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過去兩年，中國中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收緊貨幣和價格干預的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規避了通脹完全失控的風險，但是宏觀調控政策短期特徵過於明顯，產生通脹的本源性因素依然根深蒂固。如果不能從源頭上管理通脹，在未來的幾年，中國將不得不在應戰通脹的過程中疲於奔命，而錯失了調整經濟結構和提高增長質量的大好機遇期。今天我們就談一談中國政府這次經濟豪賭的來龍去脈。(倪金節:中國豪賭惡性通脹和惡性增長)
草庵：中國這次通脹週期雖然與之前有較多相同點，但卻也存在居多的新特徵。整體看來，貨幣超發、資產泡沫傳導、商品價格高位、能源價格改革滯後等因素是眼下物價不斷上漲的最主要原因。目前，中國學術界討論最多的是過去十多年廣義貨幣飆漲了三倍，貨幣超發帶來通脹的邏輯鐵板釘釘。在經歷了長達近一年的貨幣漸漸收緊之後，貨幣供給再想維持在25%以上的高位已經不可能，今年的M2增速已經明確下調至16%，與以往可左可右的表態有明顯不同。可以肯定，緊縮貨幣依然會是接下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主要工作。
伍凡：但是，目前中國緊縮貨幣的力度和速度，遠遠趕不上貨幣增發的兇猛。縱使按照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提出的M2今年增長16%，低於以前的目標17%和實際20%以上的增長。五年後中國GDP達到55萬億，那麼對應的廣義貨幣將由現在的72萬億膨脹到150萬億以上，屆時可以想像資產泡沫會出現怎樣的飆漲，通脹又將飛到多高？
草庵：時至今日，比貨幣超發本身更值得重視的問題是資產泡沫向通脹傳導的趨勢。的確，流動性氾濫通過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吸收，能夠大大減輕消費品領域的價格上升壓力，無疑資產泡沫成為緩解通脹政策的一部分。但是，這只能存在於資產泡沫膨脹初期，一旦泡沫堆積到一定程度，就會漸漸往消費領域傳染。比如，房價不斷上升，房租也跟著漲，那麼餐飲店經營成本增加，於是菜餚價格必然上漲。這就是資產泡沫帶來生活成本、商務成本上升的簡單事實。加上貨幣購買力不斷下降，兩者疊加，就使得居民的生活壓力空前。從而倒逼工資不得不隨之上漲。這種 “物價 ~ 工資” 螺旋式上升，是中央銀行最頭疼的。房地產就是貨幣超發與通貨膨脹之間最重要的傳遞渠道。老百姓期待的只能是要麼工資大幅上漲，要麼房價大幅下跌。
伍凡：所以，“貨幣超發 ~ 資產泡沫 ~ 物價上漲”三點其實是一條線，在前幾年可能這一邏輯還沒那麼明顯，但是隨之近年房價屢屢暴漲之後，泡沫推升通脹的邏輯也就十分明晰了。這是持續十多年貨幣存量堆積的必然。尤其是近幾年天量貨幣成為常態，其實按照中國經濟自身需求和過往經驗值來推算，超過5萬億年度新增貸款就可以稱之為天量信貸。對應的是2009年貨幣供應增速是30%，超出名義GDP增速20個百分點；2010年貨幣供應增速是20%，超出名義GDP增速7個百分點。這絕對是歷史上最寬鬆的貨幣環境時期。
草庵：認清楚了這點，那麼治理本輪通脹就不單單是收緊貨幣那麼簡單了。況且 “真” 收緊貨幣所需要的大勇氣、大智慧並非輕易就能擁有。歷次通脹週期，宏觀調控都是艱難進行。當前貨幣形勢錯綜複雜，當務之急一方面是收緊貨幣，但另一方面必須兼顧擠掉泡沫，二者缺一，通脹都不可能得到控制。問題是，雖然治理通脹的表態異常堅定，相關政策文件亦出奇的高頻率論述應戰通脹。不過，一旦回到真實的經濟運行，只要稍一推演，我們就很難看到通脹真的能夠被馴服。連CPI等通脹數據的統計準確性都遭遇外界普遍質疑，這只能成為看空中國經濟的人們，繼續做空的動力。因為管住了溫度計並不等於管住了氣溫一樣，遏制住經過調整的CPI，並不等於制住了通脹的邏輯如出一轍。
伍凡：中國經濟狂熱一直存在，未來更會將掀起新一輪的基建高潮，不少省市宣布五年內實現GDP再翻番，再造一個某某省的口號，是部分地方大員腦海裡最頑固的思維。在GDP衝動依舊是主流的情況下，縱使目標值已經降至7%，只會帶來低質量的高增長和難以忍受的高通脹。
草庵：目前，中國的經濟表現為過熱，但再過不久，中國的過度投資將會促成國內和國際的通貨膨脹；而一旦固定投資無法增加，最有可能發生在2013年以後，中國經濟就將經歷大衰退。因此，中國的決策者不應該只集中精力確保當前的經濟軟著陸，而應該擔憂新五年計劃後半期可能遭遇的經濟衰退。與 “十一五規劃” 一樣，新的 “十二五規劃” 也提出了要提高消費在GDP中所佔的比重，但在類似的美麗辭藻背後，新規劃的細節卻明示了中國經濟將繼續依賴於投資拉動，包括住房投資在內，而不是依賴於人民幣的快速升值、對居民持續的財政轉移、稅收政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戶口政策的變革，或者是金融抑制的放鬆。
伍凡：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持續著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和人民幣的低估，從而導致公司和居民存款率高居不下，也從而導致經濟增長依賴於淨出口和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對基礎設施、房地產、進口競爭工業產能和出口部門的投資。當2008~2009年中國淨出口在GDP所佔比重從11%下降到5%時，中國領導人將提高固定資產投資作為應對措施，使其在GDP中的比重由42%提升至47%。
草庵：正是因為固定資產投資的擴張，2009年的中國經濟並沒有遭遇類似日本、德國和其他亞洲新興國家那樣的嚴重衰退；而2010~2011年度，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佔GDP的比重甚至已基本接近50%。然而，任何一個試圖將投資比例維持在GDP一半水平的國家，最終必然會遭遇大量的生產過剩和駭人的不良貸款問題。中國在實物資本、基礎設施和不動產方面充斥著過度投資，空蕩蕩的機場和高鐵、沒有出口的公路、成千上百個龐大嶄新的中央或省級政府大樓、鬼城、預防全球鋁價格上漲而新建好但未開工的煉鋁廠等等，無一不是中國過度投資的明證。
伍凡：短期來看，基於中國經濟的粗放型增長，投資先是引發資源價格上漲，但接著就不可避免地帶來嚴重通脹壓力，而製造業和房地產也將首當其衝。最終，更可能是2013年以後，中國經濟將遭遇嚴重的硬著陸——包括上世紀90年代東亞在內的所有過度投資，最終都以金融危機或後續經濟緩慢增長為結局。為此，中國需要減少儲蓄和固定資產投資、降低淨出口在GDP的比重、刺激消費的增加。
草庵：問題是，中國人高儲蓄低消費的成因是結構性的，因此，中國可能需要進行為期20多年的改革來改變過度投資的激勵。對高儲蓄率的傳統解釋，如社會安全保障機制的缺乏、公共服務的缺位、人口老齡化的加劇、理財工具的不發達等，只能說明部分原因，實際上，中國人並沒有比香港人、新加坡人和台灣人存儲更多，後者也將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作為儲蓄，但由於中國GDP中家庭部門的比例低於50%，因此造成了中國人消費相對較少。
伍凡：在中國，幾項政策導致了收入從政治弱勢的家庭大規模轉移至政治強勢的企業：比如貨幣低估就削弱了家庭購買力，從而保護了進口競爭型國企以及出口商的利潤；存貸款低利率意味著家庭部門的大量儲蓄得到的是負回報，而同時國有企業的真實借款成本同樣也是負的，這不僅刺激了整個經濟的過度投資，而且也造成了家庭部門和國有企業之間利益的巨大再分配。此外，對勞動力的抑制政策也使得工資增長明顯慢於生產率的提高。
草庵：為緩解家庭收入的增長障礙，中國需要快速的匯率升值、利率自由化和工資的大幅增長，更重要的是，中國需要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這樣國企的利潤才會轉變為居民的收入，或者對國企利潤實行更高的所得稅率來獲取足夠的給居民的轉移支付。但是，實施提高家庭部門收入比重的措施將導致巨大的混亂，因為這可能帶來大量國有企業、出口導向型企業、省級政府等的破產。因此，在新的五年計劃下，中國愈可能偏好更多的投資。
伍凡：如果延續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路徑，無疑將擴大製造業、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的過度產能，從而加劇即將到來的經濟衰退。除非2012~2013年換屆的中國領導人有所改變，否則中國將會繼續以可預見的高昂代價來維持經濟高增長， 今天的題目，談到這裡，各位觀眾，謝謝您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
草庵：再見。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