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25日 星期日

【解體黨文化】之七:生活中的黨文化(上)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七:生活中的黨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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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1月4日訊】目錄:
 
1.把中國皇歷叫作農曆或陰曆,把中國新年叫春節
2.取消傳統節日,過黨安排的黨節
3.年輕人結婚,要新事新辦,不拜天地神,唱感謝黨的歌
任何一個偉大的文明都經歷過漫長的積累和演化過程。在五千年的中華文明中,一代又一代帝王逝去了,一個又一個朝代終結了,但敬天、信神、仁民、愛物的價值核心卻從來沒有失墜。


在這種價值指導下的傳統中國社會,存在著不同的社會部門,以滿足人不同層次的需要——生存需要、情感需要、安全需要、精神需要等等。政治的存在為社會服務,社會的存在為人服務,而不是相反。宗教信仰、倫理道德、風俗習慣這些社會的基本內容對政治起著制約和引導的作用。當政權偏離了正義的軌轍,人們可以依據社會公認的準則規範政權、校正政權,甚至推翻政權(替天行道)、重建政權。孔子說過,「禮失而求諸野」,意思是說,朝廷失去禮儀,要去民間把禮儀找回來。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會,其重要性甚至遠在政權之上。


傳統中國文化深厚的精神內涵決定了傳統中國社會從總體上說是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社會。健康的社會意味著心智健全的人民,而心智健全的人民不會聽憑共產黨愚弄和恐嚇。因此,共產黨要全面根除社會生活中的傳統因素,用黨文化取而代之。


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高度政治化,政治高度一元化。共產黨聲稱「不破不立」、「大破大立」,要「移風易俗」、「破舊立新」。在一片殺伐聲中,破除的是中華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建立的是具足中共邪惡基因的黨文化。



或許有人以為自己沒有受到黨文化的沾染,比如很少看電視和報紙上的時事,或者基本不參加政治學習。可是,中共實行的是「黨領導一切」,而不是「黨領導一切減去你的個人生活」。黨文化對中國人生活的滲透是無孔不入的。可以說,只要是生活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大陸,就不可能不受到黨文化的毒害。


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破壞深刻而徹底。曆法節慶、婚喪嫁娶、衣食住行、甚至家庭和生育,都被中共揉捏成它想要的樣子。我們下面從幾個簡單的例子入手,討論生活中的黨文化。


1.把中國皇歷叫作農曆或陰曆,把中國新年叫春節


現在的中國人把傳統的曆法叫作農曆或陰曆,把「正月初一」稱為「春節」,這裡所用「農曆」、「春節」等說法帶有明顯的黨文化含義。一個名詞的改變看似無關緊要,但幾千年歷史的傳承卻會因此斬斷。


1)把皇歷叫作農曆或陰曆


中國人是非常重視歷史的,中國對歷史的記載之詳盡和準確遠非有著同樣久遠歷史的歐洲或非洲可比。這固然由於中國人有記錄歷史的使命感,更重要的是中國人所特有的修史利器——紀年方式。


簡單地說,「歷史」就是對「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事」的記載。如果紀年的問題解決不了,就會給修史帶來極大的障礙。也正因為此,歐洲的歷史在統一曆法(十七——十八世紀)之前的年代常常是模糊甚至混亂的。


中國的傳統曆法以干支紀年。所謂「干支」是「天干」與「地支」的簡稱。其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為十二地支。紀年則按順序取干支各一字,以甲子為始,六十年循環一次,週而復始,直至無窮。這種干支紀年的方式使中國歷史擺脫了年代的定位問題,幾千年後,中國人仍能很輕易的將中國史書中的紀年對應到西元的紀年上。


另外中國人也以干支來紀月、日和時。換句話說,由於干支包含天干、地支各一個字,每一個時刻都由年、月、日、時的干支來標記,因此共有八個字。例如2006年6月6日早上6點,就屬於「丙戌年甲午月丙寅日辛卯時」,此時出生的人「生辰八字」即為「丙戌、甲午、丙寅、辛卯」。


中國最早的曆法是軒轅黃帝頒布的。軒轅黃帝被尊為「人文初祖」,因此,中國人對曆法的重視可見一斑。《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黃帝、顓頊、帝嚳、堯和舜都對曆法進行了修訂,在帝舜的時代人們對一年的天數、節氣的劃分已經相當準確。



由於軒轅黃帝是道家文化的創始人,因此中國人從文明之初就非常重視道家的陰陽學說。曆法也表達了陰陽平衡的概念,中國的傳統曆法是陰陽合歷,既不是單純的陰曆,也不是單純的陽曆。


現在人們常用的公歷就是一種太陽曆(簡稱陽曆),它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週期為基礎,其月份的劃分與月亮的盈虧沒有關係,只是個名稱而已;伊斯蘭教曆法是一種典型的太陰曆(簡稱陰曆),它完全以月亮的盈虧週期為基礎定月份,每年12個月,大約354天,所以積33年與公歷相差一年。


注重陰陽平衡的中國古人制定的傳統曆法,同時兼顧月亮的盈虧週期和地球繞太陽的公轉週期。其歷月的平均長度接近朔望月,定「朔日」(即月球位於太陽與地球之間,月球被太陽照亮的半球背對著地球,這一天從地球上看不到月亮)為每月初一日,所以月中則為「望日」(月圓之日);通過設置閏月,使歷年的平均長度接近回歸年,是一種「陰月陽年」式的陰陽合歷。它既能使每個年份基本符合季節變化,又使每一月份的日期與月相對應。此外早在舜帝之時,準確描述季節變化的二十四節氣的劃分就已經完成,傳統曆法中的節氣取決於地球繞太陽公轉位置的週期變化,屬於太陽曆範疇。


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天人合一」,道家認為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因此極為重視對天象的觀測。漢初司馬遷寫《史記》時,專門寫了一章「天官書」,對星球的運轉規律、位置以及對人間格局的影響做了詳細的闡述。


由於天干地支對應著五行,並進一步對應方位、顏色、季節、五臟、社會結構等,因此成為周易預測學的主要依據。以干支紀月時,這裡的「月」也是傳統曆法中的以月相盈虧為基礎的月,即周易預測也必須基於傳統曆法。


在歷史皇朝建立之後,皇帝登基,或者發生什麼大事、天災等,都會改年號,所以曆法中又加入了年號。如我們所熟悉的「貞觀」、「永樂」、「康熙」等都是年號。因為傳統皇朝的歷書都由皇帝頒布,與皇帝年號聯繫在一起,並且由官方刻印,因此傳統曆法被稱作「皇歷」。又因為最早的曆法來源於黃帝,因此也叫「黃歷」。


皇歷以干支紀年,包括二十四節氣的日期表,每天的吉、凶、宜、忌,涉及婚姻嫁娶、儀式慶典、建造搬遷、生活起居、祭祀安葬等方面的內容。


中國曆法充分體現了陰陽五行的思想, 蘊含著自然循環運化的規律,即時(時間)空(方位)互動,和「陰」與「陽」的作用結果,同時反映了中國古人對宇宙相生相剋、禍福轉換、改朝換代、循環往復等規律的理解,其背後反映的是道家文化和中國傳統社會敬畏天地神明、考慮天時、地利、人和的價值觀。



中國曆法由於其陰陽平衡、天人合一、預測學內涵而成為中共消滅的對象。


中共建政之後,開始認為「皇歷」代表了傳統社會的統治秩序,並且其中有很多與預測學、風水等有關的內容,於是廢止了「皇歷」。叫「黃歷」或「夏歷」則會讓人回溯歷史,於是稱傳統曆法為「陰曆」。應該說,「陰曆」的叫法是錯誤的,中國曆法是「陰陽合歷」,叫「陰曆」就打破了傳統文化中陰陽平衡的觀念。然而,中共覺得「陰」仍然是道家的提法,還是帶有修煉內涵,於是在1968年,中共以破「四舊」為名把傳統曆法叫成「農曆」。


中共把傳統的皇歷叫作農曆,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似乎傳統曆法的作用僅限於農業,是計算農時的需要。這也是和中共唯物論的原則一致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農耕社會產生出的曆法其作用只限於農事,只對農民有用,與現代社會、與其他人沒有太大關係。傳統曆法由此而被邊緣化。實際上如前所述,傳統皇歷的作用絕不僅限於農業,它和百姓生活更直接相關的部分,是其直接將「天地人」的關係反映在內的以天干地支為基礎,根據五行生剋確定的每日吉凶宜忌,以及以敬天信神為核心的各種年節、祭祀活動。這些和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文化內容,能夠使中國人時時回溯自己的文明傳統。中共把它簡單叫作農曆,實際上是籍此貶低掏空蘊含博大文化內涵的傳統皇歷,截斷傳統文化的承傳。今天的年輕人說到農曆,只知道它和寥寥幾個剩下的傳統節日有關,還與農民種地有關,而不知道其中蘊含的深厚傳統文化內涵了。此外在中共黨文化中,農民常與「政治覺悟」不高,和「封建、愚昧、落後」等聯繫起來,中共把皇歷叫農曆是對傳統曆法的一種貶損。


2)把新年叫春節


過年是華人社會最大的傳統節日。《說文解字》中「年」的意思是「五穀大熟」。古人豐收後要感謝神明保佑,因此舉行謝神祭祀並祈禱來年風調雨順的重要儀式。


傳統的新年是從臘月八日開始,直到正月十五結束。「臘八」是佛祖釋迦牟尼開悟成佛的日子,民間與寺院都在這一天喝臘八粥,祈禱來年五穀豐登、六畜興旺。


接下來就是臘月二十三「過小年」,這一天是灶王爺上天的日子。民間認為灶王爺監看著一年以來一家人的一舉一動,到了臘月二十三日這一天要上天庭去匯報。至除夕再貼上新的灶王像。這種活動是中國人「頭上三尺有神靈」的一種表達。由於相信灶王的監督作用,人們自然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束。



臘月三十也稱「除夕」,是新年慶賀的高潮,這是「祭神祭祖」的日子。其中置天地桌、貼門神、接福神、財神、貴神、喜神、太歲神、請灶王爺像、貼春聯、放鞭炮等都與中國人敬神的傳統有關。天地桌是供奉神佛和接神的臨時性供桌。春聯的原形是桃符,因為傳說中鬼怕桃木,至五代時蜀主孟旭在桃符上題字「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成為正式的春聯的開始。


祭祖也是過年的重要部分,大多是在家中將祖先牌位依次擺在正廳,陳列祭祀的供品,然後祭拜者按長幼的順序上香跪拜。《論語》上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因此祭祖不僅是孝道的表達,也是對古人道德傳統的繼承。


1949年9月27日,中共商量奪取政權後建政事宜,將「正月初一」改為「春節」,似乎只是個普通的慶祝「春天」的節日而已。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叫法,同樣是中共為了批判、替代傳統文化、宣揚無神論的需要。這樣一改,傳統過年中感謝神明看護、尊敬神明與先祖的文化內涵就被去除了。


這時過年的吉祥話變成了「祝你今年能夠上北京,見到毛主席」、「革命精神代代傳」等政治話語,春聯變成了「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毛主席」,「敬神祭祖」變成了「憶苦思甜」,組織看政治電影,組織有「教育意義」的聯歡會,搞「團拜」,唱「人民公社新風多,婆婆嬸嬸都唱歌,春節不去搞迷信,大家上台演節目」。張貼的年畫從敬神祈福變成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好」、「春節期間學習老三篇」、「全家學公報」。中共的報紙是這樣描述百姓過年的:有人打算趁一家團圓機會辦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有的準備大年夜吃「憶苦飯」——「這頓『年飯』,是階級教育飯,我們一定吃在肚子裡,記在心坎上,永遠不忘階級苦,永遠跟黨干革命!」還有人計劃開家庭批判會,或者準備看看親戚朋友,一起交流「思想收穫」,暢談「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傳統節日變成了共產黨給老百姓洗腦灌輸黨文化的政治課。


文革結束後,傳統的慶祝方式有所恢復,然而經過三十年的破壞,新生的一代已無重拾傳統的可能。近二十幾年的「春節聯歡晚會」被中共鼓吹為中國百姓的「新民俗」,然而晚會完全是歌唱「主旋律」,與意識形態有關的主題貫穿始終,而且格調越來越趨於粗俗低下。千百年來蘊涵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懷被中共破壞殆盡。


2.取消傳統節日,過黨安排的黨節


傳統節日除了過年被中共叫成「春節」外,還有很多被中共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黨節,以黨文化取代傳統文化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中國的傳統節日都與修煉、神佛等有著密切的關係。比較重要的傳統中國節日除了新年之外,還有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盂蘭盆會、中秋節、重陽節、冬至,此外還有浴佛節、七夕等。



元宵節在「正月十五」,原本來自於道教的「上元節」,傳說中為天官大帝的誕辰日。漢明帝劉莊因為崇信佛法,於是下令寺院與民間在這一天放燈,象徵佛法大明。自此,元宵節也成了燈節。


清明節是祭祖掃墓的時候;端午節一說起源於祭祀屈原、一說源自於龍神崇拜。中秋節起源於周朝,周天王每年中秋要祭月,後漸漸留下了賞月的習俗。重陽節為九月初九,按照中國的術數,「九」象徵極高(道家講九層天)、極廣(九州方圓)、極深(九地之下)、長久等等,此時人們賞菊、佩戴茱萸、飲菊花酒等。冬至則是帝王到天壇祭天的日子。


浴佛節在四月初八,又稱佛誕節、龍華會,是釋迦牟尼佛出世的日子,這一天善男信女要到寺院進香、參加齋會,舉行佈施、放生等活動。七夕是七月初七,源於牛郎織女的傳說。盂蘭盆會在七月十五,是薦亡的節日,起源於佛教中目犍連尊者依釋迦佛開示,設盆齋僧,使其母脫離餓鬼道的典故。


略述中國的節日,可看出無節不與祭祀、神話或佛、道教有關。如果這些節日得以保留,並依循傳統慶賀,則中國文化中與神有關的部分會代代相傳,這是共產黨所不能容忍的。為了割斷中國人和中華傳統文化道德、傳統文化價值之間的承接、聯繫,讓中國人不再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和保護,完全暴曬和浸泡在黨文化之中,通過日常習俗對民眾進行洗腦,中共除了正月初一這個被改稱「春節」的節日而保留之外,其它傳統節日,無一為中共的法定假日。傳統的節日民俗被中共擠壓得失去了生存空間,不得不遺憾地退出歷史舞台。


同時,中共制定了其它「節日」,為其統治服務。這些「黨節」包括「三八婦女節」、「五一勞動節」、「五四青年節」、「六一兒童節」、「七一黨的生日」、「八一建軍節」、「十一國慶節」等。


過節的時候,回溯節日的起源常常成為當天的熱門話題,而中共所指定的節日,無一不與「階級鬥爭」或「革命」有關,或者是對它自己的里程碑的紀念,這種節日政治化的做法,目的就是讓人順服它的意識形態,以及慶祝中共的成立和發展。不僅如此,在黨節裡還不只有放假休息,每到黨節,就組織「歌詠比賽」、「文藝匯演」等,為惡黨歌功頌德。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共動輒給它的節日冠上「國際」二字,好像真是全世界的盛大節日。到了國外人們才發現除了幾個共產主義小兄弟,人家外國人過的都是自己民族的傳統節日,根本沒有「三八」「五一」「六一」的。共產黨故意渲染「工人、婦女和兒童」是被歧視的階級和群體,鼓動他們起來鬥爭。其實,恰恰是在共產黨國家「工人、婦女和兒童」才是真正受到壓迫的。共產黨利用這幾個節日不過是為了配合其階級鬥爭的需要。


「三八婦女節」常見的活動是評選模範或者是「三八紅旗手」,舉行女性為主的運動會,文藝演出等等,或者是表彰會、慶祝會、聯誼會等集會性的活動。近年來三八節的慶祝被要求搞創新,但不管多少過法,主題可以概括為進一步借節日來加深人們頭腦中「女人半邊天」,「男女都一樣」的黨文化,表現黨對女性的「關懷」,突出黨讓婦女「翻身」,得到「平等」地位,同時讓女模範們對黨歌功表忠心,對其他人進行洗腦。


「五一勞動節」起源於1886年5月1日,以美國芝加哥為中心,舉行了約35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遊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五一變成黨節,慶祝的活動給人灌輸「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另外一個特色就是評「勞模」,從下到上,給工作出色,有成就的人或者是各行各業的突出代表以榮譽,甚至直接吸收入黨,讓人們感覺到自己被承認肯定,高興之餘不忘是黨給了自己這一切。通過對這些優秀者的統戰進行對各個行業的進一步控制,同時壯大自己的門面。


「五四青年節」則起源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原本一場維護主權的愛國運動,經共產黨宣傳成為「覺悟了的中國無產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標誌。


慶祝「六一兒童節」的主要國家都是「社會主義」或「前社會主義」國家。「兒童節」的起源莫衷一是,中共把這個節日也歸結到「反帝」上。「兒童節」的慶祝活動歸婦聯管,去公園也好,文藝演出也好,孩子過節卻不能做孩子想做的事情,小孩要說大人想聽的「小孩話」,各種活動由老師一手操辦,其意義不單純是慶祝和娛樂,「五講四美」、「做接班人」、「知榮辱慶六一」等等活動的主題都要符合黨的某個階段的政策和要求。孩子們耳濡目染的是黨文化裡借文藝之名達到政治目的的一套,還有「主題隊日」、「歌詠比賽」,天真的孩子們從小就被迫適應這套虛偽的做事方式。


不僅如此,六一前後是入少先隊的日子,在「隊旗」下宣誓:決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從小就把孩子們拉到中共的邪惡政治裡邊。


「七一」則是個不倫不類的「節日」,因為中共並非7月1日成立,卻被中共規定為「黨的生日」。實際上,中共是由蘇共在1920年8月派代表維經斯基來中國建立的,黨名也是蘇共所取,當時稱為「第三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又稱中國共產黨」,其使命為蘇共所托付的「顛覆中華民國和消滅中國國民黨」的無產階級革命。1921年7月所召開的只是中共的代表大會。從常識推論,也是先有共產黨,後有代表大會。


中共一大是蘇聯人出錢召開的。後來投靠汪精衛成為第二號大漢奸的陳公博是中共創始人,一大代表。他攜新婚夫人借開會機會到上海「公費旅遊」,住在大東旅社。7月31日,在陳公博住所隔壁發生一起情殺案。隨後法租界警察來辦案,中共才移至嘉興南湖開會。當時成立政黨是合法的,警察也並不是為了抓中共代表而來,而中共卻將警察的到來渲染成「對敵鬥爭」的險惡。1981年,中共黨史研究室根據1921年8月初《申報》上關於情殺案的報道推算出中共成立時間為7月23日,並寫進《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


 
參加中共一大的部份代表


「七一」雖為「節日」不是「假日」,但卻是各級黨委和中宣部對社會開足馬力搞宣傳的重要時機。對外如此,對內亦然。黨員要參加各種組織活動,黨的各級領導要講話,也是每年一次重新給黨員充電,增強黨性的機會。除此以外,新黨員入黨也多選在七一前夕。全社會承認七一作為節日的存在,就是承認中共對中國的佔據。整個節日每年一次起到了給中共輸血,加強中共生命力的作用。


「八一建軍節」是為了慶祝中共稱之為「南昌起義」的暴動。當時的背景是,國民革命軍在蔣介石的帶領下於1926年發起北伐戰爭,討伐北洋政府。由於人民的擁戴,北伐軍進展順利,國家即將統一。中共一方則在斯大林親自命令下不斷破壞北伐,甚至於要用武裝暴動的辦法打回廣東去,以阻止國民黨打垮北洋軍閥。蔣介石被迫於1927年4月12日,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產黨,而中共則於當年8月1日發動南昌暴動,搞起武裝割據。由於南昌暴動是中共掌握自己軍隊的開始,故被命名為「建軍節」。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十一」是中共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日子,卻要求全國人民來共同慶祝所謂的「國慶節」。「國慶」活動即被賦予重大政治意義,作為慶典的主體,在北京舉行國宴、閱兵、焰火、遊行。一方面炫耀武力,震懾百姓,另一方面用焰火、國宴、園藝等粉飾太平,用天安門廣場擺放孫中山的巨幅畫像來「統戰」台灣,用遊行來偽造「萬民擁戴」的假相。此時,電視通常要放「開國大典」等影片,緬懷中共「解放」的不易,人為把中國定義為中共建立的國,加重了「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混淆黨和國家的概念,給人錯覺好像中國是中共建的。


事實上,現在很多華人將10月1日稱為「國殤日」。自中共建黨以來,帶給中國人無盡的苦難,特別是在奪取全國政權之後,中共造成了大約8000萬中國人非正常死亡,出賣了數百萬平方公里領土,毀盡了中華文化的精華,對於道德和生態方面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中共強迫人民慶祝它的成立與發展壯大,等於強迫人民慶祝自己日益深重的苦難。



中共把「五一」、「十一」變為七天長假,天數雖多,卻沒有自主調劑的餘地。中國人常在這幾天安排旅遊、結婚或其它重要活動,這些活動常常給人留下美好的回憶,以至於多年後也許還會指著自己的結婚照或旅遊紀念照說「這是我某某年『國慶』節照的。」從而潛移默化地將中共的節日,與普通人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聯繫起來。


3.年輕人結婚,要新事新辦,不拜天地神,唱感謝黨的歌


1)正統文化中的婚禮


正統文化重視四大禮節:冠禮、婚禮、喪禮和祭禮。


「冠禮」是指成人禮,按照儒家禮節,男子二十歲行加冠禮以示成年,意味著真正承擔社會責任的開始。「喪禮」是在人過世之後的喪葬儀式,常請僧道追薦亡魂。「祭禮」則是祭祖、祭神的禮節。中共奪取政權後,上面的三種禮儀都被廢棄,這與其中包含的敬天敬神,「慎終追遠」的因素有關。


然而「婚禮」畢竟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無論是中國古人還是西方人,婚姻為一生的約定,要拜天地神明,隆重其事。


《禮記》中專門有「昏義」一章(「昏」為通假字,同「婚」,因古人婚禮常在黃昏時分舉行),規定了「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這六禮。其中「納采」指提親;「問名」指詢問女方姓名,以便占卜吉凶;「納吉」指將占卜的好消息告訴女方;「納徵」指男方向女方送聘禮;「請期」則指男方通過占卜擇定婚禮日期後請求女方的同意;「親迎」則指男方在婚期去迎娶女方。



儒家認為,婚禮是兩姓合好,上則行宗廟祭祀的職責,下則養育後代,因此婚禮是恭敬、謹慎、尊重婚姻的正禮。迎娶之日,男女要先拜天地,請天地作為婚姻的見證;拜高堂,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並請父母做婚姻的見證;夫妻對拜,以示相敬如賓。


西方的教徒結婚則要上教堂,請天主為見證,不信教的人也要念誓詞「從今以後,無論是順境或逆境,富足或貧窮,健康或疾病,我都將愛護你、珍惜你,直到天長地久。我承諾一生一世,對你忠心到底。」


2)中共對婚禮的扭曲


正統文化中的婚禮一方面表達了對天地神明的尊敬,另一方面將人倫之常通過外在的喜慶又不失莊重的禮節表達出來,有對祖先的敬、對父母的孝、也有夫妻之間的恩和義。


婚禮的細節常常成為人一生中最幸福的回憶,因此共產黨也一定要把婚禮作為其鞏固和維繫統治的重要方式。在中共插手之下,婚事帶上了強烈的黨政治色彩。例如結婚需要「黨組織」批准,不同「階級」地位的相親相愛會受到警告或不被批准。而黨的幹部則常常由「組織」給配一個,於是這樣的家庭充滿對黨的感激,變成黨的「微型戰鬥堡壘」。婚禮的儀式被鼓吹為「新事新辦」,不再拜天地神明,而改為向黨唱讚歌,用黨替代了傳統的神的位置。


《百年風俗變遷》提到了中共建政後的婚禮形式,除了在服裝上去掉了男子的馬褂長袍、女子的鳳冠霞帔而改穿列寧裝之外,證婚人也從天、地、父母換成了「黨支部書記」。結婚的時間則選在「五一」、「十一」這樣的中共規定的節日,「拜天地」變成了「向毛主席像鞠躬」。


至文革時,結婚前更要念一段毛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一切革命隊伍中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 將婚姻私事上升到「革命」的高度。注意一個細節,就是「一切革命隊伍中的人」才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革命性高於人性。同時還要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恩情深」,「毛澤東思想是傳家寶,誰要是反對她,誰就是我們的敵人。」在婚禮慶典上,還要繃緊「階級鬥爭」的弦,向毛表忠心。


「天大地大」這首歌是1966年邢台地震後開始傳出的。在婚禮之時唱這樣「讚美詩」式的歌曲,無非是共產黨神化自己的手段,並使人在回憶婚姻的甜蜜時自動想起這些讚頌中共的歌詞。


即使在文革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很多有工作單位的人,尤其是有頭有臉的人的婚事仍然免不了黨組織、黨領導的介入,新郎新娘還得表示感謝黨的關懷。儘管中共現在已經不再插手具體的婚姻形式,但經過幾十年的間隔,正統的婚姻禮節已經被拋棄,而隨之被拋棄的更是婚姻的神聖感與責任感。現在的很多婚禮,除了鬧得亂哄哄的,已經看不出其中的神聖與傳統禮儀的規範了。很多的家庭矛盾、夫妻感情破裂、一夜情的盛行,與中共破壞正統的婚姻觀念和婚禮形式不無關係。


 


 


【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下)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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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0月31日訊】目錄
 
4.黨話的建立經過了大規模整肅的過程
1)黨話的來源
2)黨話的形成和演變
3)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
4)黨話和正常人的話的關係
5)黨話的實質是中共把幫派黑話強制推廣給全體社會成員


5.黨話的特徵


1)中共壟斷了話語的定義權
2)黨話的多層次性和欺騙性
3)黨話的抽像性和詭辯性
4)黨話的吸納性和能產性


6.推行黨話的後果


1)文化-語言亡國的現實
2)黨話強制改變中國人的生活
3)黨話——當代中國人的有色眼鏡


結語:清除黨話,說正常人的話


1)如何辨認黨話
2)注意「黨話的背景化」現象
3)尋找真相,了解真相,傳播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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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黨話的建立經過了大規模整肅的過程


語言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漢語書寫系統的高度穩定性,對於保持華夏文明的穩定與統一,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長、傳統深厚的國家,語言規範行為的謹慎與適度,就顯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訂政策的出發點,卻不是保持正統文化的完整與純正。恰恰相反,為了剷除一切妨礙中共建立獨裁統治的障礙,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對傳統文化的否定,並且給人們灌輸無神論、進化論、鬥爭哲學等等邪說。於是,中共動用國家政權,進行超大規模的語言整肅。以國家機器用一切手段把黨話推行到全國,是黨話系統建立的根本特點。


1)黨話的來源


概括起來,黨話主要有六個主要來源:成批翻譯、黨魁製造、組織伴生、系統編纂、文人幫閒、大眾合作。


馬列主義是一種外來學說,最初的黨話必然以翻譯著作為載體。1897出版的嚴復譯《天演論》第一次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傳入了中國,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做了舖墊。1919年,《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完整譯本出現在《新青年》雜誌上,黨話開始在中國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後,把翻譯馬恩列斯著作和蘇共文件當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專門設立「編譯室」、「編譯局」等部門。在延安被殺的王實味就曾經在「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編譯室」工作。「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等中共意識形態的基本詞彙就是從這些翻譯著作中來的。



中共黨魁是黨話的另一個主要製造者。毛澤東聲稱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有意識地製造有自己鮮明特色的黨話。和毛同時或後來的中共黨魁如法炮製,試圖通過製造「新話」奠定自己理論權威的地位,從而在黨內鬥爭中立於不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走資派」、 「四個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三講」、「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八榮八恥」等等就是這些黨魁製造的新話。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為一個整體需要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據,中共領導人個體同樣需要給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據。由於幾乎每一任中共領導人都留下了血債,因此他們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離,但他們又不能突破中共作為一個整體預先設定的底線。華國鋒就是沒有擺正兩者的關係,沒有撇清和毛的關係,提出「兩個凡是」以後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個有著嚴密的組織紀律的列寧主義政黨。「組織伴生」的黨話是指伴隨著中共的組織形式和常規活動而孳生的大量詞彙。這些詞彙有些是中共生造出來的;有些是漢語詞彙或是來自德文、俄文、日文的藉詞,但經過中共的長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強烈的黨文化氣息。因為這些詞和中共的組織運作相伴而行,構成了中共組織內部上傳下達的文件的堅硬內核,因此可以說是最隱蔽、但卻最強有力的黨話。本文上半部分重點剖析的「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就屬於這一類黨話。


系統編纂。中共控制一切宣傳機器、文教部門、科研機構,只要中共黨魁或者「黨中央」定下所謂「路線、方針、政策」,這些機構就開足馬力發揮論證,直到把它們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國大陸出版的大量《馬克思主義XX學》、《毛澤東的XX思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之類的書,就是把「革命導師」關於某一問題的片言隻語收集起來,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轎子」的御用文人舖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頭著作。在這個過程中也製造出大量黨話。


文人幫閒和大眾合作也是黨話的來源。邪黨的文人為了媚上邀寵、陞官發財,主動配合中共製造黨文化垃圾。大眾生活在一黨專制之下,或順從或無奈,也參與了製造黨話的過程。比如,中共文人製造的「傳統文化阻礙現代化」論調就是「文人幫閒」的一個例子。又如,中共自己喊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近年老百姓接受中共暗示,自己說出「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這樣的話,就屬於「大眾合作」的範疇。


2)黨話的形成和演變


透視黨文化,要注意其中的變和不變。共產黨的理想大旗在變,方針政策在變,打擊對像在變;但其專制獨裁永遠不會變、邪教屬性永遠不會變,流氓手段永遠不會變。因此,雖然不同階段的黨話與中共的政治運動緊密相關,呈現不同的特點,但其間存在著一個堅硬的內核,這個堅核更能代表中共的本質特性。


中共黨話的發展大致可以分如下幾個時期:


(1)1919-1937,黨話草創階段


1919年《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出版。中共成立之初是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一個支部,因此早期的中共從理論基礎到組織形式,唯共產國際的馬首是瞻,除翻譯詞彙以外,基本沒有形成有特色的黨話。這時的中共,武裝稱「紅軍」、根據地稱「蘇區」、割據政權稱「蘇維埃」,十足的蘇共應聲蟲。



(2)1938-1949,披上中國化外衣


毛澤東因為黨內鬥爭的需要,竄逃延安以後,急於壟斷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1938年的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一概念。後通過延安整風,毛一方面用自己新發明的黨話打擊政敵,一方面給黨員幹部洗腦;一邊反對「黨八股」,一邊把自己的私貨當作標準文風固定下來。黨員幹部被迫熟讀背誦中共領導的話語,中共集團語言雛形初成。


(3)1949-1966,攫取話語霸權


中共攫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同時攫取了這塊土地上的話語霸權。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出版、新聞、學術、教育,都由官方占有,並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幹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黨話被強制推廣到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各個年齡。黨話不光被合法化、而且成了唯一合法的語言。中共開始用黨話全面掃蕩傳統文化。


(4)1966-1976,黨話大爆發


文革十年是黨話的大爆發、大檢閱、大示威。舖天蓋地的大字報、唇槍舌劍的大辯論、檄文、詔書(最高指示)……語言暴力被發揮到極致,國人在心驚膽戰中目睹了語言的摧毀性力量。黨話全面替代了人話,中國人至此不會說正常人的話了。


(5)1976-1989,黨話混合變異時期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對人民做了有限度的鬆綁,少量正常人的話被重新允許使用,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曾有過關於「人道主義」的討論。但是,由於中共在建政以後三十年的強力灌輸,也由於中共在政治領域絕不放鬆,黨話在中國人的話語系統裡仍然具有支配地位,人們已經喪失了對黨話的辨別能力和免疫能力。


(6)1989至今,衰敗腐朽時期


江澤民時期,中國社會的表面浮華下面蘊藏著各種矛盾,生活無聊,道德低下,思想枯竭,改革倒退,社會千瘡百孔,黨話愈加空洞無物(「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貴州銅仁某屠宰廠標語),展示末代紅朝的衰敗沒落。末代黨話企圖藉助西方術語、科技術語(XX工程)、和一些傳統文化用語(德治)挽回自己敗亡的命運。黨話和大量民謠、政治笑話構成了奇特的共生現象,表徵著社會的全面腐朽和民眾在絕望中自嘲的心態。


3)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


根據某個語詞的使用是否貫穿中共發展的各個階段,可以把黨話分成「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兩類。階段性黨話是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創造並使用的黨話,具有暫時性和易逝性。制度性黨話則貫穿了中共建立以後的各個時期,是最核心、最重要、最能體現中共的本質屬性的黨話。階段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變」,制度性黨話表現了中共的不變。如果說階段性黨話是流動的泥沙,那麼制度性黨話就是堅硬的河床。中共的欺騙性體現在它把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階段性黨話上,每次政治運動一過,就通過迅速淘汰階段性黨話,做出改頭換面的假相。那些認為「中共變了」、「今天的中共已經不是昨天的中共了」的人,都是沒有認清階段性黨話和制度性黨話的關係。


不間歇的政治運動帶入大量的生造詞語,舉例如下(表四):


年 代 政治運動 黨 話 
1942 整風運動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自由主義、審干、鋤奸、搶救失足者、小廣播、逼供信、脫褲子、割尾巴 
1947-1950 土改 三查、三整、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翻身、打土豪、分田地 
1951-1952 三反五反 不法資本家、抗拒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跳傘、跳冰棍(跳樓自殺) 
1957 反右 百花齊放、引蛇出洞、陰謀陽謀、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擴大打擊面 
1958-1960 大躍進 社會主義總路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三面紅旗、畝產萬斤、三年自然災害 
1963-1966 四清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四不清幹部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 派性、現反、支左、橫掃、文鬥、武鬥、揪鬥、牛棚、鬥批改、頂峰論、語錄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天天讀、紅海洋、紅寶書、紅衛兵、造反派、走資派、臭老九、狗崽子、翻案風、站錯隊、大串聯、樣板戲、紅代會、黑後台、工宣隊、鬥私批修、文攻武衛、興無滅資、革命小將、黑線人物、二月逆流、上山下鄉、大樹特樹、批林批孔、資產階級法權、反動學術權威、清理階級隊伍、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1977-1989 「改革開放」時期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摸著石頭過河、黑貓白貓、四項基本原則、四個現代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清理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四有新人、五講四美三熱愛 
1989-2002 江時期 三講、三個代表、江八點、與時俱進、先進文化、穩定壓倒一切
2002至今 胡時期 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保先、八榮八恥、和平崛起、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榮辱觀 



制度性黨話是圍繞著黨的運作而產生(組織伴生)的一些語詞,如「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這些詞直接規定著「黨」的強權地位、組織結構、思想控制、統治手段、與人民群眾的關係等,是最能體現中共的邪教屬性的黨話。


4)黨話和正常人的話的關係


(1)黨話附著在民族語言上


中共並沒有創造一種語言,而是採取了繼承民族語言的基本形式、塞進黨文化內涵的方式,從內部變異中國的民族語言。因此,被黨話附體的現代漢語,語音變化不大,基本詞彙還在使用,句法的變化主要是白話文運動以後漢語歐化的結果。中共操控下的對漢語的整肅和變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2)創生大量新詞


如:蘇區、邊區、紅軍、鬥爭、長征、統一戰線、整風、土改、互助組、合作化、公私合營、肅反、下放、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鞍鋼憲法、大慶、鐵人、大寨田、龍江風格、紅衛兵、樣板戲、走資派、造反派、大聯合、工宣隊、支左、大批判、大鳴大放、清隊、革委會、紅色娘子軍、糧票、布票、油票,階級烙印、政治掛帥、東風壓倒西風、兩手抓等等。這些詞是共產黨在日常運作和政治運動中生造出來的,雖然使用的是漢語語素,但本質上和民族文化格格不入,具有十足的黨文化色彩。


(3)扭曲漢語語意


一些本來就存在的漢語詞彙,經過中共的長期扭曲使用,詞義被歪曲,被歪曲了的詞義再被中共的詞典固定下來,當作該詞語的基本義或基本義之一,如是積非成是、陳陳相因,人們還以為這個詞的本意就是這樣的,對其中的黨文化因素冥然不覺。


如:書記(原意是書記員,一種跟秘書差不多的職務。中共標榜自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此把具有至高無上權力的中共邪教教主稱為「書記」,給人一種「親民」、「為人民服務」的錯覺)、檢討(原意是檢查研討,這個意義在台灣還在使用。逼人「檢討」是中共對黨員群眾進行思想強姦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統治下,從基層黨員到中央領導、從小學生到老教授,幾乎都有被逼寫「檢討」的經歷。在「檢討書」中,人們被迫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深入挖掘犯錯誤的思想根源,向「黨」表決心,爭取「組織」的寬大處理)、迷信(人只要入迷地相信了什麼,就是迷信了,這個詞本身沒有反義。人就在迷中,區別只是「信」和「不信」而已。如果迷中的人能夠信神佛,信天理,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古訓,那整個社會就會處在比較高的道德水準,對其中的每個人都是有好處的。中共強行把「愚昧」、「落後」、「反科學」等內涵灌進「迷信」這個詞,不光變異了漢語,也敗壞了社會道德)、覺悟(原本是一個具有修煉文化色彩的詞,指人們通過修煉而具有大智慧和大能力,「佛」在梵語裡的本意就是通過修煉覺悟了的人;共產黨把這個詞和黨員被洗腦的程度聯繫起來,黨性壓倒人性就是「覺悟高」,否則就是「覺悟低」)等等。



中共把某一類詞的比喻義變成常見義,使這些詞也染上黨文化色彩。比如:包袱(原意是包裹,現在經常指思想負擔。被中共洗腦的人常常面臨「黨性」和「人性」的激烈衝突,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者」通常會勸告此人「放下思想包袱」,意思是只要放棄人性,就不會有良心的煎熬了)、辮子、帽子、棍子(「揪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是中共政治運動中常用的手段。揪辮子是指抓住政敵的把柄;扣帽子是指給政敵和打擊對像安上一個嚇人的罪名,如「反黨反社會主義」、「惡毒攻擊毛主席」、「右傾」等等,從而在「道義」上佔據制高點,然後再放手打擊而沒有後顧之憂;打棍子就是「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中共是一個控制極其嚴密的邪教組織,它把控制軍隊的方式推廣到控制全社會。反映在語言上,就是很多殺氣騰騰的軍事用語成為日常通用語,這也是海外華人和港台人士覺得大陸人說話殺氣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見的有「隊伍」(指集體、團隊)、戰線(指某一領域,大陸有一種學術期刊,就叫《社會科學戰線》)、「兵」、「戰士」(指成員、工作人員,往往與「戰線」搭配使用,如「黨的交通戰線的一名新兵」)、「消滅」(指吃完、做完等,如「你把這個菜消滅了」)、「殲滅戰」(指完成任務,如「咱們打一場殲滅戰!」)、「戰鬥力」(「我沒有戰鬥力了」的意思是「我吃不下了」)、「打掃戰場」(指善後工作)、「精兵簡政」(指裁撤冗員)等等。


(4)改變詞彙的感情色彩


黨文化和正統文化的價值觀截然相反,以假為真,以惡為善,以丑為美,表現在語言上,就是中共把一些詞的褒貶含義完全顛倒過來。「鬥爭」、「戰鬥性」一類詞從來沒有被正常人類文化歌頌推崇過,可是中共把它們當作最正面的思想行為肯定推廣。同時把一些本來具有美好意義的詞或者中性詞注入反面的內涵。如「善人」(中共在「土改運動」常用來指「地主」,如「王大善人」、「李大善人」。中共對「地主」極盡醜化污蔑之能事,因此「善人」被變得幾乎和「惡人」同意)、「忠恕」、「仁愛」、「禮義」、「孝悌」、「清官」、「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中共把這些說成是「封建主義」的)、「人性」、「民主」(中共稱之為「資產階級」的)、「錦標」(「錦標主義」是指只注意提高工作技能但缺乏所謂「革命性」)等等。


(5)改變詞彙的聯想含義


詞彙的意義包括理性意義、情感意義、搭配意義、聯想意義等。聯想意義是指某一個詞經過反復大量使用,和某些意義產生了近乎必然的聯繫,一提起這個詞,人們就會聯想起一句話、一個社會場景、甚至一種文化氛圍。


比如,紅色本來是一種普通的顏色,可是因為中共用紅色指代「革命」、「革命性」,因此一提起紅色,人們就可以聯想起跟共產革命相關的大量信息,如「紅色江山」、「紅色接班人」、「一顆紅心,兩手準備」、「紅色旅遊」、「紅色記憶」、「閃閃的紅星」等等。


由於中共對社會控制全面而嚴密,中共的黨文化灌輸規模巨大而持久,這一類詞的數量很大,只不過程度有區別。例如,「風雨」(指鬥爭,如「經風雨,見世面」)、「貨色」(指東西,如「資產階級的陳舊貨色」)、「算盤」(指計畫、想法,如「敵人打錯了算盤」)、「外衣」(指外表、偽裝的東西,如中共說林彪「披著馬列的外衣,大行孔孟之道」)、「陽光雨露」(中共美化自己時用來比喻「黨的關懷」)、「問寒問暖」(經過中共長期宣傳,這個詞常常使人想起中共幹部「關懷人民群眾」)等等。


(6)人為淘汰、邊緣化語匯


在建立黨文化過程中,中共一方面捏造新詞或者扭曲、濫用漢語詞彙,一方面人為淘汰或者邊緣化傳統文化中的詞彙,比如修煉用語(太極八卦、河圖洛書、陰陽五行、丹經道藏等)、傳統道德語匯(因果報應、仁義禮智信)等等。「因果報應」在傳統社會中幾乎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對民眾道德水平和社會秩序的維持發揮了極大作用。在黨文化中,這個詞沒有被徹底廢棄不用,而是被蒙上了反面的內涵,成為被貶低、輕蔑、嘲笑的對象。


(7)句式、篇章和修辭


黨話還表現在一些特殊的句式、行文方式和修辭手法上。中共的鬥爭性滲透在語言方式裡,就表現為語言中帶有斗的意識,有話不好好說,正話反說,多用反詰句和反諷句,使談話對方陷入被動而尷尬的境地。


在論證一個道理的時候,受黨文化影響的人不是心平氣和、與人為善地講道理,而是詭辯,強詞奪理,得理不饒人,沒理狡三分,盛氣凌人、態度囂張。有人曾指出所謂「毛語體」的一些特點,這些特點或多或少滲透進普通中國人的話語方式中。這些特點包括:


第一,定性。如:「XXX是什麼人呢?是西方反華勢力的走狗。」第二,群體稱謂。其好處是無法證明他在捏造,而且不用負任何語言責任。如「眾所周知,廣大中國人民都早已識破了他的真面目」。第三,舉證倒置。就是把舉證的責任推給對方,事實上自己無法證明卻弄得好像別人無法證明,最常用的詞是「不可告人」或「別有用心」。如「他的一舉一動,都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第四,一律證偽。對實在無法反駁的就冠以「虛偽」、「惡意」、「假新聞」等。比如「他口口聲聲說XXX,實際上都是虛偽的,只有我們黨才真正維護XXX」。中共活體摘取學員器官的惡行曝光後,中共「新聞發言人」狡辯說,「最近境外一些媒體報導我國器官移植醫療活動時編造虛假新聞,惡意攻擊我國的司法制度。」第五,總結,不給對方留下任何後路。如「不論他如何狡辯,也否定不了他XXX的本來面目」。第六,自我貶低,做「我是流氓我怕誰」狀。如「我們共產黨人就是無情地打擊他這樣的反動派,不講任何溫情」。


滲透著中共變異、邪惡思維方式的語句和篇章,可以是由中共的獨特語詞組成的,也可以是普通的語詞組成的。不管怎樣,這些語句和篇章是黨文化的思維方式組織起來的,全都帶有鮮明的黨文化烙印。


(8)黨話是一個系統


語言是作為系統存在的。一個詞的表意方式和使用方式受著整個系統的制約。黨話也是作為系統被建立起來的。在此過程中,一方面中共創造了大量的語詞(以及語詞指稱的制度等),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的語詞、傳統文化的語詞、外國文化的語詞被重新組織在黨話系統中,獲得了新的意義。因此,在中國人目前使用的語言中,漢語原有的詞彙在數量上固然仍不少,但由於中共強烈地改變了漢語語義場和語用空間,這些普通的語詞也大都具有了黨文化的色彩。


「黨」像一個強引力場。就像黑洞闖入太陽系會瞬間改變太陽系內的星體排列方式一樣,「黨」闖入中國的話語空間,也改變了漢語語義場和漢語詞彙的表意方式。「黨」又像一個強污染源。黨文化所到之處,正常人的話也難免被沾染上毒素。


5)黨話的實質是中共把幫派黑話強制推廣給全體社會成員


中共從起家開始就是一個流氓幫派,只不過後來奪取了政權,「竊國者為諸侯」,幫派政權化了,邪教國教化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因此即使放大想像力,人們也一般想不到這兒,或者根本不敢往這兒想。《九評共產黨》第一次揭示出中共是反宇宙的邪靈、邪教和流氓,在一定意義上是開始了一個「正名」過程,讓人們能夠以正確的眼光看待中共。


因此,黨話實質上是一種黑話,或曰「集團方言」、「政治方言」。中共推行黨話的實質,就是把幫派黑話強制推廣給全體社會成員。


黑話又稱秘密語,是在某些黑社會、幫派內部使用的語言。這種語言一般沒有獨立的語音和語法系統,是依附在正常社會語言之上的一種語言變異現象。黨話完全符合這個標準。


黑話具有交際功能、保密功能和識別功能。交際功能是指在幫派內部,黑話能起到達意和交流的作用;保密功能是指幫派外面的人不懂得黑話的含義;識別功能是指幫派成員根據某人是否使用、懂得該幫派的黑話判斷他是否是「自己人」。值得注意的是,黑話的交際功能和保密功能是同時實現的,因為如果沒有交際行為的話,就沒有秘密可保;使用黑話能夠對於幫派內部成員起達意的作用、而對於圈子外面的人則能起到保密的作用。



黨話同樣具有這三個功能,不過黨話發揮作用的方式更複雜。人們熟知的文革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裡的黑話台詞,「天王蓋地虎」、「寶塔鎮河妖」,從字面上完全看不出是什麼意思,必須知道黑話解碼規則的人才能聽懂。可是後面的「臉怎麼紅了」和「怎麼又黃了」,既像正常人的話,又像黑話,可以做兩個層面的解讀。中共的黨話這兩類都有。前一類包括「三反分子」、「三名三高」、「三搞一篡」、「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個面向」、「三個有利於」、「三講」、「三個代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強化一個意識,完善兩種機制,實現三個轉變,牢牢把握三個原則」等等,如果不是經過解釋,正常社會的人看到或聽到這些詞完全不知所云(即使經過解釋,理解起來也十分吃力)。另外一些詞,看起來也像正常的語詞,可是中共賦予這些詞獨特的含義,對這些詞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中共黨話的複雜之處在於,同一套黨話,用不同層次的解碼方式,可以解讀出不同的意思。越是處於中共權力金字塔頂端的人,掌握的解碼方式層次越高,就越能看出中共黨話的真實含義。比如,最近中共高喊「和諧社會」、「以人為本」,沒有掌握黑話解讀方式的基層黨員和普通百姓可能覺得共產黨要為人民群眾辦實事了,可是中共的中層幹部掌握了一定的解碼手段,就會比較準確地把它理解成「現在進入了『和諧壓倒一切』的時期,要是誰膽敢上訪上告、鳴冤叫屈,發出『不和諧音』,黨的專政機器可不是吃素的!」中共的權力核心掌握了最高級的解碼工具,他們知道「和諧」、「人本」的最深層含義:退黨大潮使中共的亡黨恐懼放大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兩個口號也許能充當救命稻草,挽救中共土崩瓦解的命運。



由於中共黨話這種複雜的保密機制,很多外國人,包括很多專家、學者、政客都被中共矇騙而不自知。一位國外學者通過分析《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和中共黨代會報告用詞特點並統計詞頻的方法來分析中共的政治走向。可是中共「說的不做,做的不說」,這位學者的研究方法無法看出中共的政治走向,最多只能看出中共撒謊的走向。


黨話的識別功能表現在,通過一個人的話語方式,中共黨徒可以辨認出此人是否屬於黨的圈子和他對黨文化的認同程度。2000年發生了中共前黨魁江澤民怒斥香港女記者的事件,使舉世嘩然。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場景,就會發現香港記者的問話非常簡短,可是就在這麼簡短的問話中,江就明確判定:該記者不認同中共的香港政策,於是破口大罵。[記者:江主席,你覺得董先生連任,好不好呀?/ 江 :好呀!/ 記者:中央也支持他嗎?/ 江 :當然啦!/ 記者:不擔心這會影響香港自治嗎?/ 江:(破口大罵)]


2005 年7月,「保先活動領導小組」副組長、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向媒體介紹中共「保鮮」情況。有記者問到:「最近幾個月,中國農村出現了一些騷亂的情況,您是否能告訴我,中國共產黨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處理騷亂事件的?」李景田答道:「很感謝這位女士對中國農村情況的關心。但是,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最近中國農村發生的這些事情,我們把它叫作『群體性事件』,而不是叫騷亂。」李景田也是一下子就辨認出這位記者不是中共幫派的成員。


長期生活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為了了解政局的真實情況,發展出閱讀中共文件和報紙的超常本領。他們善於從字裡行間、從領導人的排序、或者從某一個「提法」的變化來辨認中共的政治風向。中共壟斷了人們的一切信息來源,人們出於不得已而這麼做。他們也許可以發現政治變化的蛛絲馬跡,但因為中共黨話的解碼方式也是不斷變化的,這種「自發的解碼」必然是片面的、有偏差的、甚至是差之千里的。更重要的是,中共這種骯髒的「搞政治」方式,連有點品味的黑社會都不如,我們怎麼能允許它繼續禍國殃民下去呢?


由於中共集團竊踞國家統治地位,黨話這種「集團方言」、「黑話」,被擴大成一種「政治方言」。「政治方言」是人類語言學史上的一個罕見現象,在其他形態的社會中還從來沒有發現過,它以集團的私利為核心,為政治目的控制言語交際的方式,傳播著狹隘的甚至是邪惡的綱領、意識形態,用幫派操作的方式取代國家和社會運轉的正常方式,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吞噬受控民族的精神和靈智。


5.黨話的特徵


黨話有很多顯而易見的特點。比如,黨話「假、大、空」,粗鄙野蠻,血腥氣重(據1986年中國大陸出版的《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統計,在包括實詞和虛詞的所有現代漢語詞彙中,動詞「死」的使用頻率排第237位,「殺」排第940位)。此外,由於共產黨造反起家,對中國人民進行准軍事化管理,所以在黨話中有軍事色彩的語詞非常多。這裡我們重點分析黨話的四個特徵。


1)中共壟斷了話語的定義權


西諺有云:「愷撒的事歸愷撒,上帝的事歸上帝。」政治只是全部社會結構的一個層面,在一般情況下與信仰、道德、習俗等共同發揮作用。一個通常意義上的政權,不會試圖解決人生的所有問題,更不會試圖解決「人從哪裏來?到哪裏去?人生的目的何在?」這類人生終極關懷問題。可是,中共是一個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權,它必然要提出一整套對天、地、人、人的行為、生活和思想的解釋來代替正教信仰、傳統道德和風俗習慣對社會的約束和調節功能。中共系統製造的黨話,構成了一個完整的虛幻世界,嚴絲合縫地覆蓋在真實世界之上,規定著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行為方式。


從表面上看來,黨話系統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可是,黨話系統的根本規則是絕對不變的,變就意味著黨話的自我解體。這個根本規則就是:黨話系統是為了維護中共的邪教獨裁統治服務的,黨話的「變」也以不危害「黨」的根本利益為度。為此,「黨」必然壟斷黨話系統的解釋權。這一點決定了黨話歸根結底是一個封閉系統。


中共官方的《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1)中大量詞條的解釋都充斥著共產黨的政治教育、洗腦宣傳,共產黨把傳統意義上的工具書變成「現代黨文化政治詞典」。下面這些詞正常社會也在使用,可是中共對它們的解釋截然不同。


「黨——政黨,在我國特指中國共產黨。」「黨」在正體字裡即「尚黑」,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結黨」必然「營私」,「黨同」就要「伐異」,是一個傳統上的貶義詞。所謂「立黨為公」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說法,在西方修辭學中被稱為「矛盾修飾語」(oxymoron)。中共把「黨」用作自身的專有名詞,黨無所不在,統治一切,被中共強行賦予褒義、正面意義。



「解放——解除束縛,得到自由和發展,特指推翻反動統治。」


「革命——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推翻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革命破壞舊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


「民主——指人民在政治上享有的自由發表意見、參與國家政權管理的權利。民主是有階級性的,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在我國,人民享有最廣泛的和真正的民主。」


中共壟斷的不僅僅是對話語的解釋權,而且是對法律的解釋權,對真理的解釋權,也即對真理的控制權。有了話語霸權,中共就可以時刻把自己偽裝成真理的化身了。


2)黨話的多層次性和欺騙性


黨文化具有多層次性,可以粗略分成表層黨文化、中層黨文化和深層黨文化。表層黨文化唱高調,用來欺騙和控制大眾;中層黨文化用以維持黨的基本運作;深層黨文化以維護黨的生存為目的,無所不用其極,是黨賴以延續的根本保證。黨和黨的領導並不受表層黨文化制約,只是把表層黨文化當成一個工具。黨文化的這種多層次性,是人們認識黨文化的一個重要障礙。


與此相對應,黨話也可以分成表層黨話、中層黨話和深層黨話。表層黨話包括那些最冠冕堂皇的中共意識形態語言,「為人民服務」、「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以德治國」、「和諧社會」等等。中層黨話與中共政權的日常運作相輔而行,一般人容易把它和正常社會政府行使管理職能時的行政用語混淆起來。中層黨話包括上文著重分析的「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黨八股話。深層黨話不具有形態上的特徵,很可能就是大白話,但是因為赤裸裸地體現了中共極端殘暴無恥的邪教、流氓特徵,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只在中共核心集團內部流傳。這類黨話包括劉少奇說的「溜須拍馬不好,但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應該做」,鄧小平的「學生娃不聽話,一個機槍連就解決了」


 


 


【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上)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六:習慣了的黨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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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0月27日訊】目錄
 
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1.相互叫「同志」


2. 典型的黨八股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匯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
3)宣傳、貫徹、執行、號召、勞模、上級、代表、委員會——等級森嚴的組織結構
4)奮鬥、自我檢查、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煽動鬥爭為「黨」充電


3. 中共用黨話重組中國人的生活


1)習焉不察的黨話
2)黨話強制建構的政治體制
3)黨話強制建構的精神生活
4)黨話大舉侵入私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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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語言——民族的靈魂和記憶


語言是人類用以儲存記憶、交換信息、傳遞經驗、教化後代的工具。作為一個民族的靈魂和記憶,語言凝攝著該民族的終極關懷、價值觀念、歷史智慧、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社會風俗,反映了該民族與宇宙的關係、在世界中的定位、整體的生存方式和發展的走向。語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載體。語言是文化大系統中最重要的子系統。


據《易.系詞下》記載: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時候,他抬頭觀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現象。俯身觀察地上山川河流等變化規律,觀察鳥獸皮毛文采與地上適宜生長的植物,近則取法於人身,遠則取法於各物象,於是開始創作八卦,用來與神明的德性相貫通,用來表徵萬事萬物的情狀(「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這段話雖然是講八卦的起源,但我們幾乎可以把它移用來概括中國語言的起源。先民們把自然界和人類自身的形象提取出來,製成半抽像半具體的符號,用來表徵天地萬物,並且與神明溝通——這就是漢語的來源。漢語的起源決定了其字形和語音與宇宙有著巧妙的連帶關係,語言成為溝通天、地、人三者的橋樑。


語言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獨特精神風貌。由於人類一切精神和物質活動都以語言為中介,因此可以說,一個文化的形態就是該民族語言的形態。在一定意義上,創造文化,就是創造一種獨特的語言;毀滅文化,就是毀滅承載這種文化的語言。


古人云,言為心聲,文以載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賜予他們的語言文字。從存世的典籍我們可以約略看出先民的語言風貌和精神風貌。從深奧精微的《周易》,到簡括透闢的《老子》;從溫柔敦厚的《詩經》,到瑰麗高潔的《離騷》;從微言大義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記》;從質直少文的漢譯佛經,到恢弘華美的唐詩、綺麗婉約的宋詞、酣暢淋漓的元曲,漢語記錄了中華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內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個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語言,一個自愛的民族必然愛護自己的語言,一個自強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語言。


可是,由於近代中國在文明進程中遭遇種種內憂外患和屈辱,一次次軍事和外交的挫敗使很多人漸漸喪失了對古國文明的自信,也喪失了對中國語言的自信。白話文運動,世界語運動、廢除漢字、線裝書扔茅廁……知識份子提出一個比一個更激進的方案。危機意識深重的民眾不暇深思,一些方案於是在社會上贏得了相當程度的贊同,漢語的純正性開始被緩慢侵蝕。雖然如此,這些局部的對語言文字的摧殘和變異,由於沒有政權的大規模介入,並沒有對語言造成致命性的打擊。


中共奪取政權以後,視正統中華文化為其專制統治的最大障礙。面對人口眾多的中華古國,中共無法完全撇開傳統另搞一套,因此它選擇了借體寄生、從內部毀滅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對漢語的態度也不是連根拔起,而是繼承表面形式,輸入黨文化內容,使黨文化的毒素附著在民族語言的肌體上。這種做法,對於中共來說,可謂「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傳部門、文化部門、教育部門,報紙、廣播、電影電視、文藝團體,沒完沒了的會議、堆積如山的文件、不間斷的狂暴政治運動,創造了數量巨大的黨文化新詞和特殊的表達方式,再用字典、詞典、各種工具書、教材、語言規劃部門的文件把它們固定下來。簡化字的頒行使年輕一代無法閱讀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黨魁創造了新的語言規範和美學標準,大、中、小學一以貫之的黨文化教育使學生們把邪惡殭化醜陋虛偽的黨話當成理所當然。時至今日,同志、宣傳、貫徹、執行、鬥爭、勞模、代表、會議精神、路線、認識、領導、上級、號召、奮鬥、委員會、思想匯報、自我檢查、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黨八股詞充斥在文件、報刊、書籍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裡,舖天蓋地的黨話成了十幾億中國人的語言現實。人們每時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營造的語言空間中卻冥然不覺,以為現在使用的語言是民族語言自然發展的結果,以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這麼說話。離開了黨八股,人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說話了。



中共盜用國家政權對民族文化和語言的深刻傷害,可以說前無古人。語言是思維的工具。被黨文化嚴重污染的語言,嚴重地損害了人們反思中共、反思黨文化、構思民族未來的能力。很多人都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人們用中共製造的語言批判中共,憤怒聲討中共的文章仍然稱中共建政為「解放」,有人在「退黨聲明」中仍然說「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讓人簡直難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棄中共,還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權搖搖欲墜、人民亟待回歸正常人類文化的今天,認清附著在民族語言上的黨話,清除黨話,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


1.相互叫「同志」


中國人最熟悉的黨話要算「同志」了:張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長同志,領導同志,司機同志,局長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視作品中的經典台詞和生活中的習慣用語:「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們,衝啊!」,「一條戰線的革命同志」,「同一個戰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學習」,「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們辛苦了」……「同志」一詞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於人們都不覺得它是共產黨的詞了。


有人從中國古籍中或者成語中找到幾絲「同志」的蹤跡,但應該說被共產黨流行起來的「同志」一詞並非中國古已有之,而是一個外來詞。考證起來,「同志」來源於英文單詞comrade,常見於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者之間。日本人最先用「同志」來翻譯comrade,後來引入中國,作為對於志同道合(特別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稱呼。十九世紀末,清光緒皇帝在籌劃「戊戌變法」的時候,就對變法派的大臣採用了「同志」這一稱呼。在同盟會以及以之為基礎而創立的國民黨內,「同志」一詞的使用已經比較普遍。但是「同志」在國民黨內使用的時候,更像是一個普通名詞而非稱謂用詞。在使用稱謂時,依然採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張先生是我們忠實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澤東、羅學瓚等人在通信時,也開始引用「同志」一詞。1921年,中國共產黨「一大」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詞,並賦予其新的涵義。1923年以後,在中共內部以及與外國共產黨及工人組織之間,互稱「同志」也多了起來。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同志」一詞在中國大陸地區普及到社會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中共頭目在1959年還專門指示,要大家互稱「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在其黨內一律稱「同志」。實際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擴大了,使得這一稱呼並非僅僅在黨內使用,而是成為公民彼此之間的一般稱呼了,並習慣將這一稱呼放在對方姓名之後,甚至放在職稱之後,成為一種最經常使用的稱謂。例如:「張同志是忠實可靠的」,「部長同志」,「工人同志」,「婦女同志」等等。


中國傳統社會流傳下來的人際交往時的稱謂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黨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屬性,賦予人「集團」、「黨派」、「幫派」的性質。這個稱謂具有鮮明的選擇意味,認同中共的意識形態,遵從中共的「革命」目標,服從黨的領導的就是同志,背後掩蓋的是對所有人自由的剝奪。人們天真地以為,彼此稱「同志」反映了「革命隊伍」中的平等和親切。恰恰相反,「同志」讓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這個詞表面的平等背後是森嚴的等級差別。「毛澤東同志」反映的是絕對權威,「小平同志」表現的是領導一切的地位,「江澤民同志」顯示的是陰謀家的火箭竄升。什麼時候中共幹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過平等的「同志」?



中國自古對於稱謂是很有講究的。《論語‧顏淵》記載,齊景公向孔子問為政之道,孔子說:「君要象君的樣子,臣要象臣的樣子,父要象父的樣子,子要象子的樣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子路》記載,子路一次問孔子:「如果衛君有意讓您來主政(衛君待子而為政),您將從何處下手呢?」孔子說:「那一定要從『正名』開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說起來便不順;說起來不順,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興禮樂;禮樂不興,那麼刑罰也不能中肯;刑罰不中肯,民眾將會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在傳統觀念中,制訂並使用恰當的命名是「為政」(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出發點。恰當的稱謂(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把人置於一個自然形成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使人的行為有所依據。


語言不僅僅是思想的外衣,語言也能創造出物質現實。中共就是這樣在廢除傳統社會以天然倫理為基礎的稱謂系統的同時,廢除了傳統宗法制度,把社會中原本定位有序的個人變成了無序無位的幫派教派成員。


把豐富的稱謂簡單化為「同志」,其實是共產黨鬥爭哲學的需要。「同志」一詞也確實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產黨國家成為主流稱謂。這一稱謂在社會學上的特徵為:(1)個體獨立性差;(2)群體封閉性強;(3)社會包容性差;(4)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裡,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就是另類,就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對象。中共發行的毛選開篇即是「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中共樹立的幾大「民主黨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親密朋友」,中共也都稱他們為「同志」。「對同志要象春天般溫暖,對敵人要象嚴冬般冷酷。」 「同志」這個稱謂所具有的肅殺政治氣味,人們也早已習以為常。凡是在中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為敵人是什麼樣的情形。在上個世紀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於「地主」、「富農」或「資本家」家庭)或有點兒歷史問題什麼的,長期蔑視你的人稱呼你一聲「同志」,你能激動得渾身發抖。


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可能會面臨著失去「同志」資格的危險。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為對方僅僅是犯了錯誤,哪怕是嚴重的錯誤,失敗的一方通常還可以保留黨籍,並且儘管很少再有機會出現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例如訃告),官方文件依然會稱他們為「同志」。如果勝利的一方認為對方的性質比犯錯誤更嚴重,失敗的一方通常會被打成「反革命」、開除黨籍,今後的官方文件也不會再稱之為「同志」了。同樣,在共產黨的國際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這一稱呼,也反映了兩國是否還屬於同一陣營。


典型的「同志」既無個體意識,也無社會公民意識,承擔不了正常社會中公民應負擔的責任,剩下的僅僅是對上級幫派組織中共的服從。眾多「同志」不能構成正常意義的社會,僅能構成團體和宗教。這個團體採用控制的方式攏住人心,並執掌國家政權,把社會變成邪教式的封閉體系。這樣,人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中共歷史上,眾人在擠進「同志」行列的同時,不惜把他人打成敵人,以至人人為敵。


這個稱謂通過千百萬次的「稱呼-應答」的實踐,具有強烈的暗示誘導作用,使人們加深對中共集團的認同感。《九評共產黨》揭示出中共是一個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稱呼就是這個邪教團體對其信徒的召喚和控制。每次你對「同志」的稱呼做出無所謂的應答,就是承認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強了邪靈控制你的那個無形的紐帶。


「改革開放」之後,雖然在黨、政府和軍隊內部的正式會議和文件中,人們依然會按照以往的方式來使用「同志」這一稱謂,但在社會上的使用面開始縮減,一般人在正式場合相互稱呼不再使用這一政治意義非常濃厚的詞,而是更多地使用「先生」、「女士」、「小姐」或者更顯人情味的「師傅」等等。不過,人們在生活中以玩笑方式喊「同志」的情形仍然比比皆是。母親叫不聽話的女兒「小同志,你聽著」,朋友聚會「來來來,同志們,乾杯」,求人幫忙「都是革命同志嘛」。這種看似不當回事的叫法,卻是黨話對人民生活潛移默化的最深版本。只要人們樂於叫「同志」,不管有沒有意識到,人們就在同共產黨的志,就在堅持共產黨的話語系統,就是在維護共產黨的極權專制。


2. 典型的黨八股詞


上面列舉的「同志」只是習慣了的黨話的一個例子。今天大陸的中國人大多從小就生活在黨文化造就的語言環境裡,對黨話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根本不覺得這些話有什麼不自然的。換句話說,人們還以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這麼說話的。


可是,事實並非如此。黨話是共產黨為了建立並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刻意製造並推廣的,因此在非共產黨的政治體制裡,並沒有使用黨話的需要;共產黨到來之前的中國人也從來不是這麼說話的。中共經過幾十年的高壓統治和封閉灌輸,不光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強烈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話語系統。目前中國大陸社會人們講話的語言中,相當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過或是中共造出來的語言,而且是張口即來。


下面我們將分析一些典型的黨八股詞。需要強調的是,黨話中的詞彙、語句並不一定都是共產黨造出來的,或者是共產黨統治的社會所特有的。凡是在黨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義,並服務於共產黨統治的詞句,都可以歸為黨話。比如「團結」一詞通常表示不同的個體為了共同的目標結合起來,在其他語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詞。但在黨文化的鬥爭哲學中,「團結」被加入了特定的含義。被宣布為「團結」的對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屬於中共定義的「自己人」,但又不屬於敵對的一方,比如所謂「民主黨派」就是中共「團結」的對象;黨文化中常用的「團結大多數」隱含的意思是,「極少數XXX分子」不在被「團結」之列,因為他們是打擊、鬥爭的對象;當中共宣布黨的XXX會議是「一個團結的大會」,並不表示會中沒有不同意見,而是宣示「以XXX為首的黨中央」是這次政治鬥爭的「勝利者」,與「黨中央」不同意見者已遭到整肅,或者至少目前沒有機會表達不同意見。也就是說,在黨文化中「團結」一詞已經被加入了服務於鬥爭哲學的特定含義,所以稱之為黨話詞語。


1)會議精神、路線、認識、思想匯報——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傳達、領會「XXX會議精神」、「統一認識」、「堅持XXX路線」等等用語,對於生活於一個正常社會的人來講是不可思議的。一個社會裏有各種各樣的人,人們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興趣愛好不同,為什麼大家要走同一條路?為什麼要統一「認識」、要傳達、貫徹XXX精神?中國古代的儒家講「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諺語說「條條大路通羅馬」,都是說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見和選擇,這樣組成的社會才豐富多彩。


中共不斷變化自己的立場原則,走的不是直線,而是曲線、圓圈,不斷改變方向、甚至多次走回頭路,可是在每一個歷史時刻,中共總是宣稱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確「路線」。中共「路線鬥爭」往往你死我活、殘酷無情、骯髒無恥,「反動路線」的追隨者下場悲慘,「正確路線」擁有者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線鬥爭結束,勝利的一方都會宣布落敗的一方犯了「XXX主義」的錯誤,左傾、右傾、左派、右派、形右而實左、形左而實右等等。總之,只有勝利的一方走在了「社會主義的大道上」。對於一般百姓而言,他們的角色是「思想匯報」、「提高認識」——最終放棄自己的獨立人格,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承認堅持和追隨「路線鬥爭」中勝利的一方,向黨表忠心。


一般的會議都會有一個決議。因為大家對同一件事的認識有分歧,或者什麼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協調去做,才有開會的必要。人們在會上進行溝通,達成共識,形成決議,會議過後按照決議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會議上意見得不到統一,那麼最終往往以投票的方式決定怎麼做。通過投票產生的「會議決議」是不同方面意見妥協的結果。雖然可能任何一方都無法完全滿意,但這也是民主的議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會議的參與者也完全明白這一點。而「會議精神」就不同,它是在開會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黨中央」、「黨的上級組織」的意見,跟會議參加者的看法無關。參加會議的人只能「領會」會議精神、「傳達」會議精神、「貫徹」、「堅持」會議精神,卻決不能質疑會議精神、挑戰會議精神、反對會議精神。參加會議的人只不過是被支配的木偶,牽動木偶線的是躲在後面的中共。如果人們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認識」,最後達到「統一思想」,服從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黨文化中,這一組詞語的功用是通過反復使用而強行進入人們的習慣語匯,最終在人們潛意識中形成條件反射般的對應行為,從而無法覺察到自己已經被變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殼。


2)領導、單位、組織、檔案、政審、戶口——監控嚴密的組織形式


時下在年輕人的流行語中,「領導」這一稱謂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用來指稱「老婆」。人們常常聽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時候稱,「這事得回家請示一下領導」。這反映了「領導」在黨文化中特殊的廣泛意義。在正常社會裏也有「領導」——如老闆、主管、經理等等,但他們的管轄僅局限於業務範圍之內,反對領導最壞的結果也不過就是被「炒魷魚」。可是,在黨文化裡,「領導」管轄的範圍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領導」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領導」也能管,從評職稱、漲工資到結婚、離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對領導不僅僅是丟飯碗而已,還可能面臨「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頭,還可能在檔案裡被塞進黑材料,走到哪裏都擺不脫。


「領導」之所以能無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會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不得不生活在「單位」裡。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過「單位」來解決,或需要「單位」出具證明。在「單位」裡,每個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測的「善惡簿」,叫做「檔案」,其中記載了一個人從學生時代開始大大小小的獎、懲歷史,從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風問題」……幾乎事無鉅細,全被記錄在冊。一個人要想「調動」離開某「單位」,需要接收「單位」發「調令」,如果本單位「領導」不同意,可以卡住「檔案」不放。最令人恐懼的是,普通人是沒有資格看「檔案」的,所以這個「檔案」永遠保持神秘,當事人無從知道「單位領導」把什麼材料塞在了裡面。還有一個與「檔案」緊密相連的過程叫「政審」,這個過程中「領導」可以調閱審查某人過去所有的社會活動記載,需要時還可以動用人力到各「原單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審核某人「對黨的忠心」,直接決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參與「重要工作」。


有了「單位」,黨只要保證「單位」的「領導」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輕易控制整個社會的每一個人。


中共派駐「單位」的代理機構是「組織」。「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中的角色常常熱淚盈眶地說,「終於找到組織了。」現在人開玩笑時也經常這麼說。「和組織失去聯繫」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組織」是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思路。「相信組織相信黨」,「組織結論」,「組織上會弄清楚的」是中國人自我心靈安慰中常說的話。「有組織」常和「有計畫、有預謀」聯繫起來。


 


 


【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下)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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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0月21日訊】目錄
 
3.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1)無時不在的兩面宣傳手法
2)聽黨的話給人們帶來了什麼
3)跟黨走的幾種類型
4.黨叫幹啥就幹啥
1)「黨」讓人幹什麼
2)「馴服工具」為什麼目的服務
3)「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現時表現
4)不能不承擔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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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在宣傳中,中共不僅僅要讓人們相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滿懷「感恩」;也不僅僅要人們把黨當成最親的親人,滿懷「親情」;它更要把民眾變成馴服的工具,讓人們從行動上聽從它、跟隨它、為它的政治目的服務。


1) 無時不在的兩面宣傳手法


為了達到讓人民「聽黨的話,跟黨走」的目的,中共採用白臉紅臉並用的手法。在政治運動時期以唱白臉為主,平時則以唱紅臉為主。唱白臉就是對具有獨立思想的人進行批鬥打擊,然後當成反面教材來「教育」民眾,使之出於恐懼,不得不跟黨走。中共的每一次政治運動、整風運動,都是殘酷的政治整肅,清除對其不忠的人,同時不斷加強人們的恐懼感,讓人們從心裡記住:不聽黨的話、不跟黨走,絕沒有好下場。在中共的定義裡,只有聽黨的話、跟黨保持一致的人,才屬於「人民」,屬於黨團結的大多數。否則,就屬於被批判的「落後分子」,甚至屬於被打擊的「一小撮」。中共近二十幾年來批判的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也是因為不能容忍人們的獨立思想和自由選擇,因為那樣勢必出現「不聽黨的話,不跟黨走」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共也善唱紅臉,搞「正面宣傳」。這種以「聽黨的話,跟黨走」為主線的宣傳是無所不在的,其中包括對黨魁的吹捧,進行造神運動;對中共領導地位、政策方針和所謂「成績」的吹捧;也包括「黨性教育」、樹典型、搞樣板示範等。


吹捧黨魁就是為了造神,最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共的統治,拉攏人們聽黨的話,跟黨走。毛被吹捧為「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人們當然就只有聽話的份了。那時人人一本「紅寶書」,人人都要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即使在毛犯了嚴重錯誤,直接導致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一場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饑荒之後,中共1962年的總結大會還大言不慚地說:「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毛之後又有「英明領袖華主席」,然後是「總設計師」 鄧小平,連江都是「繼往開來的領路人」。「三個代表」出來後,中宣部部長稱「必須下大力氣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入人心,成為廣大幹部群眾的行動指南,成為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指針。」以至於在某農村牆壁上,都赫然出現大標語——「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聽黨的話,跟黨走」還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憲法本來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但中共卻荒唐地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寫了進去,要求人們在「參政議政」的時候,必須以不動搖黨的領導為底線。


同時中共的每一次重大會議,都被宣傳成「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中共的每次會議精神,人們都要「深刻領會」、「認真學習」、「貫徹實施」,從而能更好地「聽黨的話,跟黨走」。與此同時,中共還定期地進行所謂的「黨性」教育,強迫黨團員學習共產黨的各類文件著作,寫思想匯報,保證人們的思想與黨一致。「思想端正,堅決服從黨的領導」,成了典型的匯報語言。



除了造神,中共還不斷地樹立各種典型,宣傳「聽黨話,跟黨走」能帶來革命勝利、人民生活改善等等,為中共臉上貼金,騙取人們的信任。像雷鋒這樣的典型人物,宣傳了他的行為,最後還要突出他「堅決聽黨的話,一輩子跟黨走」的主題。黨號召大辦農業,雷鋒就主動申請當農民;黨號召加強工業建設,他就離家當工人;黨號召青年當兵,他又參軍到部隊。林彪給他的題詞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宣傳雷鋒,學習雷鋒,自然也要人們像他一樣聽黨話,跟黨走。同樣,中共宣傳焦裕祿、孔繁森,也處處不忘提到「聽黨的話,跟黨走」的「中心思想」。在焦裕祿知道自己病情嚴重的時候,他對妻子的囑咐是:「你要永遠聽黨的話,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把孩子們教育成為紅色的革命接班人。」


中共的各種文藝形式也在潛移默化地對人們灌輸「聽黨的話,跟黨走」的主題。《閃閃的紅星》裡:「革命重擔挑肩上,黨的教導記心頭,革命代代如潮湧,前赴後繼跟黨走」;《地道戰》裡:」主席的話兒記心上,哪怕敵人逞兇狂」;《沙家浜》中英雄人物郭建光的唱詞有:「毛主席黨中央指引方向,鼓舞著我們奮戰在水鄉」;《海港》則有「堅決聽黨的話頑強挺進,聽黨的話頑強挺進」的話。


有人可能認為,「要聽黨的話,跟黨走」的宣傳已是老黃歷了。其實不然。不管是造神運動、政治學習,還是黨性教育、樹典型,都仍然是今天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現象。從三個代表到八榮八恥,從黨員在血旗下的獻身誓詞,到軍隊官員、邊防戰士、工人、農民、學生、知識人士的政治表態「堅決擁護黨的領導」,「服從黨的命令」等等,無不充斥著「聽黨的話、跟黨走」這樣的詞彙。在互聯網上搜索「堅持黨的領導」,竟然有超過一千萬個相關詞條(以「孔子」為關鍵字搜索,也不過找到六百多萬條而已);搜索「永遠跟黨走」,也可以找到三百多萬個相關詞條。


中共六四開槍殺人後,「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使我更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堅持聽黨的話,跟黨走……」這樣的話充斥各種宣傳,後來成為人們寫思想匯報的範本。


 


 


2007年3月18日 星期日

【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上)


下篇:黨文化的具體表現
【解體黨文化】之五: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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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0月18日訊】目錄
 
前言
1.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歌聲與謊言
2)不同時期的改頭換面
3)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怎樣
4)共產黨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2. 「爹親娘親不如黨親」


1)宣傳中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
2)灌輸黨媽媽情結
3)認賊作父的心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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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有很多與眾不同之處。讓人印象尤其深刻的一點是標語口號滿天飛。網友收集的「中國標語大全」,內容涉及計畫生育、打擊犯罪、封山育林、普教掃盲等等,還有形形色色的政治口號,其粗暴野蠻、荒謬可笑,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可是國人幾十年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還以為這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世界各國莫不如此,因此也就見怪不怪了。


共產黨為什麼在文宣方面如此重視標語口號的作用呢?究其原因,不外乎兩點:第一,標語口號簡短、上口、形象、易記,作用直接,效果持久;第二,因為標語口號往往十分簡短,不可能包含複雜的論證過程,因此它們所宣傳的理論政策本身的荒唐錯誤、似是而非就被掩蓋起來,不易為人察覺。


有一組口號,貫穿了中共幾十年的暴政史。這組口號集中體現了中共的集團目標,中共曾花大力氣反復灌輸並用各種文藝形式圖解渲染。雖然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這組口號有時候會改頭換面,以另外一種或多種形式出現,但其精神實質沒有變化,其目的就是鞏固人民對共產黨的依賴和順從,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這組口號是: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爹親娘親沒有黨親」


「要聽黨的話,跟黨走」


「黨叫幹啥就幹啥」


我們在第三章中論述了中共的灌輸手段,不管是宣傳機器、文學作品、教科書,還是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文藝形式,都好比樂器,它們是中共用來灌輸黨文化的工具。當然,具體創作者隨著時代或者當時的社會形態、經濟形態的不同,用的素材可能不一樣,創作出來的東西可能不一樣,從這些樂器中出來的曲子,可能曲調千差萬別,但是表達的主題卻與這四句口號一脈相承。如果從具體的種種現象回到它們的主題和要表現的東西上的話,那這四句口號就是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的高度概括,也是宣傳中常見黨文化的創作指導大綱。要是想弄明白宣傳中常見的黨文化的形形色色表現的實質,就不能不剖析一下這四句口號。


1.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1)歌聲與謊言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 共產黨辛勞為民族 / 共產黨他一心救中國 / 他指給了人民解放的道路 / 他領導中國走向光明 / 他堅持抗戰八年多 / 他改善了人民生活 / 他建設了敵後根據地 / 他實行了民主好處多」


這首傳唱極廣的中共頌歌創作於1943年,當時的歌詞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1950年毛澤東在「中國」前加了一個「新」字,歌詞於是變成了今天的樣子。


這一個「新」字,加得很有講究。當時的中國人,都有在中華民國生活的經歷,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和這些人的人生經歷相左,不易使人信服。此其一。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共產黨的詞典裡,「新生事物」是個有特定涵義的名詞。如果說什麼東西是新生事物,那它一定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和遠大的未來」。同時,它的任何缺陷,都是「新生事物的不成熟」造成的,在一個不可確知的將來,這些缺陷都可以逐一克服。共產黨也的確是這麼給自己辯護的。


這首歌出籠的背景是:1942年,領導國民政府進行全面抗戰的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其中有一句話,「沒有國民黨就沒有中國。」躲在延安「整風」的共產黨針鋒相對的發表題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社論,聲稱「中國共產黨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因此,這首歌的主要內容是講「中共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日本侵略者」。


越來越多的史料證明:「領導抗戰」既不是中共的主觀願望,也不是客觀的事實。在大敵當前的危急時刻,中共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藉機發展壯大自己,最終奪取政權。中共在名義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輿論收買人心,暗地裡「一分抗日、兩分應付國民黨、七分發展壯大自己」,甚至與侵華日軍暗通款曲,倒賣鴉片。應該指出的是,抗日戰爭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就開始了,歷時十四年,國民黨1932年進行了「一二八淞滬抗戰」,1933年進行了長城抗戰,但中共卻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個月後,在江西建立了割據政權。中共一直說是「堅持抗戰八年」,等於自供它在1931年到1937年之間根本沒有抗戰。



中國大陸出版的《劉少奇年譜》顯示,作為中共在江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劉的全部軍令、報告,竟無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於如何打擊或分化國軍。中共參與的大型會戰只有「平型關戰役」和「百團大戰」。就「平型關戰役」而言,中共根本不是「指揮和參加這一場戰鬥的領導和主力」,不過是伏擊了敵人的補給部隊而已。這次戰役被中共稱為其抗戰開始後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但在中共的歷史記載中,從來不提第二次、第三次勝利,因為這是中共參與的僅有的兩次較大戰役之一。「百團大戰」在中共內部卻被認為是違背了黨中央的戰略方針,成為彭德懷的「罪狀」之一。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再一次用這件事打擊彭德懷,「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我們就是要讓國民黨和日本人鬥個你死我活,而我們從中發展壯大。」1972年,毛澤東還對到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表示:「你們不用道歉,如果沒有你們的到來(侵略),就沒有我們共產黨政權。」中共到底是積極抗日,還是積極支持日本侵略中國,從毛的話中,答案一目瞭然。


中共在其「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也很能說明中共對抗日的態度:「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顯然,中共真正的敵人是國民黨,八年來中華民族抵抗外辱的浴血奮戰中共提都不願提。在中央黨史研究室、國家檔案局主辦的「民族魂」網站上,羅列的「抗日戰爭時期」 犧牲名單中,絕大部分都是死於同國民黨的戰鬥中,只不過時間是屬於「抗日戰爭時期」而已。中國民眾耳熟能詳的戰鬥英雄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等無一犧牲在抗日戰場。


與中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被毛澤東譏為「下山摘桃子」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在1937年到1945年間,領導國民革命軍在正面戰場與日軍共在38,931次小型戰鬥、1,117次重大戰役、22場大會戰中較量,犧牲將領200位以上,傷亡人數高達330餘萬人,在台兒莊、淞滬、長沙、獨山等正規戰,上海、筧橋等空戰中給予日軍重創,最終通過艱苦卓絕的努力,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在共產主義理想已經失去任何蠱惑人心的能力的今天,中共頻頻祭起民族主義大旗,自封為中華民族的正統代表,因此決不會放棄對「抗戰中流砥柱」這一頂桂冠的占有。可是事實真相是,在最需要全國人民精誠合作、抗擊來犯之敵的時候,中共卻可恥地背叛了祖國和人民。


2)不同時期的改頭換面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許很多人以為這句話是幾十年前的事了。但在中共的宣傳下,其中的「新中國」卻不只是指中共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也指中共建政後各個時期的中國,這個口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涵和表現。


這句口號就是黨文化宣傳中的指導思想,各種具體的宣傳內容都是以它為指導。宣傳中用各種辦法,講各種口號,說各種好事,剖析各種社會現象,都要用來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我們看看這句口號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宣傳中的體現。


1949-1959 鞏固政權階段


文工團、秧歌隊、遊行、標語、傳單中講的都是:「推翻三座大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翻身得解放,歸功於共產黨。」中共建政之前由於外敵入侵和中共為奪取政權而四處搞武裝割據引起的長期戰亂局面,正好作為「舊中國」的「黑暗」來反襯「新中國」的「優越」。


土地改革中宣傳「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在韓戰中宣傳「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意為沒有共產黨,中國就要亡國。事實上韓戰是金日成主動發動對南韓的侵略戰爭,導致聯合國通過決議進行干預,矛頭根本不指向中國。說美國覬覦中國完全是中共的杜撰。1950年秋林彪當年稱病拒絕入朝時曾指出:「美國無意侵略中國,否則三年內戰中早已介入。」而中共犧牲五十萬以上官兵參加韓戰,扶植的卻是屠殺餓死一百多萬本國人的北韓獨裁政權。其一意孤行的核武試驗,現在也威脅到了中國。



以《白毛女》為代表,各種形式的文藝從作品不同角度宣傳「舊社會」與「新社會」的對比。舊社會指1949年以前的整個社會歷史,包括國民黨統治、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遠的古代等等,或稱舊時代。講「萬惡的舊社會」,「新舊社會兩重天」。以1949年中共建政為界,此前是反動、壓迫、黑暗、剝削、醜陋、愚昧、災難、恐怖、不義,此後是進步、解放、光明、福利、美好、文明、幸福、和平、正義……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中心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社會」和「新中國」。



1959-1966 「社會主義」建設階段


中共在「大躍進」及「人民公社」運動中宣傳「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跑步進入共産主義」、「全民大煉鋼鐵」、「以鋼為綱」、「毛主席要咱們大躍進,公社化,實現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是攀登共產主義天堂的天梯」。



這種宣傳力圖使人相信,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突飛猛進」實現了一個個所謂的「目標」,實現共產主義已不遙遠。所以中國強國要靠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實現共產主義」的「新中國」。中共至今不敢公開的是,中國有三、四千萬人因此而被活活餓死,卻被中共謊稱為「三年自然災害」。


1966-1976 文革階段


樣板戲、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大字報、電影、宣傳畫、教材等等向全國推廣,宣傳「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全國山河一片紅」、「解放全人類」、「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為革命事業大顯身手」、「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名為搞革命,實際還是要共產黨當領導。根本的意思是,必須時刻警惕和清除無所不在的「敵人」的「破壞和顛覆」,以免中國人又回到「萬惡的舊社會」,「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鞏固和發展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所謂「新中國」。


1976-1992 專制統治下的經濟改革開放


1976年文革結束後,中共鼓吹「平反」、「打倒四人幫」「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四人幫的爪牙、餘孽」等等,又用中共統治遇到危機而不得不停止對民族的瘋狂劫掠和破壞後,社會各層面開始復甦引起的變化,來證明黨「執政的能力」和「糾錯」的決心,證明黨有「撥亂反正」的能力,中國走出混亂狀況,建設「新中國」還是要靠共產黨。


1979年後中共著重宣傳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指導思想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經濟上生活上一切好的變化,把中共放棄用馬列毛的思想強行「指導」經濟、科學技術領域後,社會從停滯走向發展,從封閉走向開放歸功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卻無視中共建政之前,中國一直實行開放政策,中國社會的封閉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的。


1989年以後,中共反對「自由化」,宣傳六四屠殺的正確性。國民經濟擺脫中共的層層枷鎖後逐步復甦、融入全球化經濟大潮,成了中共政權合法性的註解。中共藉機製造混亂邏輯,宣傳沒有共產黨鎮壓學生,中國就會解體、就會亂,就不會有今天的發展——還是宣傳中國離不開共產黨。


1992-1999 經濟發展時期


「GDP成長」、「宏觀調控」、「發展才是硬道理」、「抗洪鬥爭勝利」、「申奧」、「香港回歸」、「澳門回歸」、「三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各種宣傳歌功頌德,說共產黨維護了祖國領土完整,領導了經濟建設,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歸根到底,由於中國的潛在消費量、中國人的勤勞,以及過去幾十年中共對社會經濟破壞造成的中國人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湧入,還有巨大的經濟成本投入,以破壞生態資源、摧毀社會道德為代價的所謂經濟「高增長」,目前一定程度上滿足民眾物質需求。中共卻藉機繼續鼓吹,似乎一切成績只要靠中共才能取得。



1999-現在


「三個代表」、「揭批???」、「和平崛起」、「八榮八恥」、「 和諧社會」、「強國富民」、「經濟奇蹟」、「保持先進性」、「抗非典」、「胡溫新政」、「科學發展觀」……中共在各種媒體中大肆宣傳物質的消費繁榮和GDP成長,宣傳富人的生活方式,宣傳房地產和各種建設項目的實施。由於中共所謂的「經濟改革」本質上是為了緩解社會矛盾、延續自己的統治,而不是為了國家、民族的長遠發展,盲目的經濟「高增長」伴隨而來的弊端逐漸引發社會不滿,如對生態環境破壞造成的污染、對自然資源的掠奪與摧毀引發頻頻出現的「百年」乃至「千年一遇」的自然災害、農村和城市、西部和東部發展的極端不平衡造成的社會貧富分化、對國家長久發展的基礎——教育方面的長期低投入、醫療方面不合理的政策,以及極端的物慾追求帶來的社會道德下滑和腐敗等等。為了在層出不窮的新問題中苟延殘喘,中共大力宣傳「和諧社會」、「胡溫新政」、「可持續發展」等,企圖用這些戴著「科學」、「現代」光環的新名詞喚起對現實不滿的中國人對未來的希望,給人以中共「有決心」根治種種問題的假象:中國問題最後還要靠黨來解決。


同時中共大搞國慶閱兵,用網絡和媒體宣傳軍隊和武器建設,鼓吹打台灣、打日本,大國崛起,鐵血擴張,意圖顯示的是共產黨使中國國力軍力擴張,沒有共產黨建政以來做的「好事」,就沒有今天「新中國」的大國地位。


3)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怎樣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的潛台詞是: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光輝的成就,這些成就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想像的。中共常常吹噓的成就包括:取得民族獨立,讓中國人民站起來;建立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解決了十幾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建立了強大的國防體系,擁有原子彈和核潛艇;教育、科技、文化事業取得長足進步,等等。


但事實上,中國真正的民族獨立、躋身國際四強、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台灣的都是國民政府在1945年做到的。中共建政之前從事的是分裂和內戰,建政之後則致力於奴役民眾,大搞政治運動,逼迫人民下跪。


中國的經濟體系在中共之前就已經頗具規模。中國江南造船廠在1918年就給美國造了四艘萬噸輪,1920年3月下水,美國運輸部驗收,質量非常可靠。1929年遼寧迫擊炮廠就造了自己的第一輛汽車,其他如火柴、油漆、機床,甚至軍艦、飛機等等,現代工業生產的東西很多都在國民政府、北洋政府甚至清政府時期就已經成型。


說到中國人的吃飯問題,到底誰在種地?誰在蓋房子?誰在搞科研?還不是農民、工人、知識份子等大眾百姓?哪個活兒是中共干的?中國人民的衣食和財富是自己努力工作的結果,是自己掙來的而不是中共恩賜的。我們必須清楚的是,是人民養活了中共政權,而不是中共政權養活了人民。中共的無恥在於,全面剝奪了人民的財產,最後給回一點你自己創造的財富,卻還要你去感恩,要你「感謝黨的英明政策」。


從另一方面來說,經濟學裡有一個名詞,叫「機會成本」。意思是說,人面臨抉擇時,他必須作出一定的選擇,他所失去的就是他所得到的東西的機會成本。中共吹噓自己的「偉大成就」時,總是縱向比,而不是橫向比;總是和戰亂年代比,而不是和治平年代比;總是說做到了什麼,而不提沒做到什麼。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半個世紀以來非共產國家和共產中國的不同道路,就會發現:如果沒有共產黨,憑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勤奮,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能夠獲得比現狀不知強多少倍的輝煌成就。


我們首先以經濟為例。中共常說中國人口多底子薄,那我們就看看同樣人口多、底子薄,但沒有共產黨的東鄰日本。日本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39.3人(1998年數據),幾乎是中國的三倍。日本國土的71%都是山地和丘陵,土地貧瘠、資源缺乏,自然條件並不優越。二戰以後,日本在戰爭的廢墟中起步,僅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時間,不但擺脫了戰爭給經濟帶來的陰影,而且超過傳統強國英國、法國、德國、和蘇聯,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從1955年到1973年,就在共產黨發動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把中國鬧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連續十八年以年均10%的速度高速增長,被世人稱為「日本經濟的奇蹟」。


印度人口和中國處在一個數量級上,和中國具有一定可比性。1980年代,幾乎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的同期,印度在總理拉‧甘地的領導下,開始了溫和式的自由改革。1991年開始,印度加快了改革的步伐,1980年到2002年印度經濟年均增長6%,2002年到2006年年均增長7.5%,速度上已經接近中共宣稱的8%。但印度的銀行壞帳占所有貸款的不到2%,遠低於中國;基尼係數0.33,而中國同期的基尼係數可能高到0.5到0.6。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源的高投入,而印度GDP增長主要來自生產率提高,而不是來自增加資本或勞動投入。印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與東亞、尤其與中國截然不同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依賴國內市場而非出口,依賴消費而非投資,依賴服務業而非工業,依賴高技術而非低技術製造業。專家指出,印度經濟增長模式能更有效地造福於民眾。


軍事和國防也是中共時常誇口的題目。自古「兵者為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孫子兵法》云:「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中共從鬥爭哲學出發,幾十年來以一種戰爭臆想狂的心態不斷揚言,「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中美必要一戰」,其實是其通過樹立外敵來化解國內矛盾的慣用統治伎倆。其實,真正熱衷於「輸出革命」、到處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的,恰恰是共產黨政權。中共用於研製第一顆原子彈耗資約41億美金(按1957年價格計算)。有人算過一筆帳,如果把這些錢用來買糧食,可以把大饑荒餓死的所有四千萬人救活!如果國防的目的是要保護百姓,那這種害死百姓的國防有多大意義呢?且不說窮兵黷武、不顧百姓死活該不該,至少,搞出點武器根本就不能作為在百姓們面前炫耀的資本。再說,那些沒有共產黨的國家,難道就不建設國防了?


台灣國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明居正曾經做過一個有趣的假設,很有啟發性。他說,如果1949年以後大陸政權遵循孫中山的遺教,走了三民主義的道路,中國的情況會怎樣呢?


「1949 到1952不會有五大運動,中國也不會跟美國打仗,也不會被美國封鎖,…… 不會去搞大躍進運動,……中間很多事情也不會發生,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不會出現,我們中國少死了三千萬到四千萬的人民,…… 當然更重要的不會爆發文化大革命。到了1970 年代,經濟就繼續起飛,人民會越來越富裕 ……。


如果這個遵循三民主義的政黨繼續執政,到了1980年代,中國的經濟人均所得大概四千到五千美元。到現在,中國人均收入就應該達到美國的一半,而經濟總量則相當於美國的2倍多。中國毫無疑問,早就是世界第一強國了。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大陸走的是孫中山的道路,而不是共產主義的道路,一路走下來,中國早就崛起了!」



中國古代有個詞,叫做「休養生息」。就是政府省刑罰、薄賦稅、輕徭役,與民休息,簡單的說就是政府不折騰。中國人勤勞勇敢,只要社會公正,別搞運動,別瞎指揮,老百姓自己就會想辦法富裕起來了。中共自己都說,三年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如果不是中共幾十年的瞎折騰,中國至少三十年前就可以過上好日子了。現在,因為中共的專制、腐敗、浪費,以及由此帶來的混亂社會秩序和敗壞的社會道德,已經造成中國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中共自己承認的,每年公款吃喝2000億,公車消費3000億,公費出國2000億。世界銀行估計中國在「七五」到「九五」期間,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浪費4000-5000億元,連吳邦國自己都說「我們國家最大的浪費莫過於戰略決策的失誤。」還有大大小小各級黨委官員幾百萬,不知得浪費百姓多少錢。一般國家老百姓納稅養活政府,中國老百姓除了養活政府還得養個龐大的貪得無厭的黨,所以中國百姓才如此不堪重荷。


可是,人們為什麼感到沒有了共產黨,中國不知道該怎麼辦的問題呢?一方面這是個心理問題。因為共產黨通過灌輸造成自己同民族和國家融成一體的假相,黨亡國不在,就像從來沒有離開過母親的孩子,對於母親不在的情形是不敢想像的。但問題是,共產黨從來不是我們的母親,而是強加於中華民族的附體。第二就是中共強行攫取所有資源與財富,造成人們必須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國家的假相。事實上沒有中共,中國人照樣還是中國人,中國的國家該怎麼管理還怎麼管理。中國社會幾千年沒有共產黨,不還一樣好好地走過來了嗎?


另一方面,人們這麼說,還是因為擔心共產黨沒有了,國家可能陷入動亂,所以,與其動亂,不如現在賴活著。表面上想,這是一個避免動亂的辦法。真正一想,就會發現,恰恰中共的統治是動亂之源,中共的統治在激化矛盾,中共在壓制社會不滿,可以說動亂的來臨是中共統治下的歷史必然。現在維持中共,不但不能避免,反而是在加速這個動亂的到來,加劇動亂的破壞力度。中國現在各種的問題的疏解辦法恰恰是被中共堵死了,因為那些疏解辦法威脅到了中共的統治。只有沒有了共產黨的因素,才能公平健康沒有後顧之憂地討論中國的問題,改革才能在正常的軌道上全面進行。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解體中共,為其他事情的順利進行舖平道路,而不是被「沒有了共產黨,中國怎麼辦」這樣的問題迷惑住。


「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上世紀末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已經破產,中共的高官自己都說共產黨倒台「不出十年」, 2004年人民日報高調發表社論讓共產黨「再干一個二十年」,可見共產黨自己最樂觀的估計也不過是「二十年」。人們不是也常說「再過二十年,中國怎麼也得民主了」嗎?顯然,人們早就已經對共產黨垮臺達成了共識。那麼,「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這個問題不就顯得很多餘嗎?



所以,不是「共產黨該不該垮」的問題,而是「如何讓共產黨垮臺」的問題。更明智的問法是,「如何讓共產黨垮掉而不引發社會動亂?」靠革命的暴力手段,顯然不妥。暴力帶來的只是新的暴力,共產黨的統治造成了人們文化和心理上的斷裂,只有讓人們真正反思共產黨才能避免共產黨的覆轍。現在中國興起的「退黨大潮」是人們可以想像的最佳手段。退垮中共的過程就是一個民眾覺醒的過程,就是接受中共強權將要垮掉這個事實的過程,也是各種新生勢力成長的過程,而且在成長過程中自覺同共產黨的暴力原則劃清界限的過程。只有中國人民的心靈真正解脫了,有了理性的民眾,中國才會平穩過渡。



不少西方政客也怕中共垮掉,擔心中國出現的破壞性動亂會衝擊世界秩序,於是希望「讓世界去兜住中共」,幫助中共維繫政權。顯然,這是非常不明智的短視之舉。因為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一定會出問題,而且等爆發的時候問題會更大,那時後悔都來不及了。


沒有共產黨,中國會更好。那麼有了共產黨,中國到底怎麼樣了呢?


4)共產黨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回顧過去近一個世紀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號稱「推翻了三座大山」、「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的中共恰恰成了中國人民頭上最沉重的大山。


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暴力鬥爭、思想鬥爭和權力鬥爭交織的歷史,運動一個接著一個,「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歷次思想批判、社會主義改造、「反右」、「大躍進」、「反右傾」、「四清」、造反奪權、「清階」、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文化大革命、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反自由化、六四、鎮壓???……每一場運動,都使國家和人民大傷元氣。中共政權把中國人民置於一種前所未有的奴役狀態,任何一個非共產黨政權都不可能給中華民族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


出賣國土


1999年12月9日和10日,中共黨魁江澤民在北京與來訪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將包括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的「外興地區」,烏蘇里江以東的「烏東地區」,還有唐努烏梁海地區及庫頁島在內的至少一百多萬平方公里被非法侵佔的中國領土正式劃入俄國版圖。2001年5月,江澤民又與塔吉克斯坦簽署協議,將兩萬七千平方公里有爭議的領土拱手出讓給塔吉克斯坦。



江澤民為了換取外部支持以鞏固權力,黑箱作業,承認了依照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為無效的一系列中俄不平等條約,將大片本來完全可以如香港、澳門一樣回歸祖國的土地,奉送給俄國,斷了中華民族生存發展的後路。中共高層意識到,江的賣國罪行一旦敗露,必然危及中共統治,於是只好和江澤民沆瀣一氣,極力掩蓋。


破壞環境


共產黨極端狂妄,蔑視一切自然法則。在其建政的前三十年,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經濟沒搞上去,卻使自然環境遭到極大破壞。改革開放以後,片面追求經濟高增長,殺雞取卵、寅吃卯糧,過度透支了生態資源。中國目前是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共產黨留下的生態環境,幾乎已經無法承載起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華夏子孫。


中共環保總局承認,目前中國被酸雨侵害的地區占國土的三分之一;由於空氣污染使得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水污染使日益短缺的水資源雪上加霜,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類水質占41%(註:劣五類已喪失水功能,甚至不適於灌溉和觀賞),3.6億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嚴重污染;由於污染造成的癌症村自西部的新疆到東部的黑龍江,南至雲南、廣東,北至內蒙古,幾乎遍及全國;中國還有超過90%的天然草場退化,年增退化草地200萬公頃;沙漠和沙化總面積已達174.3萬平方公里,每年還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相當於一年損失一個大縣的面積;由於耕地被佔用,目前中國失地農民總數在4000萬人左右,每年還要新增200多萬人。


以人均土地和自然資源占有量來說,中國本來就居於世界後列。照這樣發展下去,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將無可耕之田、無可飲之水、無可供呼吸之空氣,這絕非危言聳聽。雖然中共官方現在也大講「可持續發展」,但中共一切以維護自身統治為根本目的的短視特點,決定了這只能是一個裝點門面的新名詞而已。如今,中國許多生態災難所造成的後果已幾乎不可逆轉,這是整個民族的災難。


殺害中國民眾


中共建政以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殺害四千萬人,加上三年饑荒中餓死的四千萬,共害死了八千萬中國人。中外學者根據已經公布出來的史料,經過反復的統計研究,最後估算出來這個結果。因為中共各級政府公布出來的數字多數都是縮小了的,所以實際數字只會比這更多,不會更少。


有人說,中共被迫殺人。這種說法不值一駁。中共建政之初,經過連年戰爭,中國百姓人心思定,對新政權充滿希望。中共完全可以大赦天下,完善政治協商制度和各項法律,並大力發展經濟。可是中共大開殺戒,發動疾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憑藉殺人造成的恐怖,一舉建立獨裁制度,民主黨派迅速淪為政治花瓶。


還有人說,中共為了理想殺人——毛澤東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付出一定的代價情有可原。這種說法更荒謬,希特勒、東條英機殺人難道不也是為了他們所謂的「理想」嗎?


也有人說,這些都過去了,中共不是不殺人了嗎?不,中共從來沒有停止殺人,只不過過去是大張旗鼓的殺,現在是偷偷摸摸的殺。以前殺人的目的是製造恐怖、從而維護其獨裁權力;現在則把殺人變成複雜的產業,比如迫害,活體摘取學員的器官,高價賣給中外病人,牟取高額利潤。


掠奪、糟蹋財富


現在的中共把每年8%的GDP增長速度作為它執政合法性的依據。少數城市依靠特殊政策和引進外資,造成了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的繁華景象。可是,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大城市移向農村、從沿海移向內地、從既得利益階層移向城市平民和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就會發現,貧窮——觸目驚心的貧窮——仍然是中國的可怕現實。


中國決不是從來就這麼窮的。直到清代中葉以前,中國經濟都在世界上佔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清朝乾隆年間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的51%,遠遠高於現在的比重(4%)。雖然民國時期戰亂不斷,北洋軍閥政府還是創造了25%的經濟增長率。那麼中國的財富到底哪裏去了?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共的掠奪和糟蹋的結果。中共建政以後,通過工商業改造和人民公社化,把民間財富在幾年時間內集中在中共權力階層手裡,美其名曰「公有制」。巧取豪奪,莫此為甚。


不僅如此。幾十年來,因為中共極端愚昧的政策和各級幹部的浪費和侵奪,糟蹋了大量的國民財富,徹底搞窮了我們的國家。例如中共建政伊始發動所謂「抗美援朝」,總花費高達500-600億美元,當時的一半國民收入用於朝鮮戰場;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大躍進」,不光造成了幾千萬人死亡,而且給中國造成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00億元(以當時的價格計算,以下同);十年文革導致中國經濟損失至少達5000億元(這還不算無數的珍貴書籍文物損失和思想禁錮造成的巨大後效應,以及整個社會道德和法律秩序崩潰,一千萬戶家庭被抄,兩千萬人被批鬥、毒打,數十萬人被逼自殺等難以衡量的間接損失),超過1949-1979三十年全部固定資產的總和;以毛的「世界大戰早打比晚打好」為指導思想的工業大轉移——「三線工程」造成經濟損失6000億。


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恰恰是中共放鬆控制、老百姓辛勤勞作的結果,而不是中共誇耀的所謂「政績」。而且,繁榮的下面隱藏著深刻的危機。高能耗的經濟發展模式、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專家估計目前中國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在0.5到0.6之間,遠遠超出聯合國規定的基尼係數的警戒線)、大規模的國有財產流失(中共承認2004年損失高達3521.2億元)和貪官污吏卷款外逃(2004年8月16日的《法制晚報》報導,據商務部首次披露的數字顯示:中國目前尚有4000多名貪官外逃,共捲走資金高達500億美元),正在把脆弱的中國經濟體系逼向崩潰的臨界點。雪上加霜的是


 


 


【解體黨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下)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解體黨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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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0月14日訊】目錄
 
3. 天不怕地不怕,張嘴就是謊言,滿嘴臟話,行為低下
1) 張嘴就是謊言
2) 黨文化教人學流氓說臟話
3) 黨文化讓人舉止行為低下
4. 去掉党文化,人們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 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
1) 黨文化的話語系統控制了人們的思想
2) 所謂的新詞也是在党文化的思想中制造出來的
3) 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
4) 人們跳不出党文化的思維定勢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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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不怕地不怕,張嘴就是謊言,滿嘴髒話,行為低下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聞名於世。敬天信神、相信善惡有報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即使那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爺」的存在。傳統上中國人遵循神佛、聖賢的教誨而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人們對天、地、人的態度是恭敬、謙卑的,整個社會通過禮儀來規範。


然而共產黨鼓吹的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有把人改造成無所畏懼,中共利用來奪權、搞運動才方便。要是人對人有禮,對物有惜,對天地神明有敬畏,這樣的人是不會把「聽黨的話」放在第一位的。因而在黨文化的建立過程中,中共灌輸的無神論使得中國人遠離華夏祖先對天地神明的敬畏和對生命終極的關懷;其鬥爭思想又使得中國人既不信「壁立千仞,無慾則剛,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古訓,也不信「己所不予,勿施於人」的教誨;其唯物主義則使中國人徹底拋棄祖輩們上下求索的心靈上的超越、人格上的昇華之「道」,把來自東方的「慈悲」和來自西方的「博愛」視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和「虛偽的遮羞布」。人們的語言中充滿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咄咄逼人,充滿了「戰天鬥地」的狂傲,舉止粗俗、滿嘴謊言和髒話,卻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張嘴就是謊言


世界上哪個國家都有人說謊,但是,在許多國家整個社會的機制是以誠信為基礎的,講信用是一個人能夠長期立足社會的資本。而在中共統治下,謊言成為中共社會的「立國之本」,整個社會靠說謊支撐,說謊成為人們在社會上生存的基本技能。



中共的歷史就是一部謊言史,謊言是維持共產黨的統治的柱石。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處處都充斥著謊言。人們在政治鬥爭中,從中共的榜樣中,也學會了謊言。人們為了符合黨的要求,避免自己成為被運動打擊的對象,就得陪著黨說謊,跟著喊「超英趕美」、「畝產萬斤」、「一片形勢大好」。中國大陸流傳過這樣一首打油詩:「村騙鄉,鄉騙縣,下級騙上級,省長騙中央,一級一級往上騙,一騙騙到國務院。」一路說過來,人們覺得習慣成自然,好像說謊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整個世界和社會就是這樣運作的。


電影《手機》反映了張口就是謊言的社會現象的一個側面:因為有了外遇,所以要精心編製謊言來欺騙別人,家庭成了編謊和拆謊的戰場。不但如此,它也演出了生活中慣用的許多經典謊言。整個社會存在手機恐慌症,不是怕手機,而是因為手機容易揭開謊言。電影的編導有句話:「有很多時候謊言支撐著我們的生活」。


傳統觀念中,道家講做真人,佛家講出家人不打誑語,儒家講信,都認為撒謊是不對的。孔子把「仁義禮智信」作為五常。其中人與人之間的誠信,是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所以孔子也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就是說如果人沒有信用的話,不知道他還能做什麼。


治理國家的道理何嚐不是如此。孔子的學生子貢曾向老師請教治國的辦法。孔子說:「一是讓老百姓豐衣足食;二是國家擁有強大的軍隊;三是取得臣民的信任。」子貢問:「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條,應該先去掉哪一條?」孔子說:「去掉軍隊。」子貢又問:「如果再去掉一條呢?」孔子答:「去掉衣食,寧可不得足食,也要保住信用。如果得不到臣民的信任,國家遲早要滅亡。」


因為唯物論強調物質是第一性的,人們考慮問題都從物質利益出發。在傳統觀念被批判否定後,中國人沒有任何對謊言的顧忌和來自道德的約束。整個黨文化體系又是鼓勵說謊,人們說謊話沒有任何負罪感。說謊變成了沒有任何理由的一種本能行為。只要對我有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天不怕地不怕,因此用謊話來取得自己的利益變成了普遍現象,不但張口就是謊言,而且說謊的時候已經在考慮下面怎麼說怎麼做能夠圓謊了。


還有人把撒謊不講誠信的社會現象,歸結為西方「資產階級」特有的、唯利是圖的市場本性。然而市場經濟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而這些國家並沒有因為實行了市場經濟就成了騙子社會。恰恰相反,西方國家十分注重誠信,誠信是最不可或缺的個人品質和最重要的人生財富。在西方,誠信已成為經濟交往中最基本的準則,也是企業追求的目標。在利益和信義發生衝突時,人們會選擇信義,因為惟有信義才能帶來持續的利益,一時的欺詐會取得短期的收益,但最終會成為企業發展的絆腳石。不講誠信,在西方國家裏,時間一長寸步難行。


黨文化讓人說謊還表現在兩套話語系統中,就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落實以德治國,……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貴州省委書記劉方仁,受賄660多萬元,無期徒刑),「我最大的心願是在未來5年內解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160萬人口的貧困問題」(雲南省省長李嘉廷,受賄1800多萬元,死緩),「想到廣西還有700萬人沒脫貧,我這個當主席的是覺也睡不好呀」(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受賄2000多萬元,死刑),「反腐倡廉工作一刻也不可放鬆,始終頭腦清醒、旗幟鮮明、態度堅決」(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陳良宇,涉及數十億社保基金案,被撤職調查)……同樣,普通的民眾也存在兩副面孔、兩套話語系統。在做政治表態,寫政治學習體會時使用一套冰冷的政治話語,在生活中使用另一套比較人性化的語言。



人人張嘴就說謊,既是為了適應中共的政治環境,同時,也已經變成了人們的思維習慣,謊言造成了社會的誠信危機,老百姓最後不得不吞食社會道德墮落的苦果。一個全面腐敗,全面造假的社會,人們自己都說「法不責眾」,誰也不知道該如何收拾中共造成的這個爛攤子了。


黨文化教人學流氓說髒話


除了撒謊之外,滿嘴髒話也是黨文化中的一個特色。傳統觀念衡量好壞看品德,而中共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在「革命」和「階級」標準下辨別好人和壞人,把中華傳統禮儀一腳踐踏在地。


巴黎公社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可以說是共產黨的老祖宗。自稱流氓無產者的巴黎公社社員們按照歷史記載是地地道道的流氓,當年這些沒有受過教育、靠偷雞摸狗過活的社會流氓地痞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洗劫了巴黎城。受巴黎公社流氓起義的啟發和蘇共的栽培,中國共產黨也是依靠流氓無產者起家。中共認為「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裡並不諱言遊民痞子的革命作用而大聲疾呼痞子運動「好得很」。毛還在1964年8月18日一篇《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裡說,「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裏學了點東西。」



1927年10月彭湃領導流氓無産者在廣東省海豐縣武裝叛亂,建立第一個農村蘇維埃政權


中國古代也有流氓得天下的例子,劉邦年輕時在沛縣當亭長,以好色嗜酒而出名。可是他奪得政權之後,也懂得馬背上得天下,不能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他命令儒者叔孫通和他的門徒一起,制訂朝儀,用道家思想,以道德仁義、清靜無為令天下修養生息。古時的流氓也知道維持政權得用正統文化而不能用流氓手段。


但中共奪權之後,卻繼續以流氓手段統治國家。在黨文化的體系裡,處處充滿流氓的匪氣霸氣,知書達理是「封資修」,知識份子是「臭老九」,粗鄙下流成為最具「革命精神」。滿手老繭的工人心最紅、農民腳上沾的牛糞最香。「儘管他們的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你要覺得牛糞是臭的,那麼就說明你的階級感情有問題,所以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必須說牛糞是香的,越聞越香。經過數十年中共對流氓粗鄙文化的宣揚歌頌,從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改造著人們的生活習性,把人變得滿嘴髒話,行為低下。互聯網論壇上,充滿髒話和詛咒的帖子可以說是中文網站的一大特色。本來可以平心靜氣討論,卻變成了某些人用各種下流惡語進行謾罵和大搞人身攻擊撒野的地方。在被黨文化灌輸的仇恨和狹隘的「愛國主義」偏見之下,民主、人權、台海、???、宗教信仰、外交關係等等話題,都能成為被下流謾罵的犧牲品。



從最高領導人的流氓語言,如「脫褲子」、「割尾巴」、「放屁」等被寫進教科書,到文革全民運動中對流氓行為和語言的鼓勵,再到八十年代以後引進《上海灘》之類流氓企業家影視作品作為樣板,流氓居然堂而皇之成為了大家可以觀摩效仿的對象。


在目前的社會中,信仰缺失,理想破滅,權力、金錢成為人們唯一的追逐目標和興奮點。人們受進化論學說影響,爭當欺壓別人的強者,認為成功需要「匪氣」。一般人沒有隨便打人的權力,罵髒話就可以起到讓弱者畏懼、給自己壯膽的作用,「我是流氓我怕誰?」正是髒話背後天不怕地不怕心態的真實寫照。


黨文化使人舉止行為低下


如果你直接對一位當代的中國人講,你行為低下,很可能十個有九個覺得你有問題,自己的行為非常正常,哪來的低下﹖


2006年9月,中國國家旅遊局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公眾反映比較普遍的大陸遊客國內國外旅遊的不文明行為。


中國公民出國 (境 ) 旅遊常見不文明行為:


1、隨處拋丟垃圾、廢棄物,隨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上廁所不沖水,不講衛生留髒跡;


2、無視禁煙標誌想吸就吸,污染公共空間,危害他人健康;


3、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爭搶擁擠,購物、參觀時插隊加塞,排隊等候時跨越黃線;


4、在車船、飛機、餐廳、賓館、景點等公共場所高聲接打電話、呼朋喚友、猜拳行令、扎堆吵鬧;


5、在教堂、寺廟等宗教場所嬉戲、玩笑,不尊重當地居民風俗;


6、大庭廣眾之下脫去鞋襪、赤膊袒胸,把褲腿捲到膝蓋以上、翹「二郎腿」,酒足飯飽後毫不掩飾地剔牙,臥室以外穿睡衣或衣冠不整,有礙觀瞻。


7、說話髒字連篇,舉止粗魯專橫,遇到糾紛或不順心的事大發脾氣,惡語相向,缺乏基本社交修養;


8、在不打折扣的店鋪討價還價,強行拉外國人拍照、合影;


9、涉足色情場所、參加賭博活動;


10、不消費卻長時間佔據消費區域,吃自助餐時多拿浪費,離開賓館飯店時帶走非贈品,享受服務後不付小費,貪佔小便宜。


國內的常見不文明行為,和這十條大同小異,但多了一些內容。比如,在景觀文物、服務設施上亂刻亂劃,踩踏禁行綠地,攀爬摘折花木;不聽勸阻餵食、投打動物,危害動物安全等。一般旅遊的人算是比較有錢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也比較高,這些人尚且如此,一般生活在中國社會裏的人就更不能倖免於這些低下行為。


全世界其他地方人也這樣嗎﹖其實不然。巴黎聖母院「請保持安靜」這句話只寫給中國人看,去過巴黎聖母院的中國人都會看到這句中文告示。在巴黎,公共場合有中文的地方並不多,而其他國家包括法國的遊客並沒有這種「禮遇」。泰國皇宮洗手間裡有醒目的中文告示,「請便後沖水」。美國珍珠港的垃圾桶都有中文提示,「垃圾桶在此」。這種僅以簡體中文標出的警示牌,也在中國人出境旅遊的主要目的地——法國、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國頻頻出現。


中國人以前這樣嗎﹖中國叫禮儀之邦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了。中國的「禮樂射御書數」傳統六藝中,「禮」字第一,充分說明了中國人重視禮儀的傳統。《論語》上有一則故事,孔子警告兒子孔鯉說:「不學禮,無以立。」意思是:如果不學禮的話,是沒有辦法立足的。曾經家喻戶曉的《三字經》中指出,做兒女的,從小時候起,就應熟習在不同場合的各種禮節,學習禮節儀文之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家訓」、「學規」中,都有大量的關於日常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禮儀規範。人與人交往,如何稱呼對方,彼此如何站立,如何迎送,等等,都有禮的規定。即使是吃飯,也應該在舉手投足之際顯示出自己的修養,謂之食禮。行為合於禮,是有修養的表現,反之則不能登大雅之堂。可以說,當時社會的主流是要求文明、修養、禮儀、行為高雅得體,如果想被社會接納,就要修身養德而規範自己的行為。



唐宋以前,中華文化是優雅的代名詞,中國是禮儀輸出國。史載中國商人到東南亞去,被看作來自禮儀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費食宿。日本和朝鮮也一直深受唐代文化的影響。現在的韓國和日本仍然繼承了一些來自中國的禮儀規範,人們還比較重視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語和舉止。


中共的黨文化裡邊有進化論的弱肉強食部分,鼓勵人們互相傾軋,沒有提倡對人個體的尊重的部分,宣揚粗鄙,在個人行為中,不考慮他人,隨隨便便,我行我素,怎麼方便怎麼來。



現在大陸民眾對「性」的認識,更是「與時俱進」,「上升」到把「性」、「家庭」、「婚姻」分開對待,把「性」作為一種社會的娛樂活動,很多人還認為是進步。這種低下行為導致了社會倫理的混亂,把幾千年來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都打破了。有人覺得外國人不是也很性開放嗎?但是,在西方社會有宗教和道德、法律的約束在那裏,事情不會太過離譜,現在連西方人到了大陸,都感概大陸性之開放早已「勝於藍」了。


心理學裡有一個著名的現象,就是從眾效應。講的是,個人總是傾向於跟隨大多數人的想法或態度,不知不覺地在認識和行為上和多數人保持一致,以證明他自己並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與一個群體之中。同樣,在這樣的粗鄙黨文化占主導的社會裏,把衛生習慣差、教養程度低的人作為行為模板,人們不效仿的話,自己都覺得怪怪的不合群。人們形成了習慣,不覺得自己的行為已經被黨文化改變得低下了。


中共基於進化論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思維方式,認為新的東西是經過篩選的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比舊的更好,古人都是落後的。因此,人們按中共意識形態政治正確的黨文化為標準,不分青紅皂白對傳統思想、傳統文化、傳統風俗、傳統習慣文明進行破壞,禮儀教養被作為封建主義批判,整潔文明被當作資本主義唾棄,延續了幾千年的禮儀之邦的文明被摧毀了。


4.去掉黨文化,人們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


說今天的中國人離開黨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維了,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了,有人覺得這話太「過分」,帶有「侮辱」性,但是,事實就是這樣,因為黨文化的種種理論、話語系統和思維方式早已浸透人們思想的各個角落。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統治中,通過各種灌輸手段造就了整個社會由黨文化構成的環境,讓人們耳濡目染。同時,在否定了傳統文化和傳統觀念、批判掉儒釋道之後,使中國人接受了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思想,造成了中國人建立在黨文化上的一整套思維方式和善惡標準。中共的邏輯成為大眾的邏輯,中共的語言成為大眾的語言,這種邏輯和語言反過來又強化了人們的思想。把黨話變成了普通大眾的日常詞彙,進而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從根本上使得黨的意志融入了人心。在人們說話時,習慣性地把頭腦中的黨文化思維當作自己的思維。


那一套話語、行為和思維模式的內在變異含義,是由中共強加的,並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表達方式,只有接受過黨文化熏染的人才能夠理解和解讀。這種強行灌輸而形成的全方位的遍及社會每個角落的黨文化話語模式、行為和思維方式的現象,無論中國傳統的古代社會,還是現代主流文明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因此,中共統治下的人們的言語、行為和思維方式,都與中國的傳統社會、世界主流價值格格不入。中共領導人出訪時的講話與行為,也經常讓人覺得怪怪的無法理解。


黨文化的話語系統控制了人們的思想


黨話是以「系統」的方式存在於當今中國人的生活中。與自然語言不同的是,黨的一切建構了一個人為的「約定俗成」的政治話語體系,取代了正常社會自然形成的生活、思想和語言交際的內容,中國人就生活在黨話編織的社會結構裡。


中共建政以後,「人民」大概是使用最廣泛的詞語之一了:政府號稱「人民政府」,軍隊叫作「人民軍隊」,錢幣叫「人民幣」,甚至走的馬路也叫「人民路」,還有「人民電台」,「人民廣場」、「人民公園」、「人民醫院」、「人民銀行」……和一切共產國家一樣,一方面無處不在的被稱為「人民」的各種設施、機構、團體暗示著每個人的一切利益、權利似乎都有了具體落實,不必自己再費心了;另一方面,「人民」被戴上了如此神聖的光環,以至於小民百姓都戰戰兢兢弄不清到底誰是人民。


有這麼一個故事,上世紀70年代某人到「人民商場」購物,「人民營業員」態度粗暴,顧客質問:「你這是為人民服務麼?」答曰:「為人民服務?你代表人民?」顧客竟一時結舌。


當然,同樣的情形,也可以發生在和「人民政府」、「人民警察」打交道中……在中國,雖然「人民」沒有法律上的定義,但在中共黨文化裡「人民」有著特殊的含義。在這裡只有中共才可以代表「人民」,才有權劃定誰是「人民」,誰不是;而後者就將成為「人民的敵人」,可以不經法律程序而剝奪其權利。他們通常被冠以另一個特定稱呼:「一小撮」,儘管這「一小撮」有時候多達成百上千萬人,比如1957年給中共提意見的「右派」、1999年仍堅持修煉的人群等等。「人民」一詞雖然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在黨文化中被賦予了特定的涵義,當人們習慣性的在各種場合使用著「人民」、「一小撮」等詞語的時候,已經在無意識中認可了中共對於誰是或不是「人民」的隨意劃定,或按照中共的意圖進行政治劃分和站隊。


類似這樣滲透生活方方面面的的黨文化詞句還很多。比如中共建政直到上世紀末,學生從學校畢業後,都要「分配工作」。「分配」一詞就表明「黨」具有支配權,所以很多人下意識中就覺得飯碗是中共「賜予」的,而不是自己通過努力獲得的。特別是很多警察在追隨中共迫害民眾的時候振振有詞:「共產黨給我的飯碗,我就得聽共產黨的。」


黨話系統是黨的意識形態、黨的意志、黨的運作實施的載體和工具,中共利用一切國家手段和國家功能完成黨語言的體系建立、規範和使用。所有標準話語產生的機構——輿論媒體都由官方占有,並配備中共獨家特色的中宣部以及下屬宣傳系統,幹部培訓和組織生活系統,中央和各級黨校等思想教育機構。歷來報紙、文件、官方講話、學校教材都是統一傳播黨語言的制度方式。多次政治運動生造出大量新詞。各級組織帶領群眾使用並沉澱在日常生活中,形成黨傳統、黨文化的基礎。規範文藝、電影、廣播、戲劇,樹立黨文人、黨文化樣板,推行黨話語標準化。文字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恐懼作用巨大而持久。在完成黨話語建立過程後,中共又立法使之具有合法性。這一切都使得黨話語系統成為中國人說話的主導。幾乎每一個中國人,在需要的時候,都可以隨口說出整段整段的極其標準的黨八股話。


「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這句話決不是僅僅具有修辭的意義。人們都討厭黨八股,可是從中共的文件、講話、匯報、總結、報紙社論、大中小學教科書、新聞、電視、電影等等等等,被大量重復的恰恰是中共製造的那些黨話,這些話並不因為人們討厭它它就不發揮作用。恰恰相反,它們以語言符號的形式儲存在人們的無意識深處,隨時都會發生作用,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有一個故事,說有一個廚師,家人深受共產黨迫害,後移民到美國加州定居。在餐館廚房剁肉時,伴著一刀一刀的節奏哼著小調,煞是來勁。不過,對共產黨深惡痛絕的他,唱出的居然是「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千遍萬遍下苦功夫」,別人給他指出,連他自己都哭笑不得。人們的思想中被灌輸的太多的黨文化的東西和太多黨文化的話語了,成為了人們思維邏輯和講話的自然部分。


中共建政之後,中共的老百姓就落入了中共政教合一的獨裁統治的牢籠,但中共卻宣傳為「解放」;中共對中華民族正統文化的傷害、對中國人的迫害超過任何一個異族,但中共卻稱之為「新中國」;中共的瑞金「蘇維埃」「革命政權」從事的其實是國家分裂活動,是投靠蘇聯的賣國政權;中共「長征」其實就是一場大逃亡;南泥灣「大生產運動」實際上是非法種鴉片的運動;中共的延安「整風運動」其實是一場駭人聽聞的人間地獄式的精神迫害;餓死幾千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其實一場人禍;「文化大革命」其實是一場文化大破壞、全民大洗腦和政治大清洗;「改革開放」其實是暫時放鬆了專制高壓,是中共不得已的救命招數……諸如此類,如果還原歷史事件的真實面目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改變所有中共造出的那些詞的騙人光環。但是,因為中共的灌輸和話語壟斷,人們一直沿用,如果去掉這些詞,很多人真的會不知道怎樣去描繪去思考那些歷史事件,不知道該怎麼說話了。



延安大生産運動,種植罌粟,製造鴉片


明明被共產黨迫害了,一旦「平反」,就又對其感恩戴德;一提人權,就說是「搞政治」;西方有人一批評中共,就說是「反華勢力」;海外華人抗議中共的暴行,就被認為是「不愛國」,是「抹黑」;聽說了中共出賣大量領土,反而去給賣國的找台階,覺得黨這樣做一定有我們不知道的「高瞻遠矚」(把他賣了還幫人數錢);聽中央電視台一年365天的灌輸覺得很自然,收到幾個揭露中共惡行的電話、郵件,或者幾十分鐘的真相插播,就認為是在「破壞社會秩序」;對於一個行兇的犯人,人們要追根究底,繩之以法,而面對共產黨在歷史上罄竹難書的罪惡,人們反而總是認為共產黨善於犯錯誤,還會「有勇氣改正錯誤」…… 人們自然流露的思維中,那些詞語「平反」 「搞政治」 「反華勢力」 「不愛國」 「抹黑」 「高瞻遠矚」 「破壞社會秩序」 「有勇氣改正錯誤」等等,都是中共高調宣傳的詞彙,卻早已成為了人們邏輯思維的理論基礎。


現代中國,人們的口頭禪很多都是很有中共黨文化的語句。比如「同志」,「貫徹」,「領導」,「號召」,「基本原則」,「基本路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XXX特色」,「將XXX進行到底」,「跟共產黨作對,沒有好下場」,「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聽共產黨的話,跟共產黨走」,「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團結就是力量」,「紅星照我去戰鬥」,「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形勢一片大好」……去掉這些黨文化話語,很多人可能覺得日常基本表達都會很吃力。黨文化語言對中國人的控制之深,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像。


所謂的新詞也是在黨文化的思想中製造出來的


黨話不是停止不變的。人們形成的黨文化思維就像是加工廠,機器和流程都是現成的,來的新信息和社會現象經過黨文化思維的加工就成了新的黨話。它們屬於黨的系統,具有黨要的內涵,但是又因為不是赤裸裸的黨的意識形態內的詞彙,所以更不好分辨。


當今網絡上流行一個字母縮寫「FB」,這兩個字母原本是腐敗的拼音字頭,一般代表吃飯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當說,「今天去腐敗一下」。這個詞誕生於民間,本身不是中共造出來的,但它是在黨文化思想的影響下造出來的。它把本來屬於負面的腐敗行為正規化,弱化了社會對腐敗行為的道德壓力,實際上也認可了腐敗現象無處不在,暗示中共的腐敗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這好比人們若習慣把日常的正常行為稱做偷竊,則真正的偷竊者就不再會感到自己的行為可恥。


「弱勢群體」一詞,也是產生於民間,隨著頻繁使用,2002年開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現了。這個詞通常指不適應社會變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如從原國有企業失者,農民工等等。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影響下,人們往往以為這個群體在「生存競爭」中處於劣勢,因而是不適應社會體制的變革而被淘汰的人群。這從根本上掩蓋了「弱勢」其實是由中共非人性的專制制度造成的這樣一個事實。這個群體其實是被中共專制制度壓迫和剝奪權益的群體。以中國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為例,中國農民在政治和經濟上長期地位低下,這完全是中共的歧視政策造成的。這種歧視可以和惡名昭著的前南非種族政策相比。這裡引一段中共四十年前編寫的小學地理課本對南非的概況描述,讀者不妨對比一下中國農民和非洲黑人的境況:「南非聯邦政府先後頒布了『通行證法』、『種族隔離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種種族歧視和壓迫的法令,每一個法令就是一道枷鎖,非洲人的權利和自由被剝奪乾淨。拿「通行證法」來說,這項法令規定年滿十六歲的非洲人必須攜帶『身份證』『遷移證』『尋職證』『納稅收據』『居住證』等二十多種,以備警察檢查。如果證件不全或者忘記攜帶,就要作為『無業遊民』遭到逮捕。根據南非聯邦警察局的報告,僅在 1958年,就有將近六十萬的非洲人由於違反『通行證法』和『檢查法』而被逮捕。」但在黨文化的洗腦下,清醒認識到中共的歧視政策並對此進行合法抗爭的人並不多。


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詞,比如 「中國特色」、「四個現代化」、「初級階段」、「小康社會」、「下崗」、「待業」、「非公有制經濟」、「思想道德建設」、「扶貧」、「三講」、「三個代表」、「以德治國」、「與時俱進」、「不健康內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學」、「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提高執政能力」等等。這些新詞也都是黨文化的產物,被中共賦予了特定的內涵,用這些詞語來為維護中共的統治,信息有沒有害不是對人民而言,而是對中共有沒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給人們弄一個民族主義的畫餅,讓人們忘掉社會的危機而去擁護中共。中共繼「三個代表」之後,又搞了「八榮八恥」,其實,裡面的每一條內容都是在黨文化的範圍中講的:什麼是封建迷信,什麼是尊重科學?什麼是愛國主義?完全是中共黨文化的定義。符合共產黨的就是「尊重科學」,擁護共產黨的就是「愛國」的主義。


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成為人們的生活習慣


傳統中國人的思維裡,儒家講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佛家講與人為善,道家講順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卻在相當程度上認同中共把中華五千年輝煌的文明歷史說成是階級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歷史。在今天的許多中國人眼裡,甚至在很多知識份子看來,中國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過是一部充滿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權勢傾軋等等厚黑詭謀的爭鬥史。中國人都相信讀史可以使人明志、可以明理、可以增進智慧,可是如果中國歷史真的如中共描繪的是充滿奸詐、一片黑暗,人們又何從明志、明理?這樣一個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麼可能曾經創造出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實恰恰是自己內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黨文化的鬥爭意識「武裝」大腦的人,看到的中國歷史自然也就是爭鬥與廝殺,而看不到唐堯禪讓的美德、大禹治水之無私、將相和之寬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剛直不阿,也看不到蘇武的不屈氣節、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飛的精忠報國。


今天的中共雖然不再「以階級鬥爭為綱」,可是人們的思想仍然受「階級分析」的影響,「懷疑一切」、「深挖思想動機」,迄今仍然是許多人判斷事物時的第一反應:分析中共六四鎮壓學生,因為學生領袖的動機不純,所以他們應當負擔一切責任,開槍殺人的中共反倒沒有什麼罪責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惡,其動機一定是為了「抹黑中國」,中共的罪惡是否屬實反倒不重要了;農民工辛苦一年卻薪水被騙,不得已採用自焚、跳樓等極端方式討薪,其動機是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懲治,而拖欠薪水的當事人和造成慘劇的社會制度反倒沒有法律責任了;中共發動「大躍進」活活餓死四千萬中國百姓,因為其動機據說是為了「趕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諒的了。


中國人的思維受黨文化影響,受黨文化支撐,其中唯物辯證法講階級鬥爭,進化論講弱肉強食,簡單的把中國歷史看成血雨腥風的鬥爭史,這些都給中國人加深了鬥的意識。中共反反覆覆種植暴力為核心的共產文化,把幾代人造就成滿懷仇恨、嚮往衝殺的「無產階級戰士」、「社會主義新人」、「黨的馴服工具」。中國人的鬥已經在思維裡起主導作用,中國人喜歡內鬥已經成為我們公認的事實。互相拆台,爭鬥得你死我活,中國人的生活規則變成了麻將規則──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讓別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擠、詆譭,別人不是見賢思齊,而是妒火中燒。於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絆子。鬥還不光為了利益,而是以摧毀對方人格為目標,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國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無所不用其極,不理會任何規則。


這種黨文化的非正常思維在解決事情時,往往第一念頭就是整人、鬥人、治人,把人家壓服,氣勢上勝過對方,掌握「主動權」,強制對方按自己的意願行事。體現在言語上就是語言中帶有鬥的意識,已經超越正常人的範疇,整個的語言系統的主導因素就是鬥。語氣帶有質問,反問,挑釁的意味,說出的話刺人。如果說不通,往往胡攪蠻纏,不講道理,無理辯三分。


有人做過一個小測驗,問來自台灣和大陸的學生,如果到一間教室裡覺得很熱,要打開窗戶的時候會怎麼說。來自台灣的學生多傾向於:「太熱了,我把窗子打開,你介意嗎?」而來自大陸的學生則傾向於說:「這麼熱,怎麼還不開窗?」兩句話的意思相似,但反詰句使對方陷入被動,似乎沒開窗是不正常、不應該的。後面這句話的說話者其實往往是無心的。這是因為黨文化的爭鬥之心已經深入人們的話語習慣,人們都已經習焉不察了。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識份子,在談論國家大事時那種胡攪蠻纏、自以為是、懷疑一切的態度,讓人很難平和的溝通。說他懷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懷疑共產黨;說共產黨不好吧,他說哪個黨沒有幹壞事;說中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撓全面的改革吧,他說那是國情所限;說共產黨正在迫害人權吧,他說證據在哪裏;你指出證據吧,他說憑什麼相信你的證據;說他喜歡共產黨吧,他卻忙著把財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國;說他不喜歡言論自由吧,他卻很愛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來為共產黨的惡行辯護……有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你列出很多共產黨干的壞事,他一個一個地否定,胡攪蠻纏,總是為中共找理由,問你證據在哪裏;說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駁說塞塊布就完啦,傻子才會費那麼大勁去割喉管;你說網上都有,他還是振振有詞,問你誰看見了?他說網上的東西你也相信?當你說出張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來行刑前割張志新的喉管卻是共產黨自己都高調承認的。


人們跳不出黨文化的思維定勢


黨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個「場」,只要順著黨文化去說話去思維就如同「順水推舟」,「如魚得水」,顯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氣壯」。相反,想要去澄清黨文化的變異思維,反而顯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們就越迷戀於黨文化,越難跳出黨文化。


一個常見的現象就是,人們不但用對共產黨的「愛」來為共產黨找藉口,同時,還用對共產黨的「恨」來為共產黨辯護——他可以用「經濟的表面發展」來給中共塗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強權,殺人不眨眼」來牴觸揭露中共惡行的努力,認為「沒有用」,從而繼續維護中共的統治。他一方面說:「多黨制是人們私下的共識,很多黨員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中共會走到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來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針對人民組建民主黨派,他會說「那是胡鬧!共產黨是強權,怎容得了你?」以此作為反面認識來維持中共的現狀。對中共的愛可以在黨文化中找到共鳴,對中共的恨可以在黨文化中得到宣洩,於是,黨文化就成為了一個封閉系統,完全可以滿足人們對共產黨的「愛恨情仇」,讓人不想離開了。


舉一個簡單的問題,「共產黨殺了八千萬中國人,該不該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維邏輯,殺人償命,這是很容易回答的,當然應該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國人,他回答不出這個簡單的問題。他會轉彎抹角的把問題弄得很複雜。他會問,「你怎麼知道有八千萬?你親眼看到餓死了四千萬人嗎?」 你說中共自己內部都發表透露出這麼大的死亡人數。假設你把材料給他看了,他還會說,「你這不是以牙還牙嗎?你總得給人犯錯誤的機會吧?」你說殺人犯在法庭上能為自己開脫,要求一個犯錯誤的機會嗎?他還會說,「總不能都是共產黨的錯吧?」「非洲還有國家也搞大屠殺呢!」「共產黨現在變了,幹嗎揪住過去不放?」「共產黨是什麼?誰敢清算共產黨?整死你!」 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個正常思維的人的簡單答案:該還是不該。逼急了,他會告訴你,「跟共產黨作對,有什麼用處?」「你這個問題沒有意義」。總而言之,共產黨殺了多少人,都是沒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為,逍遙法外。



我們看到,當要他去掉黨文化來回答一個簡單問題時,他就以「沒有意義」來應付了。離開黨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維了,共產黨成了他的思維底線,任何「沒有共產黨」或「清算共產黨」的思維對他來講,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為他不敢觸及自己內心深處對中共的恐懼,更不敢正視自身的黨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們常用這樣的話來表達對中共政策的認同:「我要是鄧小平,我六四也會開槍」,「我要是江澤民,我也要鎮壓???」,「我要是共產黨,我也會搞獨裁專制」,等等。人們這麼說會覺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 本來是用於衡量一件事情「該不該」,把本來不是自己的事情,設身處地地假設一下,用這種方式來重點突出「我」的態度。但是,當用於中共的時候,「我要是某某某」就變成了用「別人(共產黨)該不該」來代替「我該不該」了,重點不是「我」的態度,而是去表達中共的態度,「我」被藏起來了,從而默認、慫恿中共的惡行。追問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麼態度?他會說,我的態度不重要,「沒有意義」。就是說,要他回到正常思維時,他又覺得「沒有意義」了。其實,人們應該向好人看齊,把自己比作歷史上的正義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時,應該如何。就算膽小,不敢說「我要是高智晟律師,我也要如何幫助被中共迫害的人們維權」,也決不應當非要把自己比作強姦犯、殺人犯或是獨裁者啊,這不是個很可恥的比方麼?


黨文化對中國人思維的局限,也貫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黨文化中,沒有超階級的普世價值,就如毛所說的,「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過去中共不承認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辦法是給它們一概加上定語「資產階級的」,所以是「虛偽的」,「無產階級」不需要;今天則換上「中國的國情特殊」的藉口加以拒絕。受黨文化這種狹隘思維左右,特別是當整個社會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現誠信危機、當善惡有報被貶成「騙人的迷信」之時,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義了。


中共通過長期赤裸裸的宣傳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領導人」的偉大,從昔日的宣傳馬恩列毛之「偉大」、歌功「紅太陽」,到今日的吹捧「改革開放的設計師」、「繼往開來的領路人」,造成很多中國人以宗教的虔誠信任「中央領導」。許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邊中共地方官員的腐化墮落,但這並不影響人們對「中央領導」的良好印象。儘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領導」都是從地方官員一步步攀昇上來的,但人們並不去琢磨為何貪腐的地方官員一旦進入「中央領導」階層就會變得「英明」起來。所以壞事都是地方官員瞞著「中央」干的,重大問題只要「驚動了中央」,或「中央來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決了;面對中共幾十年來造成關係國計民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很多民眾寧願一廂情願地相信「中央領導」總是有辦法解決的,而不是如自由國家民眾那樣,對於國家和社會獨立思考並提出自己的見解。


 


 


【解體黨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上)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解體黨文化】之四: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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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0月12日訊】目錄
 
1.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
今天誰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著擁護共產黨
今天嘲笑昨天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明天又會一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一些典型例子
1)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2)「穩定壓倒一切」
3)「別人也一樣」
4)「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5)「對共產黨要一分為二」
6)「溫飽權高於人權」


2.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


1)漠視生命 肆意殺人
2)戰天斗地 破壞自然
3)性氾濫造成社會危機
4)黃賭毒產業化 官方成保護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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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未來回首今天的人類歷史,人們會真實地看到共產邪靈肆虐中華大地的那一幕幕觸目驚心、喧囂鬧騰和血雨腥風。在短短幾十年裡,在神州的土地上,共產黨以一次一次的殺頭,一輪一輪的批判,一波一波的灌輸,構建起了一個同我們的傳統格格不入的「黨文化」部落。在這個部落裡,共產黨宣傳無神論,宣傳唯物論,否定傳統的神傳文化,宣傳馬恩列斯毛的偉大,從而系統的替代傳統文化;在這個部落裡,共產黨批判儒釋道,批判傳統觀念,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為其政治目的而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這個部落裡,共產黨更是利用無所不在的灌輸手段,從宣傳機器到教科書,從犬儒文人到各種文藝形式,徹底把人洗腦了。嗚呼!血染神州,山河色變。五千年神傳文化之根被切斷了,人們不再認華夏始祖,而是甘做馬列子孫,在短短的時間內,共產黨真的把人們的思想徹底改造了。



有一個笑話說大學考試題目是「請談談對世界一些國家糧食短缺的個人看法」,結果美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短缺」,北韓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糧食」,而中國的考生不知道什麼叫「個人看法」。這個笑話反映出我們中國民眾在中共幾十年的宣傳和高壓以及運動實踐中,「個人思想」成了稀有物。


思想控制著人的語言、人的行為和人的再思想。被改造思想後人們的表現當然就同原來的本性大相逕庭了——人們習慣於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做什麼事都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天不怕地不怕,滿嘴髒話,行為低下;目前的中國人,去掉黨文化,都已經不會講正常人的話,不會用正常人的思維了。


有人想,這是不是說得太過分了?至少,共產黨自己都在嘲笑過去,現在同過去應該是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1979年是個分水嶺。談論起前三十年的歷史,人們會覺得那時真是荒唐可笑,說起現在,覺得已經很正常了。是的,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了,人們不再講「磨一手老繭,滾一身泥巴」了,人們甚至也高喊要恢復「傳統文化」了……但是,黨文化本身並沒有改變,而是更臻成熟。黨文化的理論體系無神論、唯物論、進化論和鬥爭哲學,依然是中共的基石和被思想改造後人們的「科學共識」,黨文化依賴的灌輸手段依然沒有收斂,隨著電視的推廣,變得更加容易用「聲情並茂」來改造人們的思想,而面對互聯網的普及,中共比任何時候都更熱衷於封網、過濾和監控。中共的所謂恢復「傳統文化」,是在抽掉傳統文化的內涵之後,今天又按照黨文化的無神論、唯物論等思維模式來盜用傳統,完全是為了現在人們追逐經濟利益和國際認同這個根本目的來恢復的,這恢復的當然不是我們真正的傳統文化,相反,這是繼第一次對傳統文化的神韻施行閹割之後,對傳統文化的表面內容進行的第二次閹割。



所以,無論過去,還是現在,被改造思想後的人們都有著同樣的表現。


1、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


雖然替代傳統文化和改造人們思想是中共幾十年以一貫之的政策,但是,中共在不同時期的思想和語言卻是變化無常的。從「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到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到「不管白貓黑貓」,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呀,就是好」到「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從「越窮越光榮」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笑貧不笑娼」,從歌頌「張鐵生交白卷」到現在學術界為求名利而大行其道的「學術腐敗」,從昔日的「禁慾主義」到今天的「縱欲主義」……中共政策之出爾反爾,真可謂令人眼花繚亂。


但是,人們的思想被黨文化改造之後的表現就是,不管黨的思想怎麼變,人們總是盲目地跟著變,總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從而總是維護著惡黨的統治。


在那「一句頂一萬句」的時代,說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人們是相信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人民公社好」,「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斗私批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抓革命,促生產」,「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那時就一個聲音,人們覺得當然就只會跟隨惡黨的思想和語言來思考來說話。


現在信息傳遞這麼快,這麼多,言論也比起過去不知寬鬆了多少,老百姓都敢罵幾聲共產黨了,人們都在做獨立思考狀,怎麼能說還是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呢?


今天誰還能控制人們的思想嗎?


那麼我們看看今天的人們都在想什麼:「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中國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亂」,「不要揪住共產黨的過去不放,要一切向前看」,「給共產黨時間,民主自由早晚會到來」,「人權就是溫飽權,飯還吃不飽,講什麼人權」,「什麼宗教信仰,哪有神,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學」,「壞事都是個別人的素質問題,黨本身是好的」,「國家這麼大,換誰不一樣?」,「誰反對共產黨,那就是搞政治,就是被人利用」,「胳膊擰不過大腿,鬧什麼鬧?」,「穩定壓倒一切」,「把經濟搞上去再說」……等等,人們普遍認為這些觀點是自己獨立理性的思考,而非來自中共的片面灌輸。


人們真的是在做獨立理性的思考嗎?其實不然。大家想想,上面那些觀點,一個不落的都是共產黨為維持統治而宣傳灌輸、處心積慮地要讓人們去接受的東西。只不過「造反有理」變成了「(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可以說,在人們認為已經擺脫了盲目崇拜,並覺得對共產黨的思想控制有了免疫力的時候,黨文化正牢牢地掌握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只是在前三十年,人們的思想更多地是被黨直接灌輸所致,而今天的人們經過多年的折騰後,不再「盲目」,覺得自己能「獨立」、「理性」地思考了。


從被動灌輸到主動思考後自律——罵著擁護共產黨


不幸的是,在這個思考過程中,思考的理論體系仍然是共產黨給予的,思考的信息來源仍然是共產黨控制的,所謂的「獨立」不過是在黨文化框框中的「獨立」,所謂的「理性」也不過是在黨文化理論體系中的「理性」,很顯然,這樣思考後得出的結果當然就是共產黨所期望得的結果。


為什麼人們「獨立」地思考獨立不起來呢?有下面幾個因素。


1)「獨立思考」中的黨媽媽情結


「黨就是一切、黨就是母親」,「命是黨給的」,「飯是黨給的」,這種「母子情」數十年來早已深入人心。雖然現在不像過去那樣露骨的高唱「黨啊,親愛的媽媽」,但是,黨無處不在、至高無上的威權,對人們衣食飯缽的控制,依然讓人覺得「國家就是黨的」,「飯碗是黨給的」,「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唯一選擇」,把黨、國家、民族等概念混在一起,整個生活環境似乎都是黨建造、賜予、維持的。這成為了人們思考中國問題的一個底線,就是不能越過共產黨,想像不出沒有黨的日子該怎麼過了。外界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心態,孩子大了,不就遠走高飛了嗎?可是,黨文化的封閉式高壓式環境是讓人可以老,思想卻長不大,那孩子能離開母親嗎?


2)「獨立思考」的理論基礎


人們思考問題的理論基礎仍然是無神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進化論、鬥爭哲學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讓人不相信在黨之外還有「神和天」的存在。人們思考所依賴的基本詞彙或者話語系統,仍然被賦予了黨文化的含義,都是中共教會的語言,這就使得人們只能在黨文化中打轉轉,人們甚至對於超越了「沒有了共產黨」這個底線的思維方式感到莫名的恐懼。同時,政治運動依然不斷,比如,最近二十幾年的反自由化、鎮壓「六四」和迫害???,每一場這種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都是對黨文化理論的又一次全面地強化複習。


3)「信息不完整」影響思考過程


人們思考問題的信息來源仍然受到共產黨的嚴密控制,就連負面消息都是在黨的精心操控下,有效地轉化為維護黨天下的素材。俗話說「兼聽則明」,一個人得到兩個相反的觀點,並且認為都有道理的話,他就必須開始自己真正的獨立的理性的思考來做取捨。而中共的一言堂和信息封鎖、過濾造成「信息嚴重不完整」,實際上切斷了人們做出正確判斷的必要條件。再聰明的大腦,再有獨立思考的願望,也逃不出「無米之炊」的尷尬,這樣的思考也就談不上是真正「獨立理性」的思考。


4)「強權論」讓人的思考不了了之


「共產黨是強權,黨是殘酷的,跟黨作對絕沒有好下場。」這是人們從幾十年的運動中得到的共識。就算是痛恨共產黨的人,也因為畏懼強權政治,使得在思考的心理上很難越過共產黨,覺得「你能把共產黨怎麼樣?」,從而反過來以看破中共紅塵的心態去附和中共,也跟著感慨「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人們普遍認為的言論寬鬆的象徵——在私底下可以罵共產黨了——其實,都是在黨文化裡罵,在罵中來理解黨,最終維護現狀,變相地擁護共產黨。


影響人們獨立思考的因素還很多。這種經過「思考」後仍然跟黨一致的現象,比過去的直接灌輸更有危害性。一旦認為那些想法是自己的獨立「思想」,就會更加相信那些觀點,客觀上造成更主動跟黨一致,自然更便於中共來統治人民。如果說過去是一個被動地被塑造的過程,那麼今天就是黨文化發酵成熟和人們主動自律的過程。人們從過去的強行灌輸到今天的主動自律、配合理解黨的政策,「罵著擁護共產黨」,正是共產黨長期改造人民思想的典型結果。


今天嘲笑昨天用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明天又會一樣嘲笑自己的今天


一個很具諷刺的現象就是,如果把中共的歷史分成一個個時代,人們總是站在「現在」的時間點,對黨的政策給以擁護,而對「過去」的時間點上的很多事情,給以嘲笑,覺得那時怎麼那麼荒唐。如果把時間的坐標往過去移動,會發現那個站在今天嘲笑昨天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的人,站在昨天的位置又是覺得一切都很正常,照樣擁護那時黨的政策,很可能還在那裏嘲笑前天的行為。今天認為共產黨可以迫害???的人,倒退三十年,他一樣覺得共產黨應該發動文化大革命,再往前,他一樣覺得大躍進是如何英明正確。


說起「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們都會嘲笑那時的荒唐。其實,今天的人們一樣在用這種邏輯思考問題,只是表現形式不同,自己覺察不到而已。


在連續幾年取得農業發展之後,《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發表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文,這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了解情況的人寫回來的信。文章為了說明畝產萬斤「一點也不神秘」,有聲有色地描述道,只要足水足肥加深耕加密植,「畝產萬斤就成一個現實的事物了。」更有科學家出來根據植物對太陽光能的利用,論證畝產潛力可高達5.85萬斤。如今回首當時的言論和行為,都覺得不可思議。


今天,中共的跛足改革使經濟有了一些發展,於是在中共的宣傳和灌輸之下,人們對於中國的未來有了個直線外推的思考模式:現在製造玩具出口,將來就能製造飛機出口;現在是貧富差距,將來是共同富裕;現在有腐敗、社會不公、教育和醫療福利等各種問題,將來都會解決;現在環境被污染,將來自然會被治理;現在能源不夠,將來一定會有;現在是群體抗爭不斷,猶如火山要爆發,將來一定會成為「和諧社會」;現在人們的道德日益敗壞,將來一定會高尚起來;現在是經濟發展,將來一定會有民主自由的制度發展……「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在本世紀成為雄霸世界的超級大國」——其實,這就是新時代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翻版。


在那個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造成了「共產風」、「浮誇風」和「瞎指揮風」,把大躍進變成了大後退,人民公社會變成了人民空社。今天這種思想的危害絕不亞於當初,而且由於更隱蔽,人們不容易覺察,更重要的是,當初的思想是被灌輸的,而今天人們的這種思想卻是自己「思考」出來的,危害也就更甚。


其實,「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句話本身很「唯心主義」,不過是表達一種氣魄和決心。但是,一旦普通的哲學內涵被灌進了黨文化,就變得極具毀滅性了。在極端唯物主義看來,這不再是表達決心,而是要變成實實在在的物件,要的就是畝產指標,層層誇大的指標,是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不信神的共產黨,追求的是「敢叫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精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一種莫名的東西衝昏了人們的頭。黨文化扭曲人性之甚,可見一斑。


昔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號角鼓動人們不顧客觀規律和現實,要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今天「全面崛起」的鼓噪同樣激勵著人們面對中國的危機熟視無睹,盲目相信中共。二十幾年來的跛足改革帶給中國巨大的危機,但人們不去監督中共,不去批評中共,不去反思中共,不去解體中共,而是不作為,甚至反對別人作為,盲目地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造成這一危機的中共身上,期望中共有意願解決,期望中共有能力解決,認認真真地重新演繹著二十一世紀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有多大的期望,中共就能有多大的希望」。


對中共的期望悖論: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中共歷史上幾次重大政策的調整,都是因為來自黨內黨外的巨大壓力,感受到了「亡黨」的危機才不得已開始了改革。也就是說,只有給中共壓力,中共才會改良。光是有期望而不反思中共的歷史,不揭露中共現在的惡行,放任中共,附和中共,縱容中共,中共就不會改良。於是,期望等於沒有希望。


可以這麼說,在人們盲目的「期望」中,所謂給中共三十年時間的幻想中,社會危機可能已經把中國破壞好幾個來回了。


更重要的是,「改良」對今天的中共來說,已經太奢侈了,因為中共積累的原罪使它根本不願、不敢、不會改良了。維護統治地位成為中共保住集團和個人利益的一切底線,在中國警察網上有一句醒目的口號,就是「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如此明目張膽地把警察當作黨的家奴,可見共產黨是鐵了心地「不會從良」,而人們的盲目期望更是給中共增加不願順應歷史潮流的能量。很顯然,今天的中共已經成為理性討論和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障礙,只有把中共解體掉,讓中國人民沒有後顧之憂地來發揮一切聰明才智,自由討論國家的方向和前途,民族才真正有期望。


下面我們舉一些典型例子來說明今天的人們是如何用惡黨的思想和惡黨教會的語言來思考問題的。現在人們對共產黨的一個最大情結就是這二十幾年的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在這種衝擊之下,人們對如何認識共產黨,共產黨變沒變,有沒有希望等都變得非常困惑了。


1)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視覺和感官對人的衝擊是巨大的。被共產黨整怕了、弄窮怕了的中國民眾,在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之後,就很容易滿足了。再經過中共一年復一年的「好日子」、「盛世大聯歡」的宣傳,好像又鬧起「趕英超美」,把人們整得飄飄然了,中共乘機渾水摸魚,用經濟的發展來為其執政合法性尋找依據。其實,經濟發展同中共毫無關係,功勞屬於勤勞的中國人民。有人說,只要有外商投資,只要有智慧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只要有吃苦耐勞的工人和忍辱負重的農民,就是放到非洲小國,也能在二十幾年堆出一個繁榮的物質世界。


但是,這樣的跛足發展符合民族的長遠利益嗎?發展的順序問題,什麼先,什麼後,相互依賴關係等等,是現代管理中最基本的問題之一。


看看在中國表面繁華的後面是怎樣一幅景象。政治改革的停滯,經濟體制的畸形,社會的不公,官場的腐敗,貧富的差別,道德的墮落,環境的破壞,資源的短缺,對人權、信仰和宗教團體的嚴厲壓制,對民主自由的敵視,對言論和媒體自由的根本鉗制,銀行壞帳,金融危機,黑社會,娼妓,佔大多數人口的弱勢群體沒有聲音等等,以及盤根錯節的社會矛盾,風起雲湧的民間維權和快速增長的群體性抗爭(2005年達8萬多起),等等,更別提天有不測風雲的大自然的懲罰和報復。在表面繁榮之下的中共政權,猶如坐在火山口上一樣。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以破壞環境和浪費能源為代價的,如果算上環境代價,中國這些年的實際GDP是負增長。


對於中共急功近利的經濟畸形發展帶來的潛在危機和可能的民族災難,人們不願去想,不願去面對。一是屈服於中共的強權,覺得想也沒用,還自找麻煩,二是覺得現在生活總是好了些,哪管這種發展能不能持續,只顧「悶聲發大財」。而那些只為賺錢的外商和政客們,看到的只是想要如何從這世界上最後一塊市場大餅中分得一杯羹。雖然外界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民主和自由,這二十幾年的事實證明外商不但沒能把民主和自由帶進中國,反而成為中共腐敗食物鏈中的添加劑。


有學者把中國分成三個世界,第一世界住在別墅裡享受著別有洞天,第二世界在為住房、醫療和子女教育而不敢消費,第三世界正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撰寫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一書,認為中國經濟落後美國100年,如果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才能進入世界前10名。維持9%左右的經濟成長率100年,可能嗎?有人評論到,下一個世紀遠遠不是「中國的世紀」。但在大城市櫥窗式的繁榮之下,一個真正的中國被掩蓋起來了。經濟表面繁榮帶來的視覺衝擊,一「俊」遮百丑,幫助中共披上了一層迷惑人的面紗。短期利益和盲目展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抑制了人們對現實的全面認識,「不識廬山真面目」,更談不上對共產黨的歷史反思和理性思考。


我們都知道做詩的功夫在詩外。同樣,要把經濟真正搞上去,就要首先解決信仰、道德、法律、言論自由、媒體監督等一系列非經濟因素。這些問題不解決,經濟也就不可能「搞上去」。「把經濟搞上去再說」只是共產黨拖延體制改革的藉口而已,但現在人們竟然毫無察覺,還以為是真理。其實就是陷入了黨文化思維,按照中共的思想思考問題。中國人民現在有很多自由,但都集中在私生活、體育和娛樂上面,其他方面依然是禁區。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人民是積極參與政治和制度的改良,爭取自己的各種權利,而中國人民現在不是這樣,對於那些敢於要求權利反中共迫害的民眾,許多人不但不理解,還反對別人去爭取權利,他們願意把一切都交給共產黨,幻想共產黨的自動改良和恩賜。


2003年中國大陸出現了一部引發廣泛爭議的電視劇,它就是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後遭禁播。該劇真實地揭示了清王朝改革開放必然失敗的命運,這一點對中共來講具有刺激性。清王朝在改革開放之前是沒有電燈、電報、電話的,也沒有火車和汽車。短短的幾十年,上海灘成了世界四大明珠之一,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它的三大條馬路上的一棟棟花園洋房,它的浦江岸邊的一棟棟的高樓大廈,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櫥窗。可是這個成就它挽救了清王朝滅亡的命運嗎?沒有。1905年孫中山先生說:單單是引進鐵路、火車、電話、電報這樣一些西方的物質文明措施,卻不進行政治改革,只能為國內的貪污腐敗敲詐勒索,打開更加廣闊的門路。


其實,今天的人們也不是不懂得要各方面協調發展的基本常識,都知道越往後,修正的成本越高。關鍵就是在黨文化的氛圍之中,屈從中共的淫威,迎合中共的利益,覺得發展經濟至少對眼前短期有利,就跟著一味的叫喊要「把經濟搞上去再說」,而對中共的殺人放火都可放任不管。


2)「穩定壓倒一切」



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中國人,對「穩定」有特別的渴求。所以,「穩定壓倒一切」在老百姓中很有共鳴,成為中共新時期維護統治的主打口號。


說起共產黨,人們聯想到的就是暴力革命和政治動亂,怎麼現在的中共卻祭起「穩定」的大旗了呢?說起來很矛盾,其實,也很簡單。就是中共可以「動亂」人民,而一旦人民要「動亂」中共,中共就要高唱「穩定」了。幾十年來肆無忌憚地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把人民「動亂」得民不聊生,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興起的民主自由浪潮和人民的覺醒,眼見要把中共「動亂」掉了,這時中共就高喊起要「穩定」了。



顯然,中共說的穩定只是中共政權的穩定,而非國家和社稷的穩定。在中共的跛足改革中,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那些不受制約的權勢者,最需要「穩定」,以便「穩定」地撈取利益。由於他們最維護既定秩序,因此就成了最堅定的「穩定」力量,最可靠的「穩定」因素。這種「穩定」可以高於良知和道義,老百姓是死是活也可以不顧了。當礦井工人死於礦下,中共以「穩定」掩蓋死者的冤屈;當拆遷戶被逼上樑山,不得不冒死上訪,幻想著找回公道,中共又以「穩定」為名進行截訪,甚至用「破壞穩定」對遭受不公者進行迫害打擊……這樣的穩定是假的,社會不公和矛盾積蓄到一定時候,就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共產黨宣傳的「(黨的)穩定壓倒一切」就是積累社會矛盾等待總爆發的過程,一旦危機爆發,我們今天擁有的財富都會化為烏有,民族又會遭到生靈塗炭。


大家知道,經濟的運行有自己的週期,不可能是「穩定」的,動盪不可避免。越如此,越需要有合理的制度作基礎,來保障社會的穩定。真正的穩定,需要自由的秩序,法治的秩序和公正的秩序。英國是最早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三百多年來保持高度穩定,人民自由,經濟繁榮。有矛盾要及時疏導而不是強行壓下,中共利用人們在各種運動中整怕了、希望穩定的心理,偷梁換柱,把它自己統治的穩定強加給民眾。這種穩定是不穩定。


中共「穩定壓倒一切」帶來的代價,就是現在轉型更難了,成本更高,風險更大。在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的今天,中共只知道一味的打壓維權和異見人士,鎮壓信仰團體,封鎖、過濾消息。中共在維護集團和個人既得利益的過程中,原罪越來越大,已不可能指望著它有一天會心血來潮,大發慈悲,主動開展政治改革,實行自由民主。可以說中共本身才是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3)「別人也一樣」


中共很喜歡用「國情」來作藉口。別人有民主,中國不能有,別人能有言論自由,中國不能有,別人有信仰權利,中國不能有,為什麼呢?因為國情不同。但是,如果別人有什麼壞事,中共這時就不講「國情」了,而是強調「普世價值」,告訴人民原來「天下烏鴉一般黑」,然後就要老百姓認可、理解、原諒中共的劣行。


說腐敗,它會說哪個國家沒有腐敗?說鎮壓民眾,它會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說民主,它會說印度搞民主,也沒搞出什麼名堂;說和平演變,它會說俄羅斯演變後是如何糟糕;說選舉,它會說台灣的選舉是多麼混亂;說中國現在資源浪費,貧富差距大,它說那是資本的原始積累,哪個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說沒有言論自由,它說西方哪個媒體不是被財團控制?說天安門抓訪民,它說你到白宮去抗議試試,看抓不抓你;說中共人權不好,它抓住美軍虐囚大作文章,說美國自己都不好,哪有資格說中共?……


這些似是而非的言論有時比那些嚴肅的說教更有迷惑性。但是,這種類比本身卻是錯誤的,是欺騙誤導民眾。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點。所以,哪個國家都有貪污,都有人權問題。我們無意去為其他國家的行為辯護,我們只是要指出中共「因為別人殺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殺人」的這種顛倒是非的邏輯。其次,中共在報導宣傳那些類比例子時,常常對事情發生的背景、經過和處理方式斷章取義,有意隱瞞不利中共的東西。我們知道,出問題是一回事,對問題的反應和處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問題的發生,而迴避民主國家從政府、媒體到公眾反應和處理問題的姿態。


美軍虐囚事件一出來,中共就大加炒作,無非是想說,美國人權也好不到哪裏去,中共的人權不好有什麼關係呢?但是,如果我們對比美國政府和中共在這種事情上的處理態度,就會發現區別很大。事實上,案發之後,美國自己是舉國震動,不但美國媒體上大量曝光,就連總統也得馬上回應,立即著手調查。中共引用的資料基本上也都是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而中共對自己的人權惡行,卻是從上到下地一味掩蓋,還不准別人去揭露。


對於中共在天安門抓訪民,甚至「六四」屠殺,有個說法,就是你到美國白宮前面抗議看抓不抓你。中共在這裡混淆了一個根本區別。中共說是可以申請遊行示威,但根本不會批准申請,對申請人還要打擊報復,更別提你要申請到天安門示威。而在美國,民眾可以很容易地申請去白宮前面抗議,而且有些抗議人士就是故意要讓警察抓走製造新聞效應的,美國警察常常會主動問抗議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傳的那樣,美國白宮前不容許抗議,要象中共一樣抓人什麼的。就算抗議者有過激行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來處理。


還有人說美國也對民眾開過槍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退伍軍人補貼金事件,一萬多名失業的退伍軍人在美國國會大廈前集會。當時的胡佛總統下令聯邦軍隊進駐華府,驅散示威民眾,造成兩名退伍軍人死亡,多人受傷。根據美國公開出版的百科全書、記錄片、歷史書、回憶錄等記載,他們並不是死於美國軍隊,而是被華盛頓的警察誤殺。不論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們來看看美國朝野對這件事情的反應。首先,美國政府遭到新聞媒體的無情鞭笞,《紐約時報》以頭版頭條的長篇通訊報導了事件經過,胡佛總統也向美國人民承認自己的責任。在當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人民更是用選票把胡佛趕下台去。動用軍隊的教訓之深,成為後來美國總統的前車之鑒。1971年在白宮附近發生大規模的反越戰示威,尼克松對前來請示的助手說:「讓他們在那裏好了。」對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沒有對「六四」事件有一個自我反省的說法,中國立法機構也沒有提出過如何接受鎮壓民眾的教訓,以及如何避免將來犯類似錯誤的提案。


還有一個很流行的諷刺西方言論自由的例子,就是說你寫篇文章,看西方報紙是不是給你發表,如果沒有發表,那肯定證明言論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國人因為這麼一個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論自由的虛偽,也就認為中共控制言論也就順理成章了。這其實是中共給人們製造的歪理。報紙怎麼可能來什麼都給發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頭幾個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實上,言論自由並不是說每個媒體都要做到「絕對公正」。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理念,他們後面當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經濟勢力,也就是說,媒體作為個體來說,除了職業道德之外,當然有自己的喜好,對稿件和報導角度都有自己的選擇,這並不是媒體界要掩蓋的什麼秘密。言論自由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對媒體本身,它可以自由地發表它想要發表的內容(出格了會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二是對讀者而言,他的自由體現在可以獲得任何意見的媒體,你既可以看反共的報紙,也可以看親共的報紙,還可以看中共的喉舌報紙,你也有自由去辦自己的媒體去發表你的意見,這才是媒體自由的真諦。新聞自由最關鍵的尺度是權力者有多大權力控制資訊。在美國,政府常常處於媒體的批評之下,即使政府想動用權力制止,也無能為力。但在中國,如果共產黨不想民眾在媒體上看到什麼消息,動不動就給予封殺。把言論自由當作任何媒體都必須發表你的言論,根本就不現實。用西方報紙都有自己的立場來否定言論自由,不過是為中共鉗制媒體找藉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論自由的妙處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極力滲透、操控,並大肆發展自己的親共媒體。


海外的民主選舉出現的爭端,也常常成為中共笑話民主自由、用來勸說人民擁護中共獨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說法,幫助中共維護一黨專制。民主也許不是最好的辦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鬥爭和可能帶來的動亂,民主的透明、媒體的監督和軍隊的獨立畢竟是一種可借鑒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國家不管選舉爭端多厲害,國家很難陷入動亂和戰爭,這就是民主對社會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傳的那樣像個洪水猛獸。


俄羅斯和平演變之後,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羅斯好起來,所以總是宣傳俄羅斯如何如何慘。俄羅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國情」,問題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羅斯作為民主化後的反例宣傳的確是在誤導民眾。一些中國人到海外聽到俄羅斯的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三時(2006年7月的報導),竟大吃一驚,覺得俄國人不是連飯都吃不上嗎?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對象,是民主失敗的經典樣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增長率達7%,這一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印度的金融業和資本市場比較發達,經營效率較高,銀行壞賬率低於10%。印度的經濟結構跟一些發達國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優秀且成本低廉的技術人才,因此有人預言印度將在未來成為「世界的辦公室」。實際上,印度如今已成為世界的主要研發中心之一。我們無意為俄羅斯和印度說好話,他們都有自己的嚴重問題和發展變數,但是我們不應該被中共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不願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報導而誤導,不加分辨地重復中共的論調,按照中共的說法去思考問題。事實上,共產黨在俄羅斯仍然是合法組織,如果俄國人民真喜歡共產黨,完全可以在大選中把共產黨選回去,人們不走這條路,顯然共產黨不受歡迎。


對於中國現在遇到的掠奪瓜分社會財富的問題,有人用「資本的原始積累」來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現代化過程中也走過這麼一個階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們不去說這個原始積累的對和錯,我們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積累之後,資本很快進入了再生產,同時有產階級在政治上有了明確訴求,參政,辦媒體,搞教育,做慈善等,成為鞏固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積累就是撈錢,撈個沒完,然後外逃,享樂,根本無意去影響政府和共產黨,同西方當時的情況根本不一樣,怎麼能指望出現「原始積累」後的良性循環呢?


還有一個聽起來最徹底的類比:如果你去顛覆國家和政府,你看哪個國家不鎮壓你?這是一個很「巧妙」的偷換概念的問題,很有迷惑性。其實,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復宣傳灌輸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現。「煽動和顛覆國家罪」是中共繼過去的「反革命罪」以後的替代罪名,這個罪名把普通的人權和言論自由有關的活動歸到「煽動和顛覆國家」,本身就是對人權的侵犯。被中共稱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洩漏國家機密」等等的許多行動,在西方民主國家根本就是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民主政府怎麼會鎮壓呢?辦報罵政府,在中國,這就是顛覆國家的「驚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顛覆國家根本無關,除非是囤積武器或者搞恐怖主義暴動。


對於一些少數極端宗教組織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戰亂作為,也是中共用來否定宗教自由,為中共的無神論開路的反面教材。而對世界上作為主流的那麼多的正教正信帶來的對社會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義,中共卻盡力迴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著中共對信仰一概進行批判,排斥別人爭取信仰自由的努力。


這樣似是而非的類比還很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對於中共不利的東西,中共就不類比了,而是強調中國特色和國情。「國情」成了中共逆世界潮流的一柄尚方寶劍。其實,這不能學,那不能學就是因為觸動了共產黨的既得利益而已。


4)「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


「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這是人們反駁別人批評的常用語。其實不對。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對電影明星、足球運動員指手畫腳一番,並不要求自己一定要比對方更會演戲,更會踢球。


但是,中共很喜歡用這句話來為自己的惡行狡辯。當美國批評中共人權問題時,中共的回應就是美國的人權也有問題,而且也要出一本指責美國的人權報告,從而認為自己的人權問題就無所謂了。而中共出的美國人權報告,其內容都來自美國媒體的公開報導和美國政府關注的案例,中共為什麼要勞民傷財去多此一舉呢?就是為了出一口「氣」,非為改善美國人權(實際是希望美國人權醜聞越多越好,方便中共作文章),實為侵犯自己人民的人權罪行強詞奪理。



中共為自己狡辯,那是它壞到那個份上了。可是,不少普通老百姓也附和中共的說辭,甚至認為中共的回應理由是多麼「為國爭了光」,這就是糊塗了。且不管美國的人權怎麼樣,美國批評中共的人權,客觀上是幫助中國人民,因為在中共的人權迫害下,被害的不就是中國人民自己嗎?別人呼籲中共改善人權,不是中國人民自己受惠嗎?遺憾的是,因為黨文化的影響,認為批評中共,就是批評全體中國人民,觸及了被中共灌輸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自尊心,結果盲目維護中共的面子。有人為中共找理由,說別人批評中共的後面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是在用人權要挾中共。就算如此,如果我們不買中共的托辭,堅持要中共停止迫害自己的人民,那麼,中共改善自己的行為後,別人不就沒有辦法要挾了嗎?這樣,既為中國人民帶來實惠利益,又打擊了別人「不可告人」的目的,一舉兩得,不是更明智嗎?


所以,正常的思維是,不管對方做得怎麼樣,只要指出的是事實,就應該聽取並改正。有人說「正人要先正己」。這又是一種誤解。這話應該是批評者自我勉勵的話,那是批評者境界高,為了更有說服力,嚴格要求自己的表現。但是,不能作為被批評者牴觸別人意見的理由,不是有句話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


在外國元首要跟中共談論人權問題時,有一個很典型的被認為是「機智」的回答,就是「你沒有資格跟我們說中國人權,因為一百多年前你們嚴重侵犯過中國人民的人權」。在說起中共天不怕地不怕,破壞自然,污染環境時,也有個類似的說法,就是「西方強國不也轉移污染工業,甚至把廢料運到別國嗎?」言外之意是什麼呢?就是西方國家曾經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為什麼共產黨就不可以侵犯中國人民的人權呢?西方國家能夠污染中國,共產黨怎麼就不能污染中國呢?


中國要與世界接軌,融入世界潮流,就需要聽取國際社會的意見,除了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還要研究先進的制度。為了化解國際社會在人權、民主自由等方面的壓力,中共總是用「說我沒做好,你自己要先做好」來無理取鬧,誤導民眾,受害的是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


4)「對共產黨要一分為二」


共產黨自知壞事幹絕,所以,希望人們能對它一分為二。老百姓自己也附和著說,「難道共產黨一點好事也沒干?」這種觀點聽起來好像有道理,但是這要看一分為二的場合和目的是什麼。


一個殺人犯,殺人償命,按照法律來說,就已經可以給他定性了。如果在法庭上要求一分為二,想用小時候曾經幫助老大爺推過車,植過樹什麼之類的來抵消殺人罪,那是不可接受的。


拿國家和政黨來進行類比的話,可以看一下二戰以前的德國。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的元首,他的經濟政策使德國的經濟連續多年以100%的速度增長,德國的失業率從30%降到0%,德國當時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因為在一戰以後德國是戰敗國,英法列強對德國是很歧視的,要收它的賠款,但是希特勒當了元首之後,德國成了歐洲的強國,特別是1936年成功地在柏林舉辦了奧運會,使得很多國家對它刮目相看。當時德國修建的高速公路都是可以起降戰鬥機的,很多地鐵的挖掘都是希特勒時代完成的,而且希特勒當時說要讓德國的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轎車,這就是德國「大眾」車牌的由來。但是不管希特勒在經濟上做了多大的努力,在軍事上取得多大的成功,有人說他是軍事家或是經濟學家,這些都不重要了,因為他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全球九千萬人的傷亡,造成了四千億美元的損失,同時他在集中營裡面對猶太人殘酷的屠殺,有六百萬猶太人因為二戰在集中營裡失去生命。這些事情就足以給希特勒和納粹定性了,所以今天你要是到德國去的話,沒有人說我們要對希特勒和納粹進行一分為二,而且包括現在擁有納粹的標誌,或者對希特勒崇拜都是違法的。


我們再拿日本人打一個比方。侵華日軍在中國除了殺人,它還辦了很多實業。特別是在東北三省,它開工廠,開礦業,一直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當時東北三省的老工業基地,很多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包括當時東北三省作為全國鐵路網最發達的地區,都是日本人弄的。甚至南京大屠殺之後,日本在中國也搞了很多文化活動,比方說盂蘭盆會,到南京秦淮河兩岸看一看那也是屬於花柳繁華、溫柔富貴的,大上海那也是朝朝飲宴、夜夜笙歌的地方。那麼我們要不要感謝侵華日軍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呢?也要來個一分為二呢?我們好像沒有人這樣想,因為日本人有南京大屠殺,有七三一部隊,有三光政策,而且這場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兩千萬軍民的傷亡,就這些事情本身就足以給侵略戰爭定性了。


所以回到共產黨這兒,在奪取政權之後,中共造成了中國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四千萬人是被它屠殺掉的,四千萬人是活活被餓死的,這個屠殺的數量超過納粹德國法西斯的十幾倍,超過日本人四倍,另外一方面,共產黨又出賣了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所以就這兩件事情本身,就足夠給共產黨定性了。


在另外一方面來講,共產黨它自己做事情它也常常不一分為二,它常常把事情做絕了。比如它在鎮反的時候,為什麼不對原來國民黨的官兵一分為二呢?在迫害劉少奇、打倒林彪鄧小平的時候,那時候怎麼不對他們一分為二呢?


 


 


【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下)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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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0月10日訊】目錄
 
5. 利用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1)利用電影灌輸黨文化
(1)「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
(2)主旋律與多樣化
2)利用戲劇、歌舞、曲藝等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1)附體在民族文化之上
(2)八億人八個樣板戲
(3)審美習慣具有滯後性
(4)利用移情作用
(5)相聲、曲藝、小品的獨特作用
(6)中共文藝作品裡滲透著強烈的激情和戰鬥性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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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利用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共產黨認為文藝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只能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中共奪取政權以後,從經濟上把文藝演出團體收歸國有,從組織上把文藝界人士變成「體制內人」並對他們實行思想改造,在創作上對文藝界耳提面命嚴密控制,在短時間內把所有的文藝形式,如電影、戲劇、歌舞、曲藝等,都變成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和灌輸黨文化的工具。


1)利用電影灌輸黨文化


(1)「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


二十世紀初興起的電影作為一種全新的藝術和娛樂形式,與傳統藝術形式相比,具有很大的優勢,迅速在社會上普及開來。嗅覺靈敏的共產黨很早就注意到電影。列寧說:「電影是教育群眾的最強有力的工具之一」,「在所有的藝術中,電影對於我們是最重要的」。1949年8月,中共宣傳部發佈了《關於加強電影事業的決定》,指出:「電影藝術具有最廣大的群眾性與最廣大的宣傳效果,必須加強這一事業,以利於在全國範圍內,及在國際上更有力地進行我黨及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宣傳工作。」1951年,中共奪權後第一個思想改造運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毛澤東親自捉刀,對《武訓傳》進行高調批判。毛澤東此舉預示著其後的中共歷任黨魁都對電影這一藝術形式格外重視。1953年,對電影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部完成,早於對其他民族工業的改造。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中共把電影生產納入第一個五年計畫,對電影進行行政指令性管理。


從1949年到1966年間,中共總共拍攝了700多部故事片,全面編造「歷史選擇了中共」的謊言、圖解中共各個時期的政策、正面烘托黨代表人物、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有《白毛女》、《鋼鐵戰士》、《南征北戰》、《青春之歌》、《紅旗譜》、《地雷戰》、《地道戰》、《李雙雙》、《紅日》、《小兵張嘎》、《英雄兒女》、《野火春風斗古城》、《霓虹燈下的哨兵》等。


在這些影片裡,中共領導人、中共的所謂「英雄模範人物」、甚至心理陰暗、行為下賤的中共特務都成為被歌頌的對象。電影這種媒體形式使中共能夠「逼真地造假」,俊美的男女演員、詩情畫意的環境氛圍、傳奇般的或史詩性的情節設計,最大限度地達到了烘托黨代表人物的作用。人們心理上覺得藝術作品裡的人物形象更「本質」、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資格代表「黨」,殊不知他們看到的只是「黨」的假面具而已。



1949年以前,電影主要是一種城市藝術。為了擴大電影的宣傳範圍,中共以行政區為單位進行電影發行,系統建立電影放映隊,把宣傳觸角伸向農村和廠礦基層。1949年全國電影放映單位為646個,到1957年增加到9965個,其中電影院1030個,電影放映隊6692個。工會放映隊在1954年一年放映114000多場,觀眾達1.1億人次。這種電影放映隊一直活躍到八十年代中期,對普及黨文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90%以上的「十七年」(1949年到1966年)電影被打成毒草,文藝領域成了樣板戲的天下。1979年,「十七年」影片被大量解禁,當年全民平均觀看電影28次,全國電影觀眾達293億人次之多。這種現象其實反映了中共的一個統治策略。在經濟上把人民剝奪到一無所有,所以只要經濟狀況略有好轉,人們就對中共感恩戴德;在文藝領域把人民剝奪到一無所有,人們就會對灌輸黨文化的宣傳品甘之如飴。


傳媒研究發現,一種媒體越是訴諸人的多種感官,越是容易取得較好的效果。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綜合了文學、音樂、美術、表演等等,全面訴諸人的各種感官,是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宣傳形式。中共在電影裡塑造了大量的黨代表人物,他們的說話聲調、面部表情、肢體語言等等,成為人們、尤其是青少年模仿的對象,比如毛澤東在地圖前「指揮若定」的形象,蘇聯影片中列寧的演講動作等等。很多電影中的語匯進入人們的日常語言之中,例如電影《英雄兒女》中王成的台詞「為了勝利,向我開炮」就一直流行到今天。電影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改變著人們的心理和行為模式,其效果之巨難以估量。


中共對電影的重視程度超過對文學的重視程度,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似乎越來越是如此。1989年之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趨於收緊,1990年到1992年之間,在電影上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主旋律」高峰。


(2)主旋律與多樣化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共的經濟改革,電影界也嘗試引入企業管理和競爭模式。目前中共大陸上映的國產影片中,大約25%是所謂「主旋律」影片,70%是娛樂片,5%為藝術片。然而,電影的宣傳功能並沒有被削弱,它只不過採取了更為複雜精緻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電影仍然承負重要的灌輸黨文化的職能。中共政策保證了主旋律電影的高投入、大製作、紅頭文件發行,各級組織觀看。《大決戰》投資數千萬元,拍攝地區涉及十三個省,參拍群眾多達十五萬餘人次,中共對此的重視可見一斑。中宣部、中組部、國家教委、廣播電影電視部、文化部、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共青團中央等單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發行放映發出聯合通知,要求各級單位組織觀看。《開國大典》、《焦裕祿》、《毛澤東和他的兒子》等影片的觀眾數量都相當巨大。


其次,主旋律電影向高科技化、精緻化、人情化發展。八十年代以後,由於國門打開,觀眾的辨別力加強,中共從前編造的赤裸裸的謊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電影人揣摩觀眾心理,發展出一套複雜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謂「革命歷史題材」的影片裡,創作者刻意製造出記錄片的假相,把具有傾向性的對歷史的陳述假扮成客觀的歷史。戰爭影片注重大場面的表現,以逼真的戰爭幻像衝擊觀眾的理性判斷,使其不願去分辨歷史與敘事。影片中的「革命領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個人,以對他們的親情、愛情、友情等的呈現,拉近與觀眾的距離。「黨的敵人」也不復是以前電影中那副庸碌無能的模樣,他們被表現為有一定才華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歷史的較量中,敗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領導人的棋高一招。


《江澤民其人》中記錄了一件事,可以佐證中共主旋律電影手法的精緻。江澤民曾應邀觀看電影《開國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鏡頭讓他十分好奇,因為看起來像是極為珍貴的記錄片。江澤民問導演那些鏡頭是從哪裏找到的。導演回答說,那些鏡頭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們剛剛拍攝的,經過特殊技術處理後,看起來就像記錄片一樣。江十分滿意,看完電影後總結說:「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騙過去了。」



中共的經典宣傳片的基調是偉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隨著它歷史上越來越多的罪惡被揭露出來,並且陷入一個又一個現實的困境,中共必須採取不同的宣傳策略為自己辯護。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領袖被塑造成雖具有崇高人格、但在無情而必然的歷史進程面前也無能為力的悲劇型人物,以求得觀眾對他們在歷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諒解,同時使觀眾體會到普通人的快樂,從而更安於現存的社會秩序。
另外一個被廣泛採用的手段是「煽情」。電影《鄧小平》的導演聲稱:「我們必須把鄧小平的一系列偉大革命創舉,變成巨大的情感衝擊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為感性的情緒!」《焦裕祿》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眾性葬禮場面,用熒幕上群眾的哀哭感染劇院中的觀眾,使觀眾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動之餘,認同他們所代表的「黨」的形象。


第三,娛樂片也同樣承擔著灌輸黨文化的職能。《電影通訊》1991年第五期評論員文章說:「作為一種創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個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數作品與少數作品的關係,不是指這一題材與那一題材的關係,不僅不排斥任何創作,反而要求滲透於一切作品的創作指導之中。」


一些影片因為有娛樂片的外包裝,其中的黨文化非常隱蔽,觀眾在欣賞歷史傳奇、愛情故事、或感歎視覺奇觀時,不知不覺地被灌輸了黨文化的觀念和趣味。電影《英雄》耗資2.5億人民幣,以美輪美奐的電影語言,謳歌獨裁強權和暴力征服;《漂亮媽媽》把下崗工人的悲慘遭遇歸咎於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兒子耳聾),間接掩蓋了中共政策失當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積失業的事實;更多的影片編造故事,替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第四,中共利用電影貶低傳統文化和傳統人物。經過長時間的黨文化宣傳灌輸,絕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傳統文化和傳統社會的本來面目。八十年代以來,很多電影人雖然力圖反抗黨文化,但因為他們本身在就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長大,因此只能用黨文化的邏輯推想傳統社會的真實樣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傳統中國社會集封閉、壓抑、野蠻於一身,似乎還沒有中共統治之後的社會開化、進步。其實,這也是按照進化論那套邏輯推出來的,是在用另一種方式重復黨文化。


第五,無所不在的黨文化成為電影的審美風格元素,滲透於一切影視作品之中,利用觀眾的懷舊情緒,鞏固黨文化對人心靈的桎梏。


與其他藝術式樣相比,電影有自己的特點。比如,文學、美術、音樂表現什麼、不表現什麼,有很大的自由空間,而電影必須全面表現故事發生時的物質環境。因此電影畫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經過精心佈置,使它們能再現故事發生年代的典型環境。比如,表現文革時期的環境,要有毛像、大字報、綠軍裝、紅寶書等。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共產黨一黨的天下。要想表現這一時期的典型環境,只能使用帶有濃重黨文化色彩的物品、聲音和場面。這些場景往往喚起觀眾的懷舊情緒,使觀眾覺得雖然那個時代有很多缺點,但畢竟自己曾經拚搏過一回,就像普希金說的,「那過去了的,就會成為美好的回憶」,過去的日子不管多麼痛苦和荒謬,但人們那時還年輕,現在回想起來不免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充滿說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會招致反感,所以這種「順手捎帶」的方式,就成了影視作品在客觀上幫助中共灌輸黨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這種勾起人懷舊情緒的電影元素往往是電影要表現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這些符號攜帶的信息才不會引起人們的警戒心理,暢通無阻地進入觀眾的頭腦之中。


影視(《激情燃燒的歲月》)、歌舞、文學、時尚、甚至廣告(北京中關村曾經有一個巨型廣告,仿照文革宣傳畫風格,上書「Internet就一定要實現」)、旅遊(「紅色旅遊」)等等都在加入這個「懷舊情緒」的大合奏,其實都是在幫助中共鞏固黨文化對中國人心靈的桎梏。


2)利用戲劇、歌舞、曲藝等多種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


中共的文藝宣傳形式,很多是從蘇聯生搬硬套來的。但是,因為灌輸黨文化的對象是所有中國人,中共必然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資源,以適應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輸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劇、話劇、評劇、豫劇、呂劇、越劇、粵劇、秦腔、秧歌、黃梅戲、花鼓戲、二人轉、京韻大鼓、河北梆子、山東快書、相聲、評書,中共無所不盜,黨文化附體在這些傳統文藝形式上,流毒可謂廣而且深。我們這裡重點探討幾個相關的問題。


(1)附體在民族文化之上


既然中共給人民帶來了那麼多的災難,為什麼有那麼多「民歌」歌頌共產黨、毛澤東?這難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體現嗎?其實不然。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1943年,這首陝北高原上傳唱數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詞改編成《東方紅》,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換成了東方、太陽和毛澤東,從此在中國大地上唱響,成為黨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


類似的「借屍還魂」的例子數不勝數,比較有名的有把懲惡揚善、扶危濟困的白毛仙姑變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繹「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民歌劉三姐中的唱詞「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原來是諷刺忘恩負義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誇財主家豪富,財主心腸比蛇毒。塘邊洗手魚也死,路過青山樹也枯」,把劉三姐變成階級鬥爭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編歷史劇」利用古人的嘴,宣揚中共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如《逼上樑山》,林沖「從恨高俅個人到恨整個剝削階級」:「要把這世界翻轉了,那須得槍對槍來刀對刀。」


經過三十年的文化滅絕運動、把優秀民族文化破壞殆盡以後,中共向人民和世界宣稱:它代表了正統的中華文化,同時更加肆無忌憚地打著傳統文化的幌子販賣黨文化的邪惡貨色。它所以敢更加肆無忌憚,是因為世界還不了解中國,人民多忘記了傳統。失去了敬神向善內涵的偽飛天、偽千手觀音和偽民歌民樂,伴著邪黨文人花言巧語、似是而非的詮釋,給中共的黑暗統治裝飾了一道華麗的花邊,同時更隱蔽、更徹底地摧毀人們對神佛的正信、變異了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藝術品味。


(2)八億人八個樣板戲


傳統戲曲對忠孝節義等美好情操進行形象化解說,對於維繫社會的道德水準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二十世紀以來,激進知識份子對所謂「封建禮教」橫加批判,傳統戲曲也被大加撻伐。魯迅在論及戲曲改革時說:「(改革)不久也就沉寂,戲劇還是那樣舊,舊壘還是那樣堅。」這恰恰從反面說明,戲曲的形式和內容是一個整體,是傳統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大肆改動,也就不是戲曲了。



1949年以後,中共 「改制、改人、改戲」, 戲曲界被摧殘得百花凋零。才子佳人、帝王將相、因果報應被批判,只有經過改編、能夠承載起中共灌輸黨文化的職能的戲劇,才被允許存在。劇作家吳祖光憤而指出,中共「把擁有幾萬出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寥寥幾出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文革中推出的「樣板戲」是中共利用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的登峰造極之作。


樣板戲一般是指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以及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交響音樂《沙家濱》。這些京劇和舞劇,有些在文革前就被創作出來了。在江青直接指揮下,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麵人物,在正麵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為指導原則,把這些戲劇改造提純,使之更符合中共意識形態需要。文革中,絕大部分電影和戲曲作品被作為毒草禁映禁演,樣板戲和樣板戲拍成的電影幾乎是僅有的合法文藝形式。十年中它們反復上演、播出,強制性地讓群眾收聽觀看。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中國人,對樣板戲都有刻骨銘心的記憶。


樣板戲從創作到演出集中了當時戲劇界最優秀的人才,在技術上的確有可圈可點之處。可是,樣板戲大肆篡改歷史、渲染暴力、歌頌仇恨、顛覆傳統價值觀、對中共領袖和所謂「英雄人物」進行無限神化和吹捧,這一切都說明它們是為了一個邪惡的目的服務。那麼,其技術越精良,危害就越大。


文革後,樣板戲在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時間。可是,聽慣了樣板戲的八億人民為樣板戲的復活提供了土壤。時至今日,樣板戲中的某些唱段仍然為人津津樂道,某些樣板戲被吹捧為「經典」,重新走上舞台,或者被改編成電視劇公開放映。可見樣板戲的陰魂不散,樣板戲灌輸的黨文化也已經在幾代中國人的心裡生根發芽了。


今天的人們可能會覺得樣板戲這種宣傳方式,非常簡單粗陋,人人都能一眼識破,因此不會對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響。可是,中共的宣傳也是量體裁衣的。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國人,生活和思想都相對簡單,也許絕大部分人都能意識到楊子榮、阿慶嫂、李玉和、柯湘等人的形象經過了藝術誇張,但卻多半不會想到,他們反映的,是完全顛倒、扭曲了的歷史。


文革以後,戲曲人才和戲曲觀眾紛紛老去。隨著新的媒體形式和審美習慣的興起,戲曲逐漸被邊緣化,中共宣傳部門對戲曲也不再像以往那麼重視了。


(3)審美習慣具有滯後性


人的審美習慣具有滯後性,也就是說,形成或者改變一種審美習慣,往往比形成或者改變一種理性思維更加困難。因此,中共利用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雖然似乎見效比較慢,不像殺人、搞政治運動那樣能夠立竿見影地製造出恐怖氣氛,也不像輿論宣傳那樣能夠迅速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但文藝宣傳訴諸人的感情,培養一種獨特的審美習慣,入人心深、危害隱蔽而持久。


2004年「七一」之前,中共在全國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所謂「紅色經典」演出,節目包括歌劇《洪湖赤衛隊》「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歌劇《江姐》及歌舞等。據說「很受群眾歡迎」,「票房很好」。一位觀眾在接受採訪時說,「這部作品曾經伴隨我們走過了人生最重要的年代,我們是唱著『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聲走過來的,在七一這樣特殊的日子,重看這樣的經典歌劇讓我似乎回到從前。」


這位觀眾也許並沒有說假話。可是,藝術和審美並不是存在在真空之中。在共產中國這樣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裏,大量的歌曲都帶有強烈的黨文化色彩,否則就難以理解為什麼「黨」那麼熱衷於在各種節日、紀念日辦「歌詠比賽」和「文藝匯演」。


過去的人們一張嘴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烽煙滾滾唱英雄」、「一條大河波浪寬」,現在則是「一位老人在南海邊劃了一個圈」、「 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新時代」。《東方紅》、《歌唱祖國》、《長征組歌》、《唱支山歌給黨聽》、《黨啊,親愛的媽媽》、《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來到咱農莊》、《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這些歌大多運用民歌風格,曲調優美上口,使人百唱不厭。對領袖的忠誠、對「黨」的熱愛,就在人們搖頭晃腦之際被悄悄壓進了他們的潛意識。就灌輸黨文化的效果而言,這些歌曲起的作用絕不亞於四卷《毛選》。


有過出國經歷的人,只要想一想改變自己的飲食口味多麼困難,就知道清除共產黨培植的邪惡審美心理有多麼不易了。


(4)利用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簡單地講,就是愛屋及烏,因為喜愛欣賞事物甲,連帶著也喜愛欣賞事物乙丙丁。商業廣告經常請娛樂明星推薦某個品牌的商品,追星族們因為崇拜該明星,對他/她推薦的商品也不加別擇地接受,這就是移情作用的效果。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邊是家鄉。清早船兒去撒網, 晚上回來魚滿艙。四季野鴨和菱藕,秋收滿舨稻穀香。


人人都說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魚米鄉!洪湖水,長又長,太陽一出閃金光。共產黨的恩情比那東海深,漁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強。」


中華大地的山川秀麗、物產豐饒跟共產黨並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有,也是被破壞的關係。可是這麼一唱,毫無邏輯關係的兩件事物之間被強行了扯上了關係,人們因為熱愛祖國的自然風物,好像也對共產黨充滿了好感和感恩情緒。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5)相聲、曲藝、小品的獨特作用


中共發動政治運動不是從擺事實、講道理開始(因為如果能夠擺出事實、講出道理的話,它也就不需要發動政治運動了),而是往往首先進行人身攻擊,用粗鄙的想像編造迎合人的陰暗心理的妖魔化故事,從而達到挑起仇恨的目的。實踐證明,這種栽贓法,十分有效,屢試不爽。


比如文革時,很多人根本不懂得為什麼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於是中共散佈謠言,說劉的老婆王光美為了自己的皮膚好用牛奶洗澡。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能喝上牛奶都是了不得的,而劉少奇的家屬用牛奶洗澡!於是人們根本不需要知道為什麼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就可以對他切齒痛恨、鄙夷不屑了。


基於同樣的道理,戲曲、相聲和小品等文藝形式在貶低傳統人物和傳統文化、打擊中共的敵人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五十年代的很多相聲都是講破除「封建迷信」的,很多傳統文化中的觀念和風俗都在被諷刺挖苦之列,比如婚俗、陰陽的觀念、宗教信仰等。很多人都會記得,在一個流傳極廣的相聲裡,一位老太太請來一尊神像,鄰家的小伙子問:「您是多少錢買的?」老太太教訓他:「不能用買,要說請。」小伙子改口說,「那您是多少錢請的?」老太太心疼地說,「嗐,就他媽這麼個玩意兒,八毛!」善男信女被醜化為庸俗功利的愚夫愚婦。


2001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上有一個小品《賣拐》


 


 


【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中)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解體黨文化】之三:灌輸手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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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10月8日訊】目錄
 
3.利用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
1)用文學作品圖解中共的理論和政策
2)灌輸中共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
(1)批判對神的信仰,灌輸無神論
(2)破除傳統觀念,灌輸階級仇恨
(3)美化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4)貶低人性,歌頌黨性
3)中共利用黨文學進行灌輸的幾個特點
(1)全方位盜用民族文化形式
(2)善於利用文學技巧
(3)用禁書加強文化飢渴
(4)用重復增強癮好效應
4)從「看得見的黑手」到「看不見的黑手」


4.利用教科書灌輸黨文化


1)政治課:騙你沒商量
(1)課程多、課時長、覆蓋面寬、要求嚴
(2)把黨文化裝扮成「德育」、「常識」、「原理」、「基礎」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學內容——時事政治
(4)灌輸仇恨和歪理,培養憤青和政治冷漠
(5)政治課絕不放鬆
2)歷史課:自欺欺人
(1)政治掛帥,歷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學科
(2)掩蓋、篡改、斷章取義,把真實歷史碎片化
3)語文課:寓騙於樂
(1)課文的選擇
(2)老師的教法
(3)考試的導向
(4)新近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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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邪黨的文人歌功惡黨


《九評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產黨政權社會,無論其如何專制和極權,社會都有一部分自發組織和自主成分。……共產黨政權中,所有這些自發組織和自主成分被徹底剷除,取而代之的是徹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權結構。」共產黨極端嚴厲的社會管制造成的後果之一是獨立的知識份子階層的消失。中共把一部分知識份子在肉體上消滅,把其他人編進各種各樣的「單位」之中。單位實際上是中共在城市對人民進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組織形式。知識份子喪失了不受政權控制的謀生方式和自由言論空間,無奈地淪為中共的附庸,在強大壓力下和走投無路中,他們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式歌頌邪黨,來保全性命並且養家餬口。中國社會素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中共政權利用民眾對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過文人的著作和言論間接向民眾灌輸黨文化,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建立並維持一個「偽知識份子」階層一方面使中共擺脫了「清議」和輿論的制約,另一方面使它能夠隨時隨地偽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會輿論」,為其邪惡統治辯護。


中共收編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們入黨並加入政權(政府、人大、政協),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歷史學家吳晗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把他們安置在民主黨派內;把他們安置在科學院(社科院)、大學或文史館等機構,或者安置在作家協會、戲劇家協會、文聯等部門。在文革中和妻子雙雙自殺的翻譯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後極少數不屬於任何「單位」的自由職業者之一。


為便於意識形態掌控,中共於五十年代進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把很多學校的哲學系合併一處。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被稱為資產階級學科,被徹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漸恢復。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校、社科院、大專院校機構臃腫,人員眾多,打著「科學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計地替中共論證合法性。


經過組織收編、思想改造、暴力震懾、利益引誘、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萬敢言知識份子)等步驟,中共把所有知識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數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膽小懦弱的只好隨風倒,奸佞諂媚的便主動投懷送抱,充當邪黨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學界、史學界、文學界、科學界、宗教界內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這些人平時裝模作樣,炮製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論證「馬克思主義是真正的科學」、「社會發展五階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學具有階級性」、「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充實黨文化的基本武庫。運動來了,這些人就如魚得水,用緊跟形勢向「黨」表忠心,用胡編亂造歌功惡黨、用斷章取義、深文羅織、無限上綱打擊中共的「敵人」,靠出賣人格從黨主子那裏討一點殘羹剩飯。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學者組成的寫作班子)、八九民運後的何新、鎮壓中的何祚庥、於光遠、潘家錚等人,皆屬此類。


邪黨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後有何祚庥。


被中共稱為「文化旗手」的風派文人郭沫若比變色龍還善於變化。中共讓他檢討他就檢討,讓他批武訓、批胡適、批胡風,他就批得比誰都起勁,讓他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就給哪個歷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則立場不斷變化的中共讓郭沫若都覺得無所適從。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風向的變化,馬上檢討說:「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沒有學好毛澤東思想,沒有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為了諂媚毛澤東和共產黨,提出「毛子」和「無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學的規律符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精神」。就這樣一個科學痞子,成為中共打擊?的主要「理論來源」。


正信、真理、和人類正統的道德體系都有穩定不變的特點。可以隨世俗權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稱為道德,不斷「與時俱進」的真理從來不曾有資格被稱為真理,對一個不斷變化的東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黨文人的朝三暮四、出爾反爾必然會破壞掉人們殘存的對人性和美德的最後一點信心,鼓勵人們拋棄一切道德準則,以中共的好惡為好惡,把維護中共政權的存在當作第一需要。


本書一二章已經對學術界、宗教界、科學界的黨文人做了相當的揭露,我們在本節將重點剖析文學領域的邪黨文人是怎麼歌功惡黨、改變中國人的善惡標準的。


廣義的文學包括各種文獻和著述,也包括狹義的文學作品。由於語言在人類文化系統裡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統文化對語言和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歷來非常重視。


中國文化是一種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來源於至高無上的天道,因此說「文以載道」;文學可以提高道德、涵養性情,因此說「修辭立其誠」、「詩者持也,持人情志」。歷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學創作當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莊重誠敬的心態,創作了大量的優秀文學作品,這些作品其實正是他們清靜高尚的內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為一個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對意識形態的重視,超越於往古來今一切政權之上。中共邪靈入侵之後,文學不幸淪為中共製造黨文化、灌輸黨文化的可恥工具。肯對中共俯首聽命的無行文人飛黃騰達,不願放棄自己人格尊嚴的作家詩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剝奪了寫作或發表的機會,只能在社會邊緣鬱鬱而終。


共產黨的文藝思想,由馬恩開其端,列寧承其緒,毛澤東總其成。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公開宣稱:共產黨「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這段殺氣騰騰的講話,拉開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黨文化、操控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序幕。從此,「政治標準第一,文學標準第二」,「文學為階級鬥爭服務」,「全黨辦文藝,全民辦文藝」,「主題先行」等等,成為中共禦用作家創作的指導原則。


1)用文學作品圖解中共的理論和政策


縱觀中國現當代史,不難發現,幾乎每一次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都從批判某一部文藝作品或某一個文藝思潮開始。


四十年代的整風運動從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開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運動,從批判電影《武訓傳》、「紅樓夢研究」和所謂「胡風集團」開始,文化大革命用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祭旗,而批判電視片《河殤》則是「六四」鎮壓後的思想整肅的重要步驟。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隨著中共的指揮棒翩翩起舞,用文藝作品圖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論和政策,滿足不同時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為了適應中共「土地改革」(剝奪地主土地)和後來的「合作化運動」(剝奪所有農民土地)的需要,文人們創作了《暴風驟雨》、《三里灣》、《創業史》,替中共掩蓋其在政治運動中殘酷的殺人整人、明火執仗的抄家和搶劫行為;為了醜化國民黨,把中共發起的內戰裝扮成「解放戰爭」,文人們創作了《林海雪原》、《保衛延安》、《紅巖》;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寫《誰是最可愛的人》;中共需要圖解對資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創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文人就創作《紅旗譜》;中共需要引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文人就創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謳歌「大躍進」,全國就躍進出數以百萬計的偽民歌。


有人看了中共抹黑法??的電視劇後,說:「看了這個電視劇,我才知道為什麼要禁法??。」言外之意,不看這部電視劇,他還不知道為什麼要禁法??。中共的文藝捏造竟成了其「政策正當性」的依據,可見輿論灌輸在這場最新的鎮壓運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實,歷史上中共煽動消滅「剝削階級」,用的是同樣的手法。雖然人們在生活中見到的地主(其實就是普通的土地擁有者)大多是勤勉誠實、熱心公益的厚道人,但經過中共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這些用藝術手段捏造的地主形象。中共當年在其佔領區用歌舞和戲劇教育士兵,很多戰士都是在看完《白毛女》等劇作以後,「激起了階級敵愾,燃起了復仇火焰」(周揚語),被中共「教育」成了「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戰士」。


2)灌輸中共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


(1)批判對神的信仰,灌輸無神論


無神論是中共思想的基礎,而各大正統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傑出的文學作品都是描寫神、謳歌神、追尋神的,像希臘羅馬神話、但丁《神曲》、彌爾頓《失樂園》、班揚的《天路歷程》、中國的《西遊記》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寫崇拜物質、崇拜暴力的文學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學者篡改、閹割、曲解有神論文學。於是,宗教成為「精神鴉片」,天堂地獄變成「封建迷信」,神話傳說成為原始社會生產力不發達時期人們對自然力的恐懼的形象反映,孫悟空和《失樂園》裡的撒旦變成了無產階級和受壓迫者的代表。


(2)破除傳統觀念,灌輸階級仇恨


中國傳統的詩教講究「怨而不怒,哀而不傷」,即使在哀怨傷感的時候,還要控制自己的情緒,使其歸於平和中正。中國古典文學裡,充滿了描寫忠孝節義、美好的親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的作用是宣洩和淨化,古羅馬文學家賀拉斯則認為文學的功用在於教育和娛樂。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即使寫到仇恨,也多是從懲惡勸善的角度寫,描寫和煽動仇恨和傳統文學的特點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因此,灌輸和煽動階級仇恨就成了中共黨文藝的首要任務。仇恨,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為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語。


「這個十八歲的女奴,一雙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裡燃燒著刻骨的仇恨!」


這是電影劇本《紅色娘子軍》的開篇。在此劇本基礎上改編的舞劇劇本變本加厲,對仇恨的渲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她昂首挺胸,雙眼迸射著仇恨的烈火」,「她們緊握雙拳,傾訴著滿腔憤恨」,「心中燃起了強烈的階級仇恨」,「軍事操練在充滿階級仇恨的刺殺聲中結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報仇雪恨」……舞劇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歲不到的花季少女,就這樣被描寫成了毫無人性的殺人機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極度匱乏,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們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學生能夠把老師用皮帶活活抽死,在廣西大地上「階級敵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無罪惡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這種仇恨文學之賜。



(3)美化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產黨要把自己粉飾成「歷史發展的必然產物」、「中國人民的必然選擇」,就需要全面篡改歷史,把歷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歷史前進的動力」。於是,中國歷史上有定評的大奸大惡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壇。暴虐的商紂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頌德的對象。中共奉農民戰爭頭領為先驅,殘忍嗜殺、暴虐無度的黃巢、張獻忠、洪秀全成為中共文學殿堂裡的正面形象。這裡僅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張獻忠嗜殺成性,當時的四川一省人口幾乎被他以各種方式屠戮殆盡,富庶的天府之國變成人間地獄。


獲1982年茅盾文學獎的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一卷下冊開篇,以田園詩般的優雅筆調寫道:「不斷遭受戰亂的谷城一帶,自從張獻忠的農民軍駐紮在這裡以後,稍稍有一些太平氣象。」


當然,美化這些歷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這些歷史人物之後,中共就開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貶低人性,歌頌黨性


閱讀中共的文藝理論著作,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人性」一詞被當作貶義詞來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現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敗的、甚至是反動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現了階級性(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對階級兄弟的友愛),那就是好的、進步的作品。表現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愛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類之愛」的作品被貶斥,而表現黨性戰勝人性、「無產階級覺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這種邏輯塑造出來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雙全,不食人間煙火,對黨忠心耿耿,對敵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瑣,兇殘狡詐。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說,描寫某地區嚴重缺鹽。年輕的母親為了把鹹菜當作「黨費」交給地下黨,把瘦得「細長的脖子挑著瘦腦袋」的妞兒(小女孩)手裡的一根醃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這位母親把「黨」置於家庭和親情之上,於是獲得了黨文學的肯定。


中共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無性別特點,苦大仇深、意志如鋼。愛情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在中共的文學作品裡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經過處理,被用來襯托「革命事業」的「壯麗和偉大」。如果男(女)主人公愛情萌動,另一方往往要壯烈犧牲,於是主人公化悲憤為力量,繼續投身革命的「滾滾洪流」。主人公因愛而結合是革命文學作品的大忌,因為一旦組成家庭,瑣碎的日常生活就會「腐蝕革命者的鬥志」,中共也就無法「繼續革命」、「不斷革命」了。


因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題先行」的創作原則,所以每次中共有什麼新的需要,應景的文學作品就會被批量生產出來。以上只是舉了幾個小小的例子。


3)中共利用黨文學進行灌輸的幾個特點


黨文化是附著在中國文化之上的一種附體文化。中共極善於利用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的形式和元素,達到增強宣傳效果的目的。


(1)全方位盜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對人類文化的態度從來是為我所用,只要對其統治有利,就一概拿來,決不手軟,亦不吝惜。在文學方面,舊體詩詞、白話詩、各體民歌、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章回體小說、散文、話劇、戲曲等等,全部被用來承載黨文化的內容,美其名曰「舊瓶裝新酒」,「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


這樣做當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審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穩定性。經過長期積澱而形成的審美習慣不會輕易改變,那麼與其另起爐灶用新瓶裝新酒,就不如利用人們固有的審美習慣,把黨文化的內容偷偷夾帶進去。這種承載了黨文化內容的民族形式,既給人親切感,又給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達到了中共的宣傳效果。於是,人們在吟詠詩詞、哼唱小調、讀小說、看話劇的時候,不知不覺地成了黨文化的俘虜。


(2)善於利用文學技巧


雖然「黨」幾乎是文化的反義詞,幾乎等於「武化」、「粗鄙野蠻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黨」又非常善於利用文化,「黨」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為了更好地達到黨文學的宣傳效果,的確費了一番苦心。白描、襯托、懸念、包袱、呼應、波瀾、心理描寫、典型性格、個性化的語言……東西方古典文學中成功的技法,幾乎都被拿來使用。


因為中共文藝重視「普及」,即主要針對文化不高的工農群眾,所以炮製出來的文學作品雖然水平有限,但還是相當成功地達到了灌輸黨文化的目的。


(3)用禁書加強文化飢渴


對於飢餓的人,隨便什麼食物都是美味珍饈。中共知道,御用文人們炮製出來的所謂文學,絕無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學名著媲美。妒忌的醜女人無法把自己變美,就只好設計害死美麗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後,有計畫地毀書、禁書。文革中,凡是跟美有關的事物,都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中國人的文化飢渴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飢渴難耐之下,人們不得不飲鴆止渴,黨文學於是乘虛而入。


(4)用重復增強癮好效應


人並不需要以酒為生;對於不喝酒的人來說,酒的味道也並不可口。可是為什麼就有人嗜酒如命呢?這就是癮好效應。長期浸泡在一種文化裡面,人們會養成一種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滿足了這種期待,就像搔到癢處一樣,使人產生滿足感。所謂美感,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就是對癮好的滿足感。懂得了這一點,就不難明白,美感有時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為地製造出來,而人的審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


中共也利用了這一點。「黨」的教條被包裝成一句口號、一首歌、一幅畫、一個比喻、一個形象,而後被用各種方式不斷重復加強,硬生生給中國人製造出一種變異的「美感」。被稱為「山大王的詩」的「毛詩詞」、粗野不文的「毛文體」、飛揚跋扈的「毛體書法」被重復、模仿、崇拜,有人還以為它們是二十世紀中國藝術的頂峰。今天,所謂「紅色經典」還在中國大行其道,這一事實表明,中共長期以來刻意培植的民眾對其邪惡文藝的心理依賴仍然沒有失效。


4)從「看得見的黑手」到「看不見的黑手」


透視中共黨文學,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中共建政後的黨文學,可以以文革為界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從1949年到文革;後一個階段從文革結束到現在。前一個階段「黨」上足了發條,拚命革文化的命,專文藝的政,緊箍越箍越緊,圈子越劃越小,是一個「收」的過程。而文革之後,「文學為階級鬥爭服務」的口號棄置不用,「突破禁區」、「解放思想」,束縛作家創作的條條框框越來越少,似乎是一個放的過程。現在的中國文壇,美女作家、「痞子文學」、「下半身寫作」,光怪陸離,真是「解放」得夠可以的了,在這種情況下,怎麼理解中共對文學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學上一般把二十五年左右當作一代人的時間。從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一共二十九年。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歲以上、世界觀已經形成的人,到1978年的時候已經60歲或更老,過了退休年齡。那時候活躍在各行各業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長大的;換句話說,到1970年代末的時候,黨文化已經基本確立了。於是中共變換策略,從一些領域做有限度的撤退,從以前那個無所不在的「看得見的黑手」變成幕後的「看不見的黑手」,在整體上「宏觀調控」黨文化對民眾進行回流灌溉。(當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隨時伸出來。)


黨文化確立的證據就是:不待「黨」的直接領導,經過「思想解放」,「放」出來的文學,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後有名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對文革的解釋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轍——犯錯誤的是林彪四人幫、「極左思潮」,「黨」還是偉光正的,不光勇於承認錯誤,還善於改正錯誤。


尋根尋出來的是「黨」按照進化論那一套推出來的不存在的蠻荒時代,誘導人們把「黨的錯誤」歸結為「封建遺毒沉渣泛起」;「意識流」流動的是打散重排的「向黨交心」和憶苦思甜;寫實寫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黨」告訴大家:「人生就是煩惱、命運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對「黨」說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著確實不容易」,「活著就好」,「要珍惜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調侃和嘲諷為能事的文學作品實際上是在用另一種語言垃圾反對黨語言的垃圾,暗示如果不和「黨」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確證個體價值;與各種性亂現象一起造成性倫理在中國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學,則給人以「黨天下」言論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國的文化生態,呈現出極端複雜的面貌。只有真正認清中共的真實面目,才能以簡馭繁,不為各種假相所迷惑。中共為了維護自身的存在,無所不用而又毫無底線。它可以「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但它也可以反對敵人反對的,擁護敵人擁護的,只要「敵人」不反對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壯語、粗言惡語、也可以溫言軟語、甜言蜜語。一邊是主旋律,一邊是多樣化;一邊是「四個堅持」,一邊是「雙百方針」。「一切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列寧語)登上權力顛峰時,它說:「勝利者不應被譴責。」(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殘喘時,它又會說:「面對強大的敵手,明知不敵也要毅然亮劍。即使倒下,也要成為一座山,一道嶺」,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動機的悲劇英雄。


「我必須對歷史負責……我承認,對手可能比我強大得多,可對方已經寶劍出鞘了,我能不亮劍嗎?我想試試運氣,就算屬於我的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但總要由我去畫個句號吧?」(《亮劍》)


「生存是什麼?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隻狼,注定了是一隻狼,一隻鋒牙利爪的狼,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時代的文學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著那個時代。這兩段中國大陸暢銷小說中的話,一段搶佔「失敗英雄」這一最後的宣傳制高點,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權力宣示。這些現象表明,黨文學不但沒有退出歷史舞台,反而擴散到種類繁多的作品當中,更加難以辨別,難以抵禦。


經過幾十年中共惡黨控制的文人的灌輸,中國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價值觀,仇恨變成了崇高,殺人放火變成了正義,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對象,殘忍的黨性代替了人與人互相關愛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惡的標準被顛倒了,文學喪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變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蓋罪惡的遮羞布。從這種意義上說,邪黨的文人無疑是中共殺人的同謀和幫兇。


4.利用教科書灌輸黨文化


一個人對事物的判斷主要由兩個因素決定:一個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個是處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維方式。對於現代人來說,新聞媒體是最重要的信息來源,學校教育是塑造思維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輸黨文化,必然極端重視新聞媒體和學生的教科書。前者我們在第一節已經談到,這裡重點談中共教科書的灌輸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國教育,包括國立、私立和教會辦三種模式。1949年以後,所有學校被收歸國有,中共當局通過「黨委負責制」、制訂法規、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學校權力,通過組織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馴服教職員工,用教科書給剛剛成長起來的青少年系統洗腦。毛澤東說,「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中共在青少年的心靈上恣意塗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輸黨文化的重要陣地。


從所謂「解放區」教育開始,中共就開始建立系統的政治課程。取得政權以後,中共教育部門逐漸將政治教育法規化,強制各級學校實行。50年代高校設立的政治課程包括:「馬列主義基礎」、「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基礎」等等。在非運動時期,這類課程可以佔到大學授課總時數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運動到來之際,這種按部就班的講授就顯然達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種運動、政治學習、聽報告、軍訓、學工學農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課堂講授,幾乎吞噬了學生一大半的在校時間。饒是如此,毛澤東仍然認為,1966年以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了我們的學校」。1967年,中共中央《關於小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學一至四年級學生只要求學習毛主席語錄,兼學識字,學唱革命歌曲,學習一些算術和科學常識。五、六年級學習毛主席語錄、「老三篇」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十六條」,學唱革命歌曲。這還只是這場被稱為「教育革命」的鬧劇的小小一部分。



這場歷時十年以上的全民強化洗腦在社會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惡果。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正常時期」,中共是怎麼向學生灌輸黨文化的。


1)政治課:騙你沒商量


(1)課程多、課時長、覆蓋面寬、要求嚴


古時候的學童,開蒙學習的是灑掃應對進退的禮節、禮樂射御書數的常識,用的教材裡面本身就包涵著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來,兒童除文化課以外,還上公民課,學習內容是民主社會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可是中共把教育當作階級鬥爭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人格健全的個人或理性負責的公民,而是「聽黨的話,跟黨走」的接班人。教學目的不同決定了教學手段和內容都不同。


從小學到大學(這是概括的說法,其實灌輸從幼兒園就開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國的學生一直要上一門政治課,課時之長,課程之多,要求之嚴,古今中外僅見。


在不同的階段,這門課有不同的名稱和側重點。小學時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會發展史」、「國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養」、「哲學常識」、「經濟常識」、「形勢任務」,大學裡叫「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法律常識」等等。這些課程,雖然名稱不同,但宗旨只有一個,那就是證明「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這些課程估計占學生總上課時數的近五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這些課程不是可有可無的選修課,而是不折不扣的必修課、核心課,列入各級考試必考科目中。在某些升學考試裡,政治不及格者一概不予錄取。


(2)把黨文化裝扮成「德育」、「常識」、「原理」、「基礎」


黨文化是無中生有的騙人的玩意兒,可是要想讓人無抵抗地接受,就要把它打扮成自然而然、自古已然、天下同然,「放之四海而皆准,衡之古今無不通」。於是,反人性的階級仇恨教育被稱為「德育」,反常識被稱為「常識」,歪理被稱為「原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被稱為「基礎」,好像全世界人民都在學習這一套東西。毫無抵禦能力的青少年學生完整地把這一套虛假而扭曲的世界觀、人生觀接受下來,從此變得狹隘而偏執,以為所有正常人都是這麼思考問題的,而共產中國才是世界的樣板,動輒貶斥不同觀點為「反動」、「沉渣泛起」、「亡我之心不死」。某中學生學完社會發展史,問老師,「既然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那資本家不順應歷史潮流,他們是真糊塗呢?還是裝糊塗?」


大學的哲學史以馬克思劃線,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學被稱為古典哲學,不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就是唯心主義的,總之尚未發現真理;馬克思以後的被稱為現代哲學,全部帶著垂死的資本主義的腐朽沒落氣息。中國的傳統思想,如果還有一點合理成分,那也是辯證法或唯物主義的「萌芽」,是先民們「天才地猜測」到的。各種《哲學史參考資料》一類的書,按照這種結論閹割史料,把豐富的歷史剪裁成「兩條路線」的鬥爭史。學了這樣的哲學,讓人似乎覺得「天不生馬列,萬古如長夜」,令人納悶既然馬恩列斯毛一勞永逸地發現了真理,為何不把其他的書一把火燒掉。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學內容——時事政治


中共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流氓黨,其立場原則不斷變化,即使那些善於緊跟形勢的人,也不一定知道應該對某一件新近發生的事情持什麼態度。「時事政治」教育解決了這個難題。在高考和其他一些大型考試中,總有一定比例(一般是10%)的試題是關於時事政治內容的,強迫學生按照中共當局對事件的解釋作答。2000年的高考政治卷中,就有一道詆譭???的選擇題。


(4)灌輸仇恨和歪理,培養憤青和政治冷漠


人權說白了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權利。可是經過多年灌輸,「人權」這個詞在絕大部分中國人心目中成了一個貶義詞,至少是一個可疑的詞。聽到這個詞,人們的第一反應是:「說話的人沒準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我可得多加小心。」


中共知道青少年最沒有辨別力,因此仇恨教育一貫「從娃娃抓起」。1999年以後