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平安夜的北京，成千上萬民眾湧到市內各間教堂參加宗教活動，部份教堂前更出現長長的人龍，當中甚至包括中共黨員。面對人數眾多的教徒和修煉者，無神論的中共政權面臨在意識形態上嚴重危機。這令當局擔心黨員信仰宗教會瓦解中共組織，中共高官近日重申：黨員不得信仰宗教的立場不會動搖。
草庵：新華社報導平安夜北京教堂的熱鬧情況：基督教海淀堂可容納1,400人的二樓正堂，前日傍晚已經座無虛席，門外更有長500米的人龍；宣武門天主教南堂則發2,000張彌撒票，但到場者「遠遠多於此數」，部份人更在下午3時便到場排隊領票。報導稱，平安夜到教堂者有上萬人。統計亦顯示中國大陸信教的人數越來越多。非官方的統計則顯示，單是基督徒人數就超過一億、天主教徒1,300萬；這其中還不包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徒和修煉者。有宗教信仰者的總人數應達數億。這已比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秦豐稱，至去年底中共有8,027萬黨員的數目超過許多倍。面對人數眾多的教徒和修煉者，無神論的中共政權正面臨著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危機。
伍凡：早前中紀委的統計則指出，對於黨員信教，中共早在2005年已發出文件警告，宗教意識導致「黨員幹部信念崩潰、黨性更趨於淪喪」。中共中央統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近日則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指近日不但有黨員信教，甚至黨內有聲音認為應該「開禁」、允許黨員信教，可是朱維群認為這是「完全違背中國國情」。他以新疆、西藏為例，稱若允許黨員信教，勢必會在思想上、組織上令中共分裂、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動搖，並且削弱中共黨組織及其在反分裂鬥爭中的戰鬥力，故此「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這一原則」。
草庵：是什麼原因促使中國大陸民眾大批的信仰基督教呢？這很值得研究分析。 2007年，被評為 “中國金融傑出貢獻專家” 的趙曉曾說過：「過去30年，中國GDP平均每年增長9.8%，總共增長了68倍，創造出世界經濟變革的“中國奇蹟」。與此同時，中國基督徒人數從改革開放初期大概70多萬人，增長到現在大概超過8,000萬，按官方內部統計甚至可能超過一億，到一億三千萬，增長了100多倍，年均增長在18 %以上，中國民眾快有或已有十分之一是基督徒。河南是一億人口，現在家庭教會就有1,500萬信徒，官方的教會在那還有240萬，總共在河南地區，基督徒一共達到了1740萬，這是〈家庭教會〉自己的統計，佔了河南人口總數的15%以上，將近20%。河南在1949年的時候按照官方統計的結果，基督徒是7萬，如果我們現在估計是1740萬，60年的時間翻了250倍。這也是一個奇蹟，是世界生命變革的〈中國奇蹟〉。中國基督徒人數的增長在全世界教會歷史上都是空前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幾乎已經溶入了整個中國社會。
伍凡：為什麼會出現〈家庭教會〉這麼大的發展？根據研究中國〈家庭教會〉的發展及其影響的專家李凡先生的觀點，可以說有三個因素：
一‧文化因素，信仰空缺；
二‧心理因素，尋找超自然、超人類的力量作精神保護；
三‧中共的宗教政策迫使〈家庭教會〉興旺發達。
中共是無神論者，1949年以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傳統文化〉基本上是被破壞了，所有的即使是官方認可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全都被迫停止活動，任何人不准信仰任何宗教。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就是要破除舊的文化和思想，其結果就是把所有的寺廟、道觀、教堂、教會等正式的道場統統關掉、拆掉、或由黨書記入駐營運。中共強迫老百姓接受無神論，老百姓卻不願意接受無神論，心裡仍然信神、信佛、信道。中共一旦發現宗教活動就抓起來進行批鬥，並且也找不到地方可以進行宗教活動。佛教徒可以在家裡個人修行；但是要組織任何宗教活動，還是需要公共的宗教活動場所。家裡只能適合個人修行，無法進行信徒之間的交流活動。
草庵：這種形式就給了適合基督教發展的機會，因為只有基督教有家庭的聚會活動。從耶穌時代開始，基督教是以家庭教會的形式出現的，以家庭聚會的形式出現的，基督教徒可以不需要特別的公共場所進行其宗教聚會，以小組的形式進行集體的宗教活動。傳統宗教的寺廟和道觀被破壞了，然而人們迫切需要解決信仰問題，這樣就給了基督教一個很大的發展機會。從文化大革命中後期開始，基督教就在中國大幅的發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人在信仰上的追求。中國老百姓需要宗教信仰，但是政府不提供機會，這時原來的基督教的文化因素開始發酵，許多人開始接受基督教。基督教傳到中國1,000多年了，卻一直無法與中國傳統的佛、道信仰相提並論，是〈文革浩劫〉形成這個基督教發展的歷史機會。現在大陸很多知識分子，特別是在北京地區，大學生和教授開始信仰基督教，他們信仰基督教的原因，就是要尋找一個現代化的思想，尋找西方思想的本源。他們也許不能完全接受基督教的某些內涵，卻認為基督教代表了現代化，代表了真正的西方思想。
伍凡：〈信神〉是一種心理上求庇護的需求，尤其是在危險的時刻，默念或高喊『求上帝保佑我』是一種需求。文化大革命中，政府官員都無法自保，動輒就被當成走資派拉去批鬥，老百姓更是處於一種沒有安全感的狀態。整個社會上是動盪的，經濟落後貧困，亦無醫療治病的系統，社會服務的機制完全不存在；在這種動盪不安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需要一個超自然的力量來保護自己。當時，老百姓知道共產黨保護不了他們，共產黨本身就是一個文革動亂的起源，老百姓需要一種新的、一種超自然的力量，這就產生了社會接受基督教的過程。
草庵：當前的大陸實行的宗教管理條例裡有一條政策規定，就是各個宗教都必須到政府指定的宗教場所進行宗教崇拜活動，並要接受政府指定的神職人員帶領，才能進行宗教活動。按照這樣的一個政策，大陸在北京也就保留了幾個教堂，在一般的地級市保留一個教堂。但是教堂太少，距離又遠，滿足不了信眾的需求，一個農民如果信教，住在離城外30公里或者50公里的地方，早上6點就得起床趕到城裡，晚上很晚才能回家，這樣就很不實際，很多人乾脆就在自己家裡與鄰近的教友聚會。按照現在的管理條例，這就是非法行為，警察就來抓人。但是越抓越不服氣，基督教就發展的越快，所以越來越多的小型的遍布各地的〈家庭教會〉就開始出現了。教會分佈的非常廣泛，而且發展很快。所以很重要的一個〈家庭教會〉發展的原因是當前的宗教政策本身造成的。可見基督教在中國大陸大發展是中共逼迫出來的，走到了中共願望的反面。
伍凡：現在大陸出現了一個〈家庭教會〉為主的基督教社會運動。這裡邊有幾個標誌：
第一個標誌，是從地下到地上的發展。〈家庭教會〉的活動不再隱匿了，它的發展已經公開化了。
第二個標誌，是從農村到城市的發展。原來是在農村發展，現在就發展到大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武漢，這些都是重點的〈家庭教會〉發展的地方。更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家庭教會〉正在往二、三線城市發展，就是地級和縣級城市發展，這個發展的速度也非常之快，這個幾年前還沒出現，就是最近一、兩年出現了這個變化。
第三個標誌，是從原來以窮苦的農民為主，開始發展到知識分子，大量的知識分子現在開始加入家庭教會。
第四個標誌，是開始建立了全國性的傳教網絡。
第五個標誌，是〈家庭教會〉實際上成了中國目前最大的NGO組織，而且海外聯繫密切。〈家庭教會〉的牧師，現在到新加坡、台灣、香港、美國的華人教會裡接受培訓，或者接受神學院的培訓，然後回到中國進行傳教，建立了一個非常強大的海外聯繫，甚至可能還有資金的援助。
第六個標誌，是〈家庭教會〉開展了一些公開的維權活動，〈家庭教會〉也逐漸的把一些維護傳教自由的活動公開化。一個有名的案例是北京〈守望教會〉。基督教要求的信仰自由，就變成了中國目前維權活動當中的一項內容，是宗教自由的維權。
草庵：中國有一億以上的基督徒，中共持續不斷地迫害基督徒。以中共當局迫害北京〈守望教會〉為例：自2011年4月份起，〈守望教會〉的基督徒每星期都去中關村廣場試圖參加戶外禮拜，爭取中共當局承認。〈守望教會〉有活力，規模大，約有1000名教友，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會，許多追隨者屬於教育菁英，經濟條件優越，海外關係多。當局不許他們有固定聚會地址，有意出租場地者因政府施加壓力而退縮，即使教會花了290萬歐元買下一幢樓，卻拿不到鑰匙。〈守望教會〉沒有政治訴求，但是毫不畏懼地堅持禮拜聚會，就足以構成當局認為的其對政府的挑釁。中共當局為打壓〈守望教會〉，毫無意義的耗時耗力，派警察到中關村廣場，整個週末監視大約500個教友的住房，三班輪流，晝夜不停，共有4,500人。他們逮捕、關押教友，從不超過兩天。一位姓從的基督徒說：安全人員只是要阻止我們星期日去廣場。 8個月後安全當局對這種費力的博弈也倦了，他們是在尋找保住面子的辦法。
伍凡：中國有了一億以上的基督徒，這形成了人類社會中一項重大的文化交流。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和家庭教會的發展會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起到重大影響，特別是在文化上的影響將會是非常之大。時間到了，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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