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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小岩
【網2012年11月24日】
第四章 文明屬性與使命分工
第一節結構與過程（下）
四、團隊建設的互補性原則
這一節的上面我們給大家講解了許多關於從《結構論》的眼光看過程的方法，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將《過程結構論》的方法應運到人類文明這個項目管理的一些具體邏輯上來。
大家或許還記得，項目管理在操作方面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必須先要搭建一個有效的項目團隊。這是項目管理常規5階段第一步項目啟動的中心任務。關於項目管理5階段，我們在第三章第四節中給大家講到過。並不是本人關於人類文明三階段的概念，是純純粹粹常規項目管理的內容。其實項目管理5階段與本人關於人類文明三階段完全是可以對應上的。這裡不妨就再給大家引用一次。也就是說，在項目管理的傳統方法中，項目開發往往可以劃分為這樣的5個階段:
1項目啟動：啟動項目，包括發起項目，授權啟動項目，任命項目經理，組建項目團隊，確定項目利益相關者。
2項目策劃：包括制定項目計劃，確定項目範圍，配置項目人力資源，制定項目風險管理計劃，編製項目預算表，確定項目預算表，制定項目質量保證計劃，確定項目溝通計劃，制定採購計劃。
3項目執行：當項目啟動和策劃中要求的前期條件具備時，項目即開始執行。
4項目監測：實施、跟蹤與控制項目，包括實施項目，跟蹤項目，控制項目。
5項目完成：也叫收尾項目，包括項目移交評審，項目合同收尾，項目行政收尾。
可見搭建項目團隊是項目管理第一步項目啟動的中心任務之一。按照項目管理的方法，一般搭建項目團隊時往往還需要建立一個團隊組織邏輯關係圖organization chart，表明項目團隊成員之間的相互邏輯關係，然後下一步才能夠進入到項目策劃的階段，然後再通過任務分解、進度管理等操作將每個項目階段的具體任務分攤到相應的責任人身上，然後再進行資源配置、節點設置、建立監控檢驗標準等工作。
然而所有這些後續項目管理工作，包括項目策劃（項目5階段的第二階段任務）或者項目實體操作（項目5階段的第三階段任務）都必須基於5階段啟動第一階段關於項目團隊建設的基礎之上。沒有這個項目團隊建設，項目策劃的一切邏輯設計都屬於是一種紙上談兵，永遠都無法轉換到5階段第三階段項目實體的執行上去。事情總是要由人去實施的。
這裡我們需要給大家說明的就是，組建團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團隊角色的差異性、互補性原則。就是說，組成項目團隊的各個角色一定應該各懷絕技、各具特色、各有千秋，不應該團隊成員大家的本領功能都一致。如果技能特徵都一致，你具有的本領我也都具備，我沒有的本領你也不會，那麼為甚麼還需要組建這個項目團隊呢？
項目團隊建設的根本原則在於差異性、互補性。或者說只是組建高水平團隊的一項原則。你所擅長的我不擅長，我會做的你不一定會做。這種互補性疊加在一起才可能產生一種系統的放大效益。這是組建項目團隊的目的所在，依靠差異性資源成就系統效益——如果離開了對方，自己也不可能單獨獨立的完成項目。這就是“離開了某個人地球（項目）就不會轉”的“不可分”原則，而不是“必然規律”的那種“離開了誰地球都照樣轉”的那種“二分法”原理——一種可以將事件與規律相分離的原理，也就是以往引發“必然”與“偶然”之爭的那個原因。
按照中國傳統的《五行論》思維，所有“物用”的層面，也就是所有執行層面、實施層面或者戰術層面，所使用的其實都是事物的某種“偏性”，而不是規律的“通性”或者“普適性”。所謂“術業有專攻”，就是這個道理。這叫做“用理”。
其實唯有“偏性”才能夠產生做事情使用方面的效率。而“通性”其實適用於不同“偏性”事物之間“溝通”與“轉換”的。“偏性”之用在於效果；“通性”之用在於轉化，也叫做“化性”。
“偏性”與“通性”不能混為一談。這是事物的“質性”分析方法。在組建項目團隊時候，其實“偏性”與“通性”兩種屬性都需要。比如項目團隊的角色選擇主要在於“偏性”，項目的範圍管理、質量管理、人力管理往往屬於“偏性”，然而項目的進度管理包括時間管理、成本管理、溝通管理、集成管理往往都在於事物的“通性”。
業務管理基於“偏性”，那是專業屬性，而純粹的管理在本質應該屬於一種“通性”，處理的是成員與成員之間的關係問題，然而針對於事的專業分工、專業技能則屬於一種“偏性”，屬於一種“術用”層面的技術工作。一般而言，要素屬於“偏性”，系統屬於“通性”；“地理”屬於“偏性”，“人理”屬於“通性”。在“天地人”三才結構中，“人”的意義就是“通”，溝通“天地”。
然而即便是許多做管理的人士其實也經常混淆“偏性”與“通性”的不同屬性，於是管理就成了一種“專業”，管理者就成為了一種“職業經理人”。這就是將“專業做事”與“通用管理”混為一談的表現。其實當“管理”降格成為一種“專業”的時候，“管理”所應該追求的那種“系統性”也就丟失了，管理專業於是只能退化成為了一種專業利益點上的競爭而已，變成了一種內鬥的手段。
因為西方文明所擅長的是一種“量性”思維，而我們前面所講的這些“屬性”實際上都是關於事物“質性”方面的原理，屬於西方二分法所丟失的系統特性，因此西方思想不識事物的“偏性”與“通性”之分也就不足為怪了。
另外說明一點，我們所講的“建立團隊差異性角色”的原理其實也屬於是一種“質性”法則，也未必是西方“量性”認知所承認的。如果按照“量性”的標準來看問題，組建團隊就是出於“量性”與“規模”的要求。當然本人並不否定“量性”要求對於團隊的意義。然而依據“量性”標準打造出來的團隊屬於比較低要求的團隊。而依據“質性”標準打造出來的團隊才是比較高級別的團隊。我們在前一章最後一節中給大家列舉的拿破崙戰爭的例子其實就說明了這個問題，打造團隊的關鍵是“質性”而不是“量性”，所以就要求團隊成員必須具有差異性，具有互補性。至少人類文明的團隊建設宇宙意志是按照高標準來打造的。
那麼讓我們還是再回到關於組建項目團隊的這個問題上來。組建項目團隊的互補性原則就要求項目團隊的成員不僅身懷絕技而且關鍵是要各自具有不同的思維方式，這樣才能夠保證項目團隊採集到更加全面的信息。然後基於全面信息和不同的思維方式，才能夠為團隊決策層提供多種選擇方案，才能夠保證團隊決策層儘可能的做出正確的決策，或者儘可能少的犯錯誤，少付出因錯誤決策而付出的成本、學費、代價與無效勞動。這也是由項目“一次性獨特性”屬性與“成果不可挽回性”屬性所決定的。也是由於項目管理在本質上屬於時間管理的屬性所決定的。如果項目決策總是犯錯誤，項目實施總得翻過來再來，再更正、再從來，那麼即便是物質資源量可以支撐得起，但是項目的時間可是玩不起的。項目進程可沒有那麼多的時間讓你反覆犯錯誤，反覆犯錯誤之後然後再更改。項目可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因為時間之矢是單向的，是不可逆的。做錯的事可以翻過來再做一次，但是流失的時間資源可是找不回來的。這就是時間成本的意義，也就是經濟學上的“機會成本”的意義。喪失機會那是有成本的。
所以說，項目管理的本質是時間管理。如果時間管不住，那麼項目管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基於我們《宇宙智能論》的觀點上看，基於人類《文明使命論》的觀點上看，那種“必然規律”主義者們關於“偶然事件只能改變歷史進程不能改變歷史發展方向”的觀點根本就是錯誤的。時間管不住、進程管不住，那麼項目規律實際上也就徹底失敗了。所以這種人類歷史進程管不住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可能發生的。即便是再多發生一些在人類認知能力方面看來無法理解的歷史“偶然事件”，人類歷史的進程也不允許被變更。就是這樣道理，這樣一種關於項目管理的道理，一種關於項目過程的邏輯。
項目管理中出現的最大成本其實就是因為決策錯誤所造成的成本，包括從新再來的時間成本。其實許多“質性”的事情是無法再來一次的。丟失了就丟失了，失敗了就失敗了。那麼為了有效避免項目團隊經常性的犯決策性錯誤，所以在組建項目團隊的時候就必須儘可能的達到團隊成員差異性、互補性人員搭配的要求。
其實我們在上一章中關於“信息碎片化”的一節中已經給大家講過這樣一個道理：人們只能夠記住自己理解的信息，對於那些不能夠理解的信息，一定是被記憶所丟失的。又因為世界上各個古老民族所保留的“碎片信息”不一樣，這就是一種“差異性”。所以當我們把這些已經“碎片化”了的各種古老“神話”信息拼湊起來的時候，儘管我們可能還無法看到原始神傳“神話”信息的全貌，但是我們的信息拼圖在大致面貌上已經給我們呈現出來了大體的信息輪廓。其實這就是差異性隊員可以帶來更多信息這個道理的一個具體案例。其實關於項目團隊組建也是這個原理，為了正確決策必須基於儘可能完整的信息拼圖的這樣一個原理。
因為項目所面對的事物是以前誰都沒有遇到過的，誰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誰都不知道要完成這個事件所必須的信息全集到底是甚麼，誰也不知道針對這個事件有絕對必勝把握的正確決策到底是甚麼。事先誰也不知道，沒有任何經驗或者相關的專業知識。這才是項目的屬性，複雜而又無所借鑒，任何所謂的知識在項目事件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誰也不敢自稱是“專家”。“專家”都是過去時態，而項目《終點決定論》屬於一種“將來時態”。
那麼在面對“未知”的時候，項目管理應該如何盡量的少犯錯誤呢？其實在選擇項目成員的時候，項目成員的差異性越多越好。這就是一種應對方法，一種“適應性”邏輯。如果項目成員差異性過小，那麼項目決策“偏聽則暗”的情況就會經常發生；只有項目成員差異性越大，項目決策才越有可能有“兼聽則明”的保證，那麼項目決策錯誤就會少發生。
更重要的是，在決策之前信息採集的時候，因為每個項目成員都只能夠把其能夠理解的信息採集進來，而不能理解的那些信息就會被過濾掉、被丟掉，這種情況是不可避免的。那麼如果項目成員的差異性很小，那麼給項目採集的信息重複性就會很高，也就是說採集的信息整體有效性就會比較低；反之，如果一個項目團隊成員們之間的差異性比較大，那麼他們採集的信息重複性就會減小，信息的整體效率就會比較高。那麼信息採集量與決策所需要的信息全集的接近程度就會比較高，那麼未來決策的正確率就會比較高。頻繁發生決策錯誤的項目時間成本就會比較低，項目被經常返工的情況就會較少發生。這就是項目管理的一種比較良好的狀態，項目效率與決策成功率都比較高。
由此可見，項目效率與決策成功率都與信息採集完整性緊密相關。因此項目團隊組建之時的成員差異性與互補性就非常關鍵，這是項目團隊打造時必不可少的一種需求。然而這種團隊建設差異性需求會給團隊未來運作帶來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或者副作用，那就是，團隊成員之間不同的思維方式一定會導致在決策階段（項目管理5階段的第二階段——項目策劃）發生思維衝突與矛盾。有人會這樣想問題，有人會那樣想問題。想法都不一樣，決策很不容易決斷。有些人認為這些重要，有些人會認為那些有價值。因此項目管理的團隊建設就必須有“衝突管理”這麼一項。項目管理的“溝通管理”其實也具有這方面的意思。關於思維衝突管理並不是本文的主題，所以這裡就不給大家再展開講了。
關於項目團隊成員的差異性選擇問題，本人想在這裡給大家提及一下關於MBTI分析方法。對於判斷團隊成員的差異性，MBTI確實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法。MBTI其實是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的簡稱，是一種非常通用的企業員工職業性格測評方法。MBTI測試可以說是目前性格測試中最著名的方法，已經廣泛應用到全球五百強的很多企業之中。
MBTI測試由美國心理學家Katherine Cook Briggs（1875-1968）與她的女兒美國心理學家Isabel Briggs Myers根據瑞士著名的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1875-1961）的心理類型理論補充與完善而成的。
MBTI分析使用以下四個維度分析人們的性格差異：
n 第一個維度，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何處，也就是從哪裡獲得動力，分為“外向”與“內向”兩種取向；
n 第二個維度，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分為“實感”與“直覺”兩種取向，所謂實感就是一般所說的通過五種感官來感之世界的方式；
n 第三個維度，人們做決定的方法，分為“思維”與“情感”兩個取向，所謂“思維”實際上就是“實證科學”所倡導的“理性”思維，而“情感”就是“感性”思維；
n 第四個維度，人們對外在世界如何取向，是通過“理解”認知（Perceiving）的方式或是通過判斷“決斷”的方式（Judging）。
以上這四個維度，其實在本質上仍然是基於一種二分法的方法，MBTI分別賦予每一個取向一個英文大寫字母：
n 精力支配：外向E — 內向I
n 信息採集：實感S — 直覺N
n 判斷事物：思維T — 情感F
n 處世態度：判斷J — 知覺P
然後我們可以將四個維度中的二選一字母進行四項組合，這樣MBTI就可以組合成16種人格類型如下：
1、藝術創造者
n ESTP（挑戰者型）：不間斷地嘗試新的挑戰；
n ISTP（冒險家型）：平靜地思考着，但間或的行為往往出人意料；
n ESFP（表演者型）：有我在就有笑聲；
n ISFP（藝術家型）：用有形的作品展示豐富內心世界。
2、SJ護衛者
n ESTJ（管家型）：掌控當下，讓各種事務有條不紊地進行；
n ISTJ（檢查員型）：細緻、謹慎地執行好現有規則；
n ESFJ（主人型）：熱情主動地幫別人把事情做好；
n ISFJ（照顧者型）：照顧者型——值得信賴和依靠。
3、NF理想主義者
n ENFJ（教導型）：諄諄善誘地引導他人；
n INFJ（博愛型）：基於博愛的理想，設身處地的關懷他人；
n ENFP（公關型）：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
n INFP（哲學家型）：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世界。
4、NT理性者
n ENTJ（統帥型）：一切盡在掌握；
n INTJ（專家型）：追求能力與獨立；
n ENTP（智多星型）：總有一些新點子；
n INTP（學者型）：聰穎機智的解決問題。
需要給大家說明的是，在榮格的心理類型中是沒有MBTI分析關於“人們對外在世界的處世態度的，也就是通過理解認知或判斷決斷方式（判斷J、知覺P）”這個第四維度方面的兩種選項，所以榮格的心理類型分為8種。MBTI分析因為增加了第四維度的兩種選項，所以把人格心理類型增加到了16種。本人認為MBTI分析增加的這個第四維度確實是非常有意義的。這個維度對於理解東西方文明不同的處世哲學或者處世之道確實有很大的幫助。這方面我們在下一節中就會看到。應該說能夠在西方文明中意識到這個第四維度其實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這也是MBTI分析方法的最大貢獻所在。
顯然MBTI分析方法所基於的是西方的二分法邏輯，每一個維度都進行了一種二分的選擇。說實話，MBTI分析方法也只能夠算是一種關於“術用”的認識，只是沿着物質中性的思維而已，特別是可以迴避關於人性價值觀的問題。這是西方絕大多數心理學共同的思維方式，把人的“心性”降格為“心理”，繼續使用所謂的“理性主義”思維排斥真正的“人性”，排斥人的價值觀屬性。
因為在本質上排斥“人性”，排斥人的價值觀屬性，所以MBTI分析方法就只能停留在“術用”或“物用”的層面上，一旦精神的作用超越物質決定性的時候，MBTI這種分析方法也就不再適用了。這也就是為甚麼許多人會強調，MBTI測試分析只適用於企業的一般員工，而不適用於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其實原因實際上也就在於此。正如馬斯洛心理需求金字塔給大家所展示的，人的需求心理的層級越高，就越走向一個精神的導向，越擺脫物質力量的制約。這就是企業中的那些高層人群，級別越高，個人價值觀的意義、個人品德的意義就越來越彰顯，MBTI也就越來越不適用，那麼“心理”也就必然由“心性”所代替。
MBTI作為西方心理學人格分析的方法，當今企業界極力推崇。其實MBTI的四個維度、八種取向與十六種性格與中國傳統命相理論的四柱八字又有甚麼本質的差別呢？只不過使用了不同的術語與認知體系而已。其實本人告訴大家，中國傳統的四柱理論比MBTI那要高深多了。而且MBTI完全屬於《外象》類型的歸類總結，然而中國傳統的四柱理論已經進入到了事物的《內機》層面，已經與宇宙機理關聯在一起了。只是一般人不理解、不知道而已。
那麼我們這裡給大家提及MBTI分析方法的原因，主要是因為MBTI的四個性格維度之中，提到了一個性格“內向”與“外向”的維度。因為“內向”性格與“外向”性格屬於項目團隊組建關於差異性、互補性的一個非常主要的方面。對於我們分析和理解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作為人類文明團隊的“搭檔”關係而言其實也是至關重要的。
基於團隊成員差異性這個原理，那麼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也就根本不存在誰高誰低、一分優劣高下、一決勝負雌雄互相比較的任何意義。東西方兩種文明文化的差異性其實就是那樣選擇的，就是那樣被塑造的。東西方文明要不具有那樣的差異性其實那還不行呢。那是由於需要對人類文明所承擔的不同職責與不同使命所決定的。因此大家必須清楚，東西方文明的差異其實是用來互補的，而不是用來相互競爭的。東西方文明的不同差異其實恰恰從另外一個方面驗證了《宇宙智能論》、《文明使命論》與《歷史安排路》的存在。東西方文明的差異那是因為有選擇，是安排出來的，是更高宇宙意志塑造的產物，而不是互相炫耀與競爭的資本。
五、關於內向與外向
已經給大家談到過關於結構體的三部分，那麼我們接下來就想給大家再來談一談關於不同類型的結構體屬性。就像我們之前給大家分析過的過程因時間尺度不同所產生的三種決定論一樣——短線時間屬於《起點決定論》，中線時間屬於《節點決定論》，長線時間屬於《終點決定論》。那麼我們接下來就再給大家講一講關於凝結核《核心》導向的結構體與《外殼》導向的結構體的屬性特徵與差異性的問題。至於是否存在第三種導向的結構體，本人現在還無法給大家回答，因為結構體中間的部分屬於“通用”的部分，兩種結構體導向都使用，只不過利用的方式不同而已。
《核心》導向類型的結構體與《外殼》導向類型的結構體，其實涉及到了“內向性格”與“外向性格”的問題，對於理解東西方文明的不同屬性、特徵與使命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有必要把這個“內向”與“外向”問題單獨的拿出來給大家講一講。
核心》導向的結構體主要表現在一個結構體形成的初期階段。這時結構體應該以正向生法機制、生法力量為主導。但是又因為在結構體形成初期物質量的累積還比較缺少，所以生法機制更多的表現為一種正向的精神導向力的帶動方面。因此，結構體在初期階段就表現為一種“凝結核導向”的結構體，表現為生法機制，表現為正向精神力量起着決定作用的一種狀態。
在結構體的初期階段，由於結構體的主要任務是生成，而且結構體整體範圍之內的能量還比較有限，但是由正向能量主導或者由能量的正向作用起主導（作者註：正向能量主導或者由能量的正向作用主導其實還是有區別的，正向能量是一種二分法的表達，基於可分性的表達，而能量的正向作用則屬於一種屬性不可分的表達，一種事物硬幣正反兩面屬性的表達），結構《內核》既起着決定結構體“質性”的作用，又起着對周圍稀缺能量有效吸引、凝聚的作用。但是《外殼》的配合作用也不容小覷。《外殼》必須起到把被結構《內核》吸引凝聚起來“量性”要素有效包裹起來的作用。也就是說，在“凝結核導向”結構體的初期階段，結構體《外殼》必須是一種內向型、緻密型、包裹型的表皮結構。只有這種凝結型《內核》與“內向型”《外殼》有效密切的結合，在結構體形成的初期，正向能量才能夠被有效聚集與填充。結構體的《內核》、《外殼》與中間部分“量性”的填充（正能量聚集），這三部分的要求才能夠被同時滿足。
然而《外殼》導向的結構體主要表現在一個結構體生命周期的最後階段。在結構體收尾的末期階段，結構體的主要任務是完結，而且結構體是以負向能量主導或者由能量的負向作用起主導作用，而且結構體內部填充物已經飽滿而外流了，特別是這時需要有一種能夠把結構體體內積攢的廢棄物有效排出體外的《外殼》，然後才能夠在一定時期之內延續結構體的生命周期。而且這個階段，結構體在最初階段與中間階段由高層空間注入的能量已經基本消耗殆盡。這個時候，結構體就必須具有從結構體的同等水平層次，也就是從《外殼》之外獲取短效物質資源進行能量補充。也就是說，結構體就從原本“內性”精神性結構轉變成為一種“外部”物質消耗型結構。
那麼無論是從外部獲取物質資源的角度，還是將結構體內部廢棄物有效排除體外的角度上講，結構體都需要一種“外向型”《外殼》。因此在結構體生命周期的末期階段，結構體的《外殼》就必須具有一種“外向型”功能。這種“外向型”《外殼》與結構體“質性”的《內核》已經被填充物質的“量性”所填埋以及物質“量性”充滿結構體中間部分的屬性也是三位一體相一致的。
那麼也就是說，在結構體形成的初期，結構體屬於一種“凝結核導向”，以《內核》向內的吸引力為主，同時物性相對稀少，並以正向能量為主，結構體的《外殼》應該與內向型結構相配合，才能夠有效的促成結構體的形成。因此結構體在整體上都屬於一種內向型結構，《外殼》也是一種“內向型”。
然而到了結構體生命周期行將入暮的末期，結構體屬於《外殼》導向，以獲取外部資源和向外排斥廢棄物為主，物性的積累已經非常飽滿，而且以負向能量為主，《外殼》則屬於一種“外向型”屬性。結構體通過“外向型”功能得以延續結構體的生命周期，所以結構體在整體上屬於一種“外向型”結構。
在結構體的末期階段，其實結構體的主要任務就是延續，而且整體的物質性能量已經非常飽滿了，又是由於負向能量所主導或者由能量的負向作用所主導，結構核的“質性”作用或者精神力量已經為積累的填充物質所淹沒、所磨損，所以物質“量性”就起到了一種主導作用，而這種物量的充實又表現為對外形的撐起，所以飽滿的填充能量就表現為一種《外殼》被吹起來的作用，填充物就表現為一種外張性，填充物對於《外殼》的膨脹性就代替了《外殼》原本的包裹性，所以這個階段的結構體就表現為一種《外殼》導向結構，膨脹起來的《外殼》就成了最顯而易見的東西，因為這個末期階段同時也是專註事物《外象》的階段，以《外象》區分判斷事物。
而且由於結構體內負向能量的大量堆積，對結構體起着比較大的負性作用，所以這個時候的《外殼》就必須具有向外排泄廢物的功能。也就是說，在《外殼》導向的結構體末期階段，外殼必須是一種外向型、空隙性、外排性的表皮結構。這就屬於結構體《外殼》導向與“外向型”《外殼》的緊密結合。在結構體的延續階段，負向能量或結構體廢棄物才能夠被有效的排放，以便結構體的生命周期可以適當的延伸，以便讓結構體可以走向末期階段的最後時期的時候——以便於在負性短線能量與負性長線能量以及各種放大效應同時疊加的終極時代，將一個結構體徹底的解體終結。
負性短線能量與負性長線能量的同時疊加叫做“終點歸併”，是由於“凝結核導向”文明的“先出發”而慢行，與《外殼》導向文明的“後啟動”而快跑，以及正向效果先顯示與負向效果後顯示這樣的多重因果關係所決定的。這多重因果維度由於涉及到《陰陽論》的一些內容，我們會在後續章節中再給大家展開進一步的分析說明。這裡只是有一個關於人類文明三階段論的問題需要跟大家說說清楚，就是在人類文明的末期，也就是最後階段的最後一個“終極階段”，時間可能很短，也就是20年吧，但是意義卻巨大。因為時間短，所以就劃歸到了人類文明的末期階段。但是因為意義巨大，如果劃歸人類文明的末期階段就容易降低這個“終極階段”的真正意義，因此本人經常使用“終極階段”這個詞彙。因為人類文明末期階段的使命、意義、特徵與這個“終極階段”的使命、意義、特徵還是不太一樣的。末期的使命是延續，終極的使命是終結。在本書的最後一章也就是第八章，我們專門會有一節討論關於“終極的意義”的，特此說明。
關於《外殼》的發散性還是收斂性問題，也就是關於“內向型”Introversion《外殼》與“外向型”Extroversion《外殼》的問題，我們需要再給大家多說兩句。以中國中醫關於人體表皮的認識為例，按照人體五行，皮者，金也，主體功能是收斂，這是表皮的最基本功能。西方文明也是如此，五行屬金，主收斂。然而在皮上還有毛孔，所謂皮毛皮毛。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可見皮與毛是一體的，是不可分割的。雖然皮的屬性是收斂，向內，陰也，屬於皮毛的一級屬性；但是毛的屬性則是發散，向外，陽也，屬於皮毛的二級屬性。這種一二級屬性的互逆性其實也屬於一種“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的不可分割性吧，也屬於陰陽互補的一種陰陽平衡的關係吧，也就是陰陽在層級上互逆的屬性吧。
東方文明屬於一種“內向型”文明，比較容易將有限的能量聚集起來，對於人類文明形成之初非常有用；而西方文明則屬於一種“外向型”文明，能夠比較有效的將廢棄物質、負向能量排放出去，對於人類文明走到後期的延續意義則非常重要。
那麼是否有這樣一種可能？也就是說某種人類文明，既具備着可以滿足人類文明之初“需求”的屬性，同時又具備着滿足人類文明走向末期“需求”的屬性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實這只是一種二分法思維的想法而已。因為人類文明不同階段對文明的“需求”也是不一樣的，在初期的“需求”與到了後期的“需求”是不一樣的。這就是過程的“結構化”原理，也就是事物生命周期的原理。人類文明的初期角色與末期角色必須由不同的“演員”來擔當，演五六歲童年的演員不可能還去演七老八十的長者。身形完全不一樣，那絕對不是化化妝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不是有這樣一句話嗎？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即便我們不按照年齡大小來劃分，一個文明從一種角色屬性轉換到另一個正負反向的角色屬性上也是行不通的。選擇了某個角色，那麼你就必須在這部戲中一直扮演下去，中間的轉變是可以的，但是顛覆性的轉變就很難了。那完全是另外一個人了。選擇了某個角色，那就必須一直演下去。就是這個道理。東西方文明其實屬於人類文明的兩種角色，而不僅僅是同一個角色的從小到老。
講到了“內向”與“外向”，講到了《外殼》的收斂與發散功能，我們說無論“外向”還是“內向”性格，其實都有其好的一面、正向意義的一面，也有其不好的一面、負向的一面。也就是對於“內向”或“外向”而言，無論你選擇了哪一個，你就必須同時接受其優缺點的兩面，就像找男女朋友一樣，最初的相互吸引是因為看到了對方的優點，然而雙方能不能最終結出戀愛的結果則取決於能否接受對方的缺點。一個人的優點與缺點往往是不可分割的，往往就是一個特徵的兩個方面。
其實人類文明的角色也是如此。角色的特徵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文明的正面意義往往在其角色的初期表現出來，也就是其角色的正面能量在其角色的初期發揮作用。然而到了其角色的末期，往往是其負面能量在發揮作用，在起着功能。其實這個時候所使用的就是這種文化的負面功能。
所以說，某種文明只想起正面意義，卻不想起負面意義。這是絕對不可能的。這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好處都想要壞處全不要”的想法而已，其實只不過是一種“二分法”的天真想法。因為正與負是不可分割的。這種正負功能不可分割的意義其實也就是所謂“善惡同在”的理，一種“合一論”的原理。
比如，對於內向屬性而言，優點是能夠比較有效的聚集有限能量，比較容易有效促成一個結構體的形成。由於內聚力比較大，在正向“生法”時就體現出一種向內聚攏、向上成長的思維，所以會比較注重精神方面。這是指的《內核》的精神屬性層面。然而同時在物質方面，因此對於物質資源稀缺所表現出來的承受度比較大，對於各種苦難與考驗的忍耐力也就比較大。這些優點對於結構體的形成之初就非常必要，不可或缺。
然而這種內向屬性也有其負向的一面、缺點的一面。比如這種“內向型”《外殼》包裹內部能量的那種緻密性結構就決定了這種內向結構向外的水平發散能力是不足的，所以結構體一旦走入生命周期後期負向能量導向階段的時候，那麼結構體向外排泄廢物的能力就會不足，於是負向能量、廢棄物質就會在結構體體內積累聚集，並最終導致結構體破壞性的終結、爆炸性的完結。
有人發現，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存在着貧民大眾作為“順民”與“暴民”不斷轉換的現象。因為中國傳統社會缺乏一種有效的溝通渠道——也就是結構體毛孔不通的一種表現。在東方文明處於某個生命周期甚至子周期正向階段的時候，華夏子民就表現為一種“順民”的狀態。“順民”的忍耐力大，忍耐程度高；然而一旦不能夠再忍耐的時候，“順民”就轉變成為一種“暴民”，仇視一切。“暴民”則破壞力大，破壞程度高。這就是東方民族的特徵，這是由東方文明的“內向型”《外殼》屬性所決定的。這種破壞性表現在日常生活上，那就是東方民族強烈的妒忌心與極弱的溝通能力。妒忌心往往是由於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被“內向型”機制壓縮的太小了的原因所造成的，已經沒有緩衝空間了、沒有相互包容空間了。
然而西方文明則屬於一種“外向型”文明，屬於《外學》也，是一種《外表》外物導向。其缺點就是不容易聚力成形，比較容易水平發散，收攏不住。這種屬性對於人類文明或者一個結構體形成的初期階段就是一個致命的缺點。但是到了人類文明或者一個結構體生命周期的末期，這種“外向型”結構的優勢就彰顯出來了。
因為到了結構體生命周期的末期，負面因素、負向能量成為結構體內部的主要力量，然而“外向型”的《外殼》擅於水平方向的向外排放，所以廢棄物質、負向能量不會在結構體體內沉積、積累，負向作用不會表現為爆炸性、破壞性的摧毀結構體。所以這種結構體在負向力量主導的時候仍然可以進行生命周期有效延續。西方“實證科學”的思維就是進行簡單的線性延續、延伸。其實也是有道理的，與西方文明的屬性與使命也是分不開的。西方“外向型”《外殼》的屬性實際上也就是向外的水平溝通能力發達，溝通管道暢通的表現。比如西方的民主政體就是如此。在中醫上，這就是人體皮毛關於毛的概念。所以西方人人體毛孔發達，體味濃重，天天都要洗澡。這也不無關係。
那麼也許有人會說，你使用的不是一種三分法邏輯嘛？不是甚麼都用一種三部分來進行解釋嗎？這會兒為甚麼只有《內核》導向與《外殼》導向這兩種導向了？那個第三要素在哪裡呢？其實能夠把東西方文明穿插起來的那個邏輯就屬於第三要素。依靠這種“項目管理”的邏輯，這種文明使命的穿插邏輯，將文明的“起點”與“終點”連接的過程邏輯，其實就是我們人類《文明使命論》的第三要素。至少本人現在是這樣認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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