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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網2013年01月13日】
第四章 文明屬性與使命分工
第五節 東方文明的SWOT分析（下）
三、沒有對錯的相對性認知
大家知道，東方文明屬於一種動態過程觀，一種“流思維”，是一種充滿着變化的相對邏輯看問題的方法。東方文明擅於過程，擅於變化，以動態過程劃分事物分類， 比如《周易》八八六十四種狀態。在正向作用起主導作用的時候，這種動態認識可以帶動人類認知正向突破與向上超越。但是到了事物的負向發展階段，這種變化的 眼光也就轉變為一種“機會主義”思維、“投機主義”行為。比如中國當代股民的那種“追漲殺跌”的惡習就與此有關，一種徹徹底底的投機心理。凡事沒有原則， 沒有對錯，沒有善惡，沒有立場。一味的鼓吹甚麼“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等等。就是這種思想最典型的代表。
東方文明原本具有積極 向上的提升意義，關注的是向上的上限突破與改變，而不是關注人類生存的下限問題。然而當人類道德約束消失的時候，當人類文明處於負向力量導向的時候，東方文明就更容易成為一種沒有“下限”的文明，或者是尋求向下突破、向下墮落。道德的墮落那完全是一種自由落體，沒有任何控制。因為控制思維那屬於是西方文明 所擅長的。
東方文明原本是因為追求向上“通天”或者改變“人心”的教化才需要有一種“變化”的邏輯。然而這種“變化”思維在人類文明的末期 卻表現為一種完全的“機會主義”思維。其實小悅悅事件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如果沒人看到的時候，偷巧那可能就是一種最好的“機會收益”。我們以前講過關於 “在中國，制度是用來破壞的”這個現象，其實也屬於一種“機會主義”邏輯。
在“實證科學”中，有這樣一對兒概念，叫做“確定 性”certaint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其實“確定性”與西方的管控思維相對應，而“不確定性”則對應於那些“非可控”事物。唯有 “確定性”certainty，才會有規律可言。至少在概率論之前，“確定性”certainty是西方“實證科學”的主流認識。
西方思維 似乎非常懼怕事物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面對“不確定性”，西方人根本就不知道應該如何下手。然而東方思想卻一直非常擅於利用（take advantage）事物的這種“不確定性”，並從中獲取收益。比如我們講過西方的“直”邏輯與東方的“迂”邏輯。大家知道，兩點之間的直線只有一條，而 連接兩點的曲線卻有千千萬萬。這就是直線certainty與曲線uncertainty的一種最好說明。
現代中國人的許多“機會主義”思維與“投機主義”行為方式其實都與這個uncertainty的操作方式有關。本人為甚麼一直認為MBTI的第四個維度——人的處世方式或者生活態度，也就是關於“判斷J與知覺P”的維度非常重要？本人為甚麼一直認為MBTI在榮格性格心理原有維度之上添加這個新維度非常有意義呢？就是因為西方主流思想一直聚焦於“判斷J”的思維方式，一直是以一種“管控性”思維模式來對待外部世界，把自己“反客為主”的當成了世界的主人。然而東方思維則屬於一種“知覺 P”的“適應性”思維模式。
“管控性”思維模式“判斷J”所針對的那就是“確定性”certainty的事物，而對於“不確定 性”uncertainty的事物其實就深感無能為力、無從下手了。然而東方“知覺P”的“適應性”思維模式所擅長的就是處理“不確定 性”uncertainty事物並從中獲益。然而東方的這種擅長“不確定性”到了人類文明末期的時候，就顯然成了一種徹頭徹尾在“形式主義”上的關於如何 操控take advantage“變化”與“不確定性”了。實際上也是一種短線的“機會主義”的操控思維，做事無原則、無制度，思想無立場、無堅持。
因為東方思維本應該服務於一種具有向上精神追求的導向，也就是一種向上的加持。但是當這這種正向加持在文明末期被物質屬性所埋沒的時候，特別是這種精神的 “天根”被一些人刻意斬斷的時候（作者註：比如簡化漢字就屬於斬斷中華文化的根，搗毀孔家店也屬於斬斷東方思想脈絡之根），正向加持東方文明的意義也就失去了，東方文明的一切負向作用也就彰顯出來了。
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在於尋根，通過文藝復興而尋找2000多年前古希臘的思想之根。可是現代東方文明在西方文明的衝擊下，表現為一種斷根，試圖切斷3000年以來延綿不斷的文化之根。西方文明的崛起有一個“文藝復興”，東方文明現代意識的崛起卻是毀滅傳統思想、砸爛搗毀“孔家店”。
在人類文明末期，與“機會主義”相關聯的還有一種習性， 那就是東方民族的一種賭性，凡事都希望能夠賭一把。而且只看賭贏了的收益，而不計算賭輸了的成本，因為東方文明不擅長精確計算，只喜歡大而化之的想問題。 西方人所謂小賭宜興，就是玩一玩，一算不對勁，就不再玩下去了。東方人只想着翻盤，只想着一把就能夠再贏回來。其結果那就是最後輸的個傾家蕩產、家破人亡。這也就是人類文明在解體的時候必須藉助東方文明力量的原因，具有可以摧毀一切的力量，也就是那個放大效應。
從東方《過程論》、《變化論》的思維中所派生出來的還有一種關於相對性的問題。這種相對性思維也只有在精神追求的方向目標不迷失的情況下才具有正面意義。當東方精神追求的正向意義 消失以後，當道德約束不在了以後，當負向力量成為人類文明主導力量的時候，相對性認知就成了一種沒有判斷標準，沒有對錯好壞，做事情沒有原則的謊言主義。
西方思維屬於一種規律性思維，尋求規律、遵從規律。而東方的相對主義的意義就是不需要遵循任何規則或制度。東方文明一直以來是一種“人治”而不是“法治”的方式存在。因此規則、制度在中國不是用來遵守的，而是用來破壞的。一旦制度被成功的破壞，那麼挑戰制度的人就會取得一種極大的“機會收益”。
因此在中國人的眼中，機會那屬於一種額外收益，而不是遵守制度所必須承擔的一種“機會成本”。誰成功的破壞了制度而獲得了機會，那麼誰就獲得了制度之外的收益。這其實就是一種希望能夠不勞而獲的思想，最好天上能夠天天掉餡餅。
這與西方制度的剛性屬性，以及東方制度的彈性屬性有關。東方的制度，法理不過是人情，凡事總有法外開恩的時候，總會有特赦的時候，因為法是人定的。因此東方的制度是橡皮筋，就看你使多大的勁兒去拉，總可以拉出個空子來。因此在東方不存在絕對剛性的制度。在西方制度高於人，而在東方則是人高於制度。東方普遍存在着人超越制度的投機心理、僥倖心理。
其實我們這些分析就是要反反覆復告訴大家，東西方文明的每一個特徵，既有其正面意義，也有其“不可分割”的負面作用。正面意義往往在自我角色的正向階段展現，而負面意義往往在到了過程0.618黃金分割點之後的負向階段才會逐漸的展現出來。比如東方思想的相對性思維到了人類文明的末期，表現出來的完全是一種不守規矩、不遵守制度的惡習、甚至一種沒有廉恥的謊言文化。在中國，制度是用來破壞的，而不是用來 遵守的。這其實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善惡不可分的表現。這種對於制度的蔑視與我們後面還要談到中國民眾到任何王朝末年都具有一種“暴民”的屬性也是相一致的。
另外，東方的“過程主義”思維，在道德方向迷失的時候，過程存在價值也就成了一匹脫韁的野馬，過程沒有了道德約束，那麼過程創造也成了一種可以不擇手段的過程邏輯。
中國人的這種相對性思維，到了人類文明的末期，還有人美其名曰稱之為“辯證法”。按照這種失去了“天理”制約的相對性思維繼續延伸下去的話，那麼所謂的“辯證法”就完全演變成為了一種毫無原則的“變戲法”了，成了一種徹頭徹尾的詭辯術。其實就是一種“怎麼說都有理”的流氓邏輯、強盜邏輯。
雖然詭辯之術在中國古已有之，所謂的公孫龍的“白馬非馬”就是一個典型。然而詭辯術在東方思想中並非主流，只能夠算作“百家思想”中的一種而已。然而當今中國人不講理的時候那真是混不講理，甚至“厚黑之學”似乎已經成為了某些人安身立命的法寶。
其實當今中國大陸關於東西方文明的辯爭似乎就含有相當大的詭辯成分在其中。詭辯術方法的重要技巧就在於偷換辯論基點，偷換辯論的邏輯概念，特別是經常使用將非對稱邏輯偷換為對稱邏輯的手法，將大概念偷換成為小概念。然後推理來、推理去，推上這麼幾個來回，直到把你給推暈了為止。
另外，中國的相對性認知實際上講求一種中庸守正，講求過程的中位，那不就是0.618黃金分割點嗎？講求的是一種過猶不及的道理，屬於一種土旺四方的“中土思想”。然而 這種《中庸論》走到人類文明的末期的時候就演變成為了一種事事無原則的老好人中和論、一種和稀泥的理論。完全喪失了行為方式的原則原點。其實真正的《中庸論》是有思想原點的，能夠掌控生克雙向循環機制。而不是《內核》被物質埋沒時代的那種無原點、無原則論。
《九評共產黨》中提到過這樣一個西方諺語：真理需要堅持，而謊言永遠變化。因為任何一個謊言還必須用一百個謊言去圓，必須經常變着法兒去說，要不然就說漏了。這就是當今中國大陸所盛行的謊言文化。許多人拿起電話來開口就是瞎話。真是說瞎話都不用打草稿的。張口就來。
當今中國謊言文化的一個典型現象那就是所謂的“五毛黨”。中國傳統社會中原本那種堅持“正言”的“士”文化，也就是一種傳統的文官文化，那種追求“文死諫” 的錚錚傲骨，已經被中共幾十年的政治運動消耗殆盡。剩下的就只有五毛黨了，只有御用文人的歌功頌德了。五毛就可以出賣良心，根本不用等到“五斗米折腰” 了。
還有，就是將東方《過程觀》、《結構觀》的“中庸思想”變成了一種老好人的“偽中庸”思想。我們剛剛給大家提過了。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左右逢源，圓滑而不得罪人，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同流合污、隨波逐流。另外，“中庸思想”被庸俗成為了一種物質平均主義，也就是中國人所謂的“不患貧而患不公”的思想。
另外我們前面已經給大家談到了，東方文明專注於事物在精神層面的意義，東方思維擅長於精神、思想、思維，擅長於戰略思考，但是到了沒落時代的時候就演化成為一種空談戰略、紙上談兵的空談，眼高手低，執行能力非常差，嘴皮子功夫卻非常利害。
於是“知行合一”也就成了一種“知行分離”。有識之士沒有了，只剩下所謂的知識分子了，其實是有知而無識，現在叫做知本階級。思想滿天飛，但卻總是落不了地。這與東方文明不擅長“地理”有關。在當今的中國企業界就充滿了這種現象。
當今中國企業界，要麼就是那些已經完全西化了的所謂的“叢林法則”、紅海戰略、狼群遊戲，思想全無，唯有用術。要麼，但凡有些思想，卻個個都是空談的戰略家，“偽思想家”。戰略思想根本就落不了地，或者將戰略淪落為一種權謀詭詐之術，將戰略降格為一種不擇手段的技巧或手法。
另外相關的典型例子，那就是被中國高校擴招制度擴招出來的當代中國大學生們的那種心高氣傲、眼高手低的現況。中國當今失敗的教育體制就只會機械般產出那些無用的“人才”，而絕非有識之士、膽識之士。這也就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儒家思想走向負面時代的一種真實表現。
四、缺乏溝通與發泄渠道
關於東方文明的“內向型”結構與“內向型”《外殼》屬性的問題。到了人類文明精神沒落了的末期階段，這種“內向型”性格的負面作用也就變得是非常顯著。您先別看西方文明的結構個體的剛性排他性強，對外部安全物理生存空間的要求大，但是西方思維水平維度的延展屬性與“外向型”《外殼》屬性也決定西方文明比較擅長處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溝通方式，同時西方文明在現代組織形式上的團隊合作屬性比較高，因為西方文明擅長於形式。其實這與西方文明對於秩序與制度的尊崇也有關係。
然而恰恰相反，東方的“內向型”思維導向就決定了東方文明個體與個體水平之間的溝通性比較差，因為溝通在本質上屬於一種水平維度， 而東方思維屬於一種上下層級的包容關係。但是一旦上下關係背離了正向精神的指引，一旦背離了上下的包容性的時候，上下關係就表現為一種權力級別的對立關係了，上下層級之間那種平等性的溝通機制就非常差。
水平方面的溝通能力差。這是與東方“內向型”《外殼》屬性有關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知道“內向型”《外殼》本身比較緻密，對事物的包裹性強盛，但是這種《外殼》的排泄功能比較差，無論好壞善惡、正向負向，都不外露、外泄。這種不擅長於外泄 外排的屬性就決定了東方的組織系統一定是言路不通、言路不暢。而西方現代民主社會就屬於言路通暢的組織形式。言路通暢對於結構體的意義就在於可以有效的將系統內部或者結構體內部的廢棄物、負面因素排到體外。這就是疏導疏通的意義。
然而東方文明的《外殼》屬性則非常不擅於此道。所以東方的組織體一方面是一直以來缺乏一種發牢騷、發怨言的渠道，另一方面又不擅於水平溝通，所以廢棄物、負面作用就無法有效的從結構體內排泄出去，負向事物就會不停的 在結構體體內積累，直至累積到一種極限狀態。當《外殼》再也hold不住了的時候，負向作用的積累就會來一個總爆發，徹底的衝破結構體的《外殼》，徹底的 將結構體摧毀。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為甚麼會呈現出一種“順民”與“暴民”交替現象的原因，也就是為甚麼每兩、三百年，中國民眾就會爆發一次，破壞性的摧毀 舊王朝，然後再建立一個新王朝。東方文明的“內向型”《外殼》屬性其實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那麼為甚麼“內向性”《外殼》對於聚攏正向作用就不會出現這種問題呢？因為就結構體而言，“內向性”《外殼》聚攏的正向能量，在結構體內部可以找到能量的出口，因為正向精神可以向上發散，有“通 天”的出口。正向能量的出口在更高層次上。也就是說，正向能量的有進有出，有聚有散。正向能量並不需要在結構體內部長期滯留或者累積。
然而負向作用或者說物質的負向作用就不是這樣的。因為負向作用是沒有層次的，當正向出口被物質淹沒的時候，結構體沒有向上的開口的，負向能量只能在水平層面存在。這是由宇宙法則所決定的，負向事物沒有向上的開口，也就是，沒有內開口。那麼負向事物的作用只能夠尋找水平向外傳遞的出路。然而如果這時“內向型” 《外殼》又封住了水平向外開口的時候，那麼負向作用也就只能在結構體內部逐漸聚集，就會產生一種負向能量的聚集效應，積累到一定密度的時候，那麼就只能夠是負性的、破壞性的爆發，徹底摧毀結構體《外殼》的包裹。可見“內向型”《外殼》在結構體內部聚集負向能量其實就像一個毀滅性很高的定時炸彈一樣，最終回 帶來一種毀滅性的結果。
五、大一統思想的負效應
我們一直說，東方思維方式的核心是“合一論”，區別於西方的二分法思維。這種“合一論”的世界觀反映到模式方面往往就是一種“大一統”的思想模式，具有巨大的“放大作用”。這也就是中國傳統社會 是自秦漢以來，雖然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大一統”仍然一直屬於中國社會歷史的主軸、主調。
這種“大一統”模式也就決定了為甚麼在人類文明的中段（所謂的中世紀）中國社會不屬於“封建制”的原因。本人已經在《天時五行斷代法》中為大家討論過這個問題。這也就是中國真正的“封建制”為甚麼會在800年大周朝的春秋“百家文化”之後必須走向沒落的原因。
因為“封建制”必須給“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模式讓位。在這個意義上，孔聖人追求恢復《周禮》其實完全是一種逆天時而動的行為。這也就是孔夫子周遊列國而不得其用的真正原因所在。
因為孔聖人的真正使命是給中國傳統社會留下一種儒家思想，以備之後的中原王朝2000多年的持續使用，以便帶動人類文明能夠堅持不懈的一直走到末法時期的開始——也就是西方文明的崛起時代——進入人類文明項目工程的最後階段（作者註：起算於西元1500年或者哥倫布大航海的1492年）。
孔聖人的使命並不是恢復甚麼《周禮》，而是為“未來”留下一種治國思想，為“天子時代”、為“後天八卦”時代的“全過程”、大周期留下一種人倫治國之道。這種 針對“未來”的需求，這種“將來時態”，其實也符合“項目管理”的《終點決定論》。因此孔聖人是沒有必要回頭往“過去時態”看的。
從這個必須把儒家思想堅持到西元1500年的意義上看，新儒學的陽明先生（1472-1529）的《陽明學》其實也屬於是一種有些逆天象而動的努力。起碼在“中土”大地表現如此。關於這種逆天象而動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其實也只有意識到有考察事物的不同時間尺度的時候，才能夠真正明白。
儘管孔聖人與陽明先生考察問題的尺度比“實證科學”要寬廣許多，然而也並沒有達到考察人類文明“全過程”的程度。或許這就是為甚麼孔聖人周遊列國而無人納其言的原因， 或許這也是《陽明學》一直以來在中土遭受打壓的原因所在。其實《陽明學》500年以來，一直弘揚於號稱“東洋扶桑”的日本，這也是有文明使命的原因的。儒家思想五行屬“火”，日本是狹義的東方“木”性。“木”能生“火”也。而滿清五行屬水，水克火也，當然就不容《陽明學》了。
我們講的這個西元1500年對應於西方文明崛起的時代，對應於西方文明大航海時代的開始，哥倫布於1492年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其實這個西元1500年，也對應於釋迦摩尼佛所說的那第五個500年的末法時代的開啟。也應驗了孟子關於“五百年必有聖人出”的那個論斷。從1492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
大家都知道，中國人講“天時地利人和”的“天地人”三才思想。其實從大的方面講，“先天八卦”所對應的“神治時代”屬於“天理”時代；“後天八卦”的“天子時代”就屬於“人理”時代，而西方近現代文明為人類所開創的就屬於“地理”的物質時代。
“大一統”思想具有一種系統聚集凝聚效果，有一種系統的“放大效果”，而不是針對要素力量放大意義上的。對於任何系統，無論是正向或是負向系統，“大一統”思想都能夠起到一種放大作用。所以到了人類文明的負向階段，東方文明的負向作用也就會被放大出來，人類文明整體的負性作用也會被放大出來，條件是人類文明在 這個時代如果結合進去東方文明屬性的話。其實這就是西方文明在完成了“經典時代”以後必須“東來”的原因所在。
但是必須給大家提示一下的 是，放大正向作用往往可以促成一個結構體的形成；而放大負向作用往往是為了有效的摧毀一個結構體的存在，是為了一個結構體的解體。我們知道，人類文明進入到末期階段，進入負向作用所主導的階段，人類文明是交由西方的物質文明所主宰的。為甚麼呢？因為西方文明具有發散性的《外殼》結構，西方文明可以有效的管控負向因素，負向因素可以有效的被排出體外。人類文明結構體可以保持在負向階段而不解體，可以被有效的延續。
借用兵法思想，這種在負向中延續就叫做“敗而不亡”。也就是，西方文明承擔人類文明處於“成住壞滅”的“壞”的階段的責任。西方文明可以有效管控壞的因素、負面因素。那麼在人類文明末期之後，也就是人類文明處於“終極階段”的時候，那才是真正的“滅”階段，就是“最後的審判”的終點時代。然而僅僅依靠西方文明的自身“負的力量”是達到 不了人類文明結構體真正的“滅”的程度的。
雖然西方文明負責人類文明的末期階段。但是要真正解體一個結構體，就必須把一種負向機制置放到一 個“內向型”《外殼》之中不斷積累，然後被積累的負向作用達到極限的時候還需要被放大，最後以爆炸式、毀滅式的方式將結構體徹底摧毀，使一個結構體壽終正寢，完成其存在的歷史使命。
在人類文明末期的“帝國時代”，西方文明為甚麼要東來？西方文明為甚麼要把“陽文明”回傳東方？另外，人類文明末期的中國社會模式為甚麼必須走上一條獨裁式的“市場經濟”模式？其實這些都與人類文明結構體的最後解體有關。
大家知道，雖然西方世界開創了一種物質文明，開創了人類社會的末期文明。但是西方文明在系統整體上具有一種水平外散能力，西方文明《外殼》的外散機能太強盛，因此西方文明在人類文明的最後階段那一定是“朽而不亡”的一種延續，因為西方文明可以有效管控負能量、負因素，因此對結構體的最後摧毀力量那一定是不夠的。
只有將西方物質文明的“陽機制”、“滅文明”東傳，回傳後再注入到具有“放大效應”與“內向型”《外殼》的東方文明的結構體之內—— 也就是西靈附體。然後讓西方文明“滅機制”所產生的負能量、負效果、廢棄物質在東方文明之體內積累而不外排，才能夠達到“終極意義”上的滅的意義。其實這 才是當今中國社會採用“市場經濟”形式的真正原因。
然後中共專制的“偽市場機制”再通過經濟全球化這個平台，將已經被中國化、被“大一統” 化之後的中國式的“偽市場經濟”以廉價產品輸出的模式擴展到全世界、毒害全世界。因此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中的角色就必須是一個“世界工廠”。因為物質與精神是統一的、是一體的。全世界所有貪圖物質利益的人們，只要享用了中共國廉價的“魔性”商品，那麼人們的靈魂其實也就被“魔性”佔領、佔有了。接受了魔性，其實離地獄也就不遠了。
也就是，借用於西方文明的物質負向成果（作者註：“滅的機制”）與東方文明的可以向體內內向聚集與積累的作用 （作者註：“放大效應”）的“完美”結合，也就是通過“大一統”模式的“放大作用”，那麼就可以爆炸式的解體人類文明這個結構體，完成人類文明的終結使命，並使人類文明走向“最後的審判”。
也就是說，其實在任何一種結構體解體的時候，都需要一種陰陽的疊加效應，一種將負向作用與聚集積累作用疊加放大的效應。只不過這個時期的陰陽疊加已經呈現為一種外部陰陽疊加的形式。比如帶正負電荷的兩塊積雨雲相撞產生霹雷、閃電一樣。這就是要素陰陽外部相加的形式，毀滅度極其巨大。
對於人類文明而言，這種要素陰陽外部疊加，就是將西方文明走到短線最後階段的負向效應與東方文明進入長線後期的負向特徵相互疊加。只有發揮這種疊加效應，才能夠產生足夠的解體結構體的力量。東方文明關於結構體形成時的聚集力與摧毀這個結構體的力量才真正符合“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這個說法，真正屬於一個事物不可分割正反兩面作用。
大家已經看到了，東方思想的“大一統”形式到了人類文明的末期就轉換成為一種典型的集權制、專制制度。就是說，東方文明很容易走向一種獨裁與專制的形式，很容易走向一種關於個人的崇拜形式。這是中國人對待制度的另一面的態度。就是中國人作為“順民”的時候對待制度的態度。然而這些“順民”們並非臣服於制度，而是臣服於一種權力。
我們一直說，中國人具有“順 民”與“暴民”的雙重屬性。其實在“順民”時，中國人能夠承受“專制制度”，能夠接受個人崇拜。實際上“順民”們接受的在本質上並不是制度，而是人治。但是輪到“暴民”的時代，人人都敢於推翻制度，人人都“敢把皇帝拉下馬”。其實中國人不遵從制度、不遵守規則、事事都抱有“機會主義”的態度。其實就是東方文明道德淪喪階段與在正性和平時期的不同表現而已。
另外，“泛政治論”與“泛科學論”之所以容易在中國找到市場，不求甚解的人們就敢甚麼都 來“泛”一下，這也與東方文明“大一統”、大而化之的思維習慣有關。其實“泛”就是“非專業”，泛泛而知、泛泛而論。但是當“泛政治論”與“泛科學論”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其後果那是極其害人的。其實這個“泛”思想只不過是西方文明的“延伸”思維與東方文明的“大一統”思維互相結合的一種產物。
六、東方文明的機會與使命O（Opportunities）
從此處開始以下的兩個小標題，其實不應該成為我們再進一步討論的重點。因為這些論點只不過是另外一種表述而已，許多論點，我們已經車軲轆話來回說了許多遍 了。比如，東方文明的屬性其實決定了東方文明的真正機會在於帶領人類“出世”的責任，在於人類回歸宇宙，而不是關於在人類空間如何長久的待下來的問題。所謂Being其實那並非東方文明的使命所在。這是一種關於東方文明的總定位。換句話說，如果當東方文明背離了這個“回歸”使命的時候，那麼東方文明的任何機會都會消失。這或許是東方文明的最大“機會成本”。“回歸”這是東方文明的首要意義，一個絕對不能夠迷失的“終極目標”。其實一切被“神話”告知過的人類古老民族，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甚至在新大陸上的印第安文明，其實都肩負着這個關於人類“回歸”的使命。
那麼回到關於人類文明的“入世” 層面，東方文明的特徵是關注精神與靈魂維度，關注“人性善”的一面，也就是關注人類的正向精神維度。如果離開了正向精神的加持，人類“入世”的意義那麼也就與“出世”隔斷了，也就是“人理”與“天理”隔絕了。那麼如果天人分離了，東方文明也就缺失了向上的能量出口，於是就只能夠成為一顆定時炸彈了。
因此東方文明的角色就需要人類文明在“正向能量”的加持下才能夠發揮主導作用。東方文明所以適合在人類文明的初期，在能量呈現正面屬性的階段，於是東方文明具有正向疊加與放大作用。另外，也就是在系統總體能量相對稀缺的時候，東方文明容易發揮作用。系統整體能量不足，這就是結構體生成的初期階段。
然而到了人類文明的後期，人類文明的物質堆積已經非常豐富了，人類的《內核》本性就容易被物質所淹沒，人類的“終極目標”就容易被忘記，而且東方文明又不擅於處理負向作用，所以在人類文明的末期，東方文明就不應該發揮主導作用，就必須讓位於擅長處理負面事物的西方物質文明。
那麼為甚麼東方文明還肩負着人類文明中期階段的使命呢？雖然人類文明的中期階段，物質的積累已經達到一定程度了，然而正向精神維度並沒有完全被淹沒。正向精神維度還能夠發揮其主導作用，而且在過程中段還有一系列過程節點的把控，會發生正向精神的調整與加持。
另外，人類文明的中段屬於一種狹義的過程，充滿了變數與邏輯累加，而東方思維擅長過程，擅長中間過程的分段積累邏輯，擅長動態調整與變更。因此人類文明的中段交給東方文明負責那是絕對沒有問題的。這就是為甚麼東方文明擁有輝煌中段的隋唐文明的原因，而西方文明的中段時期卻是看似“黑暗”而無所作為的“中世紀”。其實原因也在於此。
東方文明的機會就在於不能夠離開正向精神的加持。只要正向精神在，東方文明就可以很好的發揮其正面作用。東方文明的《內核》就會發揮作用。東方文明擅內不擅外。東方文明是一種《內學》，《內核》絕對不能夠丟失。東方文明始終屬於一種正向“精神文明”，所以東方文明的 正向精神屬性絕對不能夠丟失。
然而當今的中國“國學熱”只不過是一種丟失了靈魂《內核》的知識形式而已。“國學”的酒瓶子裡面裝着別樣的酒，東方的軀殼裡面裝着西來的“幽靈”。都是一種“邪靈附體”的把戲。與其說是在宣揚“國學”，其實是在詆毀東方思想。比如當今大陸播放的所謂“清宮戲” 電視劇其實宣揚的都是權謀詭詐。好像偉大的中華文明只不過就是一系列厚黑權術而已。其實這也是東方文明在人類文明末期一種退化的表現。
七、東方文明的威脅與風險T（Threads）
東方文明擅長《內機》、《內核》，而不是事物的《外表》形式。但是《內機》需要一種《內學》來揭示，需要正向精神的加持。因為沒有正向能量的加持，《內眼》是無法開啟的。《內眼》不開，那麼《內學》又從何談起呢？
東方文明的最大風險成本就是丟失《內性》，丟失精神。如果精神丟失了，剩下的就只有結構體的外形了，而沒有結構體的內部實質了。所以東方文明的最大負面作用就是丟失精神之後的形式濫用。只有東方之形而無東方之實。這就是當今中國大陸《偽國學》的尷尬處境。
另外因為東方文明並不擅於外部形式。如果試圖要在形式上與西方文明一較高下的話，那麼東方文明絕對占不到絲毫便宜。因為外部形式、物質精緻、競爭優勢、或者比賽精神，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優勢。東方思想如果走向一種形式主義或者物質實力主義路線，那麼東方文明就等於是以己之短擊人之長了。那完全屬於是一種自取其辱。就像當年擅長於戰略思維的拿破崙走向物質數量思維之後的結果一樣，那一定是兵敗滑鐵盧。
另外，我們講過，以東方之軀，載西方之靈（物質思維）那麼危害性就會更大。就等於在裝填一個可以毀滅整個人類文明的定時炸彈。我們非常遺憾的告訴大家，當今的中國社會正在幹著這件事情，正在為人類文明裝填一顆破壞力巨大的定時炸彈，而且這顆定時炸彈的計時器已經啟動。其實這絕非聳人聽聞。還是那句話，信不信由您，說不說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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