具，“牛耕”屬於動力系統。其實任何工具或者動力系統的改變都必然會引起工作程序、工作流程的變革。
大家知道，中國北方人主要以小麥麵食為主。大米水稻那基本上是屬於南方的作物，因為需要大量耗水，不適合於當時中國北方的廣泛種植。另外我們已經給大家講過，在“天子時代”的中早期階段，華夏文明的中心一直在北方，中華文明重心的南移那是進入到“天子時代”第三個1000年以後才大規模發生的事情，因此我們說，為了能夠有效的“生養”中華文明、為了締造傳統“農耕文明”的輝煌時代，那麼人類文明這個項目工程就必須首先解決北方旱作作物的耕種技術問題。
這種旱作食品那就是北方人的主食，小麥。據說小麥也是原產於中亞，本人推測應該說是人類前一期文明的產物。本人在《地球、海洋與陸地》一文中給大家講過，上一期人類文明的中心在中亞。不知道中亞的小麥是不是前一期人類文明給我們這一期人類文明所準備的遺留物？據說小麥是西周時代傳到中原地區的。因為中亞在五行方位上是屬土的，而西周時代的天時五行也屬於土，不知道小麥這個時代傳進來是不是也有某種相關性？
在中亞地區能夠生長的小麥傳到中原地區當然能夠生長，那是一定可以生長的，因為當時中亞地區的氣候應該比中原的氣候更加乾旱。這裡可以告訴大家這樣一個基本規律，那就是我們這一次人類文明歷史的演變，特別是人類文明進入“天子時代”以來，我們這個地球上的氣候一直在發生着一種逐漸不斷乾旱化的過程，也就是從大洪水時代以後一直向著乾冷的方向發展，我們在前面不是給大家引用過本人《地球、海洋與陸地》一文中關於“地球氣候遙控器”的那個論述嘛，其中關於人類文明項目管理的管控機制與“地球氣候遙控器”的原理其實也是一致的。
這裡不妨再給大家引用一下關於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實驗發現的一個延伸意義。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實驗，相信大家都已經知曉了，本人以前在網上也有相關的論述文章，因此就不在這裡給大家再展開詳細的介紹了。如果某些讀者對此內容感覺陌生的話，那麼大家可以自己上網去找一找。我們這裡想跟大家講的是：（1）水是有智慧的，水甚至是有善惡價值觀導向的，這些是江本勝博士水結晶實驗已經發現的內容；（2）本人接下來給大家強調一下，這其實也是江本勝博士的發現，那就是，接受到了善信息之後，水結晶就形成美麗的六邊形，實際上所表示的那就是，善信息、正能量可以促成一個結構體的形成；相反，如果接受到了惡信息之後，水結晶就呈現一種黑洞式的形態，實際上所表示的那就是，惡信息、負能量可以導致一個結構體的解體；（3）大家知道，水是構造生命的基礎物質，比如人體的組成成分絕大部分都是水，這是大家知道的。然而還有一般讀者不太知道的事實，那就是，人生命的發展歷程，也就是，人從嬰兒到年老的生命過程，實際上就是人體水分百分比逐漸降低的過程，也就是人體各種器官逐漸乾化、硬化脫水的過程，比如嬰兒體內水分可以高達80%以上，成年人的水分百分比就逐漸降到了70%，再往後就降到60%，人到臨終的時候基本上就下降到50%的水平；（4）另外，人體之中水分百分比含量最高的器官那是人的大腦，也就是人類認為承載思想、承載精神的部分，水含量可以達到80%的水平，然而人體之中含水量最低的部分那就是手腳骨骼的部分，也就是負責物質機械功能的部分；（5）道家思想講：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反過來這樣認識，宇宙規律或者自然規律實際上就是按照人體生命規律來發展的——宇宙就是一個大人體；（6）那麼，人體變老的過程就是一個失水的過程，給予人類文明的啟示那就是，人類文明“天子時代”的歷史發展進程也就是一個不斷乾旱化的過程，也就是人類文明逐漸失去生機、逐漸遠離“生的機制”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漸失去“精神”意義的過程。這就是西方文明走向“滅的機制”的現實，也是克勞修斯所揭示的物質宇宙最終“熱寂”的宿命。
可見，人類文明的歷史發展進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漸進的脫水過程，是一個不斷失去“生機”的過程，這種過程實際上需要上千年的漸進過程才能夠體現出來，這是人類文明在物質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脫水”過程，比如樓蘭古城就是最形象的佐證。
接下來還有一個相關聯的問題，那就是許多歷史“磚家”認為，“農耕文明”的小麥從中亞引入中原之後，所面對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解決小麥抗旱的問題。然而對於這種說法，本人認為在邏輯上那是根本站不住腳的。小麥既然能夠在中亞抗旱生長，那麼在物種屬性上肯定是耐旱的。西周時代把小麥引進到中原之後肯定能夠正常生長，那肯定是沒有問題的。那麼真正的問題到底應該在哪裡呢？本人認為，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絕非抗旱的技術問題，而是解決如何提高小麥畝產產量的問題。其實這個產量問題就與我們前面給大家所提到的關於“人口基數”的問題又發生關聯了。
大家知道，在“天子時代”的中早期，中華文明所生養的人口一直佔到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因為在我們本次人類文明時代，大量來到人世間的宇宙生命都需要在這個時代在中華文明之中完成生命結緣甚至生命多輪迴的功過累積過程，中華文明一直肩負着“通天道”的使命，因此中華文明就必須肩負起能夠生養一半世界人口的重任。
因為地球的氣候是逐步變乾冷的過程，而不可能一瞬間完成，否則人類文明也適應不了。那麼進入“天子時代”第二個1000年的時候，地球氣候雖然已經比大洪水時代之後變得乾冷了許多，然而江南地區仍然屬於是熱障之地，還不適於大規模的人類生存，因此中華文明生養一半世界人口的責任還得靠北方，因此就得解決小麥在北方大規模生產的問題。其實本質問題是解決小麥在北方提高生產畝產產量的問題。只有提高產量才能夠生養得了那麼大的“人口基數”。
所謂解決小麥抗旱的問題，實際上也是犯了當年《河殤》同樣的邏輯問題，用當今人類的地理氣候環境去解釋2000-5000年前還鬱鬱蔥蔥的黃土文明的問題。我們不是給大家講過嘛，我們本次人類文明以來，地球氣候一直在發生着一種逐漸變乾冷的過程。那麼我們又如何可以使用當今地球的氣候去解釋幾千年前人類文明的“地之理”的成因呢？完全對不上號嘛。這也是物質唯物主義解釋人類文明發展的荒謬之處，根本就對不上號。其實“假設一切條件不變”，這只是“實證科學”研究小尺度規律的方法，如果放在時間中尺度上研究關於人類文明歷史發展規律的時候，那根本就無法使用的，完全驢唇不對馬嘴。然而所謂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對於人類文明以及地球環境變遷這些方面的因果規律那是完全無知的，即便是站在物質第一性的基點上考慮，其實也是找錯了物質參考系的時間基點了。
漢武帝時代趙過所推廣的叫做“代田法”，也就是使用牛梨把農田耕出溝與隆，然後溝與隆分年輪種，以保證土地的墒情，以提高小麥種植的產量。趙過的這種溝隆輪種的“代田法”其實是充滿了東方陰陽思想的一種技術發明，是一次真正的“農業革命”，絕對可以與西方近代的“工業革命”相媲美，持續的養活了東方文明2000年。也就是說，趙過的“農業革命”與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與“第二次工業革命”在本質方面的共同點那就都是為了滿足生養世界的“人口基數”的。關於世界的“人口基數”問題，我們會在第八章再給大家重點討論。
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講，按照所謂的生產力決定論的觀點講，說是生產力決定了生產方式，再決定生產關係，再決定上層建築、決定社會型態。在這種唯物觀點中，物質永遠是第一性的，是決定因素，物質被當成了推動事物前進的第一動因，被當成了推動人類歷史發展的第一動力。其實這都是一種《起點決定論》的觀點，而且起點都是物質的、都是自然的、是不可控的。所謂“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然而我們需要告訴大家的是，“不以人類意志為轉移”的東西那未必就是沒有意志，未必就必須歸給物質。這種不屬於“人的意志”就一定屬於“物質自然”的邏輯，這種“非此即彼”的邏輯，其實只有在二分法的框架之中才能夠成立，完全屬於那種自己建立規則再自己給自己裁判為冠軍第一發獎牌的做法。物質第一性的邏輯完全就是這麼來的，屬於一種循環邏輯。其實無論是達爾文還是馬克思其實都是這麼玩兒的。
大家知道，本人一直以來都是《終點決定論》的觀點，都是《宇宙智能論》、宇宙意志管控論的觀點，都是人類《文明使命論》、《歷史安排論》的觀點，因此本人一直否定先有技術發展而後有人類文明跟進的邏輯。本人一直這樣認為，因為《歷史安排論》要安排那麼多的人口來到人世間，所以就必須事前安排好必要的技術準備。畢竟物質技術屬於手段，是為人而服務的，人才是根本目的。應該是技術圍繞着人轉，手段圍繞着目的轉，而不是顛倒過來的邏輯，目的與手段顛倒，讓人類成為技術的奴隸。其實這種顛倒邏輯完全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了“末期”之後的一種“反理”邏輯的表現，是人類文明在物質慾望的驅逐下自己玩兒自己去了的一種邏輯。實際上就是在魔性的驅逐之下跟着邪魔玩兒去了的邏輯。
漢武帝時代趙過發明的“代田法”實際上解決了提高小麥畝產的問題，解決了生養世界“人口基數”主力軍的問題，實際上也就是解決了有效供養地球上人類皮囊的“基數”問題，以迎接更多的高層宇宙生命隨後“下走人間”的承載問題。那麼為了趙過“代田法”的實施，在事前是不是還需要有甚麼其它準備呢？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這其中最主要當然就是“鐵犁與牛耕”了。其實在鐵犁與牛耕使用之前，人類的農業文明還出於一種“播種文明”時代，還不屬於“農耕文明”時代，使用的完全是人力、鋤頭播種種子的種植方式，叫做刀耕火種，人力還沒有能力把農田翻耕一遍，糧食產量還很低下，無法滿足“人口基數”擴張的要求。也因此那個時代的農業文明還不能夠稱為“農耕文明”，因為還沒有真正“耕”的概念。“農耕文明”必須要有“鐵犁與牛耕”這個技術前提，也就是趙過發明“代田法”的前提。牛耕代替了人種，鐵犁代替了鋤頭，農田才可以被耕出“溝與隆”來，因此分年輪種提高小麥畝產的方法才成為了可能。
另外，在戰國時代所發生“授田法”替代“井田法”其實與趙過“代田法”之間也是存在着相互關係的。“授田法”實際上是擴大了中原文明農田的總面積，而趙過的“代田法”則是提高農田的單位畝產。兩者效果疊加則是增加了農業總產量，所以才能夠生養東方文明更多的“人口基數”。其中“授田法”屬於外延式開發，而趙過的“代田法”則屬於向內開發，更符合東方文明的“內文明”傳統，因此本人認為趙過的“代田法”更具有東方文明的屬性，所以我們就比較看重趙過的“代田法”的意義並拿出來單講。漢武帝時代的這一次農耕革命更加具有拱衛東方文明物質基石的意義，徹底的解決民以食為天的問題，解決東方文明必須面對的“人口基數”問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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