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上)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上)

--------------------------------------------------------------------------------

【大？元10月27日訊】目錄
 
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1．相互叫「同志」

2. 典型的黨八股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匯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
3）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勞模、上級、代表、委員會——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
4）奮鬥、自我檢查、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煽動鬥爭為「黨」充電

3. 中共用黨話重組中國人的生活

1）習焉不察的黨話
2）黨話強制建構的政治體制
3）黨話強制建構的精神生活
4）黨話大舉侵入私人空間

=========================

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語言是人類用以儲存記憶、交換信息、傳遞經驗、教化後代的工具。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記憶，語言凝攝著該民族的終極關懷、價值觀念、歷史智慧、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社會風俗，反映了該民族與宇宙的關係、在世界中的定位、整體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的走向。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文化大系統中最重要的子系統。

據《易．系詞下》記載：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時候，他抬頭觀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現象。俯身觀察地上山川河流等變化規律，觀察鳥獸皮毛文采與地上適宜生長的植物，近則取法於人身，遠則取法於各物象，於是開始創作八卦，用來與神明的德性相貫通，用來表徵萬事萬物的情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段話雖然是講八卦的起源，但我們幾乎可以把它移用來概括中國語言的起源。先民們把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形象提取出來，製成半抽像半具體的符號，用來表徵天地萬物，並且與神明溝通——這就是漢語的來源。漢語的起源決定了其字形和語音與宇宙有著巧妙的連帶關係，語言成為溝通天、地、人三者的橋樑。

語言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獨特精神風貌。由於人類一切精神和物質活動都以語言為中介，因此可以說，一個文化的形態就是該民族語言的形態。在一定意義上，創造文化，就是創造一種獨特的語言；毀滅文化，就是毀滅承載這種文化的語言。

古人云，言為心聲，文以載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賜予他們的語言文字。從存世的典籍我們可以約略看出先民的語言風貌和精神風貌。從深奧精微的《周易》，到簡括透闢的《老子》；從溫柔敦厚的《詩經》，到瑰麗高潔的《離騷》；從微言大義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記》；從質直少文的漢譯佛經，到恢弘華美的唐詩、綺麗婉約的宋詞、酣暢淋漓的元曲，漢語記錄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內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個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語言，一個自愛的民族必然愛護自己的語言，一個自強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語言。

可是，由於近代中國在文明進程中遭遇種種內憂外患和屈辱，一次次軍事和外交的挫敗使很多人漸漸喪失了對古國文明的自信，也喪失了對中國語言的自信。白話文運動，世界語運動、廢除漢字、線裝書扔茅廁……知識份子提出一個比一個更激進的方案。危機意識深重的民眾不暇深思，一些方案於是在社會上贏得了相當程度的贊同，漢語的純正性開始被緩慢侵蝕。雖然如此，這些局部的對語言文字的摧殘和變異，由於沒有政權的大規模介入，並沒有對語言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中共奪取政權以後，視正統中華文化為其專制統治的最大障礙。面對人口眾多的中華古國，中共無法完全撇開傳統另搞一套，因此它選擇了借體寄生、從內部毀滅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對漢語的態度也不是連根拔起，而是繼承表面形式，輸入黨文化內容，使黨文化的毒素附著在民族語言的肌體上。這種做法，對於中共來說，可謂「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傳部門、文化部門、教育部門，報紙、廣播、電影電視、文藝團體，沒完沒了的會議、堆積如山的文件、不間斷的狂暴政治運動，創造了數量巨大的黨文化新詞和特殊的表達方式，再用字典、詞典、各種工具書、教材、語言規劃部門的文件把它們固定下來。簡化字的頒行使年輕一代無法閱讀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黨魁創造了新的語言規範和美學標準，大、中、小學一以貫之的黨文化教育使學生們把邪惡殭化醜陋虛偽的黨話當成理所當然。時至今日，同志、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黨八股詞充斥在文件、報刊、書籍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裡，舖天蓋地的黨話成了十幾億中國人的語言現實。人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營造的語言空間中卻冥然不覺，以為現在使用的語言是民族語言自然發展的結果，以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這麼說話。離開了黨八股，人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說話了。

中共盜用國家政權對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深刻傷害，可以說前無古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被黨文化嚴重污染的語言，嚴重地損害了人們反思中共、反思黨文化、構思民族未來的能力。很多人都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人們用中共製造的語言批判中共，憤怒聲討中共的文章仍然稱中共建政為「解放」，有人在「退黨聲明」中仍然說「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讓人簡直難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棄中共，還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權搖搖欲墜、人民亟待回歸正常人類文化的今天，認清附著在民族語言上的黨話，清除黨話，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1．相互叫「同志」

中國人最熟悉的黨話要算「同志」了：張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長同志，領導同志，司機同志，局長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視作品中的經典台詞和生活中的習慣用語：「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們，衝啊！」，「一條戰線的革命同志」，「同一個戰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學習」，「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們辛苦了」……「同志」一詞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於人們都不覺得它是共產黨的詞了。

有人從中國古籍中或者成語中找到幾絲「同志」的蹤跡，但應該說被共產黨流行起來的「同志」一詞並非中國古已有之，而是一個外來詞。考證起來，「同志」來源於英文單詞comrade，常見於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之間。日本人最先用「同志」來翻譯comrade，後來引入中國，作為對於志同道合（特別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稱呼。十九世紀末，清光緒皇帝在籌劃「戊戌變法」的時候，就對變法派的大臣採用了「同志」這一稱呼。在同盟會以及以之為基礎而創立的國民黨內，「同志」一詞的使用已經比較普遍。但是「同志」在國民黨內使用的時候，更像是一個普通名詞而非稱謂用詞。在使用稱謂時，依然採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張先生是我們忠實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澤東、羅學瓚等人在通信時，也開始引用「同志」一詞。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並賦予其新的涵義。1923年以後，在中共內部以及與外國共產黨及工人組織之間，互稱「同志」也多了起來。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同志」一詞在中國大陸地區普及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中共頭目在1959年還專門指示，要大家互稱「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在其黨內一律稱「同志」。實際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擴大了，使得這一稱呼並非僅僅在黨內使用，而是成為公民彼此之間的一般稱呼了，並習慣將這一稱呼放在對方姓名之後，甚至放在職稱之後，成為一種最經常使用的稱謂。例如：「張同志是忠實可靠的」，「部長同志」，「工人同志」，「婦女同志」等等。

中國傳統社會流傳下來的人際交往時的稱謂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黨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屬性，賦予人「集團」、「黨派」、「幫派」的性質。這個稱謂具有鮮明的選擇意味，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遵從中共的「革命」目標，服從黨的領導的就是同志，背後掩蓋的是對所有人自由的剝奪。人們天真地以為，彼此稱「同志」反映了「革命隊伍」中的平等和親切。恰恰相反，「同志」讓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表面的平等背後是森嚴的等級差別。「毛澤東同志」反映的是絕對權威，「小平同志」表現的是領導一切的地位，「江澤民同志」顯示的是陰謀家的火箭竄升。什麼時候中共幹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過平等的「同志」？

中國自古對於稱謂是很有講究的。《論語‧顏淵》記載，齊景公向孔子問為政之道，孔子說：「君要象君的樣子，臣要象臣的樣子，父要象父的樣子，子要象子的樣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子路》記載，子路一次問孔子：「如果衛君有意讓您來主政（衛君待子而為政），您將從何處下手呢？」孔子說：「那一定要從『正名』開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說起來便不順；說起來不順，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興禮樂；禮樂不興，那麼刑罰也不能中肯；刑罰不中肯，民眾將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在傳統觀念中，制訂並使用恰當的命名是「為政」（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出發點。恰當的稱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把人置於一個自然形成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使人的行為有所依據。

語言不僅僅是思想的外衣，語言也能創造出物質現實。中共就是這樣在廢除傳統社會以天然倫理為基礎的稱謂系統的同時，廢除了傳統宗法制度，把社會中原本定位有序的個人變成了無序無位的幫派教派成員。

把豐富的稱謂簡單化為「同志」，其實是共產黨鬥爭哲學的需要。「同志」一詞也確實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產黨國家成為主流稱謂。這一稱謂在社會學上的特徵為：（1）個體獨立性差；（2）群體封閉性強；（3）社會包容性差；（4）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裡，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就是另類，就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中共發行的毛選開篇即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共樹立的幾大「民主黨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親密朋友」，中共也都稱他們為「同志」。「對同志要象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象嚴冬般冷酷。」 「同志」這個稱謂所具有的肅殺政治氣味，人們也早已習以為常。凡是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為敵人是什麼樣的情形。在上個世紀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於「地主」、「富農」或「資本家」家庭）或有點兒歷史問題什麼的，長期蔑視你的人稱呼你一聲「同志」，你能激動得渾身發抖。

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可能會面臨著失去「同志」資格的危險。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為對方僅僅是犯了錯誤，哪怕是嚴重的錯誤，失敗的一方通常還可以保留黨籍，並且儘管很少再有機會出現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例如訃告），官方文件依然會稱他們為「同志」。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為對方的性質比犯錯誤更嚴重，失敗的一方通常會被打成「反革命」、開除黨籍，今後的官方文件也不會再稱之為「同志」了。同樣，在共產黨的國際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這一稱呼，也反映了兩國是否還屬於同一陣營。

典型的「同志」既無個體意識，也無社會公民意識，承擔不了正常社會中公民應負擔的責任，剩下的僅僅是對上級幫派組織中共的服從。眾多「同志」不能構成正常意義的社會，僅能構成團體和宗教。這個團體採用控制的方式攏住人心，並執掌國家政權，把社會變成邪教式的封閉體系。這樣，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共歷史上，眾人在擠進「同志」行列的同時，不惜把他人打成敵人，以至人人為敵。

這個稱謂通過千百萬次的「稱呼－應答」的實踐，具有強烈的暗示誘導作用，使人們加深對中共集團的認同感。《九評共產黨》揭示出中共是一個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稱呼就是這個邪教團體對其信徒的召喚和控制。每次你對「同志」的稱呼做出無所謂的應答，就是承認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強了邪靈控制你的那個無形的紐帶。

「改革開放」之後，雖然在黨、政府和軍隊內部的正式會議和文件中，人們依然會按照以往的方式來使用「同志」這一稱謂，但在社會上的使用面開始縮減，一般人在正式場合相互稱呼不再使用這一政治意義非常濃厚的詞，而是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顯人情味的「師傅」等等。不過，人們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親叫不聽話的女兒「小同志，你聽著」，朋友聚會「來來來，同志們，乾杯」，求人幫忙「都是革命同志嘛」。這種看似不當回事的叫法，卻是黨話對人民生活潛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們樂於叫「同志」，不管有沒有意識到，人們就在同共產黨的志，就在堅持共產黨的話語系統，就是在維護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2. 典型的黨八股詞

上面列舉的「同志」只是習慣了的黨話的一個例子。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大多從小就生活在黨文化造就的語言環境裡，對黨話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根本不覺得這些話有什麼不自然的。換句話說，人們還以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這麼說話的。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黨話是共產黨為了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刻意製造並推廣的，因此在非共產黨的政治體制裡，並沒有使用黨話的需要；共產黨到來之前的中國人也從來不是這麼說話的。中共經過幾十年的高壓統治和封閉灌輸，不光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強烈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話語系統。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人們講話的語言中，相當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過或是中共造出來的語言，而且是張口即來。

下面我們將分析一些典型的黨八股詞。需要強調的是，黨話中的詞彙、語句並不一定都是共產黨造出來的，或者是共產黨統治的社會所特有的。凡是在黨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義，並服務於共產黨統治的詞句，都可以歸為黨話。比如「團結」一詞通常表示不同的個體為了共同的目標結合起來，在其他語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詞。但在黨文化的鬥爭哲學中，「團結」被加入了特定的含義。被宣布為「團結」的對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屬於中共定義的「自己人」，但又不屬於敵對的一方，比如所謂「民主黨派」就是中共「團結」的對象；黨文化中常用的「團結大多數」隱含的意思是，「極少數XXX分子」不在被「團結」之列，因為他們是打擊、鬥爭的對象；當中共宣布黨的XXX會議是「一個團結的大會」，並不表示會中沒有不同意見，而是宣示「以XXX為首的黨中央」是這次政治鬥爭的「勝利者」，與「黨中央」不同意見者已遭到整肅，或者至少目前沒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也就是說，在黨文化中「團結」一詞已經被加入了服務於鬥爭哲學的特定含義，所以稱之為黨話詞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匯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傳達、領會「XXX會議精神」、「統一認識」、「堅持XXX路線」等等用語，對於生活於一個正常社會的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一個社會裏有各種各樣的人，人們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興趣愛好不同，為什麼大家要走同一條路？為什麼要統一「認識」、要傳達、貫徹XXX精神？中國古代的儒家講「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諺語說「條條大路通羅馬」，都是說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見和選擇，這樣組成的社會才豐富多彩。

中共不斷變化自己的立場原則，走的不是直線，而是曲線、圓圈，不斷改變方向、甚至多次走回頭路，可是在每一個歷史時刻，中共總是宣稱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確「路線」。中共「路線鬥爭」往往你死我活、殘酷無情、骯髒無恥，「反動路線」的追隨者下場悲慘，「正確路線」擁有者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線鬥爭結束，勝利的一方都會宣布落敗的一方犯了「XXX主義」的錯誤，左傾、右傾、左派、右派、形右而實左、形左而實右等等。總之，只有勝利的一方走在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對於一般百姓而言，他們的角色是「思想匯報」、「提高認識」——最終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承認堅持和追隨「路線鬥爭」中勝利的一方，向黨表忠心。

一般的會議都會有一個決議。因為大家對同一件事的認識有分歧，或者什麼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協調去做，才有開會的必要。人們在會上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形成決議，會議過後按照決議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會議上意見得不到統一，那麼最終往往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怎麼做。通過投票產生的「會議決議」是不同方面意見妥協的結果。雖然可能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滿意，但這也是民主的議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會議的參與者也完全明白這一點。而「會議精神」就不同，它是在開會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黨中央」、「黨的上級組織」的意見，跟會議參加者的看法無關。參加會議的人只能「領會」會議精神、「傳達」會議精神、「貫徹」、「堅持」會議精神，卻決不能質疑會議精神、挑戰會議精神、反對會議精神。參加會議的人只不過是被支配的木偶，牽動木偶線的是躲在後面的中共。如果人們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認識」，最後達到「統一思想」，服從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黨文化中，這一組詞語的功用是通過反復使用而強行進入人們的習慣語匯，最終在人們潛意識中形成條件反射般的對應行為，從而無法覺察到自己已經被變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殼。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

時下在年輕人的流行語中，「領導」這一稱謂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用來指稱「老婆」。人們常常聽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時候稱，「這事得回家請示一下領導」。這反映了「領導」在黨文化中特殊的廣泛意義。在正常社會裏也有「領導」——如老闆、主管、經理等等，但他們的管轄僅局限於業務範圍之內，反對領導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被「炒魷魚」。可是，在黨文化裡，「領導」管轄的範圍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領導」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領導」也能管，從評職稱、漲工資到結婚、離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對領導不僅僅是丟飯碗而已，還可能面臨「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頭，還可能在檔案裡被塞進黑材料，走到哪裏都擺不脫。

「領導」之所以能無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會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不得不生活在「單位」裡。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過「單位」來解決，或需要「單位」出具證明。在「單位」裡，每個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測的「善惡簿」，叫做「檔案」，其中記載了一個人從學生時代開始大大小小的獎、懲歷史，從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風問題」……幾乎事無鉅細，全被記錄在冊。一個人要想「調動」離開某「單位」，需要接收「單位」發「調令」，如果本單位「領導」不同意，可以卡住「檔案」不放。最令人恐懼的是，普通人是沒有資格看「檔案」的，所以這個「檔案」永遠保持神秘，當事人無從知道「單位領導」把什麼材料塞在了裡面。還有一個與「檔案」緊密相連的過程叫「政審」，這個過程中「領導」可以調閱審查某人過去所有的社會活動記載，需要時還可以動用人力到各「原單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審核某人「對黨的忠心」，直接決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參與「重要工作」。

有了「單位」，黨只要保證「單位」的「領導」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輕易控制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

中共派駐「單位」的代理機構是「組織」。「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的角色常常熱淚盈眶地說，「終於找到組織了。」現在人開玩笑時也經常這麼說。「和組織失去聯繫」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組織」是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思路。「相信組織相信黨」，「組織結論」，「組織上會弄清楚的」是中國人自我心靈安慰中常說的話。「有組織」常和「有計畫、有預謀」聯繫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