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最近，有兩篇文章引起了海內外的關注，一是美國著名軍事政治專家喬治•弗里德曼，今年在美國出版了續集《未來10年》 (The Next Decade)，他在書中說美國繁榮將延續500年，而中國將面臨崩潰。同時，中國社科院專家蔡昉寫文章說中國將面臨〈失去的二十年〉，這兩位專家不約而同地一起唱衰中國，今天我們就談一談這個問題。
草庵：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這個單詞來源於日本，說的是日本在經濟高峰之後二十年的經濟不振，蔡昉先生說中國未來可能不止是失去二十年，可能是失去三十年，這是國內體制內專家預測中國未來最悲觀的一篇文章，而美國專家弗里德曼則稱：「我對中國的評價是崩潰 (collapse)，而不是崛起 (rise) 。中國做得很好，但同時面臨著諸多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貧困。6億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億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億人口中10億以上過著像非洲一樣的貧困生活，當然也有6000萬人年收入達2萬美元，但這些人口不到中國總人口的5％，這不是真正的中國。」
伍凡：弗里德曼說：「中國是沒有內需(internal economy)的國家。歐洲和美國不買中國產品就無法生存。所以中國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質。不同階層之間瀰漫著緊張感。在經濟快速增長時，這些問題很容易處理。但今後不會再這麼輕鬆了。因為工資上漲，利潤減少。中國希望轉向高附加值產業，但將會面臨與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競爭。」
草庵：不約而同的是，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先生也有類似相同的觀點。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給出的這一人口變遷的更準確的時間點，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的社會結構、企業乃至個人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蔡昉甚至預言，如果不能及時處理好社會的變革，中國經濟將面臨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蔡昉認為：中國現在處在怎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人口結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是我們首先要思考的問題。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變化，用的指標叫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是一個婦女終身生育孩子的數。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時候，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還在6個左右，以後這個指標持續下降，上世紀90年代開始已經降到2.1，目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經多年在1.5以下。
伍凡：這種變化帶來的結果可想而知，當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漸變成合適的勞動力，提供了大規模勞動供給，同時儲蓄率比較高，給中國帶來了人口紅利。但是現在我們發現，這批勞動人口已經逐漸變成高齡勞動力，未來會接著變成老年人口，由於他們的生育率低，後繼無人，中國人口老齡化在加速，勞動人口的高齡化也會加劇，這就是中國在人口方面面臨的問題。
草庵：在這種人口趨勢之下，中國的經濟將面臨著巨大挑戰，包括勞動力供給等問題，我們和發達的、同等發展水平、以及比我們發展水平低的國家相比，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徵可能會是未富先老。中國現在的老齡化比例大大超過國際水平，65歲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國的人均GDP僅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說我們在比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迎來了比較老的人口結構，因此我們把它定義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勞動力供給會逐漸消失。
伍凡：目前中國經濟還在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依賴於廉價勞動力的時代一旦結束，中國經濟的出路又在哪裏？ “十二五”期間的五年，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仍然會持續，而且會成為一個常態。之所以中國經濟還在高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投資導致資本勞動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導的投資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不能維持投資，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下降。到“十三五”時期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降到7%，就業增長則會是負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也不會有明顯的起色，這是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對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一個負面影響。
草庵：經濟增長理論經常提醒我們這一點。窮國和富國在全球化中獲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國家相對獲益比較少，這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美國天天在抱怨說中國把他們製造業給消滅了，其實美國的製造業還是比中國強。中國處在一個舊的比較優勢逐漸失去，新的比較優勢還不能確立的中間狀態，這是比較尷尬的狀態。日本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為日本是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人口紅利才逐漸消失的，但是那時候日本人均GDP已經有兩萬多美元。隨著經濟的停滯，政府的干預越來越多，因為政府怕企業經營不下去，怕那些產業衰落。於是政府給企業大量的補貼，導致該滅亡的產業、企業不死，最後日本殭屍企業盛行，因此整個經濟也是沒有效率的，而其他相應指標比如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等也全部表現不好，因此日本經濟經歷了所謂〈失去的十年〉，這就是日本的教訓。
伍凡：說到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時，必然讓人聯想到拉美國家，歷史上最有名的通貨膨脹都發生在拉美，甚至高達5000%、8000%，這樣的通貨膨脹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也發生在拉美，達到0.6、0.7。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續 “幸福地” 待著，這是一個經濟規律。真正窮的國家，可以有幸福感。發達國家、福利國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國家是沒有幸福感的。比如對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開著豪華車，晚上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停車就是一個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類似，一些研究人員在墨西哥因為治安的混亂已經不敢進村。中等收入陷阱帶來的必然結果就是社會的混亂。
草庵：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中國的東南沿海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製造業如果失去了人口優勢，未來就必須要進行轉型。以前日本也生產服裝，是世界低端製造業國家。上世紀60年代迎來了日本的劉易斯轉折點，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人口紅利也消失了。於是日本開始產業升級，將主要產業轉型到重化工業，又轉到電子產品，之後轉移到高端製造業、IT業，把原來勞動密集型產業丟給了亞洲四小龍。隨後亞洲四小龍同樣將低端製造業轉移到中國沿海地區，東亞國家之間形成了一個轉移的梯度，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學上的雁陣模型。中國轉型就必須要向西部發展。沿海地區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區卻還處於工業化不足的階段。中西部地區發展工業化完全可以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
伍凡：但是，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要吸取歷史教訓，應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避免中西部地區過度依賴資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較優勢。此外，目前投資過度集中於資本密集型產業，中西部地區已經出現偏離比較優勢的傾向，值得警惕。謝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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