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凡：最近中共召開兩會，政府報告中提出了要建一千萬廉價房，控制房地產泡沫。這個話題引起了很多百姓的關注，中共房地查調控政策已經出台很多個了，也歷經了很多年，今天我們談一談中共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有效嗎？ (任志強: 改革的目標與路徑)
草庵：1998年的23號文件終止了福利分房的制度，拉開了貨幣化分配和房地產市場化的改革大幕。引發了房地產投資高潮，結果中國政府就連續數年出台了房地產調控政策。自2003年對房地產的宏觀調控開始，一個明文出現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國家經濟重要的支柱產業逐漸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甚至連國家的總理都在懷疑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是否流著道德的血液。
伍凡：首先，我們要知道中國為什麼要改革福利分房制度？名義上的福利分房實際上是附屬於舊的工資體系中的勞動報酬的一部分，因此其對應的是貨幣化的勞動工資分配的改革。所以分房要依靠於工作關係、依賴於工作單位的財力、工會、職務等所有與勞動報酬相關的背景條件。因此住房限制了工作的自由、缺少了勞動報酬中的鼓勵的機制作用也讓特權在這種分配中無償的佔用資源、浪費資源和侵吞財富。房改售房之後，貨幣化的勞動報酬分配才落到了實處，讓住房實物分配的福利變成了歸屬於個人的財富，還原了勞動報酬的實質，也終止了權力的腐敗在實物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
草庵：福利房本是中共在早期建設中答應給企業職工的福利。當時，中共壓低職工工資，把職工中的部分工資收集起來，然後再以福利房的方式分配給企業職工。但是，由於中共一直在欺騙百姓，1949年時城鎮居民的人均住房使用面積為4.7平方米，而建國三十年後儘管中國採取了大量的去城市化運動，如三線下鄉、知青下鄉等城市向農村的移民運動，但1978年改革之前福利分房的結果是人均住房使用面積下降到了3.6平方米，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
伍凡：改革之後，鄧小平指示加快了城鎮住房的建設工作，但大多數單位的職工平均分房年齡為42.7歲，從住辦公室到住筒子樓、再到合居一套房逐次過渡到單元住房，同是並存的住房差別則是中央機構、單位或大國企等有錢或有撥款的單位可以優先分配；而地方的、集體的企業則無能力解決職工的住房問題，並讓這種勞動分配的收入差別在住房上不斷擴大。各種貪污腐敗在其中，權利成為貪污腐敗的最好工具和手段。
草庵：貨幣化是給人們平等和自由權利的前提，中國住房制度的改革並非中共自願進行的改革，也非中共善心大發。這個住房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國試圖用房地產的市場化拉動中國的經濟增長；中共在面臨財政危機的時候，是出於財政無能力支付全民的住房分配，不得不用市場化的方式發揮各界的力量多渠道的解決住房問題，中共需要將自己一個無法完成的承諾拋向社會，甩包袱，就如同醫療市場化，教育市場化一樣，為了自己的利益，將自己的責任拋給了百姓。但是，這個政策卻成為中國要打破計劃經濟的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以實現自由的合理配置。
伍凡：過去的收入分配依賴於統一工作分配的企業條件，而今天勞動力有了選擇權、有了勞動資本價格、有了創造性和激勵機制、有了勞動技能與資本的結合、有了投資市場、有了資本市場和財產性收入，也因此有了更大的收入差別。但市場中的房價並不是由無購買能力的收入群體決定，而是由收入較高的群體選擇，這就是市場競爭與淘汰的結果。
草庵：市場經濟讓大多數人成為了受益者，獲得了自由、尊嚴和日益增長的物質消費的滿足。 1998年非市場化階段房地產開發的投資僅佔全部房地產業投資中的20%，年生產的住房套數僅為130萬套；但到2010年房地產開發的投資佔到了房地產業投資的78%，而住房竣工的套數翻了幾倍達到了560萬套左右，佔到了全部住宅建設的70%多。可見是市場化、商品化、貨幣化的改革讓更多的人解決和改善了住房問題。全國城鎮在城市化率不斷提高的過程中，讓人均住房面積不是在縮小而是在逐年的擴大了；住房私有化率不是在降低而是在大大提高了；城市住宅的總存量不是在減少而是大大的成倍數增長了，這本是件全世界都公認的飛躍發展與進步的過程，但為什麼在中國內部反而成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呢？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中國，這個國家並非是一個公平制度下競爭的國家，也非是一個有合理制度和體制的國家，相反，他是一個充滿了黑箱作業的採取野蠻掠奪的社會，有一部分失敗者，一部分剛剛參與競爭的弱勢者，一部分正在努力攀登的中途者，他們缺少了保障與過渡。
伍凡：中國不是一個從開始就是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國有五十年計劃經濟住房實物分配制度的歷史，而房改一刀切的將全部住房房改並貨幣化分配之後，出現了一個嚴重的斷層，即原有租賃的住房全部變成了私有住房，私有住房中用於出租的比例僅佔2~3%，並不能有效的形成租賃市場。同時二手房交易市場形成的速度緩慢、稅費極高且許多房改房無法進入市場交易。這樣就將所有的壓力和出口都集中於僅有全部城鎮家庭戶數2~3%的商品房身上，而每年1000萬戶的新增家庭面對500多萬套的商品房的戰爭。
草庵：當很多人提出要在市場經濟中加強政府的保障功能並建立住房保障體係時，政府認為應用購買型的經濟適用住房和小戶型的普通商品房來代替，政府把應承擔的責任推給市場。當很多學者提出應“居者有其所”而非“居者有其屋”時，政府仍將注意力關注於“兩限房”和“經濟適用住房”上，香港的房價很貴，但中國百姓並不知道，百分之五十的香港居民居住的是政府提供的廉價公屋，而非自己購買的高價房屋。結果，在中國，本來是一場以解決居住條件改善為主的改革變成了一場以擁有家庭住房財富為主的爭奪戰，房價成為了住房制度改革的攔路虎。
伍凡：住房制度改革到是改善居住條件讓“居者有其所”，還是為增加家庭財富讓“居者有其屋”，這不僅是個目標也是個路徑的問題。從全球情況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實現全民的住房財富擁有的目標，即使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美國和德國也無能力實現這種夢想，但許多國家都分別用商品市場、租賃市場和政府保障的不同方式較好的解決了公民在居住權利問題。而中國卻在試圖用擁有家庭財富的方式滿足所有家庭的住房慾望。這就是中國政府推卸責任的結果。實際上，中共在這幾年的房地產問題上根本就沒有解決問題，所謂的調控都是針對房地產買賣上，他從來沒有涉及自己的根本責任，這就是社會上急需的廉價公屋問題，中共實際上是偷樑換柱欺騙百姓，把自己的問題和責任推卸到了房地產商上。各位觀眾，今天的時間到了，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下期節目我們繼續談這個問題。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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