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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法國大革命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在那次法國大革命中，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法國進入共和。上期節目，我們談了一部分法國革命前夜的法國財政制度，今天我們繼續談這個問題。
草庵：資產者在買得官職後，便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員，雖然他們與舊貴族有所區別，但官職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和各種特權仍然使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心甘情願地為君主專制制度服務，而這也正是封建君主利用鬻官制分化瓦解資產階級的政治目的。由此產生的經濟結果是，鬻官制使得資產者將大量資金用來購買官職，而無法將其用於生產經營投資，法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因而受到不良影響。我們將法國與英國、荷蘭這些鬻官制不那麼嚴重的國家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奧妙。
伍凡：在舊制度下，國王的財政資源配置的權力是無限的，他把國家財政當作私產，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錢用到哪裡是他自己的事，旁人無權說三道四，這也是無限政府的表象之一。其次，君主專制政府的賦稅徵收缺乏正義和平等，是導致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激化、最終引發革命的根源。考察法國歷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稅收與權力之間的利益交換關係。更嚴重的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也加入到盤剝農民的隊伍中來了。如前所述，為確保自己擁有更多的財富並且擁有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地位，一些資產者向政府購買官職，獲得官職以後，他們便擁有賦稅的豁免權，而政府為了獲得更多的金錢也就不斷地發明新的職位出賣，於是又出現了一大批新的免稅者，“資產者輕易便能獲取官職躋身貴族，以享受特權同他們原先的階層分開了”，“有幾千種官職可以使資產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負擔”。
草庵：這種現像在今日的中國也出現了，中國的公務員及黨政幹部不僅不交稅，反而貪污納稅人的財富。當年的法國，在政府的賦稅徵收額不斷增長的同時，承擔這些賦稅的人數卻不斷下降，維持無限政府龐大國家財政需要的稅收負擔便全部落在第三等級的肩上，尤其是落在農民肩上了，出現了富人免稅而窮人納稅的情況：“最有能力納稅的人免稅，最無能力應付的人卻得交稅，當捐稅以此為宗旨時，就必然要導致那一可怕的後果－－富人免稅，窮人交稅”，“於是，在已經存在所有個別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項更普遍的不平等，從而加劇並維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
伍凡：免稅特權的產生，是專制的孿生毒瘤，“是特權中最令人厭惡的特權”，它一旦成為一種社會性的制度安排，這樣的社會離衰落就不會遠了，當人們的賦稅負擔與他人不能平等，不能充分得到自己的勞動成果的時候，必然對這個制度產生仇恨，此時的人們要么選擇繼續忍受賦稅的不公正，要么起來反抗，在法國，“有一種激情更深更遠，這就是對不平等的猛烈而無法遏止的仇恨，這種仇恨的產生和滋長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來，它就以一種持續而無法抵禦的力量促使法國人去徹底摧毀中世紀遺留的一切制度。”
草庵：君主專制政府的賦稅體制存在著致命的弊端，賦稅徵收缺乏制約，制度分散而無序，徭役徵發隨意性極強，導致民眾特別是農民因稅負超重而日益貧困化，激發了平民特別是農民的反抗意識，加劇了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成為未來社會動盪的禍因。在舊制度下，國王擁有絕對的治稅權，法國國王自查理七世時就“做到了不需要各等級同意便可任意徵派軍役稅”，而貴族只要自己能夠享受免稅權，就卑鄙地聽憑國王向第三等級徵稅，從那一天起便種下了全部弊病與禍害的根苗。在這點上，今日的中共與當年的法國國王沒有任何區別，同樣是不經過人民的同意隨意徵稅。
伍凡：舊制度下的稅收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兩個稅類，直接稅由中央政府控制徵收，“如軍役稅、人頭稅以及二十分之一稅，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員確定徵收，或在他們無與倫比的監督下進行。”為了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王國政府極力加大直接稅的徵收力度，稅額每年都在增加，而且由於缺乏制度的制約，納稅人事先毫不知情。“軍役稅和附帶的許多捐稅的總額，及其在各省的攤派額，都由御前會議每年通過一項秘密決議來確定。這樣，直接稅逐年增長，而人們卻是先聽不到任何風聲” ；由於“稅額不斷變化，乃至種田人前一年無法料知下一年應付多少。”
草庵：與中國今日景象又非常相似的一個現像是，從中世紀起，法國的財政、賦稅工作是由一系列機構管理的，市政府、教會、地主和包稅商等，非常分散。他們負責收稅，同時監督國王的壟斷事業，並收取利息，藉此分得一份收入。間接稅就是主要通過包稅商徵收的，“由御前會議同金融公司洽談，商定契約的各項條款，並規定徵收的方式。”包稅商在徵收的同時也為自己謀取私利，“這種鬆懈的和雜亂無章的組織天生就是腐敗的，納稅人的錢大部分落入私人之手”，進入國庫的稅款比納稅人實際交的稅款少得多，形成“代價高而效率低”的格局。到舊制度末期，長期積累的矛盾已使得王國財政難以為繼，財政困難成為危及統治秩序的最大的政治問題，並且最終再也沒有機會走出這種困境。
伍凡：農民佔法國總人口的80%，卻僅擁有30%的土地，“封建賦稅和教堂的什一稅在他們的收入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就算在最好的時期也不例外”，即農民必須向教會交納什一稅，向貴族交納各種封建稅，向國家交納軍役稅、所得稅、人頭稅和其他雜稅。 “由於1720—1789年間總的物價水平上漲了65%，而農產品的價格遠遠落後，這一稅收負擔特別繁重。”法國的地產分割完成於大革命前，相當一批農民已成為土地的所有者，這本為解放農村生產力創造了條件，但政府極其紊亂的稅制和超重的稅收負擔很快使農民發展的願望化為泡影。我們回想一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進行經濟改革，開始是土地承包，也是走的當年法國的道路。
草庵：托克維爾在他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也對繁苛賦稅下掙扎的農民處境作了生動的描述：“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稅，不過不是付給政府，而是付給鄰近的地產主”，“他終於有了一塊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種子一起埋進地裡，可是那同一幫人跳了出來，把它從他的地里拉走，強迫他為他們在別處幹活。他們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稅。在市場上，他又碰上他們，必須向他們交錢以後才能出賣自己的糧食。回到家中，他不得不到這幫人的磨坊裡磨面，用這幫人的烤爐烘麵包。他那小塊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給這幫人的租金，而這些租金不能贖取，也不收時效約束。不管他幹什麼，處處都有這些討厭的鄰人擋道，他們攪亂他的幸福，妨礙他的勞動，吞食他的產品；而當他擺脫了這幫人，另一幫穿黑袍的人又出現了，而且奪走了他的收入的絕大部分。請設想一下這位農民的處境、需求、特徵、感情，併計算一下，若你能夠的話，農民心中鬱積了多少仇恨與嫉妒？”
伍凡：這段描述非常像描述今日的中國，可見當年的法國和今日的中國是多麼的相像。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暫時談到這裡，下期節目我們繼續談。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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